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没了解上海，也没去过上海，但是心里就有一种意识想去上海。

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上海实在是太重要 它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每天都开放的

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是每天都在开放。不过如果去相亲角相亲，只有每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地点就在大门口，你看哪个地方人多就是，一般地上都有一个雨伞的，伞上有信息。建议：上午不要去太早十一点左右去就行了去早了没有人，还可以试试大亲家，是一款为子女相亲的软件，免费用，没有什么限制，上面有删选条件和信息电话的。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F

　　学者新论：张爱玲：一个不值得赞许的人物

　　读余秋雨《中秋》有感 林治波

　　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风靡海内外，尤其是《文化苦旅》一书，堪称精美之作。但最近读过《霜冷长河》的《中秋》一文后，有点与余先生不同的感想。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但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文章谈的是张爱玲，余先生是这么写的：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一位女诗人的自拟讣告），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半小时后，电话铃声响了，余先生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表达了余先生对张爱玲的深切理解和赞许之情。对一个死去的人，即使并无好感，讲几句好话，写几句颂词，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就如同不能把墓志铭和悼词里的话完全当真一样。事实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排行榜早已把张爱玲的作品列在了极为显著的地位，街头地摊上的《张爱玲传》和《天才奇女张爱玲》之类的书籍更是把这位“文学才女”抬上了天，书中的种种吹捧简直到了美丑不分、令人肉麻的程度。对此，笔者是不屑于置评的。但是，如今余先生竟也加入了赞美张氏的行列，并且那番赞语绝非客套，而是字斟句酌，一往情深。这不免使笔者感到有话要说。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

　　60多年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独立民族尊严。然而，也有一小撮寡廉鲜耻之人屈膝投敌，甘当傀儡，他们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些人，就是“汉奸”。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文化的耻辱，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混帐王八蛋。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是有肝肠有血性的中国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除之后快。然而，张爱玲却不这么看。日本人打过来，她不参加抗战；上海沦陷了，她不去后方。这倒也罢了，最不该的是竟投入汉奸胡兰成的怀抱，喜气洋洋地做了汉奸之妻，还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并借此成名。

　　胡兰成何许人？一个文化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胡被汪网罗到帐下，开始时充当汪的侍从秘书，后来又升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并兼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汪的“文胆”。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这些文章，竭力为日寇的“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喝彩叫好，而对抗日军民则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但张爱玲居然对胡氏的种种罪恶置若罔闻，毫不在意。直到抗战胜利，胡兰成以叛国罪遭国民政府通缉，张爱玲仍与胡氏藕断丝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知情不举，偷偷跑到胡兰成隐匿的温州，与胡幽会寻欢，并给胡以巨额资助。

　　这，就是张爱玲，距汉奸仅一步之遥的张爱玲，只忠于汉奸不忠于祖国的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的思想和历史，想必余先生是知情的。问题是，用那么高雅优美的词汇来描述和评价这样一个人，是否过于奢侈无度了？笔者以为，那段话里值得商榷、推敲之处不少。

　　先说说张爱玲的“寂寞”。

　　在同一篇文章里，余先生对此还有一番阐释：“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与她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见，对张爱玲的“寂寞”余先生是赞许有加的，而且为了突出张氏的“寂寞”之美，余先生不惜打倒文坛一大片。但是，张爱玲的“寂寞”果真那么值得赞美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有个真与假，隐士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假隐士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成名以前不做隐士，而是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向世人显示甚至卖弄自己的那点才华（张爱玲自己就主张“成名要趁早”，可见其成名之心是多么急切！），而待其声名鹊起之时，则做起隐士来。这样反而更引人注目，更招人尊敬，以致愈隐愈显，如日中天。从这个意义上，假隐士的自我放逐、自我埋没确是一种“深刻的故意”，只不过“故意”得太做作、太矫情、太虚伪，一点也不坦诚，一点也不自然。

　　值得钦佩的倒是那些真的儒者，他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传道行善，入世济众，对弱者慈悲为怀，对寇仇横眉冷对，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维护着社会的运转，捍卫着国家的利益。值得钦佩的还有那些真的隐士，他们是真正的智者，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超凡脱俗，修养高深。令人厌恶的是那些假的隐士，这种人既想出大名，又故作清高状，既脱不开尘世的诱惑，又刻意摆出一副脱俗的模样，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们。如果像苍蝇逐臭似地跟来追去，则正中假隐士的下怀，因为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

　　再谈谈余先生所谓的“火焦气”。

　　说到火焦气，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们是富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饱尝战争之苦，一生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的诗作充满了“火焦气”，这种火焦气所洋溢的不是逞强好战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气冲霄汉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汉、冼星海、吴组缃、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带着浓烈的“火焦气”，简直是火光冲天，豪情万丈。这种浓烈的火焦气使得抗战文艺既不细腻，也不优雅，更不适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调，但祖国需要它，人民喜爱它，时代呼唤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鸿朗雄昂的伟大作品，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保卫母亲而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财富。比起那种无病呻吟、不知廉耻的“顺民文学”来，带着“火焦气”的抗战文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关于“精致的生态”。

　　这也是余先生所赞许的。张爱玲的生态的确精致不凡：高级的化妆品、名贵的时装、考究的食物、气派的洋楼、优雅的举止，还拍摄了数不清的美人照，如此“精致的生态”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径庭，同艰苦卓绝的抗日军民相比，更有云泥之隔。张爱玲出身豪门，家财万贯，又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自然稿费多多，财源茂盛，这是她能够在平民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维持“精致生态”的物质基础。在胡兰成与她断绝关系之时，张爱玲还一往情深地给胡寄去30万金元券。当时的30万金元券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学教师83年的工资！张爱玲的阔绰和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她的财富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抗日救国，也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扶危济困。只有对自己、对汉奸的关爱，而没有对祖国、对民众的关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致的生态”？试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岁月里，倘若中国人都不去抗击日寇，不去保家卫国，而都在那个不带“火焦气”的角落里追求张爱玲式的“精致的生态”，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特定环境里，张爱玲的这种“精致的生态”是不是太可耻了？！

　　关于“敏感的灵魂”。

　　这是余先生用来描绘和评价张爱玲的另一个词汇。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敏感细腻的，但她所敏感的决不是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不仅不敏感，反而迟钝得无以复加，简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么张爱玲对什么敏感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除开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张爱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运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也有一颗敏感的灵魂，对情感的敏感、对命运的敏感、对人与社会的敏感，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和日记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郁达夫曾封闭于“小我”的圈子、沉湎于情感的泥潭而几乎不能自拔，男欢女爱、悲情愁绪一直充斥和纷扰着他的生活。然而，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国抗战，郁达夫陡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情感的纠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为一名奋起捍卫祖国母亲的仁人志士，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尊严、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无上的主题。张、郁相较，对比何其鲜明，反差何等强烈！余先生奢谈什么张爱玲“风韵永存”，请问那是一种什么“风韵”，它凭什么永存？

　　余先生说：“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并不了解却又敢于断定，显然不合乎逻辑。一个对祖国、对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对家乡上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错，张爱玲生长于上海，成名于上海，她的小说文情并茂，细腻精巧，在语言表达和写作技法上确有过人之处，但仅凭此就能把张爱玲视为上海的骄傲吗？如果揭穿其“画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于上海人面前，那么上海人还能以这种人为骄傲吗？如果余先生自己愿意“抬起头来，迎送她”，那是个人的权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头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时过境迁，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么斤斤计较了。”笔者以为，这个道理讲不通。如果大家把这个人忘记倒也罢了，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海内外读者对此人敬若神明，迷恋至深，已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张迷”的群落。在这些人的眼中，张爱玲是一好百好，俨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文学的化身，而其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态度可以忽略不计，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个对祖国如此冷漠的人物，竟会赢得如此之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既令人迷惑，又发人深思。

　　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以这个观点衡量，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文学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不爱国，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国，是最大的罪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要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至高无上的责任。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