3、请你结合苏轼在黄州的词作,谈一谈苏轼是如何实现物我两忘、乐观旷达的人生

一、宠辱不惊， 超然物外曾经荣耀的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而他却能随遇而安，坦然对之。他的一首《初到黄州》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苏轼没有一丝抱怨，他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没有宠辱不惊， 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如何有这等闲情逸致，这等洒脱的诗句！当时在定惠院寓居的他，还作了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正是苏轼独立不倚刚正不阿，自甘寂寞，孤高自赏，不随俗俯仰的政治操守的象征。这首词既是词人对自己过去因独立危行而不见容于世的反思， 也是今后将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之人格的豪迈歌唱!如果说《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还流露出一丝作者内心的愁怨，那么之后的《定风波》则表达了更多的从容和旷达。元丰五年( 1082) 三月，东坡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杖篱徐步，心定气闲，并引以为乐，写下了《定风波》一词：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正是苏轼后半生应世态度的写照：政治失意，身处逆境，苏轼依然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无论政敌们如何诬陷、打击、迫害，他照样舒畅地说笑吟歌，我行我素地漫步自己的人生，对困境安之若素，从容面对，淡然处之。“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地举重若轻，大无大有，这也正是苏轼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

苏轼于宋元丰三年(1080)被“安置”黄州，由原来的知州事一降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成了被流放的“罪人”。政治生活上的这一变化，无疑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苏轼初到黄州，总是三天五日，去城南安国寺参禅礼佛，“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黄州安国寺记》)，“杜门僧斋，百想灰灭”(《与蔡景繁)))，想用禅学来解脱思想苦闷。这年，他从冬至开始，在天庆观“斋居四十九日”，可“亦复无所行运”(《与滕达道书》)。

苏轼政治上的失意，引i起了他经济生活上的急剧下降。吃饭、居住都相当困难。开始寓居黄州城南的定惠院。“小屋如渔殉，蒙蒙云水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随僧蔬食”，“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与王定国书)))．．“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答李端叔书)。家眷到来，“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少游书)))，“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债负山积”(《与章谆书)))，生活日益困顿，只得“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抉，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与泰太虚书》)”，”甚与穷者相宜“(“与章谆书》)。这时的苏轼成为道道地地的“齐安民”了。这种生活方式上不寻常的改变，对于苏轼来说，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来经受，甚至有时还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不久，苏轼又从定惠院迁居临皋亭。尽管他政治上的失意，带来了经济生活上的困难，而他的道德品格，却赢得了普通农民和下层士人的尊敬和同情。他同和尚、道士、农夫、樵子、渔翁、商人、郎中等都建立了程度不等的联系，同他们议论时事，咏史怀古，摹山范水，畅谈人生，成了知音。“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在经济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父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水果。还有的帮助他在临皋亭高坡上盖南堂，在东坡上盖雪堂。苏轼从这里看到了“四海皆弟昆”(《东坡八首》之七)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到了元丰四年(1081)，苏轼的日子更加贫困。尽管苏轼仍然处于极端矛盾的思想状态中，但这一矛盾由于他参加了耕作劳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他的老友马正卿，为他去郡中请得城东的坡地五十苗。对于“平生未尝作活计”(《与章谆书》)的苏轼来说，亲自参加劳动，自然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化。事实上，辛勤劳动，获得成果，增加收入，正好表明他选取的是一条既可解决生计，又能解脱内心苦闷、开阔思想境界的道路。这种探索和追求的过程，苏轼都一一写进了他的著名的劳作诗中：《戏作种松》(一o八 o年一月)、《东坡八首》(一。八一年二月)、《东坡》(一。八一年二月)、《浚井))(一。八二年一月)、《蜜酒歌》(一。八一年十月)、《向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一。八二年二月)、《次韵孔毅甫久早巳而甚雨三首》(一o八二年二月)、《元修菜))(一o八三年一月)、“南堂五首》(一。八三年三月)。而“东坡八首》、《东坡》则是苏轼居黄州时期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光辉记录。

躬耕东坡，谈何容易!东坡座落在黄州城东的一处山坡上，

方圆五十亩。如今工厂、学校、机关、商店错落其间。从这些单位的基建取土来看，黄土卵石层覆盖数米厚。可以想见当年苏轼在此耕种时环境的艰苦：“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东坡八首》之一)真是一点也不假。

苏轼正是在这样贫瘠的黄土坡上，从事着辛勤的劳作。开垦东坡的土地，真是如同“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之八)，难怪苏轼在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尤其不幸的是这一年又发生了大旱。尽管如此，苏轼还是很有信心，坚信劳而有获：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粳徐，东原莳枣栗。 苏轼过去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官时，做过许多有益于农民的事情，也写过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词，但却没有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实践，缺乏种植知识。在他躬耕东坡时，就多亏附近老农对他的帮助指导了。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相忘。

《东坡八首》之五

由于他把麦子播早了，不满一个月，麦子就猛长起来，成了一整块麦被。他还认为麦苗很好，丰收在望哩!有经验的老农很关心他的耕种，见了东坡麦地，就告诉他说：你要麦子明年有好收成，千万不能让麦苗长得太茂盛了哇l否则，麦苗就会冻死的。要想明年丰收，就应该把牛羊赶进麦地，让它们把麦苗吃掉和踏掉。苏轼照着办了才避免了一场冻灾。

苏轼躬耕东坡，得到老农的帮助，又何止这～次呢他在给章子厚的信中，还生动地描叙了这样一件事：一日，苏轼刚刚买回的一头牛突患重病，几乎要死。请来面诊的牛医，也识别不出牛病的症状。正在这时，只见一位老年农妇走上前来，把牛上上下下端详了一遍，说：苏居士，你这头牛害的是痘斑疮。只要以青蒿粥治之就行了。苏轼又按照老农妇的话去医治牛病，果然见效。

当地老农对苏轼的关心爱护和苏斌尊敬老农，重视老农的耕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东坡八首》之二

苏轼根据东坡地势高下，土性干湿来安排什么地方适合于种什么作物。肥沃地方种麦稻，山坡地方栽枣栗，低洼地方种果蔬，雪堂周围栽竹树。还向大冶长老要了桃花茶种子间种在桑园里。他又根据季节变化安排开垦和种植，一年四季都安排得非常得体。从而使他“去年东坡拾瓦砾”，“日炙风吹面如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换来了新舂入甑，玉米照筐。使他喜从心来，诗兴大作：“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柱。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笛。”(《东坡八首)之四，劳动不仅可以创造物质财富，也可以美化人的一心灵啊！

作经验，已经成为千古美谈。

老农多情，东坡亦多情。苏轼由于投入辛勤的劳动，对贬居黄州后第三个春天的雨水调匀，十分喜悦：“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这一年的麦、稻真的丰收了，他甚为快慰，设酒请客，编歌庆贺，“使家僮歌之。时耜从于东坡，释耒而贺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l”(((哨遍))序)。这不能不说是苏轼在思想感情上的一次飞跃，即由过去的同情劳动人民，到现在的共忧同乐。

苏轼在黄州所写的劳作诗，由于出现了新的生活内容和他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的飞跃，也带来了他在诗歌语言上的变化。诗人为了如实表达新的生活，语言也自然朴素，明自如话了。《东坡八首》之五，即富有农家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字里行间，充满着与农民水乳相融的真情实感。它充分地反映了苏轼在黄州的诗作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 关于苏轼这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元丰四年冬，大雪纷飞，他考虑的是：“今年黄州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书写)))瑞雪兆丰年，东坡可望丰收，固苏轼所喜，也是所有农民之喜；但积雪盈尺，则是舍外无薪米者所忧，苏轼亦为之耿耿不寐。这时的苏轼，至少在对待大雪这件事情上，不是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感情么。这自然会赢得农夫和下层士人的敬慕与爱戴，故当他离开黄州时，“山中友”办起丰盛的酒席，为他饯行；黄州人，用锣鼓相送。他们和苏轼在感情上就是如此的融洽。

南宋洪迈曾指出t“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自乐天然。”(《容斋三笔》)自居易曾被流放到忠州(今

四川忠县)任刺史。他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观，寄情山水，以抗逆境，在忠州东坡写下了不少的闲适诗，如《东坡种花》、“步东坡》、《别东坡花树》。苏轼贬居黄州，对自居易在忠州时的爱好，甚为契合，于是便以黄州荒芜的故营地，命名东坡从事耕作，以求从四时万物的生长变化中得到宽解和慰藉。并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悟出了“平生懒惰今始悔，老大勤农天所直”(《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的人生意义，因而自号“东坡居士”。近千年来，东坡这个号竟自斐声流传，妇孺皆知，在人们的印象中，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和字，恐怕和他在此期问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并从而创作了上述《东坡八首》，《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有很大关系吧。

总之，苏轼贬居黄州，过着穷困的生活，从事艰辛的农事劳动，与农民有了共同的语言，产生了较为融洽的感情，发而为诗，创造了他的不朽的劳作诗歌。这些诗，写前人所未写，言前人所未言，题材新，意境新，质朴有味，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人诗中独具一格，是很信得深入研究的。

《东坡诗论丛》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

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挫折，是他整个人生尤其是其词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儒道禅这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内心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比之于苏轼其它时期的词作，黄州词所表露出来的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存在状态的多元性更为特出、鲜明和完整。

正所谓“悲愤出诗人”，人生的不幸往往造就文人之大幸。黄州时期是苏轼词作的丰收期，据薛瑞生先生考证，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至元丰七年（1084 年）四月一日谪居黄州时期，词作近 100 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 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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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黄州期间，苏轼对词境的开拓还表现在朝外在世界的开拓上。晚唐五代文人的词作中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是局限，不过是亭台楼阁、绣户闺中而已。

宋朝后柳永将词境进行了开拓，于是词作里面开始出现对都邑市井的描写，张先则把词境的拓展倾向于日常生活与官场。苏轼在承继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则做了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描写。

如《满江红•江汉西来》中有“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译文：长江、汉江从西方奔流直下，在黄鹤楼望去，浩淼的江水如葡萄般碧绿澄澈。江水相通，好像都带着岷山和峨嵋山融化的雪水浪花，这便是锦江的春色。

的句子，横贯着一种奔走流动的气势，更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描壮阔雄奇之景，浑厚深沉。

总之，黄州生活给予词人以众多的写作素材与灵感，使得苏轼的黄州词在词境开拓这一方面有了显著的成绩。

-苏轼

最开始的时候，作者与客人一同泛舟，因为风景秀丽，气氛很好，所以作者的情怀是欣喜的。在第二段（过渡段）作者听到了忧伤的萧声，所以才有了疑问：为什么如此美好的环境中会如此悲伤？

客人的回答解决了他的疑惑（这个客人到底有没有还有争论，因为赋就是主客问答的文体），客人说到了美好的事物转瞬即逝，连曹操这样的大英雄也不知何方，何况我们这些小人物，如此，作者的心情又有些悲戚了。

而再后来，作者想通了天地总是在变化的，但很多事物却始终没有质的变化，每一种事物都有所属，只有大自然可以任所有人观赏，如此，我们也不必羡慕永恒的事物，能拥有自然美景，也是很幸福的，最后情绪又转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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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被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苏轼因写下《湖州谢上表》，遭御史弹劾并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元丰五年，苏轼于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两次泛游赤壁，写下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后人因称第一篇为《赤壁赋》，第二篇为《后赤壁赋》。

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黄州生活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沦为带罪之身。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上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初到黄州的苏轼住在黄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况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写的一样："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飞不起。"春雨萦萦，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开始了躬耕生活，亲自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陶渊明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句，真得惊人，而透出一股"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之态。谪居黄州后的苏轼，因生活窘迫，在友人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请得东坡荒地，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他仰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栽花种树于"东坡"，安享闲适之乐的情趣，苏轼曾说："出处依稀是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他此时写的《东坡八首》，表现了其任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趣、人品，无不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四》），此时的他，俨然一位朴实勤劳的农夫，纵观《东坡八首》，有一种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有的是一种从劳动中获得知识之乐，耕种之乐。"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没有丝毫的矫情，才显得如此朴实清新。

诗人最终以"东坡居士"自居，所谓"居士"者，应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汉代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号"居士"者，都与佛教有关，至少表达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对苏轼来讲，也可说标志在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识中的佛教思想急剧增长了，但也不排除此间他儒家思想依然浓重，道家思想影响也颇深。但若他还是死抱着孔子那套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学稼学圃"小人"的古训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东坡了。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之人，这样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从现实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经过今昔物我的自审，他能以旷放超逸的精神来对待现实，若没有这样的超越，摆脱世俗的偏见，即使为生计所迫，也不会亲自垦荒、建房。他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到："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其实，初到黄州的他居于定惠院，家眷来后无房住，于是便住于城南江边被废弃的旧驿站临皋亭，亭后有荒山竹林，亭靠长江，引发了诗人美妙的联想，看着诙谐与自嘲的笔调，叙述了面对现实的随缘自适，在此没有一种刻意的归隐之意，而是将这里的一切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一种旷达之情，这是黄州生活对苏轼的影响，用这样旷达的精神来蓄养自尊与自信。

二、"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对佛老思想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是困窘的，又加贫病交加，内心痛苦矛盾。这一时期的他"归诚佛僧"，住于定惠院一间偏僻干净的斋房，闭门谢客，自我反省，专心研究佛经，对道家也有一定的探讨，以佛禅来洗刷自己的灵魂。矛盾的想法，纷扰的思绪，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清净的归宿。此时他的思想，有人认为是儒佛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是佛老思想占主导，有人认为是儒家占主导，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苏轼是广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种思想，"为我所用"，建立自己独特的旷达的人生观，此时的他彻悟到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但他最终却是以热爱生命、尽享人生的乐观态度面对世人，并其善于解脱忧患的达观的处世态度倾倒了无数后世文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以儒家为思想支柱的中国士大夫们最熟悉的话，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士大夫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被贬放于天涯海隅，那些治国天下的抱负不得不收拾起来，佛道的出世哲学便自然亲近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而心灵敏感的诗人们，则最易倾倒于禅门，南禅宗的"顿悟"投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坐禅，不念经，不苦行，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山居不如意，可隐于市。历史上佛老思想也曾是一些困窘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而苏轼则从佛禅中寻找到了医治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反省过去，将佛教思想当作了度过厄运的"忘忧草"，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超越，求得了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提倡"儒佛相通，禅教相通"，试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统一，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南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易于被百姓们接受，一切生活琐事，最平凡的行为都是修行，对那些接触过佛教经典，同时有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样宽容的宗教理念为他们在做官与归隐的矛盾中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很好共容，是与禅宗与道教的宽容性分不开的。

苏轼一生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命运多舛，仕途坎坷，遭遇颇似柳宗元，而柳宗元好佛及其儒佛调和理论必然影响到他，苏轼又性爱自然，不喜凡俗之束缚，又颇与陶渊明相吻合，苏轼曾有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渊明是他的前生，今生的他如渊明一样梦中清楚，醉中清醒，可见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后来他还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所以陶渊明的出世归隐、远离尘缘的人生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了苏轼。此外，苏轼自幼对《庄子》也是耳濡目染，他脱岸破崔，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个性又决定了他必然对庄子产生共鸣。庄子达生达观，鄙视荣华富贵的人生哲学也影响到了苏轼。在对待三教繁荣态度上，他公开提倡三教合一，是以维护孔孟之道为前提，以孔孟之道为中心，让佛老为己所用，他发掘了佛老二教中与儒相通的部分，于是他才会一方面积极地在仕途上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又以具有宽容性的禅宗的很多独有生活方式、修行方式来调节自己的生活，缓冲生活压力，从而完成对佛教和对现实人生的双重追求。

苏轼早年是受到一定的佛教熏染的，母亲、父亲、兄弟、亲朋好友大都好佛老，他本人也好佛老之书，好交世外之人，好佛老文学，好游寺院宫观，好佛老之事。他最初接触到佛老思想是在任凤翔盗判时期。少年时他所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他对佛老出世、无为的思想是有所抵制的，作为政治家的他，断言好佛老必致亡国灭身，他认为佛教徒是为逃避"寒耕暑耘"和劳役才出家的，斥佛教教礼为"荒唐之说"。但在处世态度上，佛家讲究"无住"、"不执着"，而苏轼便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态开始了与佛家的交往，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无住"的佛教真谛，与之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谪居黄州后，由于政治上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加之对人世间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他有着"我今飘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的飘泊之感和"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的飘零之痛。幽独的生活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佛老思想。他在《与章子厚书》中写到："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之，不复笔砚矣。" 由于苏轼屡因文字得罪，而今又遭贬谪，"其中但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使生出无穷也。"为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加之生活的穷困潦倒，于是他走进了僧房，或面壁静坐，或阅读佛经。在黄州的四年中，隔两天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般若心经》、《清静经》、《六祖坛经》、《传灯录》……无所不读，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苏轼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已经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逐渐给人"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的感觉。

然而，苏轼从来都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黄州时期以前的他"锐于报国，拙于谋身"如今遭贬谪，内心必是痛楚的，现实生活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禅家说"无心"，心无所住，苏轼在历经坎坷后是深有体会，此时的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关注人生，他读佛经也非为成佛，而只希望从中寻求生活的智慧，这才铸就了他乐观开朗旷达的人格。

苏轼学佛也好，学老庄也好，目的并不在于抽象哲学研究，而在于经世致用，裨补人生，对于佛教是进行另外理性的吸收。他拜读佛经，既非为了自度也非为度人，他只是借佛教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了分析，他不学佛经而通达佛理，他还在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到："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可见也非为出世，不但不想远离人间是非，而是要分清人间是非，从而纠正人间万般错误，洗尽人间愁苦。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与子由弟》），这是他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旷达之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此外，他对学佛中出现的懒散放逸有清醒的认识，如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学佛的宗旨，"静而达，见识通达，心胸开阔放达"是他追求的境界。他告诫世人，要以自我检索，取精华而弃糟粕。

事实上，苏轼也并未在佛老思想中找到真正归宿，他按自己需要吸收佛理，同样在《答毕仲举书》中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同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读佛书洗濯心灵，好比农夫除草，虽然野草除了又长，但总比不除好，佛教禅宗义理对他来说，是一种缓和紧张、消弭分裂、维持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苏轼的这段比喻与神秀的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有着相通之处，而他也确实在实践自己洗濯心灵，追求清静通达的主张。他从未想过"出生死，超三盛，遂作佛"，对"世之君子"所谓的"超然玄悟"表示怀疑。他认为"超"好比吃龙肉；"期于静而达"好比吃猪肉，猪肉听来确实不如龙肉美味，却可以一饱口腹，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形而上学的谈禅论到。固然玄妙却无补于事，可见，它信佛，是将佛作为觉悟者来崇拜的。而所谓的"三世"转生、"六道"轮回，不过是"粗浅假说"。苏轼很赞赏毕仲举信中所说，读经、参禅、信佛也不过是为了"处世的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而已，达到此目的就"乃为至足"。苏轼即是按着自己的心理需要来理解佛禅，不搞玄谈，他用禅宗观点支撑苦境，战胜厄运，靠的是心灵的超越。禅宗讲"即心即佛"，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以心为万物之本，而同时，有讲"心即无心"、"无住于心"，这是对心的消解，苏轼深得其理，一方面重内心而轻外物，以心灵的高标绝尘来视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无心于外物"，保持心境的虚空廊落。因此，素食在黄州时期参禅悟道，并非并非是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追求旷达人格，他终究不是穷究经义的法师，而只是一个从佛书中吸取人生哲理的"东坡"居士。

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作品中佛老思想的体现

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苏轼，借助于佛老思想消解忧愁，作为一位自叹"崎岖世味尝应编"（《立秋日祷语，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和"人生识字始患忧"（《石苍舒醉墨堂》）的文人，加之受到儒佛老思想影响，他不免产生出"人生如梦"的浩叹了。早年的他便写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这样具有人生空漠感的句子，当时的他已领略到了生存的漂浮不定，生命的终归寂无；他也感到了些许人生的虚幻，"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凤翔八观·维摩象，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饮酒时他也作旷达了悟之语："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其二）

禅宗思想中，人是具有超然之心的，人生态度上也不是为求出世而消极随缘。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入世，以平常心为道，强调人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追求。因此，当苏轼陷于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虚无的矛盾时，佛老思想也就成了他自我解脱的武器。禅是一种人生哲学，当人们在仕途受挫后，心灵饱经忧患后，往往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点便会变成"亲自"的体验。

人生的虚幻之感，"人生如梦"的感悟，在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中多能感受到。在词中，他不断提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十二，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和前韵》）。《圆觉经》中有语："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在《赤壁怀古》中，苏轼借用了佛经中的"灰飞烟灭"来表达了"人生入梦"、"如寄"、"如逆旅"之类的话语，是他吸收了佛、道思想并经过自己理解与思考而产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本人的苦闷：人生在世，极不自由，现实生活种种因政治、礼教、风俗等因素造成的具体情况像一张大网将人束缚，而无形中的"天命"又将人罩牢，无奈之下，只有"人生如梦"的理想才能看破这红尘世界，才是从精神上抵抗忧患贫穷的麻醉剂，对待富贵荣华的醒酒汤。"人生如梦"的彻悟，来源于他的遭遇与人生体验，显然是受到佛加"四大皆空"和道家"人生如寄"思想的影响，而"人生入梦"的观点，却使苏轼摆脱政治理想破灭的惶恐，"梦里栩燃蝴蝶，一身轻。"从而成为实现旷达人格的武器，于是，苏轼终于从"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返回了"何似在人间"的"入世"，珍惜、依恋人生，从而达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一个旷达的人，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处之。晋人张季鹰从"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抽身远祸，却编造了一个超然的借口：因秋风起，思念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弃官南归，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这个借口。他之所以要选这个借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风气，也因为张季鹰平时有追逐这种风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常常宣扬："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平时"任性自然，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陶渊明能"三仕"、"三隐"，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五柳先生"自居，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生活而自得其乐。苏轼贬谪黄州，出入于佛老，危难之时仍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黄州，成全了一个旷大洒脱的苏轼，也造就了苏轼一生文学的巅峰，大批名作脱颖而出。其中主要代表作是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散文前后《赤壁赋》等。在这些中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式的独行之士的潇洒、飘逸的形象，这个形象毋宁说就是苏轼自己，是苏轼在以超尘拔俗的品格和气节自诩。

《临江仙·夜归临皋》中"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更是展现了一个"无可无不可"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的形象：

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狠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诗人夜醉归家，敲门不应，于别人恐怕会多恼火，可苏轼却悠闲地倚杖倾听江涛水声。夜深人静之时，听江声，得启示："长恨此生非我有"，如能"忘却营营"便可在精神上得到解脱，人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了。《庄子·知北游》说："汝身非汝有也。"即是说人的生命、身体为天地自然造就，非人所有，《庄子·庚桑楚》又说："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苏轼显然受到了这样的启示，相通了一切，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静观万物，看到的是"夜阑风静谷纹平"的美好景色，在陶醉于自然美景时，生出了架小舟任意而行，在江海中度过余生的念头。当然，"江海寄余生"是苏轼一时之感，他并未架小舟消失于江海，而是倒头大睡，只闹得郡守虚惊一场。人生很少一帆风顺，所以只有看穿忧患，善于自我解脱，才能于逆境中站起来，旷达自适。

最能表示苏轼旷达人格的要算是这首《定风波》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雨中漫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诗人的意思决非仅在于此，而是表达一种坦然面对人世风雨的镇定。最为"罪废"的"逐臣"，躬耕东坡，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历了不少风险与磨难。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对风雨变化虽敏感，但总体上仍摇之不浊，处惊不变，失意淡然，任天而动，坦然行世。你看，别人在一片穿林打叶的阵雨中，个个狼狈不堪，唯有苏轼在风雨中，柱着竹杖从容前行，不觉狼狈，只管"吟啸徐行"。他懂得，风雨并无可怕之处，雨过仍会天晴，果然，不久天就放晴，眼前又见"山头斜照"在向人们招手，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经历阵风骤雨，得来的常常是轻松平静，诗人沐浴着雨后的凉爽，回首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既已云消雾散，斜阳也收敛了光辉。自然界如此，而人世的风雨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能将面对风雨不觉的态度移到面对人生忧患之上，泰然处之，处惊不变，则虽履危难而若行平地。这里所写到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与反省？待到过了艰难，到达彼岸，同样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感，无所畏惧，也就"无风雨无晴"了。苏轼还有一首题为《独觉》的诗："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末尾两句与该词的两句，几乎完全相同，足见诗人对这两句的喜欢之情，因为它映射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的心理折光。这是一种处身于世外的轻松之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人生道路不平，君子坦荡荡，自能履险如夷。"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念奴娇·送钱穆父》），逆旅的人生，若能如此旷达坦荡，自然风雨不觉，往深一层看，也不难看到禅家"不住于心"、"任运自在"的影子，无论世事如何风雨变幻，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惟"适"而已，这是他逆境中的从容。

四、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结语

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序言中这样写到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应该说，苏轼并不是像林语堂说的那样轻飘飘地悠然一生。但是，苏轼的确是一个乐天旷达之人，一生一生虽屡遭政治迫害，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足迹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的生活，但他却能努力地寻求自我解脱，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潇洒超逸的境界。

黄州时期的苏轼，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对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认识。沉思中，对待现实便以一种闲适旷达的心情处之，形成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从未使他真正绝望，他有深重的苦难感，又有轻松的超脱感。他终究是个儒生，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沉重。"诗文中有"人生如梦"、"古今如梦"、"万事到头终是梦"、"却对酒杯浑似梦"这样的句子，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轼一生既轻松释然，又悲沉肃穆。

佛家走向内心而否定人生，儒家走向社会而忽视人生，道家走向自然而简化人生。苏轼将佛教的走向内心当作探索人生的手段，以禅宗"一念清净"、"无心于物"的观念淡化客观环境的困窘，把道家地走向自然作为丰富人生的契机，而始终将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的哲学作为自己人生观的核心，批判改造吸收了佛老齐荣辱，忘得失，达生达观，不执一时得失，对贫富、贵贱、荣辱漠然视之，对人生所受的打击泰然处之，消解了生活给他的坎坷与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坎坷的磨砺，以及佛家"无住"、"万法皆控"思想在他心中生长，他的心态逐渐平和。

黄州时期的苏轼较之以前，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破红尘却始终难舍红尘，未脱尘根，才使他在旷达之外还保持了生活的热情，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面对多年的宦游漂泊的生活，他有过"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林江仙·送王缄》）的感慨，但后来的他借了一位歌女的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苏轼有首《定风波》：

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词原有一小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词为王巩侍妾柔奴而作。王定国也是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歌女柔奴随行，三年后，王定国北归遇苏轼。苏轼有感于广西为岭南地区，荒凉僻远，柔奴同行三年却越来越见年轻，相问之下，竟得"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样富有哲理的答案，苏轼自是大加赞赏，并加以引用。《金刚经》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就是劝人不要执迷，不惧忧患，苦乐随缘。苏轼多次遭贬，且愈贬愈远，却依然做到坦然面对，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的乐观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对柔奴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产生共鸣。"此心安处"，也便是"无心"，不留意于外物，不执著于外境，也便是"无心"，只要"此心安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是苏轼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寄寓，同时也成了他今后生活的预言。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海叔二首》）是一些学者心目中苏轼晚年的形象，也是苏轼一生的形象，黄州时期佳处迟留的顿悟，使其独特的旷达人格初步形成，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与清纯空灵，像玉一样光洁温润，但不刺眼；像茶一样香满人间却不炫耀；像轻风一样为人送爽却不声张，做到既有换人生，又热爱生命，既严肃执著，又豁达乐观的无处不超然得东坡居士。

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你好，亲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此词上阕写鸿见人，下阕写人见鸿，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全词借物比兴，写景兴怀，托物咏人，物我交融，含蕴深广，风格清奇，为词中名篇。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此词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上片着眼于雨中，下片着眼于雨后，全词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短，但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