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诗歌的类别及文学价值

乐府

乐府诗现在主要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最多）、杂 曲歌辞等12类中，不过最早对乐府诗进行分类的是蔡邕。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军乐、民间的歌辞

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又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军乐又分为 鼓吹曲辞 ：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 ：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民间的歌辞分为 相和歌辞 ：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 ：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 ：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汉乐府诗歌的文学价值乐府的情感内涵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乐府》的感情浓郁真挚，风格平实朴直，这是乐府的情感主旨。

在题材方面，乐府歌辞也非常丰富，

有反映人民厌倦战争：《古歌》《战城南》；有讽刺达官贵人：《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也有表现爱情婚姻：《江南》《有所思》《上邪》《艳歌何尝行》；有在婚恋诗中反映社会性的问题：《陌上桑》《上山采蘼芜》；有表现生活艰难和漂泊游荡：《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艳歌行》《悲歌》；更有表达人生哲理：《长歌行》《蒿里行》。

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与周朝民歌相比，增加了叙事性情节，甚至有的刻画了人物形象。

《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战城南》

抒情真挚浓郁，直抒胸臆。善于运用比兴手法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形式和语言方面，乐府突破《诗经》四言诗为主的格局，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成为后世五言诗的定型；没有了重章复沓；语言浅近直白，多用口语对话，富于表现力。

  此诗叙述一个孤儿受兄嫂奴役，苦得活不下去，所写虽然是一个家庭问题，同时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弱者的生活状态。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作上。汉乐府民歌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到汉末建安，更出现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一直成为中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以下是我整理了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点，希望你喜欢。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 故事 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

　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

　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四)：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 方法 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 经验 ，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汉代数百年间，豪族日富，黎民百姓日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妇病行》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典型作品。诗中描写病妇托孤、丈夫乞求、孤儿啼索母抱的情景，惨绝人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孤儿行》则反映了私有制下道德沦丧导致的一幕悲剧。孤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时，他“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他成了兄嫂的私奴，备受虐待，长年被驱使外出行商，回来又被使唤去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如此辛劳，却“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他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这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还是严重的社会悲剧。《东门行》则表现了百姓困不可忍之后的反抗。诗写了一个城市贫民，面临生活绝境，被迫铤而走险的情景。诗中的男主人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东门，却又转回，再看家徒四壁，无食无衣，难以活命，于是决计“拔剑东门去”。妻子用天道和人情劝阻，也全然不顾，毅然走上反抗道路。这种对剥削压迫的自发反抗，正是汉代“群盗并起，国之将亡”的预兆。这类民歌，远超先秦民歌“怨刺”的界限，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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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它在配乐的时候不免经过文人或乐工的改动，但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它是我们学习乐府诗的主要对象。乐府民歌题材范围很广泛：有暴露战争罪恶的，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有描写家庭男女问题悲剧的；也有些孤儿的啼泣，病妇的哀吟的。这一切都有其活跃的生命，有广大人民呼喊的声音，它使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实质。

关于暴露战争罪恶，表现人民大众痛恨战争、反对战争的情绪的，如“鼓吹曲辞”里的《战城南》：

战域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袅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在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首侍描述了在战争中不幸阵亡的士卒，他们的尸体都得不到埋葬，正好成了乌鸦的美餐。战场上一片荒凉景象，清冷的河水在无情地缸淌，岸边是昏茫茫的蒲苇丛，勇敢的士兵战死了，只有几匹受伤的马围着旧日的主人徘徊悲鸣。一望无际的疆场上，到处是一片死寂，再也见不到人们活动的踪迹了。战争不但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竟然在桥上盖起了营房，构筑了工事，致使交通阻塞，无法南来北往。诗中发问，“庄稼不能收获，君王您将吃什么呢？”年轻的将士们，早上出征时还是那样生气勃勃，晚上却不见他们归来的身影，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战城南》叙写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略去了两军对垒时刀劈剑砍、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紧紧抓住战斗结束后战场凄凉悲惨的景象加以描绘，把笔墨用在众多的死难壮士的遗体、驾马的悲鸣以及乌啄兽食、水深草长等方面，使人们通过这一切去感受战斗的激烈、残酷。表面上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反对战争的意见，字里行间，却散溢着人民大众对战争的愤恨和诅咒。作品中那摄人心魂的悲剧力量，使人为之动客。

与《战城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杂曲”中的《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并上生旅葵。各谷持做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这首诗写一个老态龙钟。衣裳褴楼的老兵，他整整度过了65年兵役的漫长岁月，今天才得以还家。这65年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但这一切都熬过来了。他在还家的途中，离家还远远的，就急切地询问乡里人，家中还有谁？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家已经成了荒坟。他抱着绝望的心境，走近了他的家门，在他的眼前，呈现着一派凄惨的景象：家屋久已衰败残破，当今已成为雉兔的栖身之所，以致见到人时，兔入狗洞，雉飞梁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他的心啊，完全碎了！当他走进家门时，映入他眼帘的是院子里长起了野谷，井台上生着野葵，满目苍凉。他还有什么希望呢？亲人已经死绝了，无奈他只好自己动手捣谷采葵，持做饭羹；饭羹熟了，他送给谁吃啊？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悲痛欲绝呢？他茫然地走出家门，望着苍茫的东边，老泪纵横，衣襟都湿透了。

《十五从军征》．全诗没有一句是诅咒战争的，但他通过对人物形象和处境的细致刻画，得出这一切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政策的结果，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血泪控诉。

也有从描写征人漂流异地不得归家而显示战争和徭役所加给人民的痛苦的，如”杂曲”里的《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诗是写征人怀念乡土的心情的。征人远离家乡，那种悲痛的心情，好像车轮一样滚来滚去。在汉代的战争中，许多农民被迫去当兵或做劳役，结果不是命丧疆场，腐肉为乌所啄，便是漂流异乡，难得与家人团聚。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

乐府诗里面有很多是反映阶级生活的，如揭露统治阶级奢侈*佚生活的“清商曲”里的《相逢行》：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一作如何两少年），夹（一作挟）毅问君家。君家戏易知，易知友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一作中子为中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啾啾，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大人且安坐，调丝方未（一作未遽）央。

这首诗把统治阶级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

统治阶级生活得越奢华*佚，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统治阶级的那种花天酒地生活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依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乐府诗里好些歇辞都深刻地描写了这种情景，最富有斗争性和深刻地反映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的是“清商曲”里的《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帐欲悲。盎中无斗来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艰久居。”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被贫困所迫而欲铤而走险的男子，他本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欲作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事，以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再回转家中，心情更加悲伤。他看到家里罐中无米，架上无衣。这就使他再下决心拔剑出走。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险，牵衣啼哭，动之以情，晓以利害。

最后主人公愤然表示，我头上的白发已渐脱落，再不能苦捱下去了。

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贪污横行，急征暴敛，摇役繁重，因此，农村经济破产，广大人民食无米，穿无衣，无法生存下去。翦伯赞先生曾说，赋税、徭役、武装的压迫和刑法的威吓，这就是东汉政府对当时农民的恩典。在这样浩荡的皇恩之下，当时的农民，如果不甘饿死，那就只有两条出路：不是自卖为奴婢，便是合伙为盗贼。这诗就是不甘饿死的农民起来反抗的一种表示，有很积极的意义，是乐府诗中斗争性最强的作品之一。

“相和歌辞”中的《陌上桑》，既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无耻的面目，又刻画了一个敢于反抗的坚贞、美丽、机智的女性形象。全诗三解，第一解写罗敷的美，作者用烘托等手法，写出罗敷之美，美到了让众人倾倒的程度。第二解：

便君从南来，五马立踯躅。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这一解写“使君”（东汉时对州太守或刺史的称呼）在春巡时遇到了采桑的罗敷，便立即被她的美貌惊呆了，顿生邪念，企图占有罗敷，派小吏前去询问罗敷的姓名、年龄，提出了“共载”的要求，被罗敷巧妙地拒绝了。

第三解写罗敷夸说自己夫婿的才貌。官职，以反击使君，使之无所施其技。

罗敷本是一采桑女，但她不仅有着容貌美，更有着美丽的灵魂，她不慕钱财、不慕权势，甘于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断然拒绝了使君的无理要求，表现出一名普通采桑女的高尚情操。而且，她拒绝的方式也是非常巧妙的，她用有夫、夸夫这种方式来拒绝，表现出她的机智和无奈。

东汉权贵劫掠、调戏妇女是屡见不鲜的事，这首诗，实际上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反映。罗敷以一个柔弱女子，怎能脱得堂堂使君之手？硬顶是不行的，含糊其辞以求遁逃，也是不行的，何以杜彼觊觎之念？她用“夸夫”作为回答，向使君描绘出一个官居要职。春风得意的“夫婿”形象，使使君自渐形秽，哪里还敢再生邪念。

乐府诗里关于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表现人民大众对它的抗议和愤慨的作品也不少。

反映封建制度之下的家庭悲剧的，如“清商曲”里的《孤儿行》。这首诗描写了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昔况，从而揭露当时的封建家庭的黑幕。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思想的支配，一般人都竟于扩大自己的私有时产，这就使得同根兄弟在接受父母的遗产时，往往互相残害，私有时产制度的存在必然造成人们不同程度的偏狭心理。因此，封建社会的一个孤儿在忍受不住压迫的痛苦时，只能喊出：“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的沉痛呼声，其实这只是当时千千万万孤儿呼声中的一个而已。

反映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悲剧，最典型的是“杂曲”里的《孔雀东南飞》，这诗表现了一时牺牲于旧家庭制度与封建伦理道德下的夫妇的悲剧。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有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等级限制，如“七去”条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使得做媳妇、子女、弟妹的在某些问题发生时，只有一味听从，任凭摆布，否则就是大逆不孝、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男女青年，这篇诗就是以这种封建社会里男女青年所普遍遭受的痛苦情况作为描写的题材，用单纯朴素、生动活泼的艺术语言把它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向旧札教提出控诉的，是一篇暴露封建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最有力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焦仲卿和焦母、刘兄，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兰芝是一个知书明理、勤劳能干的女子，她长的也是相貌出众，无与伦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妙世无双”的美人儿，却被婆婆看成眼中钉，恨不得一口把她吃掉。她嫁得焦家二三年，深感“君家妇难为”、“徒留无所施”。所以她不得不割舍对小姑的顾恋，与丈夫的恩爱，自请遣归。离开焦家，摆脱焦母的蛮横驱使，算是跳出了一个火坑。但是兰芝预料到性情暴如雷的哥哥，不会听凭她的意愿，让她再与仲卿团聚，想到这里，便感到心如油煎。兰芝回到娘家后，果然阿母劝嫁，阿兄逼婚，使她难以忍受，她与仲卿的磐石、蒲苇之盟又不能够实现，最后只得举身赴清池，用死来表现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抗争。

仲卿是个府吏，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不为母亲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以死殉情。

诗中通过对刘兰芝、仲卿爱情命运的描述，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并表示了对兰芝、仲卿的同情和赞美。

同样揭露封建婚姻罪恶的，还有《上山采蔗芜》：上山采蔗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诛。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濂，故人工织素，织濂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濂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生动的叙事诗，通过夫妇的对话，真实地把新人、故人的容貌、才能，以及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心理都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在这里，不仅使我们看到当时妇女悲惨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弃妇的勤劳的描绘，有力地讥讽了男子遗弃行为的愚蠢和不正当。

由于汉代封建统治者尊崇儒术，封建礼教更加残酷地束缚着人民，男女恋爱是得不到自由的。但是，当时的青年男女并不因此而畏缩或屈服，甘做封建礼教的奴才，恋爱风气仍是很盛的。乐府诗里也有描写男女恋爱的歌辞，如“鼓吹曲辞”里的《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诗是描写男女恋爱不为任何环境所吓倒的，是一首民间的恋歌。

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被统治阶级剥夺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他们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仍是相当健康的，因而表现在爱情上一真挚、牢固。他们认为爱情是神圣的、崇高的，海可枯，石可烂，而爱情不可移。

汉乐府诗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它使我们看到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和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压榨下呻吟的惨状；也能使我们听见当时人民大众脉搏的跳动和统治阶级荒*的笑声。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实质，我们可以通过对乐府民歌的了解得到比较真切的认识。

汉代乐府的民歌，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意义，而且也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有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而以叙事最为突出。在许多叙事诗中，都写得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诗中还富于戏剧性的独白和对话，不论是抒情诗和叙事诗，往往是借人物对话或近似戏剧中独白的第一人称的说话来表达。乐府民歌中还多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拟人他的手法。语言也非常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语言的丰富与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