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后感1000字

我本次读的书是《中国通史》。这本书把中国有记录的历史，从盘古开天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全部记载在内。看完这本书，我颇有感受。 必须说的一点，是我收获了很多很多知识。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全部容纳进取的一本书，读完后能不收获知识吗？它记述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描绘了中国古代各国家的兴起、发展与衰落，记载了各种军事谋略，赞颂了古代各国的英雄好汉，咏唱了自古至今的那些非凡诗人用自己的灵魂所书写的诗歌，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喜或悲的故事… 这本书，无愧称为“人类历史比读经典”。它把中华上下五千年，写的淋漓尽致。 当然，读完这本书后，我不止是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还发现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对于语文来说，是多么重要的。 先来说平时应用最广泛的成语吧。中国文学里基本上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古代发生的一些事情。没有这些事情，也就没有现代丰富多彩的中文词汇。我们要想充分了解一个成语的含义和用法，就必须知道它背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去哪里找呢？不用看别处，就在这本书里。之后，再来谈谈对于背书的作用。看完了这本书，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就能够把那些平时背起来能烦死人的“作家作品”像糖葫芦一样串起来。其实背作家作品，从某一方面来说，就像吃糖葫芦一样。零零散散的诗歌作品，就像裹着糖的山楂。而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就像中间的那个棍。单独吃糖裹山楂，的确挺好，但用棍子串起来，吃着就更方便了。看完这本书，把糖葫芦串起来后，了解了作者写诗写文章的背景，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他的感情，以及诗歌想表达的思想。有些诗歌，写的是在那个时代能体会到，而现在我们无法体会到的一些感情，比如说对官场斗争的痛恨，战争中士兵报国的忠心，和家人与外出者相互的思念。不知道为什么写诗，诗理解起来就会困难许多。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看这篇文章的人，尤其是同学，因为它是在太经典，太值得读了。看完了后，无论是谁，都一定会有收获的。希望你喜欢它。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美国

《世界历史与当今世界的关联》这么一描述我国古代发明的历史：

唐宋的机械钟表与今天的石英表；古人用硫磺、硝酸钠和木炭混合制成火药至今被用于制造武器和烟花；天花疫苗引发免疫学的产生，活版印刷发展到今天的电脑印刷。

这本书还注重国家间的横向对比，通过一些表格和图形，让学生对同一时期各国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先进、落后一目了然。

书中提到中国的孔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几乎是同一时代的。通过这一横向对比，学生可以直观了解到当时的世界思想家辈出，在不同文明中闪光。这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或许是不同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对于中西文化和贸易的交流，教科书也大书特书。从“丝绸之路”的产生到葡萄、无花果、黄瓜、核桃从西亚传入中国，从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1271年来到中国再到郑和下西洋从非洲带回长颈鹿，书中颇下笔墨。书中摘录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忽必烈皇宫的描写：“宫殿屋顶很高，大厅都由金银镶嵌，墙壁上雕刻着龙、鸟、牧马人和各种野兽以及战斗的场面。天花板上也是如此，满眼都是黄金和图画。厅很宽很长，可以容纳6000人的宴席。”

书中还格外重视妇女在各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几乎各个章节都有特别提到。其中说，考古发现证明商朝时期的贵族妇女社会地位很高，有土地，还领导自己的军队；汉代贵族妇女穿着漂亮的丝绸长袍；唐代，中国出现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她召贤纳才，对诗人骆宾王不计前嫌；在唐宋初期，妇女地位较高，她们主持家务，负责理财和管理佣人；在“五四运动”中，妇女参加了示威游行，她们反对包办婚姻、裹脚，呼吁提高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不过，书中也有中国女婴被遗弃的描述。

与此同时，美国历史教科书还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它称公元前500年左右。编辑成册的《诗经》是当时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上翻译了《诗经》的第100首（丈夫外出打仗）、122首、124首和127首（士兵思乡）。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鼎盛时代，书中翻译了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歌《静夜思》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一段。

课本还十分注重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评论历史事件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潮流中的作用，以唐明皇的“开元盛世”为参照，让学生思考究竟是“英雄造时世”，还是“时世造英雄”的辩证问题。再比如说，书中讲孔子认为教育应该教人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同时又向学生提问 “你认为今天的老师应不应该教这些，为什么？”

俄罗斯

俄罗斯的普及读本这么介绍中国历史：

商代的青铜器等出土文物，工艺精巧，形神兼备，这些数千年前的物件已经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任何事物的材料、造型与内涵都必须和谐一致。”和谐一致性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在中国人看来，生活中的一切看似混乱驳杂的现象，实际上都只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现，实际上它们都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

书中还引用了俄罗斯著名学者康拉德的一段话：“中国很少发生极端的现象，中国社会在多元对立的历史文化形态中保持着平衡。”教材中写道：“难怪古代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这一节中，对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沿革进行了概括。对诸如秦朝统一中国、汉朝奠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模式及其官僚体制特征等内容作了介绍。书中对科举制度着墨颇多，认为这一应试制度是一种以能力为标尺的公平竞争机制，为国家举贤荐能，“穷人们也可以通过努力晋升为官”。

中国古代的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盛誉，这一观念在书中得到充分验证。俄罗斯的教材编纂者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倾注了不少笔墨，其文采也如描写对象一般熠熠生辉。

“古代中国的精神文化”一节开篇写道，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 “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天下’总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从旁模仿，也不盲目吸收外来经验”

书中介绍，正是借助于苛刻的批判眼光，中华文明对待“异己”总是格外小心，她也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文化。有别于欧洲人对理性和行动的重视，中国人更看重情感、直觉、沉思与无为；欧洲人经常只看到事物表面的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却能洞察事物内里蕴含的秩序与规律。

书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哲学进行了介绍，不但用俄文拼写出这两个字的中文读音，并且作了相关解释。书中这样阐释——“‘阴’‘阳’概念涵盖了世界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与对立关系，这两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构筑了世界的动态平衡，也给生命赋予了独特魅力”。

书中介绍，正是借助于苛刻的批判眼光，中华文明对待“异己”总是格外小心，她也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文化。有别于欧洲人对理性和行动的重视，中国人更看重情感、直觉、沉思与无为；欧洲人经常只看到事物表面的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却能洞察事物内里蕴含的秩序与规律。

书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哲学进行了介绍，不但用俄文拼写出这两个字的中文读音，并且作了相关解释。书中这样阐释——“‘阴’‘阳’概念涵盖了世界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与对立关系，这两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构筑了世界的动态平衡，也给生命赋予了独特魅力”。

中国人对“小”与“大”的理解也为俄罗斯人所称道。教材中介绍说，中国人从不忽视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小事物中常蕴含着大道理，所谓“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中国人总是力求洞察事物的本质，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大道”，追求自我完善。

谈到中国人的智慧，书中这样介绍：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智慧总是隐而不显，没法直接用语言或行为展示出来。智者不显山露水，就是所谓“真人不露相”。智者总是通过沉思而非语言或是行为来参悟事物本质。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作为中华文明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书中称中国人的家庭观是一种“家庭崇拜”。书中这样描述：“中国人在所有亲人包括自己面前很有责任感，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做出辱没祖先的事情。所以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非常发达。”

教科书在文后给学生们拟出了几道思考题，其中一道题是：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不是学来的”？

德国

“造纸术来自中国。人们将麻布、树皮等煮烂了，将浆水晾干压薄，也就成了纸。早在1400年，在纽伦堡（德国中部城市）就有了第一家造纸厂。这种新的书写材料比之前使用的牛皮纸要便宜得多……”

这是德国小学五年级历史课本中的一段文字。如果说德国的孩子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形成印象，那么首先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该是一个神秘的文明古国。

“Das Reich der Mitte”是德国书本及媒体对中国的称呼，中文的意思是位于中央的帝国。这个帝国曾经的辉煌和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世纪，只有皇室才有权利享受书写的艺术。有了纸以后，手工艺者和商人都能够学习书写和阅读了。算术和买卖合同如今可以用‘白纸黑字’来展现。这项中国发明（造纸术）是不是比火药（另一项中国发明）更加具有造福人类的意义呢？”

这是德国小学课本对中国四大发明的描述片断。古老、神秘、文明、领土辽阔，往往是德国年轻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就始于此。

日本

日本所有版本历史教课书中，对古代中国无不充满了尊崇。万里长城、汉唐的强盛，造纸术等伟大发明，包括孔子儒学对日本的巨大影响等，都有详细描述。日本的历史课本中还主动提到了对中国的朝贡贸易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

在很多叙述当中，日本都是直接引用中国的史书记载，如在说到遣唐使这一节，日本历史课本提到：“中国史书记载了倭于公元600年曾向隋派遣使者之事”。原文直接采用了“倭”字。

此外，日本还将韩国史（高丽）的部分内容算作了中国史范畴，如特别提到：“高丽积极地从中国学习了金属活字印刷、棉花栽培等新技术”。

但在讲到近代中国时，日本的历史课本中充斥着混乱、腐败、衰弱等描述字眼。称清朝时的中国为“徒有虚名的独立国”、“软弱无力”。

韩国

与日本尊崇古代中国不同，韩国的教科书并未特意突出中国对韩日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影响，而是将中国史纳入了亚洲史的视野当中。比如，日本主动承认韩日学习中国文化，并深受中国的影响；而韩国却表述为，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创造了东亚共通性文化，有意强调自身的贡献。

不过，在疆域问题上，韩国教科书明显出现歪曲。如：韩国所有版本历史课本，都将我国的东北地区算作是古朝鲜的固有疆土。提到“满洲”时，往往将其与中国并列，甚至在配图当中，把满洲作为独立区域进行标识。再如对台湾的描述，韩国历史课本称“台湾是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岛国”，对西藏、新疆等的表述也都不符合实际。值得一提的是，就连日本历史教科书都明确提到的高丽学习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术，部分韩媒却坚称“韩国现存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

此外，在韩国史书记载中，曾提到明朝抗倭援朝是对朝鲜的再造之恩，但韩国历史教科书中却对此轻描淡写，认为朝鲜抗倭的胜利，主要是李舜臣等朝鲜军民的功劳。

想要从中国的历史过渡到一些情感上面的话，那么就要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上面来说，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还有近代的屈辱，这方面的话，更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更能让我们对祖国充满了内心那种骄傲，以及振奋中华的那种情感，这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