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内容介绍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xié)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道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龙》名句解析

　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养气》。针劳：诊治劳累。药倦：医治疲倦。这两句大意是：通过安闲自在来消除劳累，通过谈话说笑去医治疲倦。人的体力或精神的疲倦劳累，大多是由于连续劳作，大脑和肌肉高度紧张所致。使身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与人谈天说地，神情愉快，这种积极休息，可以使大脑和肌肉松弛，精神趋于和缓，疲倦劳累也就会自然消除。这两句可用以指导人们消除疲劳。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缀文者：指作者。观文者：指读者。披文：阅读、分析文章。入情：进入作品规定的情景中，指被打动。这两句大意是作者只有当感情奔腾涌动时，才能文思如泉，运用文字形成作品;读者只有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作品，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为作品的情所打动。这两句话从作家、作品、读者三方面论述了审美活动的完整过程，并强调了真情实感对于作品的重要性。可供引用论述或说明只有当作家胸中感情澎湃，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时，才能写出好作品，打动读者的心灵。如果仅仅为文而文，矫情造饰，那么即使勉强成文，也不会具有感染力。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操：掌握。声：指音乐。器：指武器。这两句大意是：只有掌握了上千支曲子之后，方能通晓音乐;只有观察过上千口宝剑之后，方能识别武器。刘勰这段话的原意是：要想全面透彻地理解一部文学著作，首先必须阅读大量作品。《意林》引《新语》：“子云(扬雄)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刘勰语盖自此化出。我们今天在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工作中，仍须提倡刘勰的这一唯物的观点。鉴赏文艺作品，既要善于识别香花与毒草，还要善于鉴定砾石与宝珠。提倡“观千剑而识器”，就是强调比较。刘勰的这种强调亲自实践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通过充分比较来鉴别事物性质的观点，同佯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

　南朝·粱·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章：章节。易：变换。代：取代。这两句大意是：修改章节比童写一篇文章更困难，更换一个字比取代一句话还艰苦。修改文章，既要保持原作的内容风格，又要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确实是十分艰苦时。有时为了修改一个字、一句话，付出的劳动地重写一篇文章还多。可引用用以反映修改文章的艰苦。

　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络裁》。权衡：衡量。掼益：减少增加。斟酌：考虑。芟(shān山)：腿除。弛、：解除。这几句大意是：衡量文字哪里要增，哪量要减;考虑笔墨哪里该浓，哪里该淡，删击多余的字句，剪除芜秽韵内容，使文章减轻负担，避免冗长累敷。～几句告诉戎们：文章写成后，要反复修改，去粗存精，删繁就简，务使文字精练，中心突出，这是创作的经验之谈，值得记取。粗率的急就之作，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熔裁》。敷：铺陈，排列。殊：不同。这两句大意是：善于删削的人，文章中一些多余的字虽然去掉了，但意思仍保留下来;善于铺陈的人，文章中所用的辞藻各不相同，而意思愈来愈明显。古人写文章讲究熔炼剪裁，即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同时，又讲究铺张扬厉，即表情达意务求淋漓尽致。因此好文章有时泼墨如云，有时惜墨如金可见“删”和“敷”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什么时候该简，什么时候该繁，要根据文章的内容面定。这两句可供论述文章要认真剪裁，力求繁简得当时引用。

　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

　南朝·梁·刘《文心雕龙·熔裁》。疏：粗蔬，指文意联系不紧密，中间有多余的、无关宏旨的语。这两句大意是：文章中有可以删削的句子，足见其粗琉;文章中没有一个可以削减的字，才知道其精密。古人云，“文不惮改”，而在修改时，要注意尽可能地去掉那些多余的或可有可无的字句，这样，文章才会精练细密。这几句可供论述文章删削的基车原则时引用。

　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

　南朝·粱·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孵(quē缺)：欠缺。这两句大意是少一个字意义就不完整，多一句话辞采就受妨害。文章写得一字不能少，一句不能多，足见其简洁凝练。炼字斟句如能达到述个水平，文章的语言文字就无可再改了。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南朝·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俪：对偶。采：辞采。百字：五言诗二十句，指全篇。这几句大意是：讲究全篇的对偶辞采，争取一句的奇特警策;在情景上一定尽力刻画形貌，在用辞上一定尽力要求新颖。《文心雕龙·明诗》是专题论诗的。它分别论述了各代的诗，指出了各代诗的特点及其优点、弱点，不乏精辟的见解。～讲的是南朝刘宋初期的诗风特点：讲究对偶，讲究辞采，刻画细致，用辞新颖对东晋的诗风既有继承又有革新。特别是“俪采”二句对讲究骈俪辞采的诗风作了典型的概括，因此常被人们征引。

　物色尽而情有采。

　南朝·粱·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物色：景物。本句大意是：景物描写得十分详尽而感情的抒发还含蓄有余。我国古代抒情的诗文作品，历来讲究即景抒情，情景交融。同时坯大都注意写景时穷形尽相，务求充分，而抒情则含蓄蕴藉，作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句可供引用论述作品中情与景的关系，也可用以表现丰富而含蓄的辞采。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6�4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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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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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6�4观�6�4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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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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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6�4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6�4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文心雕龙·体性原文及翻译

　体性

　作者：刘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

　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文言文翻译: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风格即人”，它是作者个性的艺术表现。本篇能结合“体”、“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这是对的。刘勰以征圣、宗经的观点来强调或贬低某种风格，这给他的风格论带来一定局限。但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这对古代风格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动了，就形成为语言，道理如果要表达，便体现为文章。这是把隐藏在心中的情和理发表为明显的语言文字，表里应该是一致的。不过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那么，在写作上，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同作者的才华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难道会和作者的气质有差别所述事情和意义的浅显或湛深，也不会和作者的学识相反;所形成的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习惯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来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互异。归根到底，不外八种风格：第一种是“典雅”，第二种是“远奥”，第三种是“精约”，第四种是“显附”，第五种是“繁缛”，第六种是“壮丽”，第七种是“新奇”，第八种是“轻靡”。所谓“典雅”，就是向经书学习，与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谓“远奥”，就是文采比较含蓄而有法度，说理以道家学说为主的。所谓“精约”，就是字句简练，分析精细的。所谓“显附”，就是文辞质直，意义明畅，符合事物，使人满意的。所谓“繁缛”，就是比喻广博，文采丰富，善于铺陈，光华四溢的。所谓“壮丽”，就是议论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谓“新奇”，就是弃旧趋新，以诡奇怪异为贵的。所谓“轻靡”，就是辞藻浮华，情志无力，内容空泛，趋向庸俗的。这八种风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远奥”和“显附”不同，“繁缛”和“精约”有异，“壮丽”和“轻靡”相别。文章的各种表现，都不出这个范围了。

　(二)

　这八种风格常常变化，其成功在于学问;但才华也是个关键，这是从先天的气质来的。培养气质以充实人的情志，情志确定文章的语言;文章能否写得精美，无不来自人的情性。因此，贾谊性格豪迈，所以文辞简洁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扬雄性格沉静，所以作品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显而用事广博;班固性格雅正温和，所以论断精密而文思细致;张衡性格深沉通达，所以考虑周到而辞采细密;王粲性急才锐，所以作品锋芒显露而才识果断;刘桢性格狭隘急遽，所以文辞有力而令人惊骇;阮籍性格放逸不羁，所以作品的音调就不同凡响;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兴会充沛而辞采犀利;潘岳性格轻率而敏捷，所以文辞锐利而音节流畅;陆机性格庄重，所以内容繁杂而文辞隐晦。由此推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不是作者天赋资质和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气的一般情况吗

　(三)

　作者的才华虽有一定的天赋，但学习则一开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丝绸，要在开始时就决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颜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变了。因此，少年学习写作时，应先从雅正的作品开始;从根本来寻究枝叶，思路便易圆转。上述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只要能融会贯通，就可合乎法则;正如车轮有了轴心，辐条自然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学习正确的风格来培养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培养写作的才华。所谓创作的指南针，就是指的这条道路。

　(四)

　总之，由于作者的才华和性格有区别，因而作品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但文辞只是次要的枝叶，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礼服上的花纹是华丽而雅正的，过分追求奇巧就会使杂色搅乱正色。在写作上，作者的才华和气质可以陶冶而成，不过需要长期地观摩浸染才见功效。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明诗原文及翻译

　明诗

　作者：刘勰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文言文翻译: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 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 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但局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

　(一)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二)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 ，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三)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四)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应、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五)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六)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七)

　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1

　通观《文心雕龙》一书的内容，它实际上论及了文学本质、文学作品、作家、创作、文学发展、文学鉴赏和批评等各方面的问题，从而共同构成《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体系。

　一、文学本质论

　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中。具体而言，体现为三个关系：

　第一，“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探讨文的本质，是从文与道的关系入手的，为了说明文学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论述了自然的天文、地文来源于道。“人文”，指人类所独有的变现性灵的语言文字形式，亦即文章。他认为“人文”的文章，与天之文、地之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道，是道的具体化。

　第二，“文”与“圣”的关系。刘勰认为，儒家的圣人能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至高无上的“道”，并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道的玄妙之理也可以通过圣人得到阐明，《六经》是道的体现。

　第三，“文”与“经”的关系。刘勰认为，经书是圣人“原道心”写成的，经书是天下文学作品的典范。通过经书，不仅可以学习明道的内容，效法圣人美好的道德情操，而且可以获得精美的语言表达形式规范。

　二、文学作品论

　关于文学作品本身特点的分析论述，散见于《文心雕龙》的许多篇幅中。这里就作品的构成要素、体裁、风格等内容，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第一，内容和形式。

　《情采》篇是专论文学的内容、形式及二者关系的。

　刘勰把事物内在的本质和外在的形式相统一视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他列举自然事物有质有文，文质相依，目的在于说明由人所创作的文章构成。他把广义的文分为三种形态：

　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情文，便指人类变现性灵的言辞文采。刘勰认为，人类文章的本体，实际上也包含两个部分，即文与质、情与采、内容与形式。他指出，文采依附于内容，内容靠文采方得以表达，二者在文章本体中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刘勰关于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论述，不以“文质”名篇，而称为“情采”，突出了“情”在创作中的地位，肯定了“采”的形式之美，不仅反映了魏晋文学观念的进化，而且对纠正齐梁文弊也有一定意义。

　第二，文学体裁。

　《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着重研究作品的体裁，分别论述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和代表作家作品，是古代文学理论关于体裁研究和文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心雕龙》的体裁分类非常细密，所论述的主要文体有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加上骚共34类，论述中所涉及到的比较次要的文体，类别就更为繁多，计有70多种。

　根据《序志》篇的提示，《文心雕龙》对每种文体的论述大致上有以下几项内容：

　一是“原始以表末”，即追溯各种文体的源流;

　二是“释名以章义”，即对各种文体的名称加以解释;

　三是“选文以定篇”，即分析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作品;

　四是“敷理以举统”，即论述各类文体的性质、特色和要求。

　在二十篇的论述中，不仅体现了刘勰关于文学分类和文学体裁的思想，而且每一篇都相当于一种文体的发展史，并包含着许多关于文学创作各方面的重要见解。

　从《文心雕龙》所列的各类文体来看，刘勰所谓的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纯文学性的诗赋等，而且包括经书、史传、诸子及其它应用性文体，表明刘勰并没有把文学和非文学严格分开。但他先列有韵之文，后列无韵之笔，而且把《明诗》、《诠赋》置于其文体论之首，又显示出他仍然是以文学性较强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第三，文学风格。

　《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包含有论文学风格的思想，较为集中的是《体性》、《定势》、《风骨》各篇。

　首先，《体性》篇着重论述作家个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体”即文体风格，“性”指作家的性情才识。刘勰认为，文章的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作家在天赋、气质、知识、才能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差异。

　基于这种认识，刘勰把文章的风格概括为八类：

　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其次，《定势》篇论述作品风格与体裁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这里的“体”即文章体制，“势”即文体风格，不同体制形态的文章，其对风格应有不同的要求，每一种文体都有其一定的风格特征相对应，一种体裁的作品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高明的作家又可以用一种体裁融会不同的风格气势，但其必有一种主导的风格计调。

　第三，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了“风骨”的概念。“风骨”一词，虽与风格的涵义不完全相同，但与风格又有密切的关系。

　在刘勰看来，“风”，指的是与作家的`禀赋、气质、情感相联系，并在作品中表达得鲜明而有生气、骏快而爽朗、富于感染性的内容;“骨”，指与文意相称，精练而有条理、挺拔刚健、端正劲直的语言形式。

　三、作家论

　《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条件非常重视，在许多篇章中都涉及到对作家才能的评论及其与创作之关系的研究，《养气》、《才略》、《程器》三篇最为突出。

　第一，重视作家先天之“气”的蓄养。

　《养气》篇着重探讨“养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即作家应如何保持良好的创作心境问题。刘勰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和创作的客观需要，指出只有保持随意适志的平和心境，才能保证构思为文的成功。

　第二，重视后天的学习和训练。

　刘勰强调作家要蓄养元气，但并不否认后天学习的意义。《文心雕龙》的《神思》、《体性》、《事类》等篇，都论及了学习修养对于创作的意义。如在《体性》篇里，刘勰把作家创作的主体条件分为才、气、学、习。“才”和“气”偏重指作家得之于先天的禀赋和气质，而“学”、“习”则偏重于后天的知识积累和技能训练。

　气靠蓄养，知识技能则靠后天学习。学习时的勤奋与创作时的适意相结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第三，重视文学批评中对作家才能的评价。

　《才略》、《程器》二篇，专门评述作家的才能品德，可视为专篇的作家评论。在《才略》篇中，刘勰评述了自虞、夏、商、周、春秋、战国到汉、魏、晋九个时代作家的才性、学识及其作品特色，并指出，通观创作历史，司马相如和王褒以前，作家大多凭借才力创作而不讲求学问的修养;扬雄、刘向之后，作家则多重视学习，引用古书来创作。

　《程器》篇认为，评论人才应以“文采”和“器用”为准则，文学家的才华，既包括创作才华，还包括品德操守和政治修养。他反对作家“有文无质”，批评了当时“务华弃实”的不良风气，这些对于作家才能识略的批评，丰富了古代作家论的研究。

　四、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关于客观外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刘勰在《物色》篇中专门探讨了客观外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文学情感的激发产生于自然景物的变化，面对大自然的神奇多变，诗人便会产生按捺不住的创作激情。不仅诗的情感来源于外物，而且人的情感反应的不同也是因为外物本身的不同引起的。这种“感物而动”的思想，与陆机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一致的。基于这种认识，刘勰认为自然外物是文情无尽的源泉。

　更为深刻的是，刘勰还认识到作家在面对外物时，主体的情感并不是被动地受外物变化的调遣。一方面是作家的“气”、“情”、“心”，另一方面是外物的“貌”、“色”、“象”，二者实际上通过“视听”感官的中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共振的状态。只有客观外物所发散的审美信息与创作主体的内在的意志情思之间发生这种双向对流，才意味着作家达到了“入兴”的状态，感发了创作的情怀。

　2关于文学创作的构思

　刘勰对文学创作构思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神思》篇中。

　《神思》篇是继陆机之后，中国古代文论对以艺术想象为中心的构思过程最为集中、全面、深刻而精彩的描绘。刘勰把以想象为核心的构思视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所以对神思过程最为重视，体验也最入微。

　《神思》篇包含了对想象和构思许多精辟的见解：

　其一，刘勰准确地把握的艺术想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特点，即不受作家感官和具体外物的局限，超越时空，自由驰骋的特点。

　其二，强调“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藻雪精神”，即只有在一种超功利的、不受干扰的平静心态下，才能进入自由想象的境界。

　其三，揭示了艺术想象中“神与物游”的规律。所谓“神与物游”，即艺术想象过程中，作家的主观情思始终不脱离具体物象。

　其四，刘勰认为艺术构思过程中一切外在的物象都染上了作家情感的色彩，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强调了主体情感对外物的能动作用。

　其五，刘勰和陆机一样，还注意到了艺术构思中想象离不开“辞令”的参与。即作家在构思过程中，总是把形成于脑海中的意象赋予其一定的语言形式，所以形象化的语言便成为意象形成的“枢机”。

　3关于文学表达

　在《神思》篇中刘勰说过：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他认为构思中要做到意奇，只意味着创作成功的一半，另一半还需要用恰当的语言把“意”表现出来。

　《总术》篇是文学表达论的总纲，其所谓“术”，既包括基本的创作原则，也包括了具体的创作技巧。

　《熔裁》和《附会》两篇论剪裁和布局;《比兴》和《夸饰》两篇论比兴和夸张;《隐秀》论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和概括性。

　五、文学发展论

　《文心雕龙》关于文学发展的论述，最主要的集中在《时序》篇和《通变》篇中。

　《时序》篇从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上论述文学发展的规律。刘勰列举了从唐虞到南齐时代文学演化中的“十代九变”，考察了各个时代社会状况与文学风气之间的关系。

　刘勰把文学看作是时代社会的反映，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立足于对时代社会条件的考察，便可以把握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轨迹。在对各个时代文学的具体论述中，他注意到以下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一是社会政治和时代风气;

　二是意识形态特色和学术思潮;

　三是君主的提倡。

　《通变》篇论述文学发展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所谓“通”，指文学创作中代代相因的基本原则;

　所谓“变”，指文学创作因时代和创作者的不同而发生新变。

　刘勰认为，文学发展中既有“通”的一面，又有“变”的一面;不同时代的文学既有“同”的一面，又有“异”的一面。刘勰一方面非常注意提倡文学创作继承传统，提倡学习内容纯正而多文采的商周文学，反对汉魏以后文学创作中一味追求新变，追求浮艳、轻绮，另一方面，又认为新变是必然的，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才能促进创作的发展。

　六、鉴赏批评论

　《文心雕龙》集中论述文学欣赏和批评的篇目，主要有《知音》、《程器》、《才略》等。

　在《知音》篇里，刘勰认为文学的鉴赏批评是与创作性质不同的审美评价过程。创作从情感出发，是先有情感的触发再用文辞加以表现;而欣赏批评则相反，是从文辞形式入手来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文辞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中介，所以，文学欣赏是批评的基础，通过“文”的欣赏进一步挖掘其蕴含的情感，方可以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作家。

　但是通过欣赏来准确地把握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在欣赏批评中常常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不能成为作者的“知音”。刘勰认为，以下四种因素影响了文学欣赏和批评的客观性：

　一是厚古薄今的倾向;

　二是“崇己抑人”倾向;

　三是缺乏文学鉴赏能力;

　四是作品的复杂性和欣赏批评者性格、趣味、爱好的不同。

　以上四个方面原因造成了欣赏中的复杂性和文学批评的片面性，所以刘勰感叹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地评价他人的作品呢刘勰指出：

　首先批评者必须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其次，在“博观”的基础上还要客服主观偏见。

　综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对文学创作与客观外物的关系，文学构思中的艺术想象，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体裁、风格，作家修养，文学的表达方法，文学欣赏和批评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论述和阐发，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文论宝库，发展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有点和长处，完善了中国文论的体系和民族特色，不仅在当时对促进文学性质、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纠正齐梁文学不良风气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也产生了广泛、长久的影响。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2

　知识点概要

　上次推送我们针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神思》和风格论中的《体性》等篇章中出现的重点文论观点有选择性的进行了介绍，今天我们把目光转移，一起了解一下《通变》等章节中论述的艺术创作与继承以及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风骨。

　特征分析

　刘勰关于文学发展观的论述是从内外两面展开的。就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言，主要看时代社会。《时序》等篇对此有系统的探讨。依据刘勰所述，大致可以得出三点看法:一是文学随时代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规律为“质文代变”，即文学内部两种质素一一质朴与文华一的互为消长:二是从上古到宋齐，“质文代变”的具体表现，或质胜于文，或文胜于质，或文质相激，总的趋势是由质朴向文华发展:三是指出楚汉以后，文华过分，有背于雅正之道，对此不良倾向必须加以矫正。在《通变》中，他进一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来揭示造成“质文代变”的原因，并就如何纠正“由质及讹，弥近弥淡”的不良文风提出自己的主张。首先，刘勰把构成文学作品的内在诸要分类为“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术”两方面。前者渊源于传统重在“因”，后者植根于现实主于“变”，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文学创作“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可以视为一种写作策略。其次，通变观不仅是写作策略，同时表现为对文学遗产和文学传统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是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必须加以学习和钻研，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刘勰讲通变之术，就是正确处理古与今、因与革的关系。其三，刘勰提出了作家贯彻通变思想应当掌握的原则和方法。尽管通变讲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刘勰认为也要把他落实到主体的修养和创作的实践当中，才能发挥作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著名的风骨论。风骨的内涵，众说纷纭现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篇中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一般认为，风当是指抒发情志的作品有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易于感染人的思想感情；而骨则当是一种精要劲健、刚正有力的语言表达。“风”和“骨”是相辅相成的，无“风”则无“骨”，“风”和“骨”不可能单独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做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

　加深印象

　风骨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刘勰在文章中提出的“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知识分子的人格要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精神品格上有非常可贵的一面，这就是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奋斗精神和抗争精神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

《文心雕龙》一文中的名句有，

1、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2、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3、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

4、积学以储宝

5、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译文

1、[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站在山头上，情感就好像弥满了山；在海边看海，想象就好像海水一般地澎湃。 

2、[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练习很多支乐曲之后才能懂得音乐，观察过很多柄剑之后才懂得如何识别剑器。

3、[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有如星辰般明显的高尚情操和道德，有可与日月同样光辉耀眼的才华。

4、[积学以储宝]：积累知识,也就是在储存宝物。

5、[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有了心灵思维，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了文章辞采，这是自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