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研究内容

布尔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

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

布尔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贝恩亚，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

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对立关系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论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布尔迪厄觉得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建立一种对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

布尔迪厄认为古典社会体现了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一种对立。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动者（agent）的判断等估计过高，而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与行为，并把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动者的象征结构、经验和行为更为强有力的东西。

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客观论还是主观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必须从下列角度来理解，即既要公平对待客观物质、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又要公平对待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

布尔迪厄在许多文章中还试图克服与之相关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观察者建构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对他们自己的世界具有实践性把握的人所运用的知识。

最终，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他把科学看作社会场（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学家看作社会场的产物。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同时也认识到那些观念经常也会误认社会现实。同样地，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观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来解释他人实践的。 “习性”

在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的行动的关键原则。Habitus中文严格说没有对应翻译，该字是布氏界罗马文所改用而来，的确具有习惯、习性的意味，但是却不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诸如中国人觉得吃米饭才算吃饭，吃汉堡不算。放到社会阶层与场域理论去看，当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个体，自然受到该环境文化深刻影响，很多日常生活视为当然的东西，未必在另一个环境视为当然。比如，一个没落王孙，虽然经济无法支持，但仍有深刻对精英生活怀念，无法降格习惯庶民生活。

“场域”

一个社会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场域，在这些不同的场域（已经结构化了的一些场所）进行一些为了特定目标的竞争。场域一辞，原文也有田野的意思。布氏从人类学起家，自然受到田野方法非常深的影响。场域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一个在各个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想像上的领域，场域其实有边界，但是各个在特殊场域内的行动者，都难以说清楚场域为何，但是如果他真的从属于各个场域，就会知道该怎么作，谁是老大，谁在挑战。

场域一般可分作资深/资浅者，或可分为掌握资源者与资源匮乏者。两者之间又可交错，处处形成斗争关系。很多时候为了争取场域内其他人的认可，于是会形成象征斗争。

场域，布氏导入意大利马基亚维利的理论，指出掌握资源者，通常会用狮子策略，表面静默，但力量强大；而未具资源者，通常要挑战既得利益者，于是虽然力量较小，但是会点起战火。

对布氏来说，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清楚描绘场域边际，场域特色，里面有何种角色、筹码是什么。布氏认为，通常筹码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象征暴力”

一个社会是由象征暴力主导运作。象征暴力意谓说，宰制的力量如何让被宰制的人体认不出来他们正被宰制，这种宰制的能量即是象征暴力。

社会空间

皮埃尔·布迪厄结合马克思和韦伯的传统，特别在《区隔》一书中建立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空间理论。该理论主要提出对以下方面的解释：1）以社会分级化的各种方式为出发点来构建社会群体的逻辑学；2）这些社会群体采用的生活方式及斗争；3）社会等级及社会群体再生产的方式。

反身社会

布迪厄提倡反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即社会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工具来更了解自己的领域。社会学者的工作就是将社会世界的各个面向转化成研究的对象，因此他们有时候必须将自己的研究客体化。

如果用布迪厄自己的术语来说，他想要检视社会学者在社会学领域以及在学术界领域的惯习和实践，以及这些领域和这些领域的阶层结构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也会关注为了能达成区别，社会学者个人的策略及学说策略为何。例如，社会学者个人也许会使用学术术语来达成领域中的高等地位，社会学也许会将自己包装在科学的外衣下来让自己相对与世界的实践有所区分。

事实上,布迪厄宣称,社会学声称的科学性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在声称权力。当然,这种立场对布迪厄自己的论述也隐藏着困窘的暗示。因为布迪厄企图寻求维持自己的象征性权力，同时却批评自己论述所使用的科学方法。

当布迪厄主张，正从事研究的社会学者必须避免成为作用于他们和他们论述之上的社会力的玩具时，他等于提出一个有趣的后设论述范例。避免此种命运的惟一方法是了解某一历史时点上影响这些社会学者的力量的本质。这种力量只能借后设分析来加以了解，布迪厄称这种后设分析为社会性分析。一旦社会学者了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力量（尤其是社会之外和智识之外的力量）本质时，他们也就处于较好的位置，能去控制这些力量对他们论述的影响。布迪厄自己本身总试图以社会学摒除他所受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

出自期刊

Richardson, J,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6),

Westport, CT: Greenwood, pp 241–58

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布迪厄是第一位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进行初步分析的学者；科尔曼对社会资本做了较系统的分析；帕特南从政治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本文将遵循上述思路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探讨 。 许多学者对农村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随着农村的贫富差距拉大，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少，农村的人际关系观念逐渐淡薄，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帮助越来越少，农村的社会资本不断流失。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团结，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非常不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和生活。与此同时，在校大学生群体呈现出来的显性和隐性社会行为问题日益复杂多样，给高校学生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意义上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的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服务的需求，也不能适应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要求。作为一项以利他主义理念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专业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工作以提供福利服务为宗旨，以助人自助为本质意涵，以尊重、平等为理念，以开发人的潜能和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可以弥补传统学生工作的不足。因此，社会工作进入校园，为大学生提供多样化、人性化的专业服务，成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的潜在诉求和必然要求。

　　本文中高校学生社区是指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生活聚居区，是依托学生宿舍、食堂、商店、户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场地设施，通过资源整合，组建成的集住宿、活动、学习功能于一体的区域。学生社区不仅是生活的场所，也是同学之间社会交往的空间，更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重要场域。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人口密度大，人员对社区的依赖程度高，成员间互动性强，交往程度较深;成员群体从事专一的学习活动，多处于同一个年龄段，具有相同的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特征，呈现整体同质性;但因个体之间家庭状况、经济来源、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性，因社区成员定期进出轮换而带来流动性;容易形成与主流文化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亚文化”。

　　将社会工作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应用到高校学生社区服务之中，创建新型的学生管理和服务模式，发挥社区的教育功能，以协助学生解决成长中的问题和困惑，调整学校、家庭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促进学生开发潜能，培育民主观念和社会参与意识，是现代社会发展推动高校学生事务变革的一种有效尝试，也是学校社会工作实践拓展的重要领域。

　　一、自我认同: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的理念目标

　　社会工作总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引导下进行的。社会工作理念规定了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意义，明确了社会工作的技巧和方法，规范了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和态度。

　　大学生处在由青少年期进入成年期的年龄阶段。这一时期经常面临的心理危机是“自我同一性危机”。因此，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应当以协助服务对象实现自我认同作为核心理念目标。

　　(一)搭建学生成长平台，帮助学生获取安全感、归属感

　　安全感、归属感是每个大学生最基本的需求。安全不仅仅来自于外界没有危险，更来自于内心对他人、社会的信任。

　　如果一个人无法建立起对他人、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安全感自然会降低。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归属于某个群体并得到群体的接纳和认同。如果一个人总是游离于社会群体、社区服务与社会组织之外，就可能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不能受到社会的支持与保护，个人的安全指数也就不会太高。在具体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可以通过多种服务活动，包括兴趣小组、成长小组、人际交往小组、拓展小组、心理训练营等，增进同学之间的交往，改善同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增进彼此的接纳和提高自我对社区的认同，个体将自觉地归属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搭建学生成长平台是获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方式。

　　大学阶段是青少年探寻同一性的关键时期。个人会经常会在内心深处思索“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社会和他人怎样评价我”等一系列自我认知问题，但往往不能形成客观的自我认识，在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假之间，也缺乏清晰的同一感，难以形成健康的自我概念。所以，大学生经常出现认知失调的现象，要么自我评价过高，拥有超强的效能感，要么处于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状态。在这一时期，社会工作介入学校社区服务可以为学生搭建成长平台，提供更多的交往空间和发展途径，多样化活动可以培养出不同层面的优秀分子和学生社区领袖，使其发展出具有内在积极性的自我归属感，从而以积极的心态从事其生活和未来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以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在此意义上，学生可以实现内在认可与外在认可、自我认可与他人认可相一致的状态，不断获取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提高自我认同。一个实现了自我认同的人，才能获得自信并且悦纳自我。这样的人，一般都具有健康的人格，并且乐观豁达。

　　实现心理健康是获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最终归属。人是社会中的人，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网络系统的有效支持，如父母、亲人、朋友、同学、老师等。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通过社会活动、社区服务和社区文化建设，建立起学校与家长的密切沟通方式，巩固了学生的父母亲属支持网络，建立了更广泛的同辈群体支持网络。学生在获得来自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后，可以增强自我安全感和归属感，更好地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学会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形成积极的健康人格。正如诸多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得到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多，其心理就越健康。换句话说，实现心理健康是获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最终归属，而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获得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

　　(二)强化服务育人功能，为学生实现自我认同提供理念基础

　　服务育人是现代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以学生的需求和愿望为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对学生需求进行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以学生需求为本和以学生发展为重点，提供适切的社区服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时解决困扰学生的问题，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在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贴近学生的心理诉求、贴近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的价值观，满足学生群体多元化服务需求，形成服务育人的理念，从而为学生的自我认同和健康发展提供理念基础。

　　校园文化建设是强化服务育人功能的有效方式。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把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方法引入大学校园，逐步形成一种助人、关爱、奉献的校园文化氛围，使真诚接纳、相互关心、和谐相处成为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升校园文化的层次和质量，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这样的大学“亚文化”会逐渐成为影响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正能量，为实现学生自我认同提供动力。

　　实现全员育人是强化服务育人功能的重要目标。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对他人的行为形成约束与规范，而他人也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可避免的干扰和限制。

　　大学校园中的专业教师、辅导员、机关工作人员、宿舍管理员等主体都会对学生行为产生深刻而重要的影响。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把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价值传递给大学社区中的每一个人，大学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而能以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关怀他人、承认他人的理念来对待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不难看出，在社会工作介入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正在扮演着重构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促进大学生实现其之所以为人的完整性的角色和使命，从而更好地实现全员育人的重要目标，提高自我认同。

　　(三)传递“自助”与“互助”理念，增强学生的自我认同感

　　增加社会资本是形成“自助”与“互助”理念的重要手段。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

　　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包含着社会关系网络和互惠、信任、合作等基本要素，社会资本是潜存于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社会资源，并能为个体带来利益和价值增值，从而为社会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

　　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建设，通过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不但可以增进同学之间的交往和沟通，而且可以把人与人交往的礼仪、规范传递给学生。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的技术和方法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提供了示范，学生可以在活动中学会如何与他人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突破了宿舍之间、班级之间的界限，扩大了学生的交往空间，为学生搭建起新的交往对象。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发展社会资本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资本是在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与合作中建立起来的，是互动双方的一种合作与信任关系。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初步信任，并且信任能够不断累积和发展。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能提高学生间的互信与合作，减少成员之间的猜疑、敌对等负向资本，增进学生的“自助”意识和“互助”理念，进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学生的自我认同感。

　　社会工作的宗旨是“助人自助”，是提升服务对象能力，使服务对象在遇到困难、面对人生的挑战时能够积极地面对，并培养起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自助”意味着自身成长，也指向个体增能。大学时期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学生需要学习各种社会规范、社交礼仪，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

　　在学生社区服务中，社会工作通过社区、团体和个案等直接介入方法，将尊重、真诚、助人与服务等理念自觉应用到工作之中，来满足大学生的多元需求。在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指导下进行大学社区建设，能够把社会工作“自助”与“互助”的理念传递给大学生，学生以这种精神关心他人、照顾他人，并把这种精神传向社会。可以说，传递“自助”与“互助”理念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利他主义”伦理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尊重包容: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的基本原则

　　作为一项新的实践领域，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应该结合大学生群体特点、高校校园社区属性，以及高校原有学生工作和管理体制等实际，制定恰当的工作原则。本文认为，坚持尊重与公平、宽以待人、自愿和人性化，是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尊重与公平，维护学生人格尊严

　　尊重是对他人生命和人格尊严的重视，也是对他人深切的和发自内心的关心。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论断，把人看作万物的核心和衡量万物的标准，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缘起。社会工作作为践行这一社会价值理念的应用性学科，要求我们尊重个人的独立、自由、价值和尊严，每一个人都应受到别人的尊敬和公平的对待。在社会实践中，社会工作者要尊重每一个服务对象，不论服务对象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相貌如何，社会工作者都应该为其提供公平、平等的服务。就大学社区服务而言，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家庭背景、学习成绩、聪明才智、遇到的问题都各不相同。但社会工作者都应给予其一视同仁的对待，尊重每一位同学。以一颗尊重生命的心、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既是社会工作者践行专业使命的要求，也彰显了社会工作坚持“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专业情操。因此，尊重与公平不仅是维护学生人格尊严的核心观念，也能够吸引学生重视他人、尊重他人、帮助他人、承认他人的行为，对他人的重视和尊重，从而唤起学生对自我和社会的承认和认同。

　　(二)坚持真诚与接纳，建构和谐校园文化

　　接纳意味着积极主动地理解对方，接受对方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和人的价值。接纳的关键在于不是以工作者个人的价值观评判或取舍对方，而是时刻保持一种真诚、信任和接纳的态度。这不是说我们认可服务对象不甚合理的思想、行为乃至过失，而是强调用发展的观念、温暖的态度和积极的关注，对服务对象的思想与行为给予真诚的理解和引导。

　　因为对任何人而言，其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缘由，秉持理解的态度去看待，把问题和行为放到对方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即坚持“人在情景中”的视角，拥有“社会学之想象力”的特质来看待学生所遭遇的问题和所生活的环境脉络。这种“非批判”的工作方式，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能建立起更加真诚互信的关系，为建构和谐校园的文化理念奠定良好基础。

　　(三)坚持自愿原则，满足学生社会需求

　　高校学生社区服务要以大学生为主体进行设计。社区服务要满足学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促进学生的发展并改善校园文化环境。同时，要依据自愿原则，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服务和校园其他活动。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与帮助学生的过程中，着力培养一种具有公共精神的校园文化，进而积极调动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自愿参与服务活动，能培养学生参与公益事业的热心和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从中发现培养社区领袖，并使社区领袖成为学生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主干力量。因此，自愿原则是满足学生社会需求的重要保障。

　　(四)坚持人性化方式，“刚柔并济”实施社区管理制度和规范是刚性的，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采用强制性的方式来落实，并带有一定的惩戒性。从行为主义心理学来看，“戒律性”惩罚对训练青年避免违反一些规则有一定的警戒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显得刻板，缺少人情味。社会工作是以人为本、充满人情和温暖、关心和爱护的专业活动。

　　在学生社区服务中，以柔性的人性化方式来执行刚性的社会制度和规范，能让学生体会到人性中的温暖和善良、关心和爱护，从而发自内心地遵守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已经有了基本判断能力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大学生来说，以人性化的方式来执行刚性的制度和规范，使得大学生认为自己得到了他人与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承认了自己独有的特性、能力和主体性地位，这能让大学生产生由衷的感动，社区服务可能产生更好的管理效果。

　　三、协同构建: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的路径选择

　　借鉴和引入人性化、专业化工作理念方法，创新高校学生服务和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高校治理机制创新的迫切要求。社会工作应发挥其专业优势，与传统学生工作的优势相结合，整合各方面资源条件，在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中协同构建作用空间，取得突破性发展。

　　(一)加强学生社区服务队伍建设，实现专业社工与学工的有机结合

　　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进驻校园。可采用政府购买或学校购买服务的形式，由社会工作机构派出专职社会工作者参与高校学生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专业社会工作者进驻校园后，需要了解学校的运行机制，与学校分管学生工作部门和后勤部门建立起联系和沟通机制，并获得学校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同。学校的工作人员，包括辅导员、专业老师、机关工作人员、后勤服务人员都是学生生命成长中的重要“关系人”，其对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社会工作者面向所有学生工作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把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技术和方法传递给学工队伍和学生管理人员，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在学校工作中的每一位教职员工都要深深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特殊身份和角色，能够自觉以平等、尊重、关心、爱护的心理和态度对待学生，实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理念与人才向高校场域的嵌入。

　　组建和培养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发挥专业社会工作整合、管理和凝聚志愿服务资源的优势，吸引大学生组建各类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同伴传递与朋辈教育的方式，更容易影响和感染更多学生参与到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中来，也能把学生的愿望和诉求更好地转述和表达出来。在具体的社区服务中，通过志愿服务实践，可以培养大学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服务精神和慈善精神，形成以对社会的关怀为根本的社会价值观。他们既可以服务于学生，也可以服务于社会，成为学校社会工作和学校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

　　实现社工队伍与学工队伍的有机结合和无缝链接。原有的学生工作队伍，包括学校的党团组织、学生处、辅导员、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学生管理制度和办法。学校社会工作者进入学校，关键是把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技术和服务嵌入学校体制之中，协助解决原有学生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实现更好的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者的方案策划、工作计划若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落实，必须得到原有学生工作队伍的支持。

　　发挥学工队伍和社工队伍在方案制定、服务提供方面的各自优势，促进两支队伍相互支持、密切协作，是改进高校学生社区服务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二)加强学生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引导学生增强自治管理与互助服务能力

　　开展学生需求调查。学生社区服务以学生的需求为本，其服务项目和服务活动依学生的需求而设计。因此，调查学生的需求是学生社区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社会工作者通过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宿舍走访、个案访谈等形式了解学生的想法和意愿，在对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学生需求的活动方案和活动项目。

　　建立学生社区服务中心。根据学生的需求，在学生生活集中区域建立社区服务中心，选择设置个案工作室、小组工作室、图书室、活动交流室、宣传栏等功能区间，设计服务方案，并把服务内容、活动时间、活动目标通过宣传栏、海报等形式向学生公开，学生可以根据自愿和自身的需求有选择性地参加。这样既能为学生提供便捷的服务，也便于社会工作者随时了解学生的需求。

　　拓展自治管理与互助服务平台。学生社区服务中心不仅是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场所，也是学生实现自我管理、互助服务、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社区服务中心倡导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学生社区自治组织，坚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明确学生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功能与责任，逐步实现学生社区的自治管理。

　　(三)加强学生社区服务网站建设，打造学生思想交流与诉求表达空间

　　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必须树立高校学生社区“两度空间”观念，重视对虚拟社区的开发与管理，开设吸引力强的社区服务网站。把社区网站建成学生利益诉求、情感愿望、思想观点的表达空间，是学生参与学生社区建设的有效形式。通过社区服务网站，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建立网络人际关系，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表对学校工作和学生事务的看法。学校社会工作者和学校工作人员既要对网站严格管理，倡导实名注册登记、文明使用网络、不传播谣言、不散布虚假信息，又要积极回应学生的诉求，及时解决共性问题，重视化解个性问题，对一些关系学校发展、社区建设改革建议引导开展讨论、辩论，使得虚拟社区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此外，社会工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媒介宣传社会工作，增加各方的了解与认同。

　　(四)加强学生社区服务机制建设，促进个人—学校—家庭—社区“四维互动”

　　首先，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服务，其服务的对象是学生，但是学生中也具有丰富的资源并有着巨大的潜能，学生既是服务的客体资源也是服务的主体资源。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深入挖掘学生的潜能，是学生社区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作为办学的主体单位，学校是学生社区服务的工作组织者、资源提供者、方案落实者。学校要制定学生社区服务的相关政策，强化“社区属地”的教育管理意识，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要把社区服务与思想政治教育、大学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大学生知行合一、健康成长。

　　专业社会工作者要与学工队伍一道，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为开展学生服务提供支撑。再次，家庭是学生社区服务的有力支持者。高校学生社区服务倡导充分利用家庭的资源，家庭在给予学生经济支持的同时，也要在心理上、精神上、学业发展上继续保持对学生的关心。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家长会、书信、电话等形式与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充分调动家庭的资源，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学校的发展服务。最后，学校所在社区是学生社区服务建设的重要环境资源。高校学生的就业、创业、勤工助学、志愿服务都离不开学校所在社区。学生社区服务可以积极为学校所在社区发展服务，并争取学校所在社区参与、支持学生社区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不难看出，学校社区服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够整合各种资源，共同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学生社区建设不仅仅是学校管理与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家庭、学校及其所在社区共同的责任，更是实现服务育人的重要载体。

　　四、结语

　　高校学生工作领域的社工介入，已经成为拓展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议题，对于满足当代大学生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引导其增强社会行为能力具有现实意义。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服务，应坚持以“自我认同”为核心价值理念，有效搭建学生成长平台，强化服务育人功能，传递“自助”与“互助”理念，帮助服务对象树立和强化自我认同感;秉持“尊重包容”的工作原则，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公平对待不同服务对象，对学生的个性化思想行为给予积极的理解和引导，鼓励学生自愿参与服务活动，更加注重采取人性化手段实施社区管理。在此过程中，要以推进专业社工与现有学生工作队伍的密切协作为基础和保障，拓展学生社区服务的有形平台与虚拟空间，并建立学生、学校、家庭和学校所在社区各方面资源整合利用机制，使学生社区服务扎实起步、持续进步，并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成为创新高校学生管理与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践，在助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　要：社会资本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它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内在的契合性，社会资本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发展现代型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社会资本；文化建设；信任；规范；网络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23-02

2011年10月1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一次吹响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号角，文化建设成为当前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助推中国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当代的理论成果。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当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将会给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社会资本概念和特征

社会资本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自从皮埃尔·布迪厄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西方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1]。但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乏这些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上述目标就无法实现……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将能够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2]社会资本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而常规资本一般则是私人用品。社会资本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者的私人财产，这是个人寄身期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像所有的公共用品一样，社会资本也受到了私人当事者的低估，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供应也是不足的。二是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信任长期以来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社会资本的稳步发展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可靠保障。三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二、社会资本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揭示的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文化建设也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有效的展开。良好的社会资本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有力助推。

1信任与中国文化建设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指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3]由此可见信任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良好的信任环境也是进行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作为信任研究的开启者、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一种人们精神层面的一种提升和精神产品的发展和繁荣，而这些离开人们之间的信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信任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首先，信任提升了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很难想象一个对他人和社会不信任、充满敌意和对抗的人自身会取得怎样的发展，他很有可能被社会所抛弃，甚至走向社会的反面，这样，人的发展就会走向歧途，而人的发展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和根本目标，没有人的发展，就不会有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同时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人的发展。其次，信任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文化交往。著名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我认为信任同时也是文化交往的润滑剂。小到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大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信任都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认为，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没有信任个人将寸步难行，人们之间的文化交往也不可能实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文化全球交往的时代，任何文化都不能将自己置身于文化交往之外，没有起码的信任，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也不可能实现，我们坚持认为合作比对抗好，文化之间可以求同存异，不能搞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只要我们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文化，文化交往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信任将繁荣文化生产。现代社会的生产将是一个社会化的大生产，文化产品的生产也不例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良好的信任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从而丰富和繁荣文化生产。特别是现代社会很多文化产品都是由文化企业生产的，而不像古代社会，个人就能进行大部分的文化生产。比如现代要生产一部**、电视剧、歌剧等，那将涉及众多的部门，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相互之间的信任将会促进文化产品的顺利生产，从而繁荣文化生产。

2规范与中国文化建设

规范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正式规范主要指国家制定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订立的约束性契约；而非正式规范主要是指舆论、习惯、社会习俗等道德性约束体系。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与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正式规范来看，首先，正式规范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是中国进行文化建设的前提，它能有效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可以说《决定》本身就是一项正式规范，它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它的颁布和实施无疑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正式规范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些需要正式规范去约束。比如作为中国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它们既是正式规范，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从非正式规范来看，习惯和规范、习俗、道德等非正式规范既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形式，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非正式规范是内生性的，它具有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维护社会团结和稳定等功能，对内可以提升国家内部凝聚力，对外可以提高国家的外部吸引力，可以促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3网络与中国文化建设

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指嵌入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之间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的内外困境，提升国家内外良好形象，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建设。首先，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合作的开展和社会的和谐，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在共同体内，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体与政府之间以及组织与政府之间通过不断的交往和交流，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个体、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提高个体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增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公民参与网络能提高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最后，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公民参与网络可以促进各文化产品生产主体之间的了解，在了解中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

三、发展社会资本，推进文化建设

社会资本是促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政策，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可以说，发展适应文化建设的现代型社会资本是促进中国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首先，我们要动员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培育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普遍信任关系。其次，我们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强社会正式规范建设，同时发动民间的力量，强化互惠性的非正式规范。最后，积极扶持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展公民参与网络，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畅通的渠道。通过发展现代型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促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 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综述[J]理论界，2006，(7)

[2]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196

[3]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6

[责任编辑 王玉妹]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学术界，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社区发展的实证研究，则始于19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普特南(RDPutnam)对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在该研究中，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社区政府管理和社区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此后，其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度量和功能等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如今，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已成为这些学科之间一个共同的研究工具。本文则主要通过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在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实践中的应用，分析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颇具有争议的独立性功能及其面临的问题。

　　一、西方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争议

　　在最近几十年，“资本”概念有了很大扩展。在传统的经济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基础上，三类新的资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GSBeck）提出的，它指个人所具备的可用于生产的技能和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经由教育培训而获得。文化资本出于当代世界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布迪厄（PBourdieu，），它指能够使拥有者获得社会经济利益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社会资本有较为多样化的概念并且争论很多。莱特（ILight）将其定义为植根于社会网络中的一种信任关系。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几个富有代表性的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

　　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对谁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标志性贡献至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和政治学家普特南是公认的代表人物。布迪厄在1986年提出了他的资本总体框架理论。他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ii]他批评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单纯依赖经济资本解释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认为必须从三类资本的总体框架出发才能真正深入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布迪厄的资本类型框架中，经济资本居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建立对经济资本有依赖性。布迪厄定义社会资本为团体成员通过团体网络关系获得的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或者文化资源。基于其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量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团体成员的网络范围以及团体成员能够动员的经济和文化资本。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某种促进个人行动的社会结构。通过列举方式，他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资本的所指内容包括责任和期待、信息渠道、规范以及促进个人行为的组织。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来架构的，并把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框架之中，不仅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类似保险的互惠行动过程。一个人平常投资于社会资本的经济和其他成本类似于保费，这种投入在此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iii]

　　普特南通过在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普特南定义社会资本为源于社会组织，可以促进互惠协作和合作的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关系。在这些社会资本模式中，社会网络被置于社会资本的最高端，而规范和信任被认为是源于或者通过社会网络来强化的。[iv]除了表述上的区别，普特南和科尔曼的定义十分接近。他们都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

　　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广和运用，而其中作为世界银行的资深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权威之一的伍尔考克(MWoolcock)对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关键性的影响。[v]世界银行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社会资本。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是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例如社区贫民与政策决策人员或者对社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组织负责人之间的纽带。在这种社会资本模式中，贫困群体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但是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而后两者恰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内容，因而也是社区发展所关注的重点。普特南将跨越型资本概念的创立归功于布莱格(XDBriggs)，垂直型资本概念的创立归功于世界银行资深社会科学家伍尔考克。社会资本理论的另一个发展则是认识到社会资本同时兼有正面和负面功能。

　　在当代社会资本理论的三大标志性人物中，虽然他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各有侧重，但是这些定义中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和信任等等是这些定义的基本要素，虽然在表述方式和侧重点上会有所不同。但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科尔曼和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类型置于同等地位，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独立于其他资本条件进行积累，具有独立性功能。而布迪厄将经济资本置于基础性的地位，认为其他资本的积累必须依赖于经济资本，这使他与科尔曼和普特南产生了明显的区别。正是这一区别，即社会资本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成为当前西方学者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中的争论焦点。

　　二、社会资本与社区的相互关联性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分析和项目实施中。如同社会资本的定义一样，有关社区的定义也有着长久而多样化的争论，但在争论中也达成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即认为社区就是一种地域性社会。因此，传统的社区定义都比较强调社区的“地域性”特征。

　　但随着社区研究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区”概念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埃杰尼(AEtzioni)就认为社区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的：一个是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二个是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以及身份认同等。[vi]他的定义就没有提及地域，这似乎与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使原来构成社区的一些要素，如情感、认同感等可以脱离地域而独立存在有关。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特别是社区脱贫项目的实施中，地域仍然是定义社区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社区和社会资本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是紧密结合的。实际上，社区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等也正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而社会资本理论基本也是以社区为视角分析研究其构成和功能的。近年来西方学者和实践部门开始广泛地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社区发展实践，许多项目意图通过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以实现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目标。

　　将增加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手段有其发展背景。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其贫困扶助政策的思路从原来的侧重个人扶助转向社区整体发展支持。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此前实施多年的个人扶助政策不仅没有能够使贫困群体脱离贫困状态，反而使很多家庭完全成为政府救济的依赖对象，而且相当多的贫困家庭还形成了祖孙数代都依赖政府救济的代际传递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态，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改变穷人的生活环境来实现最终的脱贫目的。社区教育、住房改造、咨询、犯罪控制等着眼于改进社区发展环境的一系列项目先后出台实施，但是结果却仍然令人失望。

　　在此背景下，普特南通过在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社会资本是社区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的结论，为陷入困境的社区脱贫项目重新找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发展方向。其它一些相关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社会资本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功能，如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维特（MGranovetter）指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社会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功能：促进有效经济信息的传递，在团体成员之间实行及时的奖惩机制以促进组织成员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标积极前进，以及存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vii]

　　总之，在当前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的主流研究中，社会资本被认为与其他资本类型一样，具有可存储性并可以与其他资本形式互相转化。同时，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被视为具有其他资本类型所没有的独立性：社区穷人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或者其他资本。典型的观念如同赖特(ILight)所宣称的，社会资本是“哲人的点金石，无须成本却可以被卑微的人所获得并转变成其他具有珍贵价值的资源”。[viii]正是基于这一假设，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社会资本理论正被广泛地应用于社区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特别是社区脱贫项目中。

　　三、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的作用

　　当前社会资本在西方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项目中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许多学者认为单独依赖社会资本的发展以实施社区重建可以成为促进社区脱贫的一个独立手段。但也有许多研究发现，对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类型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表示质疑。例如，米德顿(AMiddleton)和他的一些同事最近在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他们在6个社区中采访了1001个家庭，重点是考察这些家庭的社会资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特别是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访谈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举例来说，如果你希望通过参加体育俱乐部来扩大人际网络圈子以积累社会资本，你必须有相应的资金用于购置相关的体育器材和服装。同时，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必要的开支，比如今天某人请你喝饮料，那么下次就轮到你请对方喝饮料了。这种现实造成的结果是贫困的社区居民很难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建立起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居民的社会联系。[ix]

　　达斯（JRDas）在一个印度贫困社区的研究也反映了经济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制约作用。在一个以低收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贫困社区中，达斯访谈了71个低收入劳动者。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之间存在很多互惠行为，例如，少量借款或者其他家务互助。但是，在低收入家庭和中产阶级成员之间，则基本不存在互惠行为。当被问及为何没有尝试积累与中产阶级成员的社会资本时，访谈对象指出高收入社区成员会尽量避免与他们建立联系。[x]这个研究揭示了穷人在试图积累跨越型社会资本和垂直型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局，社会资本的独立性功能由此也受到质疑。

　　莱奥纳多（MLeonard）在北爱尔兰的社区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资本积累的现实情况。他通过深入研究社区成员的互惠行为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社区成员在与他人建立互惠关系的过程中是有选择性的。在涉及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他们倾向于考虑将那些将来可以获得相应回报的人纳入圈子。这种选择性的圈子对于那些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经济和其他资源的穷人来说很难进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难以获得预期回报的对象。莱奥纳多据此推论，社区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如同预期那样给穷人提供一个改变贫穷状态的通道，反而会造成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xi]

　　同样的情况反映在哈奇森（JHutchinson）对洛杉矶一个社区的实证研究。[xii]在1990年代以前，这个社区是一个以富人为主体的高级居住社区。但是，自1990年代开始的洛杉矶郊区化导致了大量富人迁移到郊区。不久之后，这个社区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毒品交易市场和暴力温床，同时移民的比例也大幅度上升。在这个社区中，很多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往往指示相反的方向。例如，富裕的社区居民基本不参与社区活动，参与社区活动多的居民并不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由于不安全感，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建立互惠关系的意愿。在这样的社区中期望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以增加社会资本面临巨大困难。

　　社区脱贫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社会资本的一些负面效应。长期以来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公共利益，社会资本的提高就意味着社区环境的改善。在博迪和森森布雷纳（APortes&JSensenbrenner）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移民社区的一个经典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双向性被很好地反映了出来。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移民社区的居民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和信任机制，这种社会资本促进了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在一些亚裔社区，新移民能够获得老移民的资金资助和技能指导从而很快地适应新环境并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但是，促成社区社会资本的要素，如社区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潜在规范对社区成员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形成很强的制约因素。[xiii]例如当社区成员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原本的社区环境制约了经济规模扩张的需要，这时成功的社区居民往往希望脱离社区环境以期更大的发展。但是社区价值观和规范的压力往往迫使他们把资源留在社区内，或者他们的发展必须附带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和其他帮助。社会资本更极端的负面效应反映在违法帮派中。帮派组织往往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但是这种社会资本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帮派成员来说都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通过增加社会互惠行为和信任来获得，但是，即使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极端拥护者也认为这个实现过程有许多困难。柔赫（WMRohe）指出了社区脱贫的实践导致了社会资本积累的困难：首先，即使在美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各类社区组织一般也只能动员10%左右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这种现实使得社区居民互助网络的建立基础十分有限。其次，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形式并不必然促进社区居民的信任度的提高。[xiv]

　　其它一些批评还来自对社区环境的整体看法。德菲利浦（JDeFilippis）批评以社会资本为中心的社区发展项目忽视了社区外部环境对社区整体发展的关键性影响。他认为社区的发展并不是单单由社区内部成员来决定，来自外部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环境往往有着更为关键的影响。例如，政府教育资金的拨款政策，大型商业机构的选址对社区发展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社会资本对此能够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xv]

　　四、总结与启示

　　虽然近年来社会资本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和社区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批评者还是倾向于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使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概念指代不同的内容。这种看法在当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学者中比较普遍。典型的代表人物如伍尔考克，他认为在当前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被同等地视为社会资本的形式。但是，他认为网络和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框架，而信任却只是这个框架下所产生的内容。伍尔考克指出当前社会资本概念的另一个缺陷是视社会资本为其他公共利益的“副产品”。例如，在普特南的理论中，公民参与社区事务是公共利益，而这种公共利益的副产品是增强社区居民的纽带和相互信任度，即增加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他认为这种界定造成了社会资本源头和附属物的混乱。

　　但是当浏览了当前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重要文献之后，却发现以上指出的社会资本理论缺陷并无大碍。首先，虽然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社会资本定义，但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已经成为这些定义的基本元素，这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经达成了相当高的共识，社会资本概念的实际应用也已具有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伍尔考克所说的社会资本概念混淆了框架与内容、公共利益与副产品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举较为熟悉的经济资本的例子来说明：房子是经济资本，它具有框架的形式，房子里面的物品（内容），如地毯也可以是经济资本。框架和内容同为经济资本并无不妥。至于源头和副产品的问题同理可证：存款是经济资本，利息是存款的副产品，但没有人会怀疑利息与存款共同作为经济资本的合理性。

　　在我们看来，把社会资本独立性功能应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面临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社会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二是贫困群体是否可能在没有其他资本支持下积累社会资本。对于第一个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人为转化是可行的，虽然可能需要一定的条件。

　　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即贫困群体是否可能在没有其他资本支持的情况下积累社会资本则是一个面临激烈争论的问题。这个争论可以在布迪厄、科尔曼及普特南的理论差别上体现出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框架将经济资本置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必须在经济济本的基础上进行。而科尔曼和普特南则视社会资本的积累独立于经济资本和其他资本类型，因此穷人可以在没有经济资本的前提下积累社会资本。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理论假设是十分脆弱的。事实比较贴近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比较令人困惑的是为何科尔曼和普特南及其理论继承人会忽略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支持。在他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互惠（reciprocal）”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必要互动模式，但是为何他们认为互惠行为可以不需要经济资本投入并且可以普遍实行呢？当进一步追踪他们的社会资本理论轨迹时，一些端倪在他们的论述中反映了出来。

　　首先，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缺陷源于他们仅仅以社区为单位来考察社会资本的积累，认为通过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和参与社区事务就可以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提高。这使他们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资本在个人层面的实际发展过程。其理论继承人之一布莱格开始弥补这个缺陷。她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认为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来源于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布莱格同时指出在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积累中，经济资本的缺乏会对其社会资本的持续发展造成阻碍。例如，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些人被迫长期付出却没有回报，付出者将产生很强的意愿脱离这个社会网络，即使这个网络是由亲友构成的紧密网络。[xvi]

　　另外一个可能的缺陷的根源在于普特南在阐述其社会资本理论中所使用的同质社区假设。在普特南的《繁荣的社区：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关于社会资本的阐述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农民收割庄稼的小故事来阐述社会资本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农民相互没有好感，没有互相帮助收割庄稼，最后的结果是庄稼烂在地里。由此他导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念，提出社区居民必须增强联系纽带，促进信任和合作以达到共同利益目标。在这里，当他用农场社区作为社会资本发展的假设背景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社区与传统的美国农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农场社区，农民从事同样的农业劳动，有大致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经济状况。这种同质性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共同理解和互助合作。这种情况正如同达斯在印度的低收入劳力社区的研究所表明的情况：在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低收入家庭之间存在普遍和多样化的互助合作关系。

　　但是，现代的社区环境已经远非于同质社区了。哈奇森在洛杉矶的社区研究从某种角度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个社区中，遗留的富人和大量贫民杂居。社区居民的异质性对普遍的、持续的互惠交往行为造成了障碍。首先，这种异质性使社区居民的日常交往失去了互助合作的基础。贫困居民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不是富裕居民所需要的，而富裕居民由于其资源的相对丰富，在交往中面临着付出更多的经济和其他资源的可能性，这种非平等的互动抑制了交往的持续性和深入发展。其次，非同质社区的居民增加了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难度，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助。贫穷社区的犯罪率往往较高，缺乏了解的社区成员往往通过互相疏远来防护可能的侵害。这种谨慎自保的心理进一步弱化了社区成员互惠交往的基础。

　　因此，社会资本发展作为一种独立的手段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对社区经济发展有关键影响的社会资本（跨越型和垂直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阶层。但是，这些探讨并不是否认了社会资本理论模式的价值。实际上，社会资本理论指出了社区经济发展所依存的一个重要关联因素，只是它的独立性功能在当前的主流理论中被夸大了而已。基于对社会资本价值的认识和对独立依赖社会资本模式推进社区发展的局限性的认识，当前西方社会资本概念已经开始融入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即社会资产理论模式。[xvii]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潜在缺陷导致了对社会资本独立性发展的过分乐观，忽视了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经济等其他资本支持的事实，因此，在社区脱贫项目中，如何摆正社会资本的位置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我国的社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社会资本理论为深入研究当前城市和农村社区变化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工具。当前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快速变化也反映了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例如，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这些个体的社会资本结构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总体上改变了当前城市和农村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规范、价值观等）。农村务工群体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群落，有其独特的组织和互助支持体系。通对对这个群体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些群体的现实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其次，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资本理论深化扶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在贫困群体扶助工作中，在着眼于个人的基本生活资助的同时，可以考虑通过社区脱贫等形式，改变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发展环境，促进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为他们进入更好的经济发展轨道提供支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宜过度夸大社会资本发展的独立性，但是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社区组织形式促进贫困群体和较高层次社会经济群体的沟通和互动。针对较高层次社会经济群体担心与贫困群体的互动可能造成其社会资源过度消耗的顾虑，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社区发展组织作为两者的中介，通过保障隐私等措施，让富裕人员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与贫困群体发展何种方式和程度的关系。

　　其三，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十分独特的社区发展差序模式，例如一些村镇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社区的发展。中国农村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这种发展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社会资本理论恰恰可以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一个独到的视角。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西方有关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的理论研究成果，积极促进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避免社会资本的负面利用，为中国特色的社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