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屈原）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出自：《九歌·国殇》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原文：

九歌·国殇

先秦：屈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译文：

手拿干戈啊身穿犀皮甲，战车交错啊刀剑相砍杀。

旗帜蔽日啊敌人如乌云，飞箭交坠啊士卒勇争先。

犯我阵地啊践踏我队伍，左骖死去啊右骖被刀伤。

埋住两轮啊绊住四匹马，手拿玉槌啊敲打响战鼓。

天昏地暗啊威严神灵怒，残酷杀尽啊尸首弃原野。

出征不回啊往前不复返，平原迷漫啊路途很遥远。

佩带长剑啊挟着强弓弩，首身分离啊壮心不改变。

实在勇敢啊富有战斗力，始终刚强啊没人能侵犯。

身已死亡啊精神永不死，您的魂魄啊为鬼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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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国殇》之作，乃因“怀、襄之世，任馋弃德，背约忘亲，以至天怒神怨，国蹙兵亡，徒使壮士横尸膏野，以快敌人之意。原盖深悲而极痛之”。

在秦楚战争中，战死疆场的楚国将士因是战败者，无人替这些为国战死者操办丧礼，进行祭祀。于是放逐之中的屈原创作了这一不朽名篇。

赏析：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

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

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

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作者介绍：

屈原（约公元前340或339年—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

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

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

话剧《屈原》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写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的政治挫折和个人遭际。郭沫若首次将其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他以神来之笔，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剧一开始，即写屈原以橘喻志，教育学生保持高洁的灵魂。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实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他创作者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

《屈原》作为激发爱国热情的艺术作品，时值抗战相持之时，人民的愤懑之情更容易通过话剧的形式抒发出来，屈原在《雷电颂》中发出的“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声，一度响彻重庆的上空。后来的很多话剧都可以证明，切中时代的脉搏发出真诚的呐喊，哪怕是稚嫩的作品，仍然能够得到热情的呼应。

由于此戏的上演恰值皖南事变的第二年，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很快就被国民党认为是对政府的隐秘攻击。

根据当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郭沫若的自述，以及当时左翼文化人士关于此剧大量唱和的诗词来看，这个戏的演出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周恩来甚至认为“《屈原》演出的成败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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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在这个热闹的时代，让我们重读《屈原》，回望诗人的命运。

上个世纪初话剧出现于中国，带着新鲜的趣味和蓬勃的生机，以及明显稚嫩的特征，中国人并没有完全了解话剧的构造和编织的规律，就已经开始把它当做传递思想和情感的有力武器了。

郭沫若1942年1月写的话剧《屈原》便是这样的作品，它不成熟却切中时代的要害，那些看来十分明显的文学缺陷，都被鲜明的主题和昂扬的激情所掩盖，成为呼唤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

屈原

屈原和渔父各自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事态度：一是屈原的明辨是非、高洁白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一是渔父的不问是非、明哲保身，乃至消极避世、飘然自乐。

“道不同，不相为谋”，结果只好异途殊归，各行其志。总体说来，作者的意图和倾向是：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赞扬屈原的崇高精神，贬抑渔父的消极态度。

从作者的态度来看，让渔父用“混世”反语来激励屈原，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这恰恰说明了作者对屈原的崇敬，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倾向十分鲜明。

作者没有单—地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而是别具匠心地为他设置了一个对立面，让渔夫与屈原分别代表两种相反的但各自又十分典型的人生观，并让他们在江畔相遇，展开对话，这就使文章内涵全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在这个构架中，至少包容着三个方面的对比关系：

一是两条人生道路的对比。屈原坚持人世，渔父乐在出世。实质上一个足从社会着眼，目的在于济世：—个是从个人出发，意图在于全生。两相比较，谁积极谁消极，不言自明。

二是两种“入世”态度的比较。一个是明辨是非、高洁白奉，而且至死不渝；一个是是非不分、随波逐流，乃至混水摸鱼。两相比较，孰高尚孰鄙陋亦是不言而喻。

三是两种结果的对比。屈原积极用世，深思高举，结果却惨遭流放，行吟江畔，痛苦万分；渔父消极避世、钓鱼汀滨，反而能身心自由，鼓枇高歌，欣然自乐。这两种情景的对比、诱惑，恐非意志特强者所难以自持：然而屈原却非但能够持志不移，而且锐意于以身殉国，这样，他那玉叮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叮焚而不可毁其节的崇高精神，就在层层对比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