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各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认同

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各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认同,第1张

  一、在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得到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社会、共同利益等方面密切结合、相互交融的多民族共同体。准确地理解这一内涵把握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华民族各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认同。第二,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第三,中华民族内部不同层次的认同相互协调。

知史明史,实现主体自觉。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青年学生放眼国际、憧憬未来固然难能可贵,但作为未来的主人,他们也同样需要尊重历史。在民族精神教育过程中,首要的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尊崇民族传统、发扬民族精髓。作为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高等学校应通过专业渗透、比较研究、政治疏导、文献佐证、言传身教等不同方式和载体,真正将反映长期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通过历史的镜头教育学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历史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民族精神教育,更需要高度关注历史之维,用时空力量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觉。

精神当与时俱进。

时代是最鲜活的课堂。青年学生在第一课堂增长的是知识和技能,而在社会这个大课堂,大学生更多的是需要主动融入、自我选择、价值塑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精神教育最根本的是弘扬爱国精神,让青年学生心存国家,懂得如何爱国和表达爱国情感,如何在动荡的国际局势和社会环境中防止“去国家化”倾向和过度民族主义思潮。在今年的“918”前后,广大青年学子表达了理性爱国精神,向世界传递了中国青年的声音,传达了自信、成熟的民族情怀。

理性精神需要培育。

理性精神、理性态度,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全球化的今天,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青年大学生的理性精神包含着当下的世界观、世界发展观和中国发展观及民族进步观。众所周知,东方文化传统中素来缺少对法制、自由和尊严的遵从或追求,其根源还是在于东方文化中素来缺乏理性精神。西方的理性精神导致了一系列精神和科学层面上成功因素的产生,并保证了几百年西方世界和民族的崛起。大学是培养青年理性精神的关键时期。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不是简单地说教和灌输,而是需要把民族的放在世界舞台上进行理性对比和价值考量,尤其是要把30多年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就向学生讲明白、说透彻,以增强说服力。唯有这样,理性观点才站得住脚,民族自信才有活水源头。

情感认同是最大安全。

青年最富有激情,增强情感认同是加强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教育的人文诉求。“认同”可分为自我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等基础之上时,认同感会更为强烈和持久;而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从青年学生角度出发,民族认同与情感认同进而体现为文化认同有着天然的同向性和合力效果。

大学生本身就是情感主体,有着丰富的民族情感、民族文化和民族基因,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民族情感认同已经不再是封闭式的,而需要开放的环境建构,需要扎实的发展依据,需要来自内心自觉和自我选择的文化认同。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确立,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选择的理性结果。这种选择的认同、情感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必须通过主课堂、政治学习、社会实践、国际交流等方式得到强化,以正能量引导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和高层次认同。青年认同安全才是最大的安全。

在全球化时代弘扬民族精神是青年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内在要求。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把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历史精髓还原到现实中,用启迪和熏陶让青年学生理智选择,用富有时代气息、与时俱进的鲜活精神来充实教育内容。这样,民族精神才能日久弥深,发扬光大。

同一民族甚至是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们在见面时常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习惯,即在双方交流所使用的语言的选择上,往往会下意识地给自己的母语(包括方言、土语)优先权,这既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觉的行为,但不明真相的旁人(非该民族成员)常常以为这是故意避人耳目,使得场面比较尴尬。还有就是侨居海外多年的人们最后千辛万苦“叶落归根”的寻根现象,也很有代表性。按理说,他们离开家乡那么多年来,家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恐怕也差不多被淡忘了,可是他们的思乡、怀旧之情却越来越深。以上两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表面上看好像仅仅是个人的生活习惯罢了,事实上,深层次的是文化认同的自然流露,是一个认同感的问题。

一、认同感在保持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

斯大林在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一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完整地、系统地对民族下了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有了这个民族定义作为基础,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有所依据了。例如5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民族识别时,就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参照标准的,虽然当时中国各民族都还没有达到现代民族的程度。

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前三个“共同”基本上比较容易理解,而唯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却令人难以捉摸。直到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将这一“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后,我们才理解了其要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四个“共同”中,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最重要的。各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还在于表现在他们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的不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要素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共同文化,一是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是产生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共同心理素质则是共同文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集中体现,因而也是整个要素的核心内容。所谓共同心理素质,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体验到。世界上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是用认同感来维系其文化的。例如,大多数犹太人虽然已改操英语(犹太复国后又曾一度复兴希伯莱语),但犹太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通过表现在共同的犹太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犹太民族文化认同感来获得和增强的。中国历史上的契丹、匈奴、女真等由于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就丧失了表现在其文化上的心理素质,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这些族群也就从此消失了。大多数满族在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上都与汉族相同了,但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满人而不是汉人。又如“苗族,散布在以湘西、黔东南为中心的南方7省、区20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各地苗族操着不同的方言,居住在不相连接的、甚至相距千里的村寨,但自认是一个民族的心理非常强烈。解放前,特别是清末苗民起义时,鸡毛信所到之处,千里赴义的苗民常常达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少数民族身上比比皆是。

人们相互接触时,往往会有一种“求同”或“求异”的定势心理。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交往的时候,通过生理上的相貌特征和语言、宗教等精神层面异同的观察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认同”或“认异”,于是,很自然地产生民族意识,其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化的“认同”或“认异”。正因为如此,在长期的交往中,把这种群体意识符号化就产生了稳定的民族称谓。为了加强本民族的团结,增强其民族凝聚力,该民族内部总要想方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即认同感。比如,它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而自己独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它们强烈的民族感情,把它们升华为该民族的文化标志。他们还常常把从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和风格,使人极易辨别其民族属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个性和风格。这些实际上都是共同心理的表现,起着维护和巩固其成为一个独立群体的作用。随着民族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逐渐消失,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将是最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明显的标志,甚至可以将其视为该民族名副其实的“族徽”。

二、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认同感产生的源头和认同的基本内涵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凡是人类的一切创造、一切活动都可以是文化。狭义的文化专指人们的语言、文学、艺术及包括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所谓民族文化,“是按照其创造主体来界定的。它指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创造传承的文化。民族文化既为民族所创造,必然对一个民族有某种支配意义,为此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所认同(包括遵循、依托)。”民族文化有一些基本的,为全民族成员共同认可、接受和遵循,在深层的民族心理上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贯穿其中。民族传统文化指的是属于过去的那种文化样式。有些作为民族文化的优秀成份被保留了下来,而有些则因为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而逐渐消失。民族文化传统则指民族文化发展中所继承的大量传统的东西。

民族文化传统既然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中继承、积淀下来的东西,所以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每一个民族在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社会组织、生活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等,也正是这些相对稳定文化特点,塑造了各民族的民族特性,由此产生出各有区别的民族文化类型来,形成不同的民族。所以,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莫过于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这些相对稳定具有特色的文化,将会毫无例外地都会体现在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当中每一个成员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同时,这些有特点的民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传承性,它们会以各种方式在该民族成员中流传下去,并世代相继地产生影响,从而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于是,民族文化传统便成为区分不同民族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民族文化传统还表现出调适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该民族根据民族自身发展对其文化的要求,历史地、时代性地对其文化进行适时的自我调整。一个民族常常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进行自我识别和认同,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族。只要一个民族的成员仍然保持着文化上的传承和认同,这个民族就没有消失,也不容易灭绝。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共同体及该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而该共同体也靠这种文化传统使其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族文化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的不断扬弃和创造性重组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正是这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

民族文化传统是长期以来对其传统文化进行选择、过滤、积淀后,民族代代相沿继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深深地嵌入民族群体中每一个单个民族成员的身躯上、血液中,这就像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型,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意识到其存在自己的骨肉和血液中,他们也无法凭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它们的取舍。民族文化传统对于文化上的“认同”,犹如水之源头,树之根本,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传统就谈不上“认同”。反过来,通过“认同”和“认异”,回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能增强民族意识和凝聚力,以便进一步承受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并自发地进行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沿袭,这是其一。这样看来,人们在民族文化的继承当中,绝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它是一种主动地自发地对民族文化有意识的传承、改造和创新。这种改造和创新包括对异民族文化的“认异”过程中对其优秀文化成分的有效吸收、整合,将这一部分经过消化后的优秀成分转移、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当中,形成符合时代条件,顺应社会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新型民族文化,并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份子,为本民族自身发展服务,这是其二。这样一来,这些“认同”或“认异”的结果,又充实了民族文化传统,使其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连续性,承前启后、生生不息。

三、当代社会条件下如何增强民族认同感,保持民族文化传统

陈其南先生在论述到台湾山地民族在当代所面临的文化处境时说到:“台湾高山族(现通称为原住民)也不可避免地随着世界上的其他原始民族一起步入现代化的潮流中。今天山地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要克服的难题,已经不再是严苛的大自然,而是充满着诱惑的各种外来事物和平地生活方式。外来的商业文明不知不觉间冲毁了许多传统文物和制度。雕刻的技术已经失传;传统的歌舞为庸俗流行歌曲和迪斯科所取代;阿美族的母亲已经濒临瓦解;雅美族在日据时代学会了吸烟,光复后又学会了喝酒,酗酒成了高山族一个名誉的标帜;古老的聚落和建筑被遗弃;有的山地村落的年轻人几乎全部离乡到平地工作去了,传统已无人维系,制度成了过去,部落生活显然就要解体。在这个巨变的转迹中,我们除了惋叹那仅剩的传统之外,也为那许多的不协调的场景所震慑,有些族群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将要何去何从。”从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原住民处在剧烈的文化变迁之中。陈其南先生惋叹的台湾原住民传统技艺的失传,典型聚落、建筑物的被遗弃,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确实令人惋惜。从中,先生流露出对台湾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特例,这样的事实每天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民族文化作为当代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以世界上不同民族原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全球化的这种不可回避的趋势,对各民族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各民族社会的转型和其他文化的变迁,乃至重新组合。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趋同的同时,首先进行的是打击和摧毁各民族文化传统,这对各民族原生的民族文化传统几乎是致命的。那么,探讨和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做到“和而不同”就显得意义非常重大,同时对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和意义。

追求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衣食住行的便捷、舒适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可以试想,设施完善的的现代化住宅无论如何要比天寒地冻下的冰窖或烈日当头下的原始窝棚舒适得多。人们坚定地认为,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应该让位于这种需求。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许知道了也不屑一顾)这样的后果是他们要付出其传统文化丧失殆尽的代价。诚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主张倒退到茹毛饮血、祭天陪葬的原始时代。恩格斯说:“传统是一个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各民族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终究会成为过去,人类将越来越走向文明,这是一种必然。不加扬弃地一味主张恢复到原始的文化,显然是一种文化倒退现象,在国际上被称为“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不足取的,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所引起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转型,对于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发展未尝不是件好事。正如约翰·奈斯比所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是趋向一致,我们将越要坚持更为深刻的价值观——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由于我们的外部世界越来越相似,我们会更加珍惜着这些由我们内部所产生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后才能得以发展,民族自身也将随文化的发展而得以发展。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我们才能在与外来异文化的参照、对比下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定位。也只有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我们才会有一种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紧迫感、使命感,全球化的这种激励机制无疑给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文化传统是“认同”的基本内容,而“认同”又反过来促进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在增强认同感的问题上,要有意识地进行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力弘扬,增强民族成员的文化传统意识。随着当今社会交通、信息流通的快速便捷,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推进,各民族自古以来相对孤立、封闭的文化发展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复存在,历史证明缺乏交流,民族文化和民族自身发展不了,民族文化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基于此,为了发展民族自身,应增强认同感,有意识强化民族意识。例如,彝族有657万多人(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分布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两侧滇(南侧)、黔(南侧)、川(北侧)三省。彝族自称和他称大约有30多种,是一个典型的支系繁多的民族。现在除大、小凉山的彝族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以“血缘”进行认同外,其他各地的彝族基本上全无“血缘认同”了,而普遍采用文化上的认同取而代之。而文化上的认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的火把节,这在川滇凉山彝族都是相同的。

在如何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问题上,政府应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施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技术对各民族优秀的文化进行宣传,通过各种渠道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甚至可以考虑进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张扬民族个性,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以此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复兴。

在如何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问题上,国家应大力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民族成员自身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普及他们的相关民族文化知识(可考虑使之成为特色教育内容),树立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使他们真正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心,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诸多的外来文化时,就可能做出对自己文化保护和发展不利的选择,最终只能是主动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这相当于主动要求开除自己的族籍。通过对民族成员进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让他们自发地挽救、保护自己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使之成为他们一贯自觉的文化行为,达到以民族自身的内动力来保持民族文化传统,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所以,增强认同感,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了。

弘扬民族文化可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是错的。

国家是一种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国家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套与其他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拥有在给予的疆界内对强制性和家世(extraction)的合法垄断。”

以拥有统一主权和治权的政治共同体来界定国家,这时的国家包含了从“城邦”、“帝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等一系列的表现形式。

当国家演进到近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国家与民族就具有了同一性,国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民族则是实现了国家外壳的民族。

正如黑格尔提到的:“民族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是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是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

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过程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因“族裔复兴”(ethnic revival)运动而导致的内部离散化趋势,构成“冲突论”命题提出的社会背景。

冷战结束后,长期性的民族政治冲突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和东南亚激增,其总数大约占到世界正在发生的民族冲突的80%。

有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认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与冲突各方相联系的集体认同群体,这些认同群体被视为理解和影响社会冲突持久性的重要因素。

基于这些经验性观察,相关研究者通过赋予民族认同以贬义色彩和否定性价值判断,把民族认同与民族冲突、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相联系,从而为“冲突论”命题的立论提供了貌似合法的依据。

传统文化需要情感认同如何对待,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其实我们需要分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对待传统文化,我们保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是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了优秀的部分来完善现在的文化。我们需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结合时代的新内容,发展现在的当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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