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故事和辞官的原因

陶渊明故事和辞官的原因,第1张

陶渊明的故事:

颜延之在当刘柳后军功曹这个官职时,曾经在寻阳和陶潜交情很好。后来颜延之在始安郡这个地方当官,在经过陶潜住的地方时,便天天去陶潜家。

要走的时候,颜延之留下二万钱给陶潜,陶潜全部把钱送到酒家,以便以后去拿酒方便些。无论贵贱人等只要去造访陶渊明的时候,他有酒的时候便设酒宴一起饮酒,如果陶潜先喝醉,他就跟客人说:“我喝醉了,想去睡觉啦,你可以回去了。”

陶渊明辞官的原因:

陶渊明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义熙元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

十一月,程氏妹在武昌去世,渊明作《归去来兮辞》以后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

扩展资料:

陶渊明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

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

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

—陶渊明

  陶渊明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两次选择。第一次他选择“伪善”,讲忠孝、讲信义。第二次,在经过几度出仕的尝试以后,对世俗和官场有了深刻认识。他选择了隐居。在隐居中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当初的 出仕他说是家贫。这从他的诗中也反映了出来。

  然而他也是为了追求理想。只是世俗和官场的腐败、黑暗使他不得不选择隐居。他的归隐跟他执着于自然关系密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就反映出丘山、田园对官场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里面有“自然”一种闲适、自得的生活。

  他早期学的是忠孝、信义、不废弃儒学。可以说是执着于名教。后来的归隐是执着于自然。他质性自然,带气负性的为人是根本不可能与世俗腐败风气相结合的。何况仕途充满了机诈和险恶,归隐对他来说是无奈之举。

公元405年秋,他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陶 渊 明 简 介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他的一生,看似平淡,但无比“繁华”。他的一生,看似无功,但无比“伟大”。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

五仕五隐,是对他四十年人生的总概括,从这个数字就可看出,他在进退之间一直犹犹豫豫,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纠结。站在这两个字背后的是陶渊明的两位先辈,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陶渊明。

一位是他的曾祖陶侃,另一位是他的外公孟嘉。大英雄级别的曾祖,无疑给年轻的陶渊明树立了高大伟岸的标尺,想要成为热血青年渴望建功立业。孟嘉和他岳父陶侃不同,他靠着学识和气度,同样赢得了朝野的尊重,他的旷达真率让陶渊明渴望像自己的外祖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

可是陶渊明自以为归隐田园就可以平静的内心,很快被打乱了。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尽管做了五次官,但是他的职场生涯加起来还不到3年。陶渊明40岁的时候,他彻底离开了官场,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农夫,耕田种地,赏菊饮酒,任凭他人三顾茅庐他仍未出仕,终生与世隔绝。

回顾之前过往,他不禁感叹:过去的错误已不可挽回,希望只能寄托于未来。无奈之中,他还有一丝庆幸,庆幸自己误入迷途不远,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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