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首诗歌《珍惜》 作者:曾卓

找一首诗歌《珍惜》 作者:曾卓,第1张

著名诗人曾卓诗歌《珍惜》原文如下: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

啊,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光。

让我看看亲人,朋友,

看看太阳,星星,月亮,

看看旷野,草原,海洋,

看看最美的画,最美的舞蹈,

看看什么是蓝,是绿,是红,是黄,

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

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

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

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

一个耳闭的小男孩说:

啊,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声音。

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听听歌声,琴声,

听听风雨声,波涛声,

听听老虎的长啸,小鸟的啾鸣。

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

一天的时间太少了。

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

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

一个哑者多么希望,

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

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希望站起来,

走过去,和同伴一道散步,爬山。

而一位老人说,

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青年时光。

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

如果你失去了它,

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

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扩展资料:

《珍惜》为我国当代作家曾卓的一篇诗歌作品。曾卓,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

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散文集《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1994年,出版《曾卓文集》3卷。原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在诗歌创作上,曾卓非常重视创作感情的真挚,他曾经这样说过:“读者是不能欺骗的。他们首先区分真诗和非诗,然后才区分好诗和不好的诗”。他的诗凝练自然,富有哲理,感情真挚而深沉。他的文章也有一种诗的韵味。

他的作品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世人和朋友们充满的感恩,正因有这样珍惜人生的态度,才能让他在饱受病痛摧残的弥留之际,依旧真诚地对这个世界说出: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曾卓

曾卓:原名曾庆冠,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是《长江日报》社副社长,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代表作有《曾卓文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有《朝花夕拾》等。

冰心:原名谢婉莹,著名女作家。品为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樱花赞》等。用格言式诗句咏唱母爱、童真、大海。散文也表现“爱的哲理”,被誉为“美文”代表。

爱迪生:著名的发明家,他的发明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因此,他的发明专利对世界有重大深远的影响。在美国他名下有1093项专利,在其它国家有15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发明,有留声机、**摄影机、钨丝等泡等

《上下五千年》:作者林汉达,一本少儿历史通俗读物,是林汉达与曹余章合编的,描述中国五千年多的历史,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不能和“通史”,断代史,中国史,世界史相提并论。

新月

沙鸥

新月弯弯,

像一条小船。

我乘船归去,

越过万水千山。

花香,夜暖。

故乡正是春天。

你谁着了么?

我在你梦中靠岸。

1“花香,夜暖。故乡正是春天。”这种情景是真是的吗?为什么?

答:不是真实的,这里诗人化虚为实,将对故乡的赞美用“春天”“花香”“夜香”等形象来寄托,给人以多感官的体验和美的享受。

2“你睡着了么”中的“你”指什么?

答:你指的是故乡

3诗人是借助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

答:诗人借助小船,春天,靠岸这样的想象来把自己对故乡的思念的感情表达出来

乘一弯新月,撷一缕乡音

沙鸥,原名王世达,重庆市人。1940年用沙鸥笔名开始发表作品。1946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参与主编《新诗歌》与《春草诗丛》。1949年后调北京《新民报》工作,同时和王亚平主编《大众诗歌》。1951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1957年在《诗刊》担任编委。1962年调黑龙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主持编辑《北方文学》。出版有《农村的歌》、《故乡》、《初雪》、《梅》、《情诗》、《失恋者》、《寻人记》等诗集31种,诗论4集,散文2集。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思想感情。

“新月弯弯,像一条小船。”诗人将新月比喻成船,虽浅显但却真挚,它使我们想起那首儿歌“弯弯的月儿像只船”,让人倍感亲切。这句也是全诗的引子,后面依此展开想像。“我乘船归去,越过万水千山。”身处异地他乡的诗人只能借助这叶扁舟,踏上回乡(思乡)之路。“花香。夜香。故乡正是春天。”这里诗人化虚为实,将对故乡的赞美用“春天”“花香”“夜香”等形象来寄托,给人以多感官的体验和美的享受。“你睡着了么?我在你梦中靠岸。”仿佛故乡的亲人也在做着同样的梦,在欢迎着游子的归来,从而表现诗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向往之情。

在这首短诗中,诗人将对故乡的眷念和向往之情表达得淋漓酣畅,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让诗人思绪腾飞的翅膀。两个“你”指的是故乡,在诗中的作用是使表达真切。诗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境,读了这首诗,我们会想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低吟和“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酸楚。

来,就乘一弯新月,去撷一缕乡音,感受诗歌,感受人生。

课文探索

1.“遥望”的意象。

在这首诗中,诗人展开了对他整个一生的遥望和沉思。诗中的两种“遥望”之间,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诗人的艺术概括力就在于他从岁月中提取了两种不同的“遥望”:前一节的“遥望”写出了年轻时代的可爱,而后一节的“遥望”给全诗带来了无尽的重量和感慨。对漫长而充满磨难的一生的超越和感叹都产生在这“回头”的一瞬,正是在这一瞬,“遥望”被改变了方向,漫长的一生变得清晰,年轻时代那个向未来热情遥望的自己又出现在视野里,遥遥在望而又遥不可及,因为在两个自己之间,已隔开了一道茫茫的历史的海洋。

两个不同的“遥望”既连接了此岸与彼岸,写出了一种阔大的人生的沧桑感,同时又使不同阶段的人生呈现出来。因此,两种不同的“遥望”,已在诗中成为一种相互的遥望,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展开了一种不无艰难的自我辨认和对话。

2.“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之含义。

诗人在第一个比喻“港口”前面使用了“异国”的字眼,那是因为年轻时遥望未来,颇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对未来充满好奇,好像人生的“六十岁”是一个遥远的“远在异国的港口”。而在第二个比喻中,因为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人生,因为人生发生了巨大的难以置信的变化,所以回头遥望过去时,不免有一种难以辨认之感和迷茫伤感之情,因此“烟雾”一词会出现在诗人的视线中。还可以说,这里有一种人生如梦的至深感叹。

3.朴素又极有功力的语言。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语言朴实无华,但读起来却有惊心动魄、一波三折之感,因为这其间充实着极其艰辛的人生内涵。另外,诗中的两个比喻也非常贴切,它们不仅把时间空间化、把时间意象化了(即通过比喻把时间变成可以遥望、可以看见的具体地点和意象),同时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彼时”和“此时”内心的情感。

领悟导析

曾卓(1922~2002),祖籍湖北黄陂,生于武汉。是40年代前后“七月诗派”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当时“七月诗派”是以文艺理论家胡风主办的《七月》(1937年创刊)为主要阵地而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抒情诗流派,它形成在民族危难的年代,强调对现实的“搏击”和“拥抱”,该诗派诗人们的创作大都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现实郁愤色调著称……没想到早年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与“七月诗派”的关系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使他遭受到长达二十多年的极不公正的待遇。

然而,在这难以置信的劫难中,诗人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1970年,他在人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写下了《悬崖边的树》一诗,它写一棵孤独、寂寞而又倔强的、被吹到悬崖边上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诗成为曾卓的代表作。这首仅仅十二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从作者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诗句是湿润的,流动的:像泪那样湿润,像血那样流动,感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这一切,都是我们理解《我遥望……》这首诗的前提。

刘绪贻

在近期的阅 读和写作中,曾经几次涉及我和著名诗人曾卓的交往情况。缅怀故人的深切情怀,难以忘却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写下这篇回忆文章。 (一)

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

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时年16岁。

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

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

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

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

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

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二)

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

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

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

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

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

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

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

(三)

现在回忆起我与诗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时,虽然我们感受着不同的时代脉搏,浸染于不同的社会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无缘相识。但是,我们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关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陪养成一种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我们都反对专制独裁、贪污腐朽的统治,同情弱势群体,热望社会公平公正,甚至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互爱互助,消除压迫、剥削、侵略、欺骗等等非人道行为;我们热爱自由,但反对妨碍、干预他人自由;我们都钟情于写作生涯,借以抒发自己美好的感情,阐明高尚的理念;我们都勇于坚持真理和正义,都醉心于通过为社会、人类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为此敢于藐视权势,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了上述这种相似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作为粘合剂,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便会逐渐成为心灵相通的知己与挚友,享受温馨的友谊,互相促进学识、情操、理想以至整个人格的升华。解放前后,我们幸而有了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场严冰恶雪,摧折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友谊之鲜花。

1998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迟暮之年重逢,彼此惊喜不置。此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谊之鲜花。我思考着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园赏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象着和他去武昌东湖植物园欣赏郁金香、杜鹃、玫瑰争鲜斗艳,尽量体验爱花、惜花的情怀;在中秋之夜一同赏月论文;在重阳节一同持螯对菊吟诗。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探讨人类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于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国通史》约稿任务,未能使这些美好的设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则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

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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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有关曾卓,冯至,牛汉,海子的资料。

最好有他们的诗。

感激涕零~

解析:

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

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 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 ,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生的歌》等,其中《老水生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

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武汉。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散文集《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1994年,出版《曾卓文集》3卷。原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诗人曾卓于2002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临终最后的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

1、诗人遥望是具体内容:(1)六十岁(年轻时盼年老)(2)年轻的时候。(年老时望年轻)

2、“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象征人生路上的悲欢离合。表达了诗人不畏艰险、勇敢地冲向未来,追求理想,无怨无悔的感情。

曾卓说过:“我知道,读者是不能欺骗的。他们首先区分真诗和非诗,然后才区分好诗和不好的诗。”

曾卓诗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鲜明的,并且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都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曾卓不仅仅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他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位独具一格的散文家。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后,他陆续出版了几部散文集,这些集子体现了曾卓的美学理念和艺术追求,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听笛人手记》。在这部书中,他着眼现实生活,以诗人的眼光选读外国文学作品,以诗的语言复述那些令他感动和深思的故事,敞开胸襟展示他的读后所得,并将之提炼成启人心扉、充满诗意的哲理。有人这样评价这本书:“你读着书,仿佛总有四个字如森林精灵扇动两翼:热爱生活”。

曾卓对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尤其推崇有加,他对巴氏的评价是可以移用来评价曾卓的: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

《听笛人手记》也被视作一部风格独特的诗化的书话,在文体的创新上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这部书也一直是藏书爱好者追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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