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书,“手书还称“亲笔信”、“手札”、“手翰”、“手启”、“手柬”、“手笔”、“手记”、“手帖”、“尺墨”等等
家信,指家里来的信或外出后寄给家里的信。家信也称“家书”、“家禀”、“家问”、“家报”、“乡书”、“乡信”、“竹报平安”、“锦字”、“锦书”、“锦文”、“锦中书”、“锦字书”、“黄犬音”、“大书”等等
此外还有便函·寸简·函·柬·翰素笺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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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 宋小庆/译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深人地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当我阅读其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党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乃至于落后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人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本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发生相当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钦之处。与那些一履洋上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人。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忡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其英文书名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很快，奥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年），以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辞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阅读过此书全部，往往像李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作全面的评价，只想简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伦理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孔教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quot;，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其中不少，现在看来或不免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儒家们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本世纪初30年代，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quot;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l－4期�6嗄昀矗�谟泄卣庖皇逼诶�费芯康穆壑�校�耸橐才急惶峒埃��蠖嘤镅刹幌辍S械纳踔涟咽ξ魑拿髦�琅小纺瞧�樯艽耸樵谖鞣椒聪斓奈恼路⒈淼哪甏�918年），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传奇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锋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1991年，我又发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于是，我们欣然检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书及其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美国人的心态》、《民主与战争》系朱信明翻译；《什么是民主》、《东西文明异同论》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文本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转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96年3月
幽默大师林语堂博士学贯中西，年轻的时候也曾热衷于救国救民，与鲁迅一样针砭时政，和学生一起游行，曾和人办《论语》与《人间世》，其幽默睿智不失天真与热情的性格，十分有趣。少年时候，林博士受基督教影响，青年时代留学海外，视野的开阔与头脑的发达且无中国民性里的保守与老猾，知理而近情，又有革新意识，相信科学，相信爱，倡导生活的艺术，而不失思维的独立性。郁达夫对林语堂的评论是：“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
在这本《中国人的生活智慧》里，就可见到林博士的真诚与勇猛，对当时国人的智慧和德性，林语堂开门见山毫不避讳：“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他的眼里，这些品性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能力。对于当时的民族性格，林语堂以西学的观点来剖析讲解，其痛心疾首之处简直怒目冲冠：“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底，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击中要害，是林博士温和喜悦之外的激扬慷慨，其幽默仁爱之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处，跃然纸上。
林语堂对生活的热爱，其实有他妙察深思之后对革命大理想的放弃，无论子思的中庸，孟子的情智勇，还是他所鼓吹生活的乐趣与人生的艺术，都是他对未来的一些热情构想。树与石，花与花的布置，游览，居室与庭院，乃至饮食等等，他既在这些琐碎的事物里发现中国人思维与情感的特点，又在这些对日常生活精益求精的审美追求里看到危机：“这样过于丰盛的菜肴，是处于敬客的虚假形式……很可能，中国政府效率的所以低弱，直接导因于全体官僚大老爷个个须每晚应酬三四处的宴会”。
在那战火纷飞诸多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时代，林语堂的快乐原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看看他的《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就能明白林语堂的苦心：“我们必须重新信任这个‘身体’的优美收受器官，我们把轻视感觉和畏惧情感的心理一律摒除……唯有承认现实人生的那种哲学才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快乐，也唯有这种哲学才是合理的、健全的。”
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关注心灵快乐的作家，大家都在国仇家恨的时候，林语堂却早已开始了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深刻而快乐的，好比一个智者，不因其深刻而失去温和柔软的声音与生动慈和的表情。他把艺术、诗歌、宗教的存在目的，就归于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感受力：“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对比始终存在的各种批评，生硬无感情的美，与为了公义而不惜凶狠，形式主义地打着礼貌的旗号而缺乏内在的尊重的种种社会现象，林语堂的眼光何其高远而开阔！
幽默带来的快乐自在，使林语堂在那局促的时代里似乎天真而超脱，似乎格格不入，实在，他不仅充满对生活与生命的长远洞见，而且善于发现尘世的天堂，亦严亦慈智慧而不乏俏皮轻松的风格，更使困苦中的日常生活欢喜自在，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对生活与未来有期待与勇气，就是世间法
1喜欢1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迷于声音，醉于深情，最后，折于物质，败于现实。
2他若喜欢你，你脾气再大都叫个性，他若不喜欢你，就算你温顺得像只猫，他都嫌你掉毛。
3爱情没有公不公平，你在他身上犯的错，他也会在别人身上犯下，他欠你的东西总有另一个陌生人会讨回来。路还长，我们慢慢走。
4如果你同时爱上了两个人，选第二个，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第一个，是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的。
5人一生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心定才是……
6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时光的含义，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珍惜；这世间并没有分离与衰老的命运，只有肯爱与不肯去爱的心。——席慕容
7在感情的世界里，没有谁非谁不可，没有谁离不开谁，也没什么不可失去，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
8一个人喜欢上你，不是你年不年轻，好不好看，而是你给了这个人，一种其他人给不了的感觉。好缘份凭的是真心真意，真感情要的是不离不弃。
9爱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赌，押上你的时间，精力和一颗真心，想要他看你一眼，再一眼，你押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舍不得收手，有的人赢得衣钵满盆，有的人输得分文不剩。
10不管你爱过多少人，不管你爱得多么痛苦或快乐，最后，你不是学会了怎样恋爱，而是学会了怎样去爱自己。
11一段感情里，最骄傲的不是你为另一半做了些什么，而是你愿意为了另一半选择不去做什么。
12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想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
13爱的能力也有保质期，非要一切条件都对了才去爱，或许它就已经晚了。感情这东西，总在你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过期不候。
14做一个啃老族很容易，嫁给一个啃老族也很容易，因为潜力股在成长期，努力的人来不及谈恋爱。
15请你找一个值得去爱的人去爱，让那些爱慕虚荣的，见异思迁的，虚有其表的，够不上了解你的思想感情和人格的人，去找他志同道合的伴侣吧。总有一天你会暗自庆幸，你幸亏没有得到他。
16所谓童话里令人羡慕的爱情，要么有个艰辛的过程，要么有个悲惨的结局。
17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无需言语。希望有人懂你的低头不语，小心翼翼守护你的孩子气。
18要么找个让你衣食无忧的，要么找个一心一意爱你到骨子里的。不然，一个人好好的，干嘛要学人家谈恋爱？是零食不好吃？还是手机不好玩？
19其实有些事根本就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复杂，对你忽冷忽热就是把你当备胎，让你感到患得患失就是不够爱。
20世间的感情莫过于两种：一种是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另一种是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
21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说什么“情爱”，我们说“恩爱”，大约爱到深处变成了恩，你予我一份，我再还你一份，你来我往，相濡以沫一辈子。
22爱情不需要百里挑一，它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时，把对方放进眼里；分开的时候，把对方放进心里。
23真爱一个人，生活里到处会有他的影子，当你听到某个熟悉的歌会想起他，当你吃到好吃的东西会想起他，当你看到某个熟悉的背影会想起他。
24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你会行尸走肉；你会与你不爱的人结婚，就这样过一辈子。
这句话出自租界时期上海外滩公园大门口的一块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
当然，告示牌上并没有侮辱性地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是罗列了不得入园游览的对象，其中第一条就是华人(原文Chinese，可以翻译成中国人，也可以翻译成华人，但似乎翻译成中国人更为准确，因为上海毕竟是中国领土嘛)，然后是衣冠不整者，第三条是醉酒者，最后一条是宠物(pets，并没有明确说狗)。
最后，经过各界的努力，租界当局修改了入园规定，华人从此能与外国人一起游览外滩公园了。
扩展资料：
公园的英文名称为“Public Park”，中文译名为公共花园或公家花园，上海市民习惯称为外国花园或外摆渡桥公园、大桥公园、外滩公园。租界当局于1936年9月将园名改为外滩公园。
1943年1月，美、英两国为了表示和中国共同对德意日作战的同盟关系，加上在中国的大部分租界都已经被日军占领，因此与重庆国民政府签订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和在中国的租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租界，于1945年12月将公园改名春申公园，1946年1月又改名黄浦公园。
参考资料：
我认为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基于一直以来的家国观念，涌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勇向前。
读中国历史，你便会什么都知道了。
在数百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土地肥沃，地域广阔的东方大陆生活和繁衍，一万多年前，在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滋养下，在长江流域的灌溉下，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古老的中国人的祖先掌握了种植作物的技术，并成为世界上最早掌握水稻技术的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真正开始发展农业文明。之后，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祖国的中国祖先萌芽并发展了对故土的热爱。一方面，相对稳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世代安居在某个地区，除了个别民族，大部分民族不喜欢到处流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打交道，人们处于一种自然地感情，开始对互帮互助的邻居乡亲中间产生浓厚的感情，有了一条无法割舍的感情纽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基础单位是血缘关系，总体是分散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较弱，并且在抗击天灾，水灾方面的能力不强，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经常就会发生破产的情况，这个时候体恤百姓的君主就会依靠国家来建设水利，进行救灾等。所以，落后的农业生产实践对家庭、乡邦和国家的依赖是爱国主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兴起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从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中国人民基于普遍认同家天下的价值观念之后，就开始真正的建立爱国主义的传统，并开始将其一直绵延，从未间断。
家天下的意思就是普天之下，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所有的人民都从属于一个国家，将是国的组成单位，国事无数个小家的最终结果从小家发展到大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首先在远古时期的社会中，人们会由于血缘关系相聚而生，形成了最基本的小家之后，为了不断拓展自己的家族队伍，一些年轻的家庭成员会从生他养他的家庭出来个别的家庭成员进行结合，进而组成家庭，最后比邻而居。
纵观一个国家的形成历程，可以说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所以国家在古代的中国也被称为父母国，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祖国，在一个国家生活有着共同血脉的人就是同胞，认可祖国这一理念的人，就自然而然的认可与祖国荣辱与共的思想，做到爱国如家。中国古代一直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质而言，它不仅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而且还是政治规范的要求，融合了个人修养，家庭治理和国家发展，并紧密联系个人命运，家庭融合国家前途命运，因此君子将可以平天下，视为他们一生当中最高的政治理想。
古代的很多诗句表达了对国家的忠心，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忠诚，就是要时刻考虑国家的利益，做到有气节，有人格，心系民生苦乐，把国信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回报自己祖国对自己的培养，当祖国有危难的时候，能够去救国。
中国古代在儒家思想中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入世思想，这一思想要求天下文人通过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具备了渊博的学习和崇高的人格之后，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天下为公，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层面和民族层面表现为维护正义，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关心人民疾苦，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大大相似的人人之事。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追求生活上的富裕，国家的强盛，安定是人民最基础的要求。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甘愿为了自己所热爱的民族和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由此，中国人的爱国情感由历代为国牺牲的人而来。
安顿
安顿（Anton，Farah；1861～1922）
阿拉伯剧作家。黎巴嫩人。早年曾在埃及和美国办杂志，后定居埃及。他翻译过L托尔斯泰、尼采、夏多布里昂等人不少作品，后来集中精力进行剧本创作。他最有代表性的剧作是《新旧开罗》和《撒拉丁苏丹与耶路撒冷王国》，前者是一部4幕社会讽刺剧 ，揭露社会弊病 、批评青年人当中过分西方化的倾向 ；后者是一部历史剧 ，实际上是将4个独幕剧连起来，写十字军东征时期阿拉伯人民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安顿的剧作非常重视思想性、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渗透着人生哲理，提高了阿拉伯戏剧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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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原名张杰英，北京人。现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记者。从1995年起从事“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个案调查。1997年6月6日起 主持 《 北京青年报·青年周 末》“人在旅途”版“口述实 录”栏目。
被西方记者称为“中国第 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
1998年起陆续出版的作品有：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口述实录之一、回家--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二、情证今生--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三、绝无禁忌--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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