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人特徵1：不爱社交

　　刚开学时，大家聊彼此的室友，Macarena说她有一个wierd中国室友，男生，从来不跟他们一起出来玩，每次叫他都不出来，总是一个人闷在寝室里，也不知道在干嘛；冰箱里的东西都贴上自己名字，请别人不要动；一次她跟他远远的打招呼，他转身就跑……大家都哈哈大笑，Juliette说：当然了，因为他是中国人嘛！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中国人”？Juliette连忙解释：Nancy，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很害羞，不爱玩，不是吗？

　　我不觉得语言和文化是阻碍我们“打成一片”的障碍，很多来自并不发达的国家，英语说得不如我们的同学都能融入的非常好，但很多即使在国外生活很多年的中国同学依然只跟自己国家的同学来往。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在海外人多啊，有硬件条件，如果是哈萨克斯坦来的想挑也没得挑啊！我们都习惯遵从熟悉的程序，讲熟悉的语言，吃熟悉的食物，交往有熟悉背景的人……但往往不由自主陷入熟悉制造的温柔乡，很难从中再迈出去体验艰难，经历不同，从而错过外面的精彩。开学之初，学校组织的几次party我都兴致勃勃的参加了，后来觉得又吵又累就没有再去。有一天在厨房里见到Migual，我说很久没见到你了！忙什么那？谁知他一脸无辜的说：我不知道Nancy，是你忙吧？你很久都不跟我们hang out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已经被他们联合抗议了！赶紧洗脸更衣加入他们下一个趴！进对酒吧就是选对圈子！

　　我们中国人沟通感情的方式是一堆人围坐一桌，借着好菜好酒聊天扯淡。但在西方文化里，乱哄哄的酒吧夜店是社交主流，不喝两杯怎能敞开心扉呢！你老不出现又怎能在这个圈子里混的脸熟呢？我一直有一个逻辑，就是不管你身在谁的地盘，一定要及时尽情享受这个地盘的文化，他们的美食，他们的娱乐。吃了30年中国菜，改吃1年英国炸薯条又怎样？

　　中国人特徵2：爱扎堆

　　来英国之前，我听过无数这样的建议：中国学生为了提高语言水平要尽量不要跟中国人扎在一起，多跟其他国家同学往来。来了之后，特别能理解国人扎堆的原因。第一，情感上，离家数千里，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熟悉的面孔和语言是最给力的安慰；第二，生活上，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大大大程度上与老外不同，他们喜欢的我们接受不了，我们愿意做的事他们又不知所云；第三，学习上，这就不仅仅是语言的差异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简直是两套天壤之别的系统，从小到大可能只有咱们国人没有被鼓励过“Critical Thinking”，不敢批判老师、专家、前人的理论，我们太习惯“接受”，但是这里所有的论文都要有你对大家著作的批判见解，seminar上讨论的也尽是你的批判观点，当然前提是能自圆其说；第四，文化上，我发现不管来自北美还是欧洲，南美还是非洲，其他人的文化都是相通的，除了我……比如聊起流行音乐，流行的艺术家，流行的街头文化，甚至adventure，人家怎么那么多共鸣？说起潜水，我的经验还是在巴厘岛插着吸管被教练牵着游，我的墨西哥和德国室友纷纷亮出“潜水证”，互相比下潜的深度和海域，甚至还有人见过鲨鱼。

　　我有一个加拿大朋友在同时学习汉语和日语，虽然日语才学几个月，比我的日语水平高出一大截（当然得承认，我学的日语6年没用全都忘了）。他喜欢日本女孩子的程度不是一般强烈，我让他对比中国、日本、韩国女生有什么本质不同。他一针见血的说：日本女孩最懂礼貌，最会照顾自己的外表，最有女人味，相比中国韩国女孩也最独立；中国和韩国人都喜欢扎堆，如果交往一个中国女孩，还要跟她所有朋友有交集，“赢得”大家的好感，他觉得很麻烦。

　　我总结，“扎堆现象”跟我们这一代人不够独立，依赖心理强，再加上从小到大没有兄弟姐妹总是需要找一个外人陪伴的原因有关，出去逛街、吃饭、买东西甚至上厕所都必须找一个伴。但是其他国家的同学对于“我行我素”这件事看得很开，有伴就一起玩，没有自己一样无所谓。

　　中国人特徵3：自尊心强 幽默感差

　　以前，每当别人说起中国的不好，即使说的很客观，很中立，我都立马扑上去，辩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慢慢的，看的多了，经历丰富了，就会感谢人家给你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呗！而且，公民社会本来就是开放给所有阶级成员自由评论的，有理的赢，没理的再去想想输哪了。在反复不断推理论证的过程中矛盾才能被发现和解决，社会才能进步。而且，越是大国越该有大国的胸怀，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几乎每天都拿政客、名人开玩笑，左派分子一天到晚唱衰自己的国家快完蛋了，深陷困境，伤痕累累，但是人家照样日不落，照样拿着高工资还不用加班。

　　希腊算是这次欧债危机最没面子，地位最尴尬的国家了，班上好多希腊的同学，提起“欧债”都自己主动添油加醋说这有多丢脸，但说起长线又都充满希望，觉得自己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卡恩性侵事件”和“贝卢斯科尼辞职”都是法国和意大利同学津津乐道的话题，我的法国室友告诉我，在法国很多女记者跟政客发生性关系来获得跟政客的“亲密关系”，赢得一手信息或者给自己“走进圈子”的机会，大家都觉得这很平常。贝卢斯科尼跟多少小姑娘上床是他老婆该管的事，只要他做好分内的事，保证国家经济走向老百姓就不会对他指指点点。我很欣赏他们身上的大气和“自我爆料”的幽默感，对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拿得起也放得下。当然，最最最核心的原因还是拥有足够的自信，有自信玩笑才开得起。

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经常问老外关于这个问题。普通的欧洲人首先会认为，中国太远了，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口太多了。现在的欧洲人另一个第一反应就是：中国人太有钱了。由于普通的欧洲人的生活按部就班，收入也是稳定的，但是也没有太多的钱。他们喜欢度假，但是要去中国“那么远”的地方，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因为去中国价格“太贵了”。虽然价格贵，可是很多欧洲人都向往中国，想去看一看那个古老的国家。我在波兰，与一个经常带团的导游聊天。导游跟我说，波兰人最向往的国家就是中国。他带团去了中国以后，波兰游客第一反应通常是：中国居然这么大。他们的吃惊是因为中国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大，建筑更高，人口更多。由于西方世界的宣传，通常是中国人几十年前那种生活和穿戴。但是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发现并不是自己印象中的那样，反而是时髦的大城市，自己倒是土里土气的。所以，来过中国的欧洲人，才会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回去以后就会告诉别人，中国如何强大，以及在中国经历的很多有意思的事。他们讲的这些所见所谓，也是很受听众欢迎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亲自去欧洲看一看，整天坐在家里看新闻，那么你对欧洲的印象，恰恰都不是正确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网络的发达，我们身边各种电子产品日新月异。这些电子产品的产生，让我们不出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新鲜事，甚至能够通过一部手机，认识很多外国的朋友。现在网络上很火热的，就是看小视频了，在小视频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幽默搞笑的事件。

也因为大家爱看视频，所以诞生了很多网络红人。最近一个说中文的老外火爆了网络，我觉得他火爆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由于他外表语言和我们不同，所以大家会更关注。只有关注了之后才会产生兴趣，并且老外在说中文的时候语音语调也会比较有趣。但有些老外说中文就比较标准，这也引得大家的佩服。反正不论什么原因，老外在网络上都会比较受中国人的欢迎。

网络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大家在这个世界中可以畅所欲言。不过，畅所欲言也需要有限度。当面对一些孩子或者心情比较低落的人时，我们不应该在评论区说出一些恶言恶语。这些语言不仅会伤害别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也会给他们造成一些阴影。

网络语言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如果大家随心所欲的发表感想，总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所以在说话时还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才能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所以最终我认为在网络上说话也应该负责任，不要以谣传谣、或者诋毁别人。

历史学家林孟熹说过这样一句话：“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可以说，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甚至，死后都要按照他的遗愿：把自己安葬在杭州文星苑。墓碑上影印着他的半身照片，在墓碑上写着他的简历：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其实，司徒雷登与杭州结缘，要追溯到1869年。

当时，杭州一带是中国江南地区基督教的布道中心。司徒雷登的父亲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了杭州。为了更好的融入到杭州本地生活，他立志学好中文，为体验当时中国下层人士的生活，他在一家鸦片馆的楼上租了一间单间。

因工作疲劳，长期营养不良，在杭州生活三年后，他被送回美国修养，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姑娘玛丽，两人一见如故，婚后共赴中国。两人在西湖贫民区旁边的小教堂里建造了一座砖木结合的小楼，可以说，之后的二人过着神仙伴侣的生活。

1876年，俩人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孩子长大后，结合斯托尔特这个名字的谐音，父亲为他取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姓“司徒”，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从小在小弄堂里长大，他的父亲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母亲建立了女子学校，家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此安家落户，这里也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弄堂”。司徒雷登的三个弟弟也是在耶稣弄堂出生的，母亲就是四个孩子的启蒙老师，并且，安排他们融入中国孩子的圈子，与中国小孩儿一起玩乐。

那是司徒雷登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脑海里，经常回忆年少时的春节社戏、还有好吃的元宵，以及看着西湖水面上飘荡的小船花灯。在司徒雷登十一岁时，父母为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决定将其四个孩子送回美国上学。初来乍到的四个孩子，对美国感到非常陌生，因为，他们从小拿筷子吃饭，唱中文赞歌，穿中式服装。

因此，他们对美国的语言及文化都是显得陌生而无知的。刚回来的时候，司徒一家四个孩子被同学视为小怪物，走到哪里都被围观。终于在私立学校读了几年书后，司徒雷登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男孩。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深造，毕业后，他一直心系中国，也因为对传教事业的喜爱，他决定跟随父母一起在中国传教。

1904年，义和团烧毁教堂，杀害洋人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久，就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刻，三十岁的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杭州。司徒雷登对传教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劝说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绝对不能煽动他们放弃自己的祖先崇拜，这样做一定会适得其反的。”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司徒雷登找到了撬开基督精神和中国传统伦理的那把钥匙。

他把孔子的“仁”和基督教义的“爱”融为一体。他一直说：自己非常喜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也很佩服孟子的思想。他认为：想要基督教在中国产生影响，就一定要做本土化的工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司徒雷登一方面研究中华文化，了解国情，一方面支持培养国人自己的宗教领袖，以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时光里，司徒雷登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土话，他不仅会地方话，还会普通话、上海话和南京话。但是，他总喜欢说话时带着一丝杭州话的音调，在他看来，杭州话说起来很有音律韵感，比其他地方的话更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1946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受杭州市长邀约回杭州度假。接风宴结束后，他第一站去了九里山墓地，因为，这里埋葬着他的父母、两位早亡的弟弟和十几位传教士。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为司徒雷登举办了一个在杭州的“出生仪式”，并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这是第一位外国友人有此殊荣，得到这样的称号也代表着莫大的荣誉和肯定。

1949年4月，我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就这样，司徒雷登黯然离别自己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1962年，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嘱咐家人：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墓地，与他的妻子合坟。不幸的是，虽然司徒雷登一再嘱咐自己要与妻子合坟，没想到的是因大动乱影响，司徒雷登妻子在燕园的墓地早已被推平。司徒雷登追忆与妻子的过往，他说：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妻子，此生绝不再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