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经指斥一位著名作家为“桃红色作家”,致使他解放后中断了写作.请问他是谁?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

郭沫若是一个爱国的学者，曾经参加过革命运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大节无亏。定陵事件里他也不是主要推动者。要说郭沫若有什么问题，大概也就是在个人感情方面有些对不起自己的老婆，不过这也是当时文人的通病。

两授中将的郭沫若一般人眼里的郭沫若，大多以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历史学家，然而早年郭沫若除了在五四运动时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在北伐战争期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担任了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后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挂中将军衔。

412反革命政变以后，郭沫若不仅写文批判了蒋介石，还身体力行的参加了南昌起义，是起义***之一。在抗战爆发以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不顾自己还在被国民政府通缉，留下遗嘱以后主动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27日，抵达上海的郭沫若就公开发表了抗日演讲。

要知道，到8月6日对他的通缉令才取消。8月24日，郭沫若又到前线，以《抗战时期青年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讲，引起轰动。1938年4月，郭沫若出任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里，郭沫若以报纸、**、戏曲、话剧等多种方式向民众宣传抗日，还亲自撰写剧本宣传抗日。此外，郭沫若还多次冒险去前线慰问将士，武汉会战时，他也是在沦陷前撤走的最后一个高级将领。

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五将合影由于郭沫若多次出现在前线，日军甚至一度以为他是前线高级指挥官，让他在日本的妻子安娜吃了很多苦头。可以说郭沫若在国难当头之时的表现，经得起考验，比之一堆鼓吹低调救国的文人好的多。

在学术上郭沫若的成就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被人称为全才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的《女神》被誉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等作品也脍炙人口。特别是《屈原》，因为其主题贴近抗日，在当时反响热烈。

除了文学，郭沫若在史学上也是成绩斐然，他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至今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此外郭沫若还是翻译家，他翻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与和平》、《浮士德》等作品。

在个人品德上，郭沫若能指摘的地方也不多郭沫若曾经和鲁迅、沈从文等人公开论战过，不过也只是局限于笔战而已。在解放后，郭沫若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从来没有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来打击报复沈从文等人。即使到今天，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抹黑郭沫若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说他如何迫害他人。

在定陵事件里，主要发起人也并非是郭沫若，而是吴晗，郭沫若只是从学术角度予以了支持而已。郭沫若一生里，真要说有什么问题，就是个人感情方面了，不管是他原配还是在日本娶的安娜，他都有些对不起。

不过这也有特定的时代原因，很多政治家和文人，像孙中山、鲁迅、胡适、徐志摩等人也都因为对包办婚姻不满而抛弃过自己的发妻。而安娜更是中日变局下的牺牲品，并非全因郭沫若个人造成。

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差一点就颁发给一位中国作家。这位中国作家，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在1987年和 1988年，两次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人名单，然而在这项世界大奖公布前，评委们却发现，沈从文已于这一年5月10日去世。从而使中国人与这项世界荣誉的大奖失之交臂，也把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推迟到了三十年以后。

当时这一消息并不为人知。多年以后，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称，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 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则公开表示，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他是那一年最可能获得诺奖的作家。

沈从文是当今国内的国民作家，几乎无人不知，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

1988年，对沈从文非常推崇的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偶然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后，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而大使馆里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马悦然震惊之余愤怒了，他发了一篇悼念性长文《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这位老外写道：“ 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这位老外的震惊，也引发了国人的好奇：沈从文是何方神圣？何以惹得老外学者如此大动肝火？很快沈从文的底细被扒出：原来这真是国内的一位知名文人，只不过他的出名都是在万恶的旧社会。

很快沈从文的名字，开始变得火热。学术界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和论文，变的多如牛毛。一篇研究沈从文的论文，足以使一名学子的头上，多上一顶博士帽。沈从文1934年发表的文学作品《边城》，成为新时代最畅销书之一，在20世纪100部中文小说排列第二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与《边城》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的凤凰古城，一跃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生前沉寂，死后辉煌。沈从文的名字，成了一个传奇。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了后期命运。

1948年，拟去往台湾的胡适，派人给沈从文送来机票，邀请他飞赴台湾。此时的北平地下党也在做沈从文。

两个敌对的阵营，都给沈从文做了承诺和保障，最后沈从文选择留在大陆。很久以后，沈从文谈及这个选择时说，“是为了家人”。沈从文妻子张兆和儿子，认为新社会更具有希望，反对离开北京,这对他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

留下来的沈从文很快发现事情起了变化。1948年3月，沈从文被大众文艺点名，文中称沈从文是："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对新文艺作无耻诬蔑之徒”。不久后，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郭称沈从文是桃红反动作家，郭沫若写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这两篇文章，拉开了沈从文波折一生的命运序幕。但在当时，沈从文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背后的含义。以沈从文的认知，这不过又是三十年代时，文人之间口诛笔伐的翻版。

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批判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同时粘贴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批判进一步深入，迟钝的沈从文终于感觉到与以往批评的不同，这不再是他曾经历过的文学争论。

这个温和的文人，无所适从，开始害怕。他多年的妻子，并不理解和同情他，原本的好友，也多与他断绝关系。沈从文精神崩溃，并一度自杀。

被医院抢救回来的沈从文，被任教的北京大学清理出门。沈从文失落彷徨，他写道：

后来沈从文被安排到了历史博物馆，做一些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等一些打杂事情。

沈从文后半生人生多桀，原因在于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曾加入新月社，现代评论的历史，以及和鲁迅、郭沫若之间的论战。这些黑历史，在那个时期，足以让一个人孤立无援，甚至身败名裂。

有了郭沫若的点名，后面年代对沈从文本人和其作品的批判，接踵而至，诸如：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这类批判，充斥沈从文的眼睛和耳朵，更使他无所适从。

1953年沈从文接到的通知，说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已经付印和未印书稿，均予以销毁，死过一次的沈从文，再次崩溃。

生性胆小的沈从文，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沈从文被安排去打扫女厕所，从此开始沉寂。

就在沈从文兢兢业业打扫厕所，不再涉足小说创作时，世界汉学界，却对沈从文发生了兴趣。

这一时期夏志清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专著从审美高度，和文学创作艺术角度上，高度评价了沈从文，对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做了高度评估。夏志清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 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 ”。

人们从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重新看到了沈从文。研究过沈从文的学者和专家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金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在推崇沈从文的学者眼中，沈从文代表是一种从容，淡泊，是一种云卷云舒的恬静。

沈从文在国外声誉鹊起，在国内处境却依然如旧。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带着沈从文参加文联的会议，沈从文只是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林斤澜记录了这样一次会议： “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一个蜚声海外的小说作家，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不会写小说。

沈从文在国外大学演讲，回顾那段历史：

1985年有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说自己在建国后，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其中一位女记者动情地说：“沈老，您真是受苦了！”

不想，83岁的沈从文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像个孩子一样，涕泪交流，大哭起来。这一瞬间，几十年的委屈，不可遏制的爆发了。

沈从文写的<<边城>>描写的是湘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富有人情美和风俗画<<端午日>>就选自该作品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朝花夕拾>>

郭沫若写了历史剧<<蔡文姬>>

老舍文笔幽默生动,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他也因此被誉为京味儿作家。

郭沫若说：“若国破家亡，文人和匹夫又有甚区别。”于是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在国家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时，年轻又不失傲骨的他回国了。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他的文学作品洋溢着爱国气息，热情奔放，激流勇进的文风激励着爱国人士，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在整个五四文坛中，他的作品风靡一时。

郭沫若是个奇才，这样天赋凛然的学者，他的文学作品博大精深，具备着历史的厚重和新文学的新颖，汇融透彻，气势磅礴。他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郭沫若的在诸多领域上都具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犹如三座高峰，对于后世的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在新诗上，他的新诗诗集主要创作于五四运动期间，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以及新诗所具备的特殊风格的是《女神》，其中收录有《凤凰》《女神之再生》《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歌创作，他的诗歌在体裁上完全打破了律诗在格局和押韵上的束缚，自由奔放，在创作形式上更为灵活，而且在传播和影响上使得大众更为容易接受，打破了文人雅士对于诗词歌赋的垄断。

慷慨激昂的爱国精神溢于言表，在唤醒爱国民众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这一时期的新诗作品为后来的新体诗打下基础。思想上，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如同涅槃的凤凰一般，极大的鼓励了爱国运动的发展，当时的年轻学子们也将这种苦难中凝望希望的气氛烘托到了最高点。

其次是历史剧，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作，其中包括了《屈原》《蔡文姬》《卓文君》《棠棣之花》等著名的巨作，他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抓住历史所包含的精神，对于历史事实并未过多的追求还原，这一新的创作思想，引来了历史剧的创作高潮。

将新诗的写作手法与历史剧相结合后，使得历史剧的艺术性，可读性大为提升。将诗歌的意境融入历史，升华了历史精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屈原》，这部作品具备着独到的艺术性以及实用性，在那个民生艰难的社会，所具备的批判性以及美好的愿望，将他的文学成就推至顶峰。

在史学研究上，他编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在今天的甲骨文研究中依旧具有参考价值。

其所编撰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将其深厚的史学底蕴展露无遗，是极为严谨而又浪漫磅礴的史学著作。这样一个天才，在史学上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对如今乃至将来的研究者都影响深远。

后世在对于郭沫若的评价中，褒贬不一，也难证其真实性，从个人观点上来看，郭沫若的私人感情，政治倾向，大多是为人茶前饭后的谈资而已，才子多风流，危难时期也并非人人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汉。

抛开这些，只看郭沫若的文学造诣，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天才，在笔锋下呕心沥血书写了自己的一生。这才是他在文学上对后世有所启发，有所助益，有所贡献的部分。观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他注定是文坛百年不倒的星辰。

对，是亲姐妹，名字叫于立忱和于立群，姐妹前后爱上同一人。

郭沫若乃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文采斐然，热爱祖国，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卓越贡献。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郭沫若也不例外，虽政绩突出、才华横溢，但他的感情生活一直让人诟病。

郭沫若有过数段爱情，其中两人便是于立忱和于立群。她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关系甚好，在家庭极度贫困的时期，作为大姐的于立忱还曾用一手好字换来钱财资助于立群完成学业。但命运造化，两人先后爱上了郭沫若，最终双双自缢而逝。

于家两姐妹不仅端庄秀丽，还学业有成，在各自的领域都小有成就。于立忱考取了北平师范大学，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她经常主演校园话剧，受到许多同学的喜爱。此外，她还作为学生代表出席太平洋学会，为校争光。

妹妹于立群也不是平凡之辈，十四岁那年便进入上海明月歌舞剧社，后来又考入上海**学校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明星。影视界浮华糜烂的生活并没有使她迷失自我，她依然保持着昔日的单纯与美好。

1937年郭沫若回到上海进行抗战的筹备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于立群并很快熟络起来。此时于立忱已不在人世，而妹妹于立群也根本不清楚姐姐与郭沫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反，她对郭沫若的印象也很好，两人更是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才子配佳人，1938年初，郭沫若与于立群同居了。1939年元月，两人便正式结为夫妻。婚礼非常盛大，由总理同志亲自主持，受到许多人的见证与祝福。婚后生活简单而甜蜜。于立群为了能让郭沫若安心工作，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甘愿做郭沫若的“贤内助”。

郭沫若要处理国家大事，宵衣旰食，异常辛苦。于立群便为他整理资料、抄写文章、招待客人、照顾起居，可谓是无微不至。此外，于立群还为郭沫若生下四男二女，令郭家门丁兴旺，两人感情也不断升温，愈加和谐。

1978年，郭沫若逝世，于立群悲痛不已，为了缅怀自己的丈夫，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郭沫若诗集的汇总工作中，希望丈夫的诗作可以留传下去。

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爱情本该是美好的，但好景不长，郭沫若死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79年，于立群便得知了姐姐于立忱与郭沫若的真实关系，她难以相信，悲痛欲绝，很快便在家中自缢而亡。

于立忱确实比妹妹更早认识郭沫若，但事实上，两人并不是朋友关系，而是一对恋人。1934年，于立忱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在日本工作，居住地点靠近郭沫若的公寓，两人经常互相往来，于立忱亦不顾郭沫若已婚的事实，迅速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

这段恋情注定不能长久，三年后，郭沫若不告而别，只身回到上海，和于立忱断了联系。而此时的于立忱已经怀孕，屋逢连夜偏漏雨，她同时又失去了工作。此时的，国内战火连天，民不聊生，于立忱心灰意冷，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在国内产下孩子后便缢死家中

古往今来，无数爱情故事使我们驻足痴望。爱情是美好的，却也是盲目的，愿你在深爱别人的同时，亦深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美好年华。

参考文献：

《郭沫若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