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竹》文的作者是谁

　　说竹 作者：草戈

　　竹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与梅、兰、菊并称“四君子”，可见人们对其评价不薄，古人认为，竹空心，象征虚心好学；竹有节，象征节操高尚；竹修长秀美，姿态动人，诗意无限；竹性坚韧，可编可织。因其可赞、可赏、可画、可诗、可味、可用，而独得古今文人雅士青睐。

　　依依君子德

　　古语有“君子比德于竹”之说，《世说新语》说王子猷爱竹，就是临时寓居都要种竹数丛，人问何故，指竹曰：“不可一日无此君”。后来即以“此君”为竹的别称。吴孔嘉《咏竹》“相对此君殊不俗，幽斋松径伴梅花”就用此典故。

　　君子，古时有品德高尚的人之意。竹，以其性情淳朴温和，品骨清奇典雅，形体文静端庄而让人心旷神怡；又以节高而虚心不慕荣华不争艳丽不媚不谄让人敬爱有加。君子比竹，故竹有高风亮节之意理所当然。《诗经卫风淇奥》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有以竹暗喻美貌男子品德高尚如骨气象牙如翠玉奇石之意。竹独具的品德与古代贤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操吻合。因此，咏竹赞竹赏竹者屡见不数。白居易在《养竹记》中，将竹比作“贤人君子”，欣赞其“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品德。有赞竹宠辱不惊不卑不亢者如东坡“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瘦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有赞竹坚韧者如郑板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有赞竹新老交替无私奉献的如“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有赞竹谦逊节高者如国画大师李苦禅“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

　　晋陶渊明独爱莲不外是爱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不枝不蔓、中通外直”的耿直和气节。北宋诗人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亦是梅鹤仰慕梅鹤的高雅，借物言志。而以竹自喻明志者数不胜数。晋代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为的是不媚于世俗，保持独立的人格，被称“竹林七贤”；唐代李白仕途不顺，与孔巢父、裴政、张叔明、韩准、陶沔等人隐居徂徕山竹溪，终日饮酒游乐，被世人称为“竹溪六逸”，唐代王维经“安史之乱”后，抛弃功名利禄之念，隐居蓝田乡下建竹里馆，潜心悟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爱竹成癖，须臾不离，“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诗人东坡，以竹为友：“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扬州的个园之所以称之为“个园”，主要因为园主黄至筠爱竹，个乃竹之一半。黄至筠虽然是商人，却大有文士之风，爱竹所象征的德行-“本固”、“心虚”、“体直”、“节贞”。可见，文人雅士不论在失意还是得志都好以竹自喻，以竹明志，以竹修心，以竹养性，以竹怡情。

　　盈盈君子韵

　　竹，可谓形神兼备，不仅可诗，而且入画。

　　竹可赏，可画。竹叶，修长纤细，姿态婀娜，随风摇曳，能够荡涤心肠，让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竹干，骨质清奇，坚韧挺拔，傲然独立，能够激荡壮志，让人豪情万丈奋发向上；竹绿，凝翠聚黛，如碧玉似翡翠，郁郁葱葱，让人觉得朝气蓬勃青春永驻。正因为如此，古人好画，唐宋以来，名家辈出。唐画竹名家萧锐就倍受白居易的称赞，并作《画竹歌》：“植物之中最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笔下独逼真，丹青以来第一人。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疏；不根而生随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五代丁谦亦是画竹名家，可惜的是据说此两人都无画传世。北宋有画墨竹名家文与可，在指点苏轼画竹时说的“画竹必先得成竹在胸”深受苏轼认同。文同曾画了一幅迎风仰斜的偃竹图赠给苏轼，并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苏轼就十分欣赏，并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可见不仅画出竹之形神，更渗透了画家处事经世的哲学。人们熟知的郑板桥可谓画竹之专家了，板桥一生画竹，平日无竹不居，他做过官的范县、潍县也处处种竹。他71岁时，说自己一生画竹，“不学他技，不宗一家”。人们形容他“以情入画、以情写竹”。形容其画“不仅是一枝竹，而是一种人，一种品格，一种力量，一种趣味，一种追求，一种意境，一种祝愿。”中国画流派中就有“湖州竹派”这一专门以竹画规类的流派，可见竹在传统文化中影响之大。

　　竹可听，可品。清风徐徐拂过细细的竹叶，笛声悠悠飘过轻轻的纱窗，明月一轮，抑或星星几颗，此情此景怎么不叫人陶醉呢。再多的烦恼，再多的苦衷，再多的赘累都可以得到暂时的遗忘；再多的欲望，再多的企求，再多的仇怨都可以得到淡化。酒能解愁，那是骗人；茶能清心，实是可人；而竹能怡情，确是醉人。而自古便有以竹代音乐之说，“丝竹”一词用的多，古人就有“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的说法，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曾有“无丝竹之乱耳，无案椟之劳形”，尽管“丝竹”指代官场的嘈杂之音而非怡情悦性音乐，但都有与音韵相关之意。白居易《琵琶行》“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中的“丝竹”便是真正的音乐了，欧阳修《醉翁亭记》中说的设宴饮酒之乐“非丝非竹”亦指的是音乐。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江南丝竹音乐曾一度风靡江南城乡，其中不少就以竹器竹乐为主。

　　竹韵悠扬，其丰富之形之韵难以用言语言说。

　　淳淳君子味

　　竹子得雅士之欢心，不仅因其品节高，神韵丰，其用途亦广。苏轼《记岭南行》记：“岭南人，当有愧于竹。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说得极其精辟。

　　竹可食，其笋洁白如玉，甘脆可口。笋自古便是桌上佳肴。《诗经大雅》记述拜神所用素菜：“其簌维何？维笋及蒲”，拿什么素菜敬路神竹笋和新蒲。唐朝还有专员管理植竹，唐书百官志：“司竹监掌植竹笋，岁以笋供尚食。”提到吃笋，要说苏东坡。他不仅能诗工书善画，还会吃，尤其是笋。被贬黄州时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佳句，后又有“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的妙语。他还喜欢吃苦笋，他的好朋友黄鲁直为此曾调侃他“公如端为苦笋相，明日春衫诚可脱”，说他为了吃苦笋，连官都可以不做。李渔《闲情偶记》说笋为天下蔬食第一，肥羊嫩猪不足比肩。笋的另一知音算郑板桥，他不仅知竹，亦能味竹，“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三月是笋最美之时，板桥必应时而烹，尽兴而食。

　　竹可用。日常生活可用，竹椅，竹床，竹帽，竹篮，竹篱，竹窗，竹帘，竹箩，竹篓，竹笤，竹扇，尽管是些尘俗之物，确也别具情趣。竹器一般造型玲珑别致，精细巧妙。书房设一竹窗，配一竹帘，客厅置一两竹椅，挂一两竹雕，闲适自然，雅趣顿生。如郑板桥描写的竹屋“江上人家翠竹光，竹屏竹几竹方床。生之气味原谱竹，竹屋还需胜画梁。”置竹器竹具者一般好雅淡，唯竹器不妖不艳也不俗。“石缝山腰是我家，棋枰茶灶足烟霞。有人编竹为笤帚，也与神仙扫落花”。在古人眼中竹器着实也别有风味。说竹子的用途，不能不提竹简。在发明纸之前，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竹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人“写”字用的材料，除了甲骨以外，还有竹片和木板。他们把竹片和木板削成一条条狭长而又平整的小片片，在上面就写字。竹子做的叫竹简；木头做的叫木简，又叫版牍。简用绳子窜起就成了“册”。我们悠久的历史得以绵长流传至今，这些史“册”公不可没了。另外，竹还可供怡情雅兴之用，用竹做的乐器就有国人喜欢的笛、萧、笙等。中国古典音乐名曲《喜相逢》、《小放牛》、《姑苏行》、《鹧鸪飞》、《幽兰逢春》、《延边之春》、《庆丰收》、《苗岭的早晨》等就是笛子演奏的。笛子发音动人、婉回、悠扬，古人有“荡涤之声”的说法，深得人们的喜爱。

　　可见竹子已深具的中国文化内涵。无论吃、用还是品，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长篇歌行，采用的虽是乐府旧题，但作者赋予它全新的内容，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透彻而无迹可寻的诗境。全诗以铿锵响亮的语言，优美空灵的白描手法，上下蝉联的结构，一气到底而又曲折有致的反复回荡的旋律等等，构成了它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春江花月夜》的形式美

“这首诗构思精巧，春江花月夜五字，形成五条结构线，而以明月为中心结构线，”它们或离或合，彼此错落，相互叠加，构成鲜明形象的诗意，描述了动人心弦的春江花月夜之景，诗的形式对表达主题方面做到了紧密围绕主题选材和组材。

这首诗的前十六句写月夜景色。前八句，开篇点题，描写春江浪涛连着海潮，一轮明月随着海潮升起的壮观景象。诗人以雄浑的笔触描绘了眼前明月高悬，宇宙辽阔，江流宛转，月色迷朦的壮阔景色。后八句，由景入情，以丰富的想象追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由对江月的发问，进一层提出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人生哲理。流露了诗人对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中间四句由扁舟子、明月楼过渡承转，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情。后十六句转写月夜情人两地相思，情调由雄浑转入缠绵。这一段又分为二小段，前八句写思妇怀念远人，作者用转进一层的反衬手法，通过描写思妇月夜对游子的思念，表达诗人思念亲人的热烈情怀。诗以细密的笔触刻画了思妇的情态和内心活动。以月作为传情的媒介，写思妇帘中卷月，砧上拂月，愿逐明月映照亲人，鸿雁不度，鱼龙潜跃，渲染思妇从春到秋，从日到夜的怀念远方亲人的急切心情。由“昨夜”以下八句写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情，写昨夜入梦，写春半不得还家，直到落月西斜，揭示游子日夜思乡的内心痛苦。结尾四句以斜月沉沉，家乡远隔，由个人的痛苦而想到无数象自己一样的游子，他们的思情就象眼前浑白的落月余光落满江数一样，牵动着人们的情思，使诗在收结中达到更高的境界。

这首诗较多运用排比和对偶句式，例如：“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排比句在重叠中显示变化，对偶句在变化中显示整齐，使诗意宛转而情浓。

二、《春江花月夜》的韵律美

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以平声庚韵起首，中间为仄声霰韵、平声真韵、仄声纸韵、平声尤韵、平声灰韵、平声文韵、平声麻韵，最后以仄声遇韵结束。

诗人把阳辙韵（以n、ng收音）与阴辙韵（没n、ng收音）交互杂沓，高低音相间，依次为洪亮级（庚、霰、真）——细微级（低）——柔和级（尤、灰）——洪亮级（文、麻）——细微级（遇）。

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又是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优美柔和，情切意浓，富有民歌色彩，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韵律美，体现在欣赏诗文的韵味上。所谓韵，就是不俗、潇洒、有余意。所谓味，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节奏上朗朗上口与脑海里的形象，紧紧连在一起。“韵味”二字就飘然于灵魂深处，诗人和读者一齐达到“共鸣”。在吟咏诵读中，随着平仄起伏，抑扬顿挫的节奏变化，感觉情韵袅袅，摇曳生姿，令人心醉神迷。

《春江花月夜》的韵律抑扬回旋，宛若一阙如梦似幻的夜曲，美妙、含蓄、隽永，令人神思飞扬，浮想联翩。可以感觉到，在自然优美的旋律下，脉动着诗人深沉热烈的内在情感。意蕴深广，情韵悠扬。

在朗诵此诗时，随着诗的节奏，使人仿佛进入一幅幽美、柔和、恬谧、感情丰富而又宛转缠绵的春将花月夜的图画里。

如果说聆听音乐是美的享受，那么赏析《春将花月夜》的韵律，就会发现诗中有乐。这种艺术上的通感，更能唤起读者接受这首诗的美的能动性。白居易在《画竹歌》中云：“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我们在欣赏这首诗的时候，与白居易的体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的音乐好似萦绕于一片空灵而迷茫的夜色之中，吸引读者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

三、《春江花月夜》的情感美

全诗分两大部分，从开头到“但见长江送流水”为第一部分，写明月照耀下的春江花林景色以及诗人的联想和感慨。前八句紧扣题意，围绕“春”“江”“花”“月”“夜”五字逐层铺展，织就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后八句由“江月”联想“人生”，由写景转入抒情。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这就自然引起世人的遐思冥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紧紧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和奥秘。“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人类的存在与明月的存在相得益彰。诗人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一种欣慰。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却并不颓废，并不绝望，这都源于对生命的热爱。

从“白云一片去悠悠”到结束为第二部分，写春宵月夜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恨，着重表现闺中思妇望月怀人的深情。第二部分仍从写景落笔，以“白云”起兴，着力描摹人物心理。思妇对离人的怀念，主要通过“月”来烘托的，月光引起的情思在深深地搅扰着她。明月徘徊，柔和的清辉使她触处生情，一“卷”一“拂”，生动地表现出思妇的惆怅和迷惘。月光照耀着远方的爱人，共望月光而无法相知，只好依托明月遥寄思念之情，一片痴情幻想，情思缠绵，哀怨凄楚。最后四句写游子思归之情，沉沉孤寂，无限思量，抒发人类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

《春江花月夜》情感丰沛，“‘情’字总括全篇诗意。”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探索热爱之情，对游子思妇的相思相望之情，均写得极尽其美，动人心魄。

四、《春江花月夜》的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宗白华先生指出：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意境主要是指运用艺术家，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时空，富有行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而又以月为主体。初月妩媚、高月皎洁、斜月迷离、落月缠绵。“月”是诗中情景兼容之物，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在全诗中有如一条生命纽带，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月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过程。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云、扁舟、高楼、镜台、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展现出一副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这幅画卷在色调上是以淡寓浓，用水墨勾勒点染，从黑白相辅、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

诗人将传统题材注入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优美而邈远的意境。

这种意境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写景用字的鲜明、形象、生动和贴切。全诗着意渲染“春江”“明月”的主题。在描述“江”上，连续运用“春江”、“江流”、“江畔”、“江月”、“江水”、“江潭”、“江树”，这些繁华似锦的景物，把春江烘托得象仙境一般。对明月的描写，主要着意于对月光的描绘。在月的描绘中有“明月”、“月明”、“孤月”、“江月”、“楼上月”、“月华”、“落月”。描绘了月亮不同的光色，不同形状和不同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观”来感受这些美好的意象，然后通过“品”来重建，最后通过“悟”来感悟其思想意境。

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来说，虚、空、远等意境始终是其创作的核心目标。《春江花月夜》在有限的自然景观中，勾勒出一幅美仑美奂的图画，用无言的载体托起这无限的生命体，其意境追求自然与人生联系在一起了。

不难发现，这种意境将引导人们对此诗做进一步的思索，“他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惆怅和哀怨。”“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的‘自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惆怅和留恋。

赞美竹子的古诗词：

1、《咏竹》——王安石（宋）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作品译文：

人们爱竹直而有节，且生来清瘦，更赞美它越老越坚硬、刚强。竹子曾与蒿草、蒺藜同受雨露的滋润，最终则伴随松柏傲然挺立于结冰凝霜的寒冬。

2、《竹》——（唐）诗人李贺

入水文光动，抽空绿影春。露华生笋径，苔色拂霜根。织可承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

白话译文：

映入水中，纹光闪动，当空抽长，绿影增春。晶莹的露珠点缀笋径，苍翠的苔藓满布竹根。

剖竹织竹承藉美人香汗，制成渔竿能够钓起锦鳞。为了制作三梁冠，一节竹子也被奉敬给王孙。

3、《竹》——（清）郑燮

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作品译文

竹子的茎一节连一节,竹子的千枝万叶簇拥在一块儿。我自己不去开花,免得撩拨蜜蜂和蝴蝶缠绕不休。

4、《竹》——（宋）张咏

卷帘阴薄漏山色，欹枕韵疑寒雨声。春晚不知桃李谢，岁寒非避雪霜深。

注释：

卷帘：卷起或掀起帘子。漏：物体由孔或缝透过。欹(yǐ)：通“倚”，斜靠着。春晚：犹春暮。桃李：喻人的青春年少。雪霜：雪和霜。

5、《新竹》——（清）郑板桥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译文

新长的竹子要比旧竹子高，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下年又有新长出来的，会长得更高。

扩展资料：

《新竹》比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新生力量的成长又须老一代积极扶持。前两句是回顾，既表达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又表达了后辈不忘前辈扶持教导之恩；后两句是展望，用以表达新生力量将更好更强大。

《竹》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作品。此诗借竹自比。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后四句换一种笔法，描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了作者的感慨，抒发了作者的怀抱与希望。全诗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语言含蓄隽永。

参考资料：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这些你看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