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即“控制”,来源于日语“conple”,取Complex的前音,指非常喜欢某样东西的人。控制,郑泰,女仆控制。名词后表示“我很喜欢某样东西”。基本解释类似于“习惯”,也可以放在名词前面做动词。表达强烈的爱好和喜欢,有时候过于极端会给人一种BT的感觉,所以“控制”有点贬义。但现在,凡是喜欢普通东西的,也都叫XX控,有时不含贬义。但是和习惯有点不一样。比如萝莉控不造成喜欢的萝莉受到伤害,保护它;但是恋童癖会折磨,甚至强奸甚至杀害儿童。实际上,“控制”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语言形式。最初是日本的动漫,后来流行起来。什么控制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某一类人和事的极度热爱。已经到了被其“控制”而无法自拔的程度。当然也可以没那么强。你喜欢什么?“快递。如紫控、华控、散文控、郑泰控等。控制发音的基本解释:kng。有以下几种解读:告;控制;指出罪恶;对照;克制;控制。打开弓。投票。使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悬空或处于失去支撑的状态。将容器口朝下,让里面的液体慢慢流出。ACG世界语言ACG是英文Animation,Comic,and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ACG‘Control’的简化‘Control’来源于英语单词Complex的前音。”“控制”应该是社会认知的一种新的自我投射。人沉浸其中,似乎是物所邀。事情是宏大的还是细微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民权斗争、自由经济、WTO、地球村、反腐、拆迁、房价、汤、投资、相亲、眼镜、拖鞋、iPads等。但实际上“表演”相当于“自我服务”本质正如哲学家芭蕾所说:“既是物对人的环绕,也是物对物的环绕。“人投射在物上的意识,远远超过物所提供的人的使用价值,这才是真正的“控制”形式。控制特征的出现意味着情感共同体取代了价值共同体。比如“爱国”是一种价值共同体,意味着一种硬归属感。它来源于有阵营划分和道德认同的集体主义。但“中国控”是一个情感社区。它代表了一种弹性识别空间。这是一种自然的“习惯”而不是“爱”。试力只是物体之间的区别。控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多并行。它强调“捕捉”,不尊重“拒绝”。一个人可以喜欢谷歌的概念,也可以“粉丝”苹果的产品。”GoogleControl”和“AppleControl”可以在一起。再多的冲突,也可以通过“控制”来调和。”控制”永远是点对点的,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认知自我投射。人是被相似或不同类型的个体事物“服务”的,无论事情是宏大的还是细微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中国崛起的话语,民权斗争民权斗争,自由经济,WTO,地球村,反腐,拆迁,购房,汤,相亲,眼镜,拖鞋,iPads等。“服务”相当于“自助”。某个对立面唤醒凝聚力。
“控制”的出现,是从一个“重”的社区,到一个“轻”的社区。它丰富了维度。它创造了一个临时的“兼容”话语平台,可以操作多门课程。“控制”之轻,意为偏爱、着迷、受制、不由自主,但人们使用时,语境却是轻快、随意、中性、可笑的。上下文削弱了演讲。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一个人说自己是“某控”的时候,他/她指的是对自己着迷,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通过讲述是“控制”,“控制”的力度其实是当代艺术的典型方式,这在古典语境下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习惯了自己默默跟随的方式,或者通过宣誓口号等强势方式来增强“控制”的力度。“控制”和“习惯”的区别主要用于ACG类,而习惯通常用于现实生活中。阿宅不喜欢别人叫自己萝莉之类的。人类的潜意识控制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控制力,但是很喜欢一个动漫人物。这其实就是潜意识的控制。当你觉得这个角色穿女仆的时候特别可爱,或者眼镜的味道比较好,或者这个人穿洛丽塔类的。其实这就是潜意识的控制。没错,你有小女仆控,眼镜控,或者这样的制服控。以后你喜欢的角色可能会有这个共同点,所以这种控制性的倾斜会很明显。它对某种类型的控制并不害羞。每个人都有喜欢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你喜欢的特征,不如说你没有个性,生活会很安全。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大家的职业前途是由老板决定的。因为你必须得让他满意,才有机会升职加薪。如何处理好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身在职场,不只是我们普通员工,包括那些有一定职位的管理者,都得要考虑与上司相处的学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家的职业前途是由老板决定的。因为你必须得让他满意,才有机会升职加薪。如何处理好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俗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认为这既适用于企业中的员工与老板,也同样适用于管理者与老板之间。尤其是企业中的中管层和高管层,作为企业中的管理层,接触老板的时间与机会非常多,但是如何保持好与老板适当的距离,以非常“艺术化”的方式既让老板对你信任,而且也不会使你远离老板的视线,成为企业和职场中的佼佼者,这就需要管理层有一定的内功修炼了。
或许“刺猬理论”给企业中的管理者与老板相处有着深刻的启示:在冷风瑟瑟的冬日里,有两只困倦的刺猬想要相拥取暖休息。但无奈的是双方身上都有刺,无论怎么调整睡姿也睡的不安稳。于是,它们就分开了一定的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又凑到了一起。几经反复的折腾,两只刺猬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又能互相取暖,又不至于刺到对方,于是舒服的睡着了。
企业中的管理者与老板之间的相处,就像两只相互取暖的刺猬,需要调整距离,相互磨合,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而每一位管理者都有一个直接影响他事业、健康和情绪的老板,但与你的老板和睦相处,有艺术感的相处才会对你的身心、前途都有极大的影响。
尊重老板是管理者“第一信条”
老板最大,是亘古不变的职场法则。当老板讲话的时候,作为管理者要排除一切使你紧张的意念,专心聆听。不要死呆呆地埋着头,眼睛注视着老板,必要时作一点记录。老板讲完以后,你可以稍思片刻,也可问一两个问题,真正弄懂其意图,然后概括一下老板的谈话内容,表示你已明白了他的意见,既显示出你的积极性和水平,也是对老板的尊重。
如果遇到重大的会议,管理者在陈述负责的工作或项目时,不管什么情况下,哪怕是你的见解被老板采纳,你也千万不能到处嚷嚷这些本来是你的想法。所有的想法最终会成为老板的决定,而且一切多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所以,你的目的实际上已达到了,千万不能因此而愤愤不平,不然,连听你诉苦的人都会对你不屑一顾。
切记,老板不喜欢那种思维迟钝、需要反复叮嘱的人,管理者要对老板表现出恰如其分的尊重,别抢了他的权责与荣誉。
认清自己并演好自己的“角色”
少说话,多做事,成功才能属于你。这是很浅显的道理,管理者要想职业发展和获得老板更多赏识,必须要这样做。同时,要让老板充分地信任你,这个充分的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的,目的是你要了解他,同时也要让他充分了解你!
管理者个人的价值必须由企业和老板这个平台才得以施展,因而以诚恳的态度与老板相处,不要过于自命不凡,那样只能是抬着来,滚着走。如果工作中你确实难以胜任时,要尽快向他说明。虽然他会有暂时的不快,但是比到最后失望时产生的不满要好得多。所以,一定要判断、看清楚自己的位置,适当的时候要学会妥协,这并不代表你输了。
认清自己的位置不仅能让老板知道你非常用心和虚心,更会对你愿意接受别人意见的态度留下好印象,这样你就是赢家。
多沟通让老板了解并信赖你
认识你的老板,你才能与老板和平相处,管理者要跟老板多相处、多融洽。
管理层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积极与你的老板沟通,可能只是因为管理风格或是沟通表达方式上有差异,实际上管理者本身或许与老板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是应保持一致的。通过你能力的展示和持续不断的沟通,老板才有机会知道你的贡献、你的能力。比如管理者可以采取提高敏感度,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用老板喜欢的方式跟老板沟通,了解老板的价值观与在乎重点等。
一个精明强干的老板,欣赏的是能深刻地了解他并知道他愿望和情绪的下属。认识包括老板的做事方法与态度、价值观、他在组织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困境等,这是一名管理者非常重要的沟通课题。同时,管理者在面对老板绝对要诚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别留一手。
帮助并成就老板的决策
管理者是协助和帮助老板成功和走向成功的人,所以要常向老板介绍新的信息,提供可靠详实的依据和资料,使老板掌握自己工作领域和企业目前的动态及未来现状。不过,这一切应在开会之前向他汇报,让他在会上谈出来,而不是由你在开会时大声炫耀。有经验的管理者很少使用”困难”、”危机”、”挫折”等术语,会把困难的境况称为”挑战”,并制订出计划以切实的行动与老板一起并肩作战,迎接挑战。如果你承诺的一项工作没兑现,他就会怀疑你是否能守信用。
事实上,企业成功与否,令牌在老板手中,他是最后做决策、并且要负责的人,所以决策必须能让老板安心,也就是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去帮助让老板甘愿为这个决策负责。
所以管理者应记住,你与老板是生命共同体,你需要获得他的赏识,更需要你协助他达成绩效。不要一直想着老板会失败而不去帮助老板,在某种意义上讲,成就了老板也等于成就了管理者本人。
不要固执的与老板顶着干
在许多企业中,最容易被老板打入冷宫的是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固执己见比不专业更具杀伤力,会让老板与管理者搞得两败俱伤,工作更有可能因纷争而停止。管理者要懂得做倾听者,才不会刚愎自用,导致失败。尽管辩论或与老板持有不同的意见或建议,也不要情绪失控,情绪失控与发怒是向上管理的两大禁忌,在老板面前要保持镇定。一定不要跨越老板的忍耐底线,否则你很有可能被列入老板的“黑名单”。
管理者也不要直接否定老板提出的建议,对于管理者所负责的工作项目,老板可能从某种角度看问题,看到某些可取之处,也可能没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认为不合适,最好用提问的方式,表示你的异议。如果你的观点基于某些他不知道的数据或情况,效果将会更佳,别怕向老板提供坏消息,当然要注意时间、地点、场合、方法。
那些与老板顶着干的管理者,哪怕是企业的高管,吃亏的终究是管理者本人,绝不会是老板。
谨言慎行养成良好的习惯
管理者在老板面前一定要谨言慎行,如果谈及你的同事时,要着眼于他们的长处,而不是短处,不要在老板面前打“小报告”或“吹阴风”,否则将会影响你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声誉。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汇报,最好能写个短小而又精悍的书面报告。如果不方便,可以用其他方式汇报。但请记住:书面优于口头,面谈优于电话,还有千万要记住先报告什么后汇报什么,还得讲清已做到老板交待的哪些要求,完成哪些任务等等。
在你认为自己的某一个想法比较成熟的时候,请采取一种你认为最委婉的方式向老板说明你的想法,尽量能让他支持你。如果你认为他在某些方面还没有你掌握的多,请你别忘了,为什么他是老板,而你只是他的下属,所以一定要虚心。
老板拥有最后决定权,你能提出想法,但也要接受老板的决定,留在战场上多打一天仗,这样你才有机会也成为将军。
要与老板保持一定的“尺度”
管理者必须清楚企业的人事变动决定权在老板手中,之后的工作目标是否发生变化,在于管理者自身是否努力,是否与老板保持着适当的“尺度”。既便这样,管理者也要尽可能快地适应到老板的风格中去。管理者在工作时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好,但同时又要与老板保持适当的距离,尤其在心理距离上,保持自身对老板的吸引力以及老板的神秘感,可以减少员工与员工或下属与下属之间的胡乱猜疑,避免不必要的争斗。
管理者与老板在企业中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管理者一定要心里有数。不要使关系过度密切,以致卷入老板的私人生活之中;也不要对老板漠不关心而失去亲切和信任感,若即若离为最佳状态。
管理者谨记,千万不能把老板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在工作上你需要的是一个领导,绝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知己。与老板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与你富有创造性、富有成效的工作相一致的,你能尽职尽责,就是为老板做最好的事情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婚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给钱和爱来衡量。但是如果只是给钱而没有爱,那么这样的婚姻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
首先,婚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关心和支持的基础上的。如果只是为了金钱而结婚,那么这个婚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而不是情感共同体。在这种婚姻中,夫妻双方缺乏真正的沟通和理解,也缺乏真正的感情交流,因此很难建立起稳固的关系。
其次,只给钱不给爱的婚姻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和不幸。对于赚钱的一方来说,他或她需要承担经济负担,这可能会给他或她带来压力和不满。而对于被供养的一方来说,他或她可能会感到失落和孤独,因为缺乏真正的情感支持和陪伴。
因此,我认为只给钱不给爱的婚姻没有继续的必要,因为它只是建立在物质利益上的,缺乏真正的情感基础。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金钱而结婚,那么这样的婚姻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真正的婚姻应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关心和支持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情感共同体。
1) 定义: 社会学是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根据这个定义,韦伯将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且意义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故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别无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说明
2 )理解
从 确定性角度 看有二:理性的方法和 重新体验的方法;
a理性的方法,即对各种行动因素在其有意向的意义中获得完全清晰和理智的把握
b重新体验方法,如移情和艺术欣赏,狄尔泰“再现你中之我”,通过同情的参与并能恰当把握行动发生的情感环境,从而获得移情和欣赏的精确性。这种方法是非常重要但不是唯一必要的条件,理解凯撒不必成为凯撒。
从 操作类型 来看,理解分为两类:
a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即通过对社会行动的直接观察就能理解其意义。语言行动情绪、逻辑命题等
b解释性理解,即 根据动机把握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对动机的理性理解,将社会行动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内在的意义背景之中。前者在理解社会行动 是什么、干什么;后者则理解社会行动为什么
1)韦伯的 思想脉络 是,社会是由行动者组成的系统,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是有意义且可以理解的,对其理解还须要伴有经验上的验证。这种经验上的验证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的因果关系,而非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规律。将这种主观解释和具体的验证概括为“主观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两个命题
a 主观恰当性 ,是对具体社会行动过程和动机的理解,是表示对行动者主观精神状态及其特定目的的认识
b 因果恰当性 ,是指从主观观点出发作的理解结果与从客观观点出发作的观察结果之间存在统计规律上的相符
2)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蕴含文化价值,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故而社会科学中没有规律可言。只有具体的因果关系,规律具有必然性,具体的因果关系具有“客观可能性”。客观可能性和因果恰当性在理解的基础上是统一的,因果恰当性是客观可能性中的因果恰当性没有客观可能性,因果分析就变成了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没有因果恰当性,客观可能性的分析就失去了意义。
1)为理解价值中立,可以先理解它的对立面 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 是从伦理、文化和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科学中价值中立就是在研究过程中摆脱价值判断, 不作价值判断和暂停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科学领域外的问题,不能依靠科学来解决;只做“是什么”的研究而非“应当是什么”的研究
2)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学术不能与政治搅在一起,要将讲课与演说区别开来
韦伯的价值中立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而不是学术本身的一种构成原则。价值中立不是要求学者不能有自身的价值判断,而是告诫他们不应将关于事实的科学分析与评论相混淆
1)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和客观性,那如何实现社会学的客观性?
2) “理想类型” 。实际上并不存在,是为理解和说明世界而建构的精确有效的概念体系。理想类型不是假设,却为假设提供指导;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却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
3)从两个方面理解理想类型:
a理想类型是一个主观的思维构建,不是基于对事实的经验概括或对社会的理想,不存在现实中是价值中立的,理想类型的价值中立性保证了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有效性。
b理想类型虽是一种主观思维的构建,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也决非一种理念游戏。而是社会学中理论构建的一种方法,其建立必须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违反经验的因果关系。对某一社会现象解释的理想类型并不唯一,但解释的标准只有一个: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成功理解和准确归因。
1)社会行动的本质是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的个人的行动,具有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理解的,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判定行动是否为社会行动,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针对他人”、是否具有“主观意义”。
2)依据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的程度,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作 四种类型
a 目的合理性行动 ,即 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他人的举止为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行动。
b 价值合理性行动 ,即 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宗教伦理美学等)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论是否取得成就的行动。
c 情感行动 ,即 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的行动
d 传统行动 ,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决定的行动
工具合理性行动具有最高程度合理性,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有清晰的认识和自觉的选择;
价值合理性行动中,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就是行动者的目的,信奉某种价值之后,目的是否达到便不在考虑之列;
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都是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行动,前者的依据是“习惯如此,历来如此”,后者则受感情和情绪支配,前者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后者则相反
1)韦伯构建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并不以单纯的形式存在,现实中任何行动都有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现实行动,而是同一现实行动的两个不同侧面
2)研究经济行动时,又从形式和内容的角度将经济行动区分作:形式合理性行动和 实质合理性行动
3) 形式合理性 ,指一个经济系统中,若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用量来表示,即能被计算并尽可能以货币单位的形式表示。那么这些行动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即属于形式合理的经济行动。其合理性程度由计算的可运用程度决定。货币为经济行动提供统一计算尺度,用货币对各种经济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对不同行为方式进行比较。所有这些都通过复式簿记技术进行,因而货币计算是最合理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运用复式簿记技术的经济行动是形式合理性程度最高的经济行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就是这种经济行动
4) 实质合理性 ,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方式,根据某些价值的基本要求,向现存的人的群体供应产品。其合理性程度与产品的实际分配方式和被提供产品的人群范围有关,实质合理性并不满足于目的合理性的计算,而要提出价值合理性或者实质上目的合理性的观点,以此来衡量经济行为的结果
5)形式合理性行动的唯一 目标 是利润的最大化,任何导向这一目标的、可量化的行动都是有效的,因而形式合理性是独立于其他价值的,是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只与经济系统内的目标有关,与经济系统外的目标和价值无关
实质合理性行动旨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的外在道德理想之上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目的合理性和价值非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社会。且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通过对这些合法统治形式组织制度典型特征的分析,揭示了西方社会组织制度的合理化趋势
统治 ,指在一个特定人群中,某些具体的命令被遵从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往往与特定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并借助于一定的权力与影响。根本上,是要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现实中任何形式的统治首先要面临合法性认同的问题,即要取得人们对其合理性的认可。韦伯将之分作三种类型 。
1) 传统型统治 ,建立在人们对传统的神圣性信奉的基础之上,主要存在于前现代社会。统治者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具有终身的权力,可以将这种权力传给后裔。人们对统治者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主子。统治者与成员的关系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奴仆的个人忠诚。人们服从的不是章程,而是由传统决定的统治者任命的个人。
组织特征 :缺乏按照事务规则确立的固定的权限;缺乏固定合理的等级制度;
官员晋升没有自由的契约和相应的规定;缺乏展业的业务培训;
官员没有固定的薪金和用货币支付的薪金
历史上出现的四种传统型统治:老人政治和原始家长制;世袭制和封建制。
2) 魅力型统治 ,建立在对具有超凡品质和特殊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崇拜和信仰的基础之上。
魅力,是一个人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具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和素质,被视作领袖。
领袖人物的魅力能否被认可取决于被统治者,先天有魅力不是统治合法化的条件;
领袖人物的魅力要经受持久的考验;魅力型统治的统治团体是一种情感共同体;
魅力型统治是一种非经济的典型政权;受传统束缚的时代魅力是巨大的革命力量
魅力型统治是一种严格地与个人的魅力品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统治形式,其确定的社会关系是短暂的
“魅力的平凡化”,其结果是魅力型统治转向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或者成为二者的混合形式
3) 法理型统治 ,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法律基础上的统治。是行政管理的现代形式
行政事务的运作要持续受到规则的约束;
行政事务的运作是在一定的权限内进行,出现“机构”这种按章办事的运作单位;
具有固定的职务等级,固定的监督监察制度;
有明确的议事规则,行政官员接受专业培训;
行政管理班子同行政管理资源和生产资源完全分开
理想的法理型统治下,不存在任职人员对职务的任何意义的私人占有
拥有行政管理档案制度,档案与官员们的持续运作结合起来,使得“办公机关”得以产生
现代资本主义借助于科层制所进行的统治是最为纯粹的法理型统治类型
1)科层制是法理型统治的特殊形式,是人类组织的合理形式。组织按照合理性的原则设计和分工以便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官员们职务等级是按照集权体系所安排的固定有序的体系,并且有着与职务相对应的严格的权限规定。组织运转依靠的是没有人情味的职责、规定和准则,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官员的任命与提升所依据的主要是业绩。所有这一切都保证了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
2)任何科层制统治形式下,统治者的统治权力都有合法的权限。特征如下:
官员们个人自由,仅在事物上具有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
官员根据建立在自由选择之上的契约受任命,这是现代科层制度的本质;官员们根据专业业务资格任命;
官员们获得固定的货币薪酬,领取养老金;职务是其主要的职业;升迁依据资历、政绩和上级评价;
官员工作中完全同行政管理资源分开,不得将职务占为己有;要受到严格统一的纪律监督
3)科层制是人类最为合理的统治形式,且是未来社会统治形式的合理发展方向,可以最大限度获得劳动效益
4)科层制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各种组织行为之中,对每个现代人的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生影响。现代组织和团体的发展都是与科层制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
5)科层制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其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整个统治的科层化将促进理性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的发展。而专家比非专家的政府官员占有更多优势
6)科层制具有的集权的特征并不妨碍民主精神在其中的孕育。招募专业业务上最有资格的人才,倾向于等级拉平化
7)而韦伯对科层制也持有一种复杂的情绪:肯定科层制的同时,也意识到其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科层制的效率以忽视人的精神情感为代价,科层制愈是彻底的非人格化,就愈会背离人的价值尊严。对规则的绝对服从易导致人们创造力和责任心缺失,易滋长官员的独断专行和妄自尊大
1)分析近代资本主义要把握两个方面:经济形态和观念形态(宗教伦理),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解释为什么近代形式的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的原因。
2)强调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集中探讨以自由劳动组织为特征的理性资本主义起源:企业和家庭、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
在论述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区别中把握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区别表现在劳动者身上和企业家身上。两种条件下劳动者赚钱的欲望并无不同,前资本主义劳动者缺乏劳动的自觉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将劳动视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视作一种天职 。认为这种天职观,是资产阶级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前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活动追求经济的成功,表现出传统和非理性的特点。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家固守严格的资本主义观点和原则,为事业而生存而非为了生存而经营事业
路德的职业观 ,职业是人们终身的任务,是个人自身价值的体现,放弃现世义务是自私和逃避世俗责任的
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 ,上帝不是为人类而存在,人类是为上帝而存在,一切造物都服务于上帝的荣耀
清教的禁欲主义 ,将劳动作为人生追求目标,将浪费时间视作最大的罪恶;唯有劳动而非悠闲方可荣耀上帝。对于清教徒而言,经济活动是一种“成圣”的劳动,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自用,人不过是上帝的工具。新教教派都信奉天职观和入世禁欲主义伦理观,将世俗职业义务尊崇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使得日常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有了某种亲和性。将努力工作追求财富视作天职,将职业视作荣耀上帝的体现。天职观是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使工人和企业家在复杂经济行为中获得共同的伦理基础和精神动力。
当代有影响的西方政治学家一般都很重视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但他们的理解则不尽相同。如SP亨廷顿认为,政治共同体以种族、宗教、职业和共同的政治机构为基础,它有 3个要素:①对政治和道德规范的某种共识;②共同的利益;③体现道德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政治机构及政治制度。他说,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的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KW多伊奇把政治共同体看作是类似于政治系统的东西,他说,政治共同体是“辅之以强制和服从的社会互动者”,它由形形色色的政治行为者构成。EB哈斯把政治共同体当作是一个理想的、典型的政治单元,认为政治共同体最主要的要素不是地理区域而是政治关系,尤其是公共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对核心政治机构的忠诚。D伊斯顿把政治共同体看作是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一种纽带,最基本的要素是情感的联结。他对政治共同体所下的定义是,“政治共同体这个概念,指的是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
情绪调控能力是情绪智力的重要品质之一,这种能力能及时摆脱不良情绪,保持积极的心境。幼儿期是情感教育的黄金期,帮助幼儿形成初步的情绪调控能力是幼儿情感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幼儿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幼儿的初步情绪调控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幼儿能对自己情绪中那部分对人对己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情绪冲动加以适当调控,如孩子对任性、执拗、侵略性、攻击性等偏颇情绪的适当调控;另一方面表现为幼儿能适当地调节情绪,并常常鼓励自己保持高兴愉快的心境。概括来说,就是既有控制,又有宣泄,把情绪调控在一个与年龄相称的范围内,以促进情感的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幼儿的情绪调控能力是比较薄弱的,主要表现为幼儿情绪的易激动性(易于爆发激情)、易感性(情绪易于为周围事物所左右)和易表现性(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的一致性)。情绪调控作为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并不一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其发展更多是教育培养、教育环境影响的结果。情绪调控同知识系统与认知能力一样,是种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而它的学习又不同于认知教育,它更多地强调感受、感知、体验、理解和反应,在教育过程中更多地强调情感经验的积累。所以,从教育途径上,应更多地考虑周围情境的氛围以及整个教育方式的自然性。
家庭是以骨肉亲情为纽带形式的特殊社会组成形式。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特殊的情感关系,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人生情感习得的启蒙学校,是人类情感最美好最丰富的资源所在地。从个体情感发生上来看,儿童情感起源于父母的抚爱和家庭温馨氛围的熏陶,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是孩子形成初步的情绪调控能力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幼儿在家庭中,尤其在父母面前更容易表达其情绪和情感,不论愉悦还是忧伤,高兴还是愁闷,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这说明某种程度上儿童在家庭中其情绪是不受抑制的,是自由奔放的,原因就在于特殊的家庭情感氛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使父母与子女之间有较高的亲和力,孩子的情绪表达(主要指不良情绪)一般不会招致惩罚或其他严重后果。而在社会氛围中儿童情感表达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无端地发泄情绪容易受到惩罚或得到不好的评价,如教师的批评,伙伴们离他而去。其次,孩子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免不了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有时又因惧怕惩罚或因权威人物如教师在面前而控制着,孩子往往把积压的情绪带回家里,向父母发泄,从而使他(她)的情绪得到某种微妙的平衡。人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即孩子常因一些琐屑小事而跟父母过不去,大哭大闹,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应充分发挥家庭在孩子情绪调控能力形成中的特殊作用,创设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让孩子在潜移默化的实践和自然感受的体验中形成初步的情绪调控能力。
一、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情感氛围,是帮助幼儿形成初步使绪调控能力的重要保证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情感共同体,每个家庭都有其特定的情感氛围,表现为家庭内部的一种稳定的、典型的、占优势的情绪状态。父母是家庭情感氛围的重要主体和创造者,在营造氛围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要处理好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想让孩子长成一个快乐、大度、无畏的人,那这孩子就需要从周围的环境中得到温暖,而这温暖只能来自父母的爱情”。如果父母能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善于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尽可能表现得愉快、喜悦、乐观向上,这不仅能使孩子生活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得到关心爱护,获得爱和尊重的体验,从而心情愉快,产生主动向上的积极情感,而且也为孩子处理消极情绪提供榜样,对孩子学习情绪、理解情绪和处理情绪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培养幼儿初步情绪调控能力的前提。如果父母之间经常争吵,家庭关系紧张,孩子极易产生焦虑不安、自卑、恐惧等不良情绪。这不仅不利于孩子形成初步的情绪调控能力,久而久之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家庭情感氛围的另一个构成是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不和谐可能会给幼儿学习情绪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会导致其长大成人后情绪控制能力低下。在大多数家庭生活中,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显然父母永远处于主导地位,现实生活中,亲子关系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父爱、母爱的扭曲。这种父母之爱极易走极端:一是溺爱,父母对子女过分迁就,孩子易形成以“我”为核心的优越感,形成自私、骄横、任性等不良性格特征;二是粗暴之爱,父母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要求孩子一味服从家长的意愿。这种家庭独裁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情绪方面表现为孩子情绪的压抑,久而久之,孩子良好的情绪发展受到潜在的阻碍。正常的父母之爱应该是一种理解、尊重、理智之爱。孩子是自己情绪情感的主人,家长要理解和尊重孩子自己的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父母和子女之间需要的是情感的交流、沟通和应答,而不是“情感的统治”,即家长以强制的手段去监控、阻碍孩子的情绪表达。当孩子闹情绪时,父母惟有首先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充分尊重和 理解孩子表达其情绪的需要,才能抚慰孩子的情绪。在家庭氛围中,父母要克服自身情绪的不良表达方式,如暴躁、武断、独裁以及动辄施以威胁或惩罚,应设法跳出亲子关系中因父母与子女的不平等性产生的权力陷阱,认清孩子情绪背后的真正动机,以理智的方式博取孩子的信任,成功地开启亲子沟通的大门。
现实生活中,孩子不如意时要宣泄其不满情绪,但孩子的宣泄有可能受阻,因为他(她)的情绪宣泄常常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宽容;在家庭生活中,孩子情绪的发泄可能较为频繁,父母难以忍受,于是造成感情冲突,结果可能是父母情绪占了上风,而孩子情绪没有发泄出来,抑郁纠结,逐渐积累,等待下次更猛烈的爆发。这样下去是危险的,孩子情绪不仅得不到渲泻,反而越积越多,情绪发展有可能走向消极方面。因此,发展儿童的情绪智力,应特别重视家庭情感氛围的作用和影响,要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建立起理解、宽容和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目的地帮助幼儿实现其情绪的宣泄。
二、积极的教育环节,是帮助幼儿形成初步情绪调控能力的关键
首先,家长应帮助幼儿学习以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幼儿当然不会对自己的情绪有什么认识,情绪是好是坏,幼儿是不会自己去探究的,而父母要教育幼儿认识各种情绪及其特征与后果,特别是要使幼儿对一些过激情绪有初步的认识和看法。这是赢得情绪调控的第一步。在认识情绪的基础上再教给孩子一些情绪表达的方式方法,如言语表达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特定的言语将情绪表达出来。再如倾诉表达方式。每当情绪不稳定时,应向父母、老师和同伴“倾诉”自己的情绪感受,不要憋在心里,而应释放出来。在这方面,父母应做出示范,应向孩子主动谈论自己的情绪情感,并经常与孩子一道讨论彼此的情绪感受,这既能给孩子提供与同伴交流的范例,又能为孩子提供学习情感语言的机会,且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压制情绪。运动方式也是一种调适情绪的好方法。通过剧烈的运动,发泄孩子的消极情绪,通过轻缓运动,控制孩子的情绪冲动。家长应让孩子进行一些他们所喜爱的运动,如玩水、玩沙、打球,在运动中促使幼儿表达其情绪,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哭也不失为情绪的自然表达法。实际上,对那些爱哭的孩子来说,哭是他们表达情绪的一种好的、永远有用的方法。其次,家长要为孩子创造条件,让孩子在自我实践体验中培养情绪调控能力。孩子对情绪的认识和情绪的表达往往不一致,体现为情绪表达发展的滞后性,因此让孩子在自我实践、体验中实现情绪调控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从孩子的情绪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应使幼儿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但为了促进孩子的情绪发展,培养孩子初步的情绪调控能力,我们又应该让孩子全面体验各种情绪,以丰富孩子的情感世界,既要有积极的情绪体验,又要有消极的情绪体验,只有当孩子面对一些负面的消极情绪时,才有可能实践情绪调控的学习。为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工作:
1.为孩子设规范。面对孩子的各种需要,家长要客观分析,满足其合理要求,拒绝不合理要求。
当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幼儿获得消极的情绪体验,可能表现出某种过激情绪反应。针对这种情况,家长应预先与孩子共同设定一些规范,逐步培养幼儿明辨是非的能力,进而在实践活动中用这种能力对自己的情绪表达方式做出价值评判。只有当幼儿能够对自己的情绪作价值评判时,才具有实现情绪调控的可能性。当然生活中也应教育孩子适度节制各种欲望,抵制各种诱惑,让孩子时常既有需要得到满足的体验,又有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体验,这样慢慢就能正确对待需要和满足的关系,慢慢就能学会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加以适当的调节。
2.为孩子创造与同伴交往和游戏的机会和条件。
幼儿成长过程中需要与同伴交往,幼儿如果长时间独处,会产生莫可名状的孤独感,渴望交流又得不到交流的状况可能导致慢性的情绪压抑。积极与同伴交往不仅可以愉悦孩子的身心,也为孩子提供了实践情绪调控的机会。同伴是孩子最有效的榜样,同伴的榜样对孩子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易于孩子接受和模仿。幼儿可能从同伴身上学习如何调控自己的情绪。尽管孩子在与同伴交往中不免会发生一些小冲突,但正是这些“茶壶里的风波”使孩子们学会如何与别人协调,如何抑制自己不合理的愿望,如何处理同伴关系,等等。孩子有喜爱游戏的天性,游戏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促使孩子愉快地、心甘情愿地服从角色分配,服从规则要求,要想参与就必须约束自己行为,否则会遭受排斥,失去参与活动的机会,这有助于训练并逐步形成幼儿的情绪控制机制。另外,游戏本身就是幼儿松弛紧张情绪,渲泻消极情绪的有效方式,在游戏中幼儿会借助于动作、语言、角色扮演来体验积极情绪,发泄消极情绪,在内心产生一种满足和快乐的感受。
3.教给孩子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
由于幼儿注意力很容易发生转移,消极情绪状态持续时间不一定很长,这也表现出一种对情绪的无意识调节。面对孩子的过激情绪,父母可讲究一些策略,如冷处理、设法转移幼儿注意力等等。但同时家长又应帮助孩子学习主动自觉地控制其情绪。如教给幼儿一些自我调节的方法,譬如告诉他们,当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时,就在心里暗暗说“不能打人”或“不能摔东西”;或者在不愉快时想想其他愉快的事情。
三、创设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
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将为幼儿学习情绪调控提供物质上的可能性。它包括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合适的图书资料及玩具等。幼儿的情绪具有情境性和感染性的特点,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可使幼儿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因此在家庭中应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整洁有序,宽敞明亮的生活空间,以促进幼儿情绪的健康发展。显然,家庭空间的局促狭窄可能导致孩子潜在的心理压抑,如果孩子在其他因素影响下情绪出现波动甚至失去控制,居室的杂乱无章不仅无助于幼儿情绪的稳定和改善,还会加剧幼儿情绪的不稳定。
情绪调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幼儿情绪调控能力的培养需要有以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玩具、图书为中介的大量实践活动。难度适宜、能吸引幼儿注意力的玩具、图书等活动材料可以激发并维持幼儿进行有目的的活动,幼儿的情绪调控力也就在运用有关活动材料达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适合幼儿阅读的图文并茂的图书还可以使幼儿获得诸如如何认识情绪,如何对待同伴,做个好孩子等一系列与情绪调控有关的间接知识,明白一些情绪调控的粗浅道理,为幼儿形成初步的情绪调控能力提供知识性基础。
此外,家庭生活内容的丰富与否也会影响幼儿情绪的正常发展。家庭生活单调乏味容易使孩子产生消极情绪,反之,丰富的家庭生活内容能使幼儿生活得快乐、满足,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因而有利于初步的情绪调控力的培养。在家庭生活中,合理的膳食搭配能为大脑提供维持正常情绪状态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有利于幼儿的情绪情感的健康发展。
判断一个民族一般应具有四个特征:1。共同地域它是人们从事生产,进行交往,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情感。2。共同语言。它是民族成员之间进行交往的 工具。3。共同经济生活。它把人们牢固地联结为一个共同体。4。共同心里素质。它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