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后的霓虹—中唐—元白诗派

中唐时期，与韩孟诗派同时活跃诗坛的，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白诗派继承杜甫及中唐前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重通俗、平易、写实，旨在发挥诗歌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功能，形成务实通俗的美学特征。

(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下邽(gui)，晚年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自号“香山居士”，官太子少傅。

白居易生于小官僚家庭，其父、祖辈皆明经出身，只做过县令、郡佐等小官。白居易少年时，为避乱而颠沛流离，因此可以接触到社会底层，了解底层民众的苦难，他的诗歌作品一开始就走上了关注现实的道路。

贞元16(800)年，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至五年，分别为盩厔尉、翰林学士、左拾遗。他感激宪宗皇帝的提拔，以高度的热情直言谏事，招致皇帝和权贵的不悦。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刺现实的诗篇，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元和五年，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至九年冬，他丁母忧居下邽(gui)渭村，过着隐居生活。这一时期，佛道思想在他心里占据上风，产生了退隐情绪，同时，与农民往来，也使他对农村生活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创作有《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诗。

元和十年，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六月，因“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江州之贬，是白居易生平的重要事件，可谓分界线。之前，是志在济世安民；之后，则是独善其身。这一年，他写下《与元九书》，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存诗2800多首，他的诗歌主张与传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在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他的主要内容是：

1、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君、为臣、为民、为事。

2、阐发诗歌特性。不论贤愚神鬼，声闻则应，情交则感。情感、语言、语气音调、深意共有，内容和形式协调兼备。

3、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注重诗歌的通俗平易，晓畅明白。

但由于白居易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用，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艺术多变性，对当时及后世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以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为标志，诗坛掀起新乐府诗的创作热潮。新乐府继承乐府传统，以通俗平易的形式，表达着诗人们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

白居易讽喻诗今存170多首，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具有严格的形式和明确的政治教化目的，先以“序”表明创作意图，“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上阳就是上阳宫，玄宗天宝五年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不复受宠，六宫美色，皆置别所，上阳宫即别所之一，在洛阳皇城西南。无数被选进宫的美丽女子幽禁于此，美好年华白白流逝，本作品就是揭露与批判罪恶的后宫制度和对女性造成的苦难的。

诗写一位十六岁妙龄女子入宫，因为美丽受到杨贵妃嫉妒，连君王一面都没见就被潜配上阳宫，从此在孤寂中度过一生。残灯孤影，月圆月缺，早已过时的装扮，印证了她从红颜到白发的凄苦岁月，对统治者的批判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观刈麦》《村居苦寒》《采地黄者》等作品，也都是优秀篇章；但也有个别作品庸常乏味，不算成功之作。

“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相对讽喻诗，白居易对闲适诗同样重视，两者分别代表兼济天下的胸怀和独善其身的心理，两种作品基本相伴而生。

优雅闲适的生活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愿景，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人生理想的另一面。其淡泊悠闲的情调，为后世文人所欣赏，同时其表现出的超脱情怀，也容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共鸣，成为心灵抚慰剂。

但也有一些作品热衷于描写生活琐事，津津乐道于衣食俸禄，虽能展示诗人的闲适生活，却不免庸俗单调。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的抒情长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展现出诗人高超的创作才能。

《长恨歌》：

元和元年(806)冬，白居易任盩厔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游仙游寺，语及玄宗与杨之事，颇多感慨。白居易作《长恨歌》诗，陈鸿作《长恨歌传》，诗、传各有侧重，并行于世。

《长恨歌》被白居易归入感伤诗范畴，共六十韵。前半多揭露和批判，后半又歌颂和同情，呈现出情感的矛盾状态。

《长恨歌》语言精炼，写贵妃美丽，用“天生丽质”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便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写荒政误国，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便生动展现。同时，诗人以景喻情，使情景交融，将其中内涵描绘得淋漓尽致。

《长恨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代洪升的《长生殿》，都取材于此。

《琵琶行》：

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抒情诗，作于元和十一(816)年被贬江州期间，诗以“枫叶荻花秋瑟瑟”和“茫茫江浸月”来渲染琵琶女出场，定下悲凉寂寥的基调；用“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描写羞涩难言的心事和不愿见人的情态，并对应后文“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用“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描摹音乐的美妙动听，成为唐诗中描写音乐的经典名篇；最后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将琵琶女与诗人的情感共鸣合一，突出浓郁的抒情性。

白居易的作品，大多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他本人在唐诗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

(779～831)，字微之，洛阳人，排行九，世称元九。793年明经及第，803年与白居易一起应试，名列第一。

元稹性格鲜明，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都很强，因得罪权贵，多次遭贬。819年冬，宪宗召元稹还京，822年升任宰相。因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冲突，四个月后被罢免为同州刺史，827年初，任武昌军节度使，后病逝于任所，终年53岁。

元稹是白居易好友，也是新乐府的倡导者之一。元稹认为诗歌应该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属事而作”。为此，他非常推崇杜甫“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诗；同时也重视《诗经》《离骚》以来，诗歌传统的继承。

元稹最早将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并对杜甫做出高度评价，开后世扬杜抑李的先河。

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现存乐府诗四卷，作品五十多题，其中描写下层民众生活的篇章为世所重，如：

元稹的乐府诗明白晓畅、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但也有少数作品议论过多，主题散乱。

如果说，元稹有什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独树一帜的，那一定要数爱情诗了。他的爱情诗分两类，就是“艳诗”和“悼亡诗”。

他的艳诗以女性为描写对象，多写青年时期的浪漫爱情和对恋人的美好回忆，如：

元稹的悼亡诗成就尤高。自西晋潘岳以诗悼亡，开中国古代悼亡诗先河，元稹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性都更胜一筹。

元稹和妻子韦丛感情真挚，诗中充满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如：

元稹的《连昌宫词》也是唐代叙事诗的典范之一，与《长恨歌》齐名。诗中通过连昌宫边老翁的见闻和经历，叙述了唐王朝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巨变，借老翁之口，表达了期盼和平的善良愿望，结构上有学习杜甫《兵车行》和《石壕吏》的痕迹，内容波澜起伏，形象鲜明，引人入胜。

(772～846)，字公垂，生于仕宦家庭，元和元年(806)进士及第，与元白为诗文之交，因身材短小，被戏称“短李”。

元和四年，李绅作《新题乐府二十首》，白居易元稹即受其启发，开始了新题乐府诗风大规模创作，但李绅的作品已亡佚，并未流传下来。

李绅的《悯农》二首是千古名篇，流传广泛。

(766～830？)字文昌，贞元十五年(799)进士及第，现存诗470多首，其中乐府诗70多首。

张籍的乐府诗多取自现实而挖掘深刻，能反映社会的本质问题。

(766～831？)，字仲初，出身寒微，初次为官时已年逾四十，存诗五百余首。

王建与张籍同岁，即是邻居，又是同窗，两人均从事乐府诗创作，时号“张王”。

除了乐府诗，王建以“宫词”称名，被称为“宫词之祖”，其大型宫词组诗由百篇七绝组成，几乎涉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如：

晚妆欲罢，更把纤眉临镜画。准待分明，和雨和烟两不胜。

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这是一首咏物词，描写新月，比喻拟人，巧妙别致，颇有风格。

上片正面描写，通过比喻拟人表现新月。看那天边初生的新月，像一位美貌绝伦女子，正临镜梳妆时用那画笔画出的一条弯弯的眉毛。要等到夜色中的烟雾消散后，天空澄澈，那时才能看见这一轮新月的美丽——然而细雨烟中，不甚了然，满目还是一片迷蒙。上片虽主要写的是新月，却还应注意到一点，也就是情感上的表现。本来花了很长时间、很多心思，好好化了一番晚妆，要等有人来欣赏自己，然而“准待分明”时，却发现“和雨和烟两不胜”，竟然不能看清这美貌，如何不让人悲伤。这里将新月拟人化了，比成一位女子，弯弯的眉毛高高翘起，好像女子皱眉不高兴似的。但实际的情感从下片可知并不单单是新月的悲伤，而是“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下片从侧面描写新月，并且把情感也从新月落到人身上了。不要让星星替代了新月，让它们成为这漫漫黑夜的主角，须慢慢坚持，总会有变成玉盘圆月的那一夜。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上片写月，下片写人，最后一句“天上人间一样愁”将上下两片、天上人间联系起来，情景交融。

这首词中“红楼”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是红色的楼房，如史达祖《双双燕》中：“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洪升《长生殿·偷曲》：“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两句中的“红楼”都是指这个意思。第二种解释是富贵人家中，女子居住的闺房称为“红楼”，如白居易《秦中吟》：“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王庭_《点绛唇》词：“花外红楼，当时青鬓颜如玉”。第三种解释是旧事妓女居住的地方，周友良《珠江梅柳记》卷二载：“二卿有此才貌，误落风尘，翠馆红楼，终非结局，竹篱茅舍，及早抽身。”当然还有《红楼梦》之所谓“红楼”，大概是由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缘故，这“红楼”应是第一种意思。

至于此首词中“红楼”的意思，向来应该是第二种，富贵家庭中女子的闺房，因为这符合词人的总体风格以及社会环境。事实上，明清以来，文人的诗词中妓女的成分已经远少于唐宋，原因就在于唐宋妓女一般是艺伎，她们多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或更歌善舞，或长于填词写诗歌，所以那时文人多喜欢来往其间；然而明清以来，妓院就成为真正的烟柳之地，文化氛围也消失殆尽，艺伎就不是主流，文人也不齿于此了。所以从这两方面看，纳兰性德这里的红楼应该是第二种意思，或者是第一种。

参考资料：

1、 张秉戍．《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1：404

你好，这首诗表达了作者白居易喜爱早春风光、恬静闲适自得的感情。

具体表现为：

第二联用“早”来形容黄莺，体现了白居易对这些充满生机的小生命的由衷的喜爱。一个“争”字，让人感到春光的难得与宝贵。一个“啄”字，描写燕子那忙碌而兴奋的神情，似乎把小燕子也写活了。这两句着意描绘出莺莺燕燕的动态，从而使得全诗洋溢着春的活力与生机。

第三联写花草，着重表现诗人的感受。马在浅草地上走得很轻快，看花的时间长了，眼前一片姹紫嫣红，使人目不暇接，产生迷乱的感觉。这一联是描写春光特别是描写西湖春光的点睛之笔。对景物的描写更是极富情感色彩与生命活力，

尾联写白沙堤之景，直抒胸臆，表达诗人喜悦的心情。“行不足”，是因为看不足，说明诗人流连忘返。

一、恨：

白居易《长恨歌》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正是诗人为这篇长歌所取的诗题，即“长恨”二字，恨，就是遗憾、遗恨。

作者描写李、杨爱情，竟在讽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唐玄宗为戒，不要因“垂色”而荒*误国，给自己造成“长恨”。

这首诗就是通过唐玄宗因贪色而宠幸杨贵妃，从而使国家招致祸乱，也使自己陷于凄凉境地的故事叙写，说明贪色误国误身，要统治者引为鉴戒。

二、解析：

第一部分：从开头起至“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一部分写由于唐玄宗贪色，宠幸杨贵妃，荒政、乱政，从而导致安禄山、史思明以诛杨国忠为名的叛乱，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但失去了皇位，而且饱尝了颠沛流离的痛苦和相思之苦。这一部分又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开头起至“尽日君王看不足”。这一段写由于唐玄宗贪色，宠幸杨贵妃，从而荒政、乱政的经过情况。这一段由于是揭示原因，因此采用了铺陈、衬托等手段来重点加以叙写，以突出主题思想。

第二段：从“渔阳鞭鼓动地来”起至“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一段写唐玄宗由于贪色而荒政、乱政、引发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失政悲剧和爱情悲剧的经过情况。这一段的思维和结构顺序是：念色——安史之乱——六军逼迫唐玄宗同意缢死杨贵妃——唐玄宗内心极度痛苦。这一段侧重通过叙述、描写，渲染凄凉的气氛，以抒写出唐玄宗内心极度痛苦的思想感情，并用以和前段的欢愉华贵气氛作鲜明的对比，从而发人深省，使人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突出了主题思想，使人警醒。

第二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起至末尾。这一部分写唐玄宗晚年的凄凉生活和对杨贵妃的刻骨思念情况，从而进一步说明唐玄宗酿造的这一杯苦酒是要不断由他自己喝下去的，进一步深化主题，并以此警醒为政者不要贪色，否则就会自食其果。这一部分也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这一段写唐玄宗晚年的凄凉生活和对杨贵妃的刻骨思念情况。其写法主要是通过对西宫、南内中人物、景物的描写，来突出唐玄宗凄凉孤寂的心境。就连他日夜思念的杨贵妃也不托给他一个梦，这就更显出其凄凉了。

第二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起至末尾。这一段写临邛道士替唐玄宗寻觅杨贵妃魂魄的经过情况，来反衬唐玄宗晚景的凄凉。这一段说明杨贵妃早已过上了自由自在的仙家生活，已把唐玄宗忘记得差不多了。如当道士找上门来时，她才悚散地出来，虽然流了点泪，但说她和唐玄宗已“一别音容两缈茫”和“恩爱绝”了，只有“蓬莱宫中日月长”。最后为了有个交待，才开了一张“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不着边际的空头支票。这一段主要是通过想象、虚构、描写出杨贵妃的仙家生活，并用以和唐明皇晚年的凄凉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说明苦果只能由唐玄宗一人吃，从而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主题思想。诗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煞尾。“恨”，古意里惋惜、遗憾之意，因此这两句和《史说》的写法一样，应当是作者所作的感情评价，意思是：天地算是长久的了，但也有完结的时候；用贪色误国误身所带来的惋惜、遗憾，看来就没有个断绝的时候啊。这样的结尾既点了题，所以题目就叫《长恨歌》；同时又含蓄蕴藉，能留给读者无限的深思遐想。

不承认《长恨歌》有讽谕意义和力主它是歌颂李、杨坚贞爱情的专家们提出的理由是：一、作者把它编入“感伤诗”，而没有编入“讽谕诗”；二、作者在《与元水书》中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绊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垂，仆之所轻。”这其实算不得什么理由。第一，作者明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按照这个定义，“感伤诗”为什么就不能有讽谕性内容呢？有感于唐明皇因“垂色”而荒*误国，给他自己也造成“长恨”，从而“形于叹咏”，不是合情合理吗？作者编入“感伤类”的不少诗，如《过昭君村》、《笑王质夫》等等，就都有讽谕意义，《蚊蟆》甚至以“么虫何足道，潜喻儆人情”结尾，更与“讽谕诗”没有多少区别。第二，“时之所垂，仆之所轻”的话，是激于他的“意激而言质”的“讽谕诗”被“号为诋评，号为仙谤”而发的，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真的轻视《长恨歌》。事实上，他倒是颇以《长恨歌》自豪的。就在跟《与元九书》同时写作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里，他一上来便夸《长恨歌》，并把它与《秦中吟》提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大书而特书：“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爱情”，那不合原意。而且，这样的理解，对“白居易《长恨歌》写爱情而自己轻视它”的论点也很不利，因为在这里，诗人分明十分重视它。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八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风情”所本。《毛诗序》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李白《古风》亦云：“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这就是“正声”所本。总之，白居易声明他的“《长恨》有风情”、“《秦吟》近正声”，是和他在《与元九书》里反复强调的“风雅比兴”之说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认为《长恨歌》前半批判“垂色”。后半歌颂爱情。这也值得怀疑。像白居易这样的诗人，一篇诗的主题竟然前后矛盾，这是很难想象的。细读作品就可以看出前半是写致“恨”之因，后半是写“长恨”本身，而在诗人心目中，那“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恨”，其“讽谕”不仅是作者的创作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艺术体现。当然，这只能说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因为诗人对“长恨”本身的描写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以致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不完全一致。

有人指责《长恨歌》在很多地方“背离历史事实”，从而贬低它的地位。不错，《长恨歌》背离历史事实处的确不少。但问题在于：它并非历史著作，而是文学作品。如果不是把它看作历史著作，而是把它看作文学作品，那就不应该简单地指责它背离历史事实，应该考虑它为什么要背离历史事实以完成其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举例说，根据历史记载：唐玄宗每年十月至华清宫避寒，第二年正月返回长安。但白居易却把他和杨玉环的活动不分四季，全安排在骊山，如“春寒赐浴华清池”、“七月七日长生殿”等等；而“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则直接引得“渔阳鞭鼓动地来”。这里为什么？有人说：这里为了集中文学描写，是需要集中的嘛。不错，文学作品需要集中，但为什么不集中于长安，却要集中于骊山呢？这显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请看他的《骊宫高》：

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宫从兮百司备。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不足充君一日费。……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

这是讽谕诗《新乐府》中的诗一首，赞美勤于政事、不到骊山游幸的天子“垂惜人之财力。”既然如此，他把李、杨活动集中于骊山，其讽谕、批判之意，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