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 翻译

这句话的意思为：许允担任吏部郎的时候，大多任用他的同乡。

出处：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

白话释义：许允担任吏部郎的时候，大多任用他的同乡，魏明帝知道后，就派虎贲（皇宫侍卫）去逮捕他。许允的妻子跟出来劝诫他说：“对英明的君主只可以用道理去争取，很难用感情去打动。”押到后，明帝审查追究他。许允回答说：“举荐你了解的人，臣的同乡，就是臣所了解的人。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世说新语》的编纂成书固然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有关，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士人情有独钟化大气力与其门客共襄盛举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

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

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

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

文章简介：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

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心迹的自我表白。由于他的自由意识是如此强烈，当遇到现实生活中丑恶力量的阻梗时，他的愤怒和抗争也表现得格外强烈。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的个性之活跃和解放是少有的。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鸣皋歌送岑征君》）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古风》之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

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襄阳歌》）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他的《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即使写失路的忧愁，也没有丝毫寒促蹇涩的危苦之词，诗中出现的黄河、太行、海上、日边等意象，以及拔剑四顾的雄姿，扬帆渡海的遐想，都具有着壮美的情采。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

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他初出蜀时写的《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豁然开朗的开阔处着笔，写出了一个初上征途的青年富于展望的情怀。而晚年遇赦获释后所写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则是从江流迅疾的速度着手，抒发了轻快活脱的心情。李白把汉魏以来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和生活实感结合起来，娴熟地掌握了传统文化积淀的意蕴，在妙手偶得之间留下了令人咀嚼的隽永韵味。例如《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也无不在传统意象和生活实感的统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有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爱情要求，如《夜坐吟》：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也有人物交往中的天真情态，如《越女词》其三：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他的纯真的友情，常常能摆脱等级意识的污染。如《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等诗，所写的都是普通百姓。李白晚年所作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

这位在权贵面前傲岸不羁的诗人，在一个普通的农妇面前却感动得难以进食。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总之，李白是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正如李阳冰所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李白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即在于此。

　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时常会需要准备好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祭十二郎文》教案设计，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解文言词句。文言实词：孤，怙，孥，薨，辍，嗣，蒙，窆，尤等。文

　言虚词：其，抑，曷等。文言句式：惟兄嫂是依(宾语前置) 呜呼，其信然矣。(感叹)等。

　2了解祭文的有关知识及本篇祭文破骈为散，边泣边诉的语言形式。

　能力目标

　1掌握本文叙事和抒情紧密结合的写作方法。

　2体会遣词用字的妙处，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领会此文散发的浓浓悲情。

　3指导学生饱含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反复诵读，达到理解文意并背诵部分段落的目的。

　4培养学生感受悲剧美学的能力。

　德育目标

　通过鉴赏本文，让学生体会作者融于字里行间的至真至切的亲情。

　教学重点

　1鉴赏韩愈散文的叙事中抒情的特点。

　2学习本文破骈为散，不拘常格的语言形式。

　3反复诵读，体会文章悲伤凄婉的感情基调。

　教学难点

　体会“邪”“也”“乎”“矣”等虚词在表达感情上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切最动人的文字都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今天我们 就要学习这样一篇抒情散文，它字字含泪，句句动情，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不绝，成了祭文中的“千古绝调”。

　二、出示自学目标

　1、体会叙事中抒情的特点。

　2、体会作者对十二郎深切的痛惜和怀念之情。

　3、学习本文破骈为散，不拘常格的创新精神。

　重点：领会叙事中抒情的特点。

　三、作者及背景简介

　1、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自幼孤苦好学，锐意上进，贞观八年(792)中进士。元和十二年(817)迁刑部侍郎。因阻谏唐宪宗奉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穆宗时，官至吏部侍郎。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 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愈也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文众体兼长，多所创新，气势雄健，语言新颖，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是继司马迁之后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其传世的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2、韩愈幼年丧父，靠哥嫂抚养成人。韩愈与其侄十二郎自幼相守，历经患难，感情特别深厚。但成年以后，韩愈四处飘泊，与十二郎很少见面。正当韩愈官运好转，有可能与十二郎相聚的时候，突然传来他的噩耗。韩愈悲痛欲绝，写下这篇祭文。

　四、解题

　1、汉魏以来，祭文多仿《诗经》中雅、颂的四字韵语，也有骈文的。韩愈的这篇祭文，虽沿用四言，但文意曲折，气势飞动，打破了一般祭文为死者歌功颂德的陈腐旧套。此文破骈为散，不拘常格，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的特色。

　2、《古文观止》评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苏轼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当然，这些说法未免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本文饱含作者对十二郎的满腔真情，却是确定无疑的。

　五、整体感知

　听课文录音：1、注音。

　闻汝丧 及长 不省所怙 兄殁南方 省坟墓 归取其孥 丞相薨 佐戎徐州 汝遽去 万乘之公 相殒其生 窆不临其穴 尚飨

　2、本文有“至情之文，千秋绝调”之誉，其蕴含了那些情

　明确：

　情：思念之情 痛悼之情 骨肉之情 追悔之情 人生无常 宦海沉浮

　六、点拨引导自读课文1-3自然段

　方法步骤：自读课文结合注解疏通文意 点拨重难点语句 引导欣赏

　第一自然段：表哀悼之情。

　《祭十二郎文》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首告闻丧以致哀。

　第二自然段：此段叙骨肉之情。

　叔侄之间情同骨肉，亲如手足。这就为下文哭祭老成打下了情感的基础。接着历数了韩家迭遭不幸，回忆了许多生活往事，尤其是嫂嫂指着自己和老成所说的悲痛至极之语，写出了自己和老成在继承韩氏香火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第三自然段：点拨：此段抒悔恨之情。

　韩愈写自己为生活奔走，叔侄难见面的情形以及虽几度相约而终“不果”的遗憾、悔恨、自责，这是韩愈对十二郎无限深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对自己往日追求功名富贵沉浮于仕途生涯的反省和批判。

　七、小结本节课，布置作业

　1、树读课文

　2、完成《高考神梯》第一部分。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1、点拨学生自学课文4-12自然段 2、小结本文

　教学步骤

　一、简单复习上节课内容

　二、继续指导自学4-12自然段

　方法同上。

　第四段：采用“反差”叙述手法抒人生无常之慨。

　作者自感眼花、发白、齿摇、体衰，不能久存;而十二郎少壮康强，又蒙“吾兄之盛德”，理当存全。孰料却偏偏相反，“少者强者而夭殁”。事情如此出乎意料，以至顿生下文真邪梦邪、信也不信也的种种怀疑。

　第五段：在上段的基础上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

　此段笔调低沉，抒情的气息亦愈加浓郁。特别是闻死讯之初那将信将疑、恍惚迷离之状的陈说，更是如泣如诉，悲痛至极，达到了抒情的高峰。在真邪梦邪、信也不信也的种种 幻想破灭之后，情不自禁地向天理、神明、寿命发出了一连串愤愤不平的质疑和冲击!问天无语，问神不应，遂生“几何不从汝而死也”的念头，至此感情的悲愤已升至极点。

　揣摩文章第5自然段中的“邪”、“也”、“乎”、“矣”的`用法，体会它们在表达感情上的作用：

　三个“邪”表明作者难以接受十二郎夭亡的事实，所以用反诘的语气，强化作者极度震惊的心情。

　第五句“也”“乎”合用，表明作者仍不相信事实，所以用推断来排除现实的可能性，整句用的是假设语气。

　第六七句末尾用“乎”，来表示作者的质疑，不愿接受残酷的现实。

　第八句末尾用“也”，表明作者始终难以接受事实，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第九句前两个“也”连用，表假设，后一个“也”表反问，作者清醒地明白，眼前这一切是事实。

　第十一、十二、十三句连用“矣”来表明自己的不解与迷惑，作者实在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

　最后两句末尾用“矣”，相当于“了”，表明天道难测，神机难明，天理不可推究，人的寿命难以预知。

　第六七自然段：两段相互配合，发后嗣难成之悲。

　上段自我自我安慰——死后有知，则相见之日不久;死后无知，则可摆脱悲哀。下段自然写到死期将至，两家后代难于成立，连用两个“呜呼哀哉”，既表现了思绪的起伏跌宕又示以精神的无可奈何之状，使读者同坠于悲哀迷惘之中而不觉。

　第八、九自然段：以回忆的口气，追忆往日通信的内容表达了作者对十二郎的关切之情。

　想了解十二郎死因和死亡的日期，可惜由于耿兰的不言月日，及使者的胡说，导致弄不清侄子确切的死亡日期。这段文可以说是全篇中写得最平的，无论是用辞上还是感情上都显得平淡无奇，似乎是多余的话。但这些看似平淡的叙述足见两人情谊之深厚。

　第十自然段：叙后事之安排，以安慰死者在天之灵。

　第十一自然段: 进一步抒发了与十二郎“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的内疚和遗憾。

　韩愈在这里以两个“不能”而愧对“神明”，愧对父兄，也愧对夭殁的十二郎。于是痛极生悲，发出“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的呼喊，甚至“无意于人世”，只求“数顷之田”抚养子孙以待余年。读完全文，我们仿佛看到未老先衰的韩愈正在十二郎的墓前对死者哀伤地叙说，边哭边诉，呼天抢地，神志惶惑，悲伤之情跃然纸上。

　第十二自然段：在表哀悼之情。

　三、小结本文

　1、 结构思路:

　第一部分：写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2-3)

　先从身世和家世的不幸，写幼时孤苦相依;后叙两人的三别三会，终于不得会合而成永别，使作者悔恨无穷，抱憾终生。

　第二部分：写十二郎之死。(4-9)

　先写对十二郎之死的悲痛，再详叙死因和死期。

　第三部分：写对十二郎及其遗孤的吊慰，交代迁葬及教养遗孤等事。(10-文末)

　2、写作特色: 作者把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联系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对亡侄的无限哀痛之情。同时，也饱含着自己凄楚的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慨。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己身之未老先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的辛酸悲痛。

　四、作业布置

　1、熟读课文 2、完成《高考神梯》第二部分

　第三课时

　教学要点

　1、文言知识过关 2、迁移练习

　教学步骤

　一、本文文言知识过关练习

　1、指出句中通假字

　远具时羞之奠 零丁孤苦 不幸早世 终葬汝于先人之兆 敛不凭其棺 以待馀年

　2、古今异义

　明年 成家而致汝 吾与汝俱少年 冀其成立

　3、词类活用

　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 莫如西归 成家而致汝

　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吾书与汝日 恐旦暮死

　汝之纯明宜业其家 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

　4、一词多义

　省

　不省所怙 汝来省吾

　始

　始来京城 汝之子始十岁

　虽

　虽暂相别 虽万乘之公相

　诚

　诚知其如此 天者诚难测

　如

　如吾之衰者 如耿兰之报 如不能守以终丧

　其

　未知其言之悲 其后四年 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 其又何尤 吾其无意于人世矣 其无知，悲不几时

　5、特殊句式

　惟兄嫂是依 吾佐董丞相于汴州 吾又罢去

　何为而在吾侧也 汝从(吾)于东 其然乎其不然乎

　二、迁移练习：课堂辩论

　辩题：商品经济时代还要不要亲情

　正方：亲情，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任何时候都不可丢。

　反方：商品经济时代，适者生存，不能因亲情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教学过程的表述不必详细到将教师、学生的所有对话、活动逐字记录，但是应该把主要教学环节、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很清楚地再现。)

　板书设计

　幼时为伴，未尝相离(2段)

　1生离之情

　三别三会，聚少离多(3段)

　少、强先殁，不合常情(4段)

　惊闻噩耗，疑梦非真(5段)

　融情于事 2 死别之情 若死有知，愿从汝死(6段)

　子孙幼弱，睹之生悲(7段)

　病因死期，萦廻于心(8、9段)

　吊慰、改葬、事事不忘

　3祭奠之情 (10段)

　抚孤成立，馀年之愿

　教学反思

　本课以“重在自主，重在发现，重在探究”为教学理念觉得主要有。在上完这一课后我以下几点：

　首先，学生的鉴赏活动贯穿教学的始终，无论是对文本意义的读解，还是对意境的感悟，都是由学生通过探究发现的。在课堂上，学生拥有比较充分的鉴赏权、思考权、发言权，这就为他们“发现”提供了保证，学生不再是名义上的、形式上的主体，而是实质性主体——成为学习过程的真正主人。

　其次，利用了研究性学习的方式，重视对学生信息搜集和筛选能力的培养。教学中通过组织学生课外的分组、结合话题指导材料搜集、筛选，对于改变学生原来被动的接受和教师教什么我听什么的学习方式会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教学中，有好多学生都谈到这样的学习非常轻松，并且可以涉猎到更感兴趣、更广泛的知识。

　第三，强调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改变教师原来单一的讲解传授方式，依靠材料，依靠学生小组的合作、探究和竞争，变知识的接受为生成。利用现代媒体，利用网络，利用发放的资料，利用生生之间思维的碰撞，打开了克服重难点的大门。我觉得，这对于古文学习方式的改变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这节课，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值得改进;

　1、学生的课外预习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掌握，毕竟学生的学习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接受型上，习惯很顽固。

　2、阅读大量的资料，对于教学进度的完成是一个挑战。(当然，教会学生方法，改变学生的习惯比任何都值)

　3、改进的想法是打算结合网络，以利于更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分辨其中的议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词解释，通假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雚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送徐子与谳狱江南表达了诗人的不舍离别之情。

1、嘉靖三十年（1551年）三月，杨继盛上书明世宗，指出仇鸾提出议和，是向俺答示弱，是国家的耻辱，并逐条论述与俺答议和“十不可、五谬”。他建议惩处主张互市的大臣，“选将练兵”，认为不出十年即可以击败俺答。

2、明世宗看了杨继盛的奏书后思想受到触动，仇鸾却指责杨继盛“目不睹寇”，诸大臣则以派去和议的官员已经出发，对杨继盛的奏议加以排斥。接着，仇鸾秘密奏书，诬陷杨继盛。于是，明世宗下令将杨继盛逮捕入狱，随后将他贬为狄道（治所位于今甘肃省临洮县）典史（县府收发公文的官员）。

扩展资料：

1、《杨忠愍公全集》题作《送徐龙湾审录江南》，为杨继盛在狱中所作，慷慨陈词，婉而多风，时徐子与（即徐中行）官刑部员外郎，奉旨赴江南。

2、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人，明代政治人物，官刑部员外郎，因弹劾权臣严嵩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