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三皇五帝”的身上，凝聚了古人的政治理想与情感寄托？

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从懵懂之时，我们就会听到来很多来自于爷爷奶奶口中的神话故事，在这些神话故事中，最令人记忆犹新的莫过于女娲、伏羲、盘古、三皇五帝等上古时期的众神灵。

大禹治水石刻画拓片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堂中我们逐渐的学习了小时候神话故事中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莫过于尧舜禹。长大后，这些孩童时期学习过的故事逐渐在脑海中浮现，当再次回味这些尧舜禹的故事时，我发现，其实在尧舜禹的身上，除了那些美好的神话故事外，还凝聚着古人对理想政治与理想社会的情感寄托。

从小到大，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尧舜禹一直都被视作上古的贤君。他们以以身作则，以德治国，以禅让的形式，完成政权的更替，他们所代表的是“公天下”而非“家天下”。这种“公天下”的思想，一直以来是神州乃至于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乌托邦”。

尧舜禹三皇五帝xianjutu

但是，当你潜心去研读尧舜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有关尧舜禹的考证书籍中，有一部分文章、书籍会抛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尧舜禹未必确有其人”，而且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据考证者推测，尧舜禹时期施行的所谓的“禅让”很可能只是部分学者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那么，关于尧舜禹以及其统治时期所施行的政策方面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围绕尧舜禹，会有这样的争议呢？这一切我们要从关于尧舜禹考证方面的两个观点入手～

自名为“南海圣人”的康有为

首先，我们从那些对尧舜禹时期持怀疑论者的观点入手。通常我们把这些对尧舜禹时期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称之为“疑古派”。“疑古派”兴起于20世纪初，在疑古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顾颉刚和康有为，当然此二人因疑古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在此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就迥然不同。

顾颉刚是一位史学大师，他的疑古是基于考证性的疑古。他在疑古方面的出发点，在他所著的《古史辨》第一册中就曾有明确的记述，原文如下：

顾颉刚《古史辨》书影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先生的这段话，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文中，简要地阐述了顾颉刚的“疑古”思想，顾颉刚先生通过纵观历史，得出，那些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以尧舜禹为代表）形象，大多是通过历朝历代的加工，逐渐具体化。

诚然，顾颉刚先生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这种辩证的关于尧舜禹时期的“疑古”思潮，萌发于清中后期，当时的代表有：刘逢禄怀疑《左传》，魏源怀疑《毛诗》和汉代的《古文尚书》，邵懿辰怀疑《逸礼》等等，这些都是怀疑古文经的先声。当然，这些思潮因为受到当时儒学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压制，传播受限，其传播范围仅限于部分文人之间，但这种思潮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到后来，随着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变法革新派兴起，变法派出于为变法革新制造舆论，以促成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他们便编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开始大举攻击古文经，并且顺带着怀疑了古史传说，他们认为古史传说大多是先秦诸子们为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经过变法者政治层面的宣讲，使得原本小众的“疑古”的学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影视中的清末民初改革维新派形象

进入民国后，随着西方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不断输入，国内学者尤其是那些留洋归来的学者，纷纷加入到重新检讨中国传说人物及历史的阵营之中，这些人中有主张废除汉字的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有主张白话替代文言文的洪仁轩、胡适、黄遵宪、陈独秀等，而像顾颉刚这样对尧舜禹真实性的考究亦或是发难，则是这群学者中比较典型的一桩历史文化思潮。

在疑古派看来，黄帝、炎帝这样的人物，只能归入传说，至于尧舜禹，则被列入传说附会之列。甚至，他们将历代学人追溯的古代王朝的开端“夏商二朝”也被认定是传说，不被当作信史看待。

但是，这些以顾颉刚、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疑古派”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像尧舜禹这样被正史记载，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典范”的人物，若真的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话，怎么可会就被古人一夜之间杜撰出来？

轩辕黄帝雕塑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研究历史的学者队伍中，有剑走偏分的“疑古派”，就有“信史与传说”的追寻古人记载与尊重考古资料的正朔探寻者。

关于历史和族群血缘的认同上，几乎每个华夏儿女都会毫不疑虑的打骨子里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有关炎黄二帝的考证几乎是和对尧舜禹的考证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现代人对炎黄二帝最早的认知来自于《史记》，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里说“黄帝者，少典之子，……”这些话，历来被学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人会去怀疑。

黄帝祭祀大典

但是，为什么同样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就被“疑古”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单凭史书文字记载去认定历史的真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其次就是历史记录者立场的不同也会造成历史事件一定的偏差。所以，在没有考古的佐证，很多历史记载，尤其是文字未出现之前时期的神话故事，都很有必要的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猜测，这种猜测对历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因此，当20世纪初，胡适、顾颉刚等人在没有考古发掘资料做支撑的情况下，掀起“疑古”思潮的时候，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这一历史研究方面的新兴思潮。

对于这种思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而言，他们的这种否定尧舜禹真实性和夏商这两个朝代真实存在性的思维，很快就会被兴起的学术科目所推翻，这个学术就是——考古学。

殷墟考古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

中国的考古好古之学虽然发轫久远，但真正学科化的考古学却出现的很晚。古人把好古，好收藏考证者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称之为“金石学”。晚清时期的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就属于晚清时期的金石大家，而他在1898年，因病治药所买来的上刻有奇怪的刻划符号的甲骨，则揭开了中华文化历史上最神秘王朝的面纱，而那些神奇的甲骨上所刻写的符号经过多方查考，王懿荣与当时的一批饱学之士认定，它们属于一种远比小篆、大篆古老的文字，因为其多见于甲骨之上，所以它被称之为“甲骨文”。

后来，考古学家在王懿荣的考证之上，循着线索终于发现这些甲骨的来源地——河南安阳。

殷墟考古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

于是在1928年，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安阳考古工作在留学归来的李济的主持下正式拉开了大幕。在考古工作开展不久后，这里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遗址。

甲骨文的发现，大量甲骨的出土，随之甲骨文逐渐被释读出来，所以一张商王世系表，逐渐清晰起来。当人们拿着地下挖出来的甲骨文商王世系表与《史记》相互对照时，发现两者的记述竟是惊人的吻合！

殷墟考古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

由此可知，《史记》等古籍对于传说时代的记载，是有很大的确定性的，但是，从现在发掘出来的所有甲骨文来看，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跟尧舜禹有关的记载，所以说尧舜禹存在与否，在甲骨文发现后依旧存在着争议。

但是在甲骨文发现释读不久之后，一件迄今为止，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出土了，这件文物用其身上的铭文证实了，至迟在西周初年，大禹治水的故事便已经有了。但是西周距大禹的时代毕竟比较遥远，所以这样的故事，依旧不能证明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是否真正存在过。

西周青铜器——遂公盨

尧舜禹中，所处年代最晚的大禹尚且未能明确其人，尧舜二帝的举证就更加困难了。

总之，疑古也罢，信史也好，这两者只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罢了。它们两种猜想在考古发掘工作未完成之前，就像一枚被抛起的硬币一样，未落地之前谁也没办法做到完胜对

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3）关于康有为的帖学、碑学修养，我们从《广艺舟双楫·述学》中可见一般：十一岁临池便以《乐毅论》及欧赵书为范本，后又涉猎小欧《道因碑》，并取《圭峰》、《虞恭公》、《元秘塔》、《颜家庙》临之。行草则取法孙过庭《书谱》及《阁帖》，兼取法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又临苏米，攻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三十八岁时的小楷《殿试状》，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成绩，亦可以算作二十余年来“帖派”楷书学习的总结。二十五岁时入京应试不第，而购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才颇远于俗。至三十三岁著成《广艺舟双楫》，提出一整套“尊碑”的书法理论。至此，为其“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的书学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所占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他真正纳碑于贴、入碑化贴并兼淘古今的实践，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岁月里进行的。从流传下来书法作品看，这种“欲兼诸美”的理想书风应是在他流亡生涯结束后才得以形成，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康有为按照自己“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4）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践磨砺，完成了“有个性地兼众美”的书风。他创造出来的这种书法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奇特的景观。对于这一创新，康有为自己的评价是：“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同识而夺之，移赠翰臣得入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康有为《天青室白联》跋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审美习惯的新型风格，被书法界称为“康体”。

马宗霍先生认为：“南海书法想在六朝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

祝嘉先生认为康氏“书其母墓碑，固尝极力摹仿《爨龙颜》，然则体态则以《六十人造像》为近，岂亦三折肱于此耶？”（《愚庵书话》）

商承柞先生认为：“其‘尊魏卑唐’，并非实情与偏见，而是以此掩其虚伪。知其然，须从其历史谈起。其童年曾写过欧、颜等碑，还写过赵孟頫，在魏碑也下过功夫。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的《千秋亭记》，刻在四川省巴县某江岸的岩石上，知道的人不多。康氏得此拓本后，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我将此拓与康字对照，立即剥去他的伪装。”（5）

沙孟海先生认为：“他对于《石门铭》得力最深，其次是《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各种。他喜作‘擘窠大字’，固然由于他的意量宽博，但其姿态，则纯从王远得来（也有几层颜字），众目可共看也。邓石如、张裕钊是他所最倾倒的，作书时，常常参入他们的笔意，但还有一家是他写大字写小字以及点画使转种种方法之所出，而他自己不曾明白说过的，就是伊秉绶。试看他两人的随便写作，画出平长，转折多圆，何等之似。潇洒自然，不夹入几许人间烟火气，这种神情，又何其仿佛。”（6）

康有为虽然遍写各种碑帖，但确有偏重处，到底哪些碑帖对其书法风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从“康体”书法形式美角度分析其渊源，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综观康有为书法成熟期可以称作“康体”的作品，我们认为马、沙二位先生把其形式美最根本的渊源归结为《石门铭》的观点，是最有洞察力的。

“康体”在体势上深受北魏《石门铭》的影响，结体于庄严之外透露出纵横开张的气势。康有为于书法极重视体势。他说：“学书有序，必先能执笔，固也。至于作书，先从结构入，画平竖直，先求体方，次讲向背、往来、伸缩之势。字妥贴矣，次讲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结体章法，通其疏密、远近之故。求之书法，得各家秘藏验方，知提顿、方圆之用。浸*久之，习作熟之，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记》曰:‘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7）他认为“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并强调“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王田葵先生在分析“康体”书法艺术特征时说：“在‘孳乳浸多’的‘康体’里，流贯着一脉‘雄强茂密’的神采，在它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的骨、筋、肉、血以及动态线条的关联。康氏喜欢用逆峰入笔以蓄势，涩笔迟进以藏刀，饶有邓石如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张裕钊恢弘宽博，峻拔奇逸的气势。康氏晚年创作的《佛语轴》(天津博物馆收藏)，整幅字贯注着一脉魏碑风格。笔法多以尖峰起笔，收处无挫锋，折处提笔圆转，少方棱折角；横画多有隶意，行笔逆入藏出；点画中似乎有一种‘张力’，笔势纵横排荡，潜藏着书家无法遏止的情感力量。

确有一种超凡大度之态。”又说：“康有为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将魏碑的圆笔体势揉进行草，似不经意，又绝不乖张，工拙互见，欹正相生。康氏在尽可能地减少运笔动作，线条写得自然舒展，长短府仰，各随其体，取百物之状，依势成形，用一种生涩的笔势来促成隽雅雄健的气势。这是‘康体’典型的创造浑朴、奇宕书风的范例。而刊于《民国时期书法》的《行书轴》，则是另一类清峻瘦健一格的‘康体’字。没有常见的跳越、恣肆的笔法和洞达、奇逸的结体，似乎将痛快淋漓的心态收敛在平整的章法之中。然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以茂朴、雅拙的体势，峻厚的点画来造成浑穆气象的又一成功尝试。书家面对琼林瑶岛的自然景观，那江千远树，那岿然金山，一派浑穆宁静的气息溢于心中，这种心境化作手中的线条形象，便形成了浑穆的写意图境。整幅字气韵贯通，充分展示了“康体”的风貌神韵。正如丁文隽《书法精论》所说：‘康书纯以神行，不斤斤计较点画笔墨，乃其独到之处，一般书家难以语此。’”（8）文中提到的康有为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实是受宋初陈抟影响。前文中提到，康有为曾获观宋代陈抟书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楹联，该联全法《石门铭》，这也成为康有为深入理解《石门铭》书法的一个途径，使他所书的这幅对联之神采意蕴更接近《石门铭》书法，气势开张、书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和阳刚之美。

康有为对《石门铭》书法形式美的继承与陈抟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的书法体系中，《石门铭》是一个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有着多方面的内容：秦篆、汉隶、北碑、南帖熔于一炉，创造了“千年未有之新体”——即“康体”。由于康体务求直率自然，故其字放纵随意，粗服乱头，以简驭繁，除尽小巧。点画线条直中见曲，富含张力，势如奔雷，力能扛鼎；间架结构纵横取势，横势为主，洞达疏阔，恢弘宽博；字与字之间多断而不连，纵横开阖，浑然一体；内心情感抒发任情恣性，畅通无阻，挥洒自如。以其大气、厚重、苍茫的高古气息，神妙境界卓然立于书坛。

“康体”的代表性作品如《飞白书势铭屏》，笔笔沉着，字字飞动，力韵兼盛，酣畅淋漓；《游华山登千尺峡诗轴》方圆绞转，贴势碑法，隶篆草情浑然一体；《追忆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已是碑帖泯迹，疾涩不拘，拗拔天成了。另外如《雄奇文章联》、《游存庐落成诗卷》、《广武将军碑跋文》等作品都充分体现着“康体”的艺术成就。从这些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石门铭》书法的笔法、体势、神彩、意蕴或隐或显的体现，《石门铭》书法已潜移默化融入到了“康体”之中，成为其书法形式美的核心因素。

张金梁先生把康有为书法的特点概括为雄、博、古、逸四个字，是非常恰当的，他说：“在对康有为众多的书法作品读过之后，我倒觉得用雄、博、古、逸四字概括更恰当一些。雄是说，康氏的书法雄伟雄健、刚劲豪放，一派阳刚之气，其用笔淡化技法，标榜气格，大有横扫千里之势，这是其他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博是说，康字结体宽博，取法广博，知识渊博，康氏结字大都横向取势，体阔势足，稳如泰山，愈大愈妙。其学书的胸怀也够宽广的，欲‘集北碑南帖’、‘兼汉分秦篆而陶冶之’，没有过人的学识和高超的眼力是提不出这惊世骇俗之论来的，在熔古铸今方面，古今罕有书家与之匹敌；古是说，其书气象高古浑穆，用笔古拙，结体古朴，寓意古雅。‘康体’书法无唐后人意态，是难能可贵的，古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若入古出新、食古能化、古而不旧才是高手，康有为恰恰具备了这些素质；逸是说，康书大都逸笔草草，全以神行，无拘无束，飘逸潇洒，意态自然。在‘康体’书法中，罕见严谨刻板之作，手中之笔如一匹天马，不受任何羁绊约束而又不粗野。”（9）其中论及的“雄”、“逸”当与《石门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雄健豪放”、“飘逸潇洒”、“ 意态自然”构成了“康体”与《石门铭》书法共同的形式美特征，辉映古今。

参考文献

［1］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57页。

［2］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3］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4］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50页。

［5］商承祚著《我在学习书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见：《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71页。

［6］沙孟海著《近三百年的书学》，见：《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22页。

［7］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48-849页。

［8］王田葵著《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金开成，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21-622页。

［9］张金梁著《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23—24页。

康有为是明朝末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共同发动了戊戌变法，想要给当时黑暗的社会开出一剂良方，但是在他们努力的100天之后戊戌变法就彻底流产。成为了历史上变法时间最短的一次改革。不过梁启超和康有为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是爱国人士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国内已经没有生存的地方，他们只能逃亡到国外度过他们的下半生。

当时国外早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脱离了封建制度，他们在采取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制度。康有为早年对资产阶级制度有深刻的了解，他依靠着自己犀利的口才到各个国家进行游说，他的演讲非常的令人动容，利用共情这一点引起人们内心深刻的共鸣。在国内生活窘迫的康有为没有想到在这里收获了大笔的财富，凭借着自己的一张嘴就让他成为了一个富人，这不仅仅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恐怕康有为自己也没有料到在国外竟然生活的如此之好。

康有为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洋房，每天吃着牛奶面包。虽然康有为在国内没有实行君主立宪，但是他让自己过上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康有为的成功让我们认识到是金子总会发光，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国内康有为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来到国外之后他反而成为了一个很成功的人。

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很弱小。但是他们有这种政治需求，所以他们想努力的争取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他们并没有想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如此强大。而且他们手中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这样的变法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历史上出名的人不在少数，它们之中有的人为了为自己立下了万世基业，为后世挣得了太平，有的人为自己的祖国捐躯奉献，甘愿牺牲，但其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自己获得利益的路途上，使用了一些手段，被别人所不耻，我们通常称这些人为，伪君子，当然，我们对伪君子的定义并不是说贬义，说他是一个对后世有害的人，只是说他做事的方式，为人们所不耻？

以刘备来说，当今对刘备的说法褒贬不一，有人说刘备是一代明主，也有人说刘备的心机很深，是一个伪君子，在刘备成就一番帝业以前，刘备先生跟着刘焉，在跟着公孙瓒与陶谦，陶谦给了刘备一对军队，他就投靠给了陶谦，可是刚投靠没多，陶谦就死于非命，两个儿子也相继死去。之后刘备就又投靠在在吕布的门下，吕布对刘备终究是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刘备追随曹操灭了吕布！

之后，刘备来到京城，跟随曹操，他又计划对曹操下杀手，最后在徐州谋反曹操失败以后，又去投奔了袁绍，但是看袁绍并没有太大作为，就又去投靠刘表，刘表死后，一个儿子投降了曹操，另一个儿子追随了刘备。

当周瑜打败曹仁得到荆州之后，刘备就厚着脸皮去向周瑜要来荆州的主权，可是这一借就再也不还了，硬是将荆州做成了自己的地盘，直到最为与周瑜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