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一家亲的手抄报 民族一家亲手抄报

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的前提，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是我分享关于 民族团结的手抄报 ，欢迎阅读! 民族团结一家亲手抄报1 民族团结一家亲手抄报2 民族团结一家亲手抄报3 民族团结一家亲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性。 1、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促进各地区处处经济繁荣。就眼前广西的北部湾的经济发展与各个民族的支持与帮助是离不开的。再放眼日益前进的西部地区发展，其民族团结进步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 2、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促进政治安定;3、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促进文化发展，融合各地文化，共同进步，资源共享; 4、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党的xxx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只有56个民族都一起团结进步，才能把和谐社会的喜人景象。 5、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实现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进一步提高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 6、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增强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7、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可以推进教育事业，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要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出发，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不能因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就歧视或侮辱他们；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应由该民族的干部群众去决定，别的民族或个人不能强制或干涉；任何民族不能以自己的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别的民族，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同风俗习惯有关的事情。 实践证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是什么？ 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稳妥地开展民族语言工作，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美丽的草原——蒙古族的家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这一首我国古代著名的民歌，生动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草原生活，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站在这几乎象是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下，脚踏着无边的绿色，极目都是成群的牛羊和骏马，我们不尽心旷神怡，仿佛来到了梦中的人间天堂。

　　走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们回看到星星点点的毡包。这便是蒙古族人居住的帐篷——蒙古包了。它的结构非常简易，由陶脑、乌泥和哈那组成，外面再覆上一层羊毛毡，既保暖又轻便，再安上门窗，两个人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搭建完成。火膛放在屋内的正中央，再在顶上开一个小天窗，把烟囱伸出去就可以啦。这种房子冬暖夏凉，是蒙古族人为适应草原生活而发明的流动的家。 在每年骄阳似火的七八月间，蒙古族人们要举办一年一度热闹非凡的那达慕大会。这是蒙古族人民特有的传统节日，在这里人们买掉牛羊，用换来的钱买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各种蒙古草原人民特有的节日，如摔跤、赛马等，让人赏心悦目，留恋忘返……

　　说起草原人民的服装,那可就更美啦!既简洁又大方。每一种颜色有着不同的象征。白色是如乳汁一般无暇的颜色，象征纯洁，一般在节日盛典时才能拿出来穿；。蓝色象征忠诚坚定。红色象征热烈开朗，是人们最常穿的颜色。**只有活佛与王亲才可以穿，一般人不会穿。他们的腰间总是系一条宽大的腰带，通长长三至四米不等，起到防寒的作用，具有极其浓郁的民族特色。

　　他们饲养的牛马和羊群，不仅是牧民们生活的保障，而且构成了草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绿绿的草原因为有了牛羊而更加富有活力。

　　蒙古族世代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他们勤劳善良、憨厚朴实，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美妙而悠扬的歌声，仿佛诉说着草原人民的豪迈与奔放。

　　我爱蒙古族，

　　我特别钟爱于蒙古族，因为我流淌的血就是蒙古族的血统。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英勇善战，激励着他们的后代。望着英勇的前辈，我真是敬佩不已。

　　说起内蒙古的美丽，没有领略过它风光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且不说那雄伟的大青山，滔滔的黄河水，只看那无边无际的草原就足够让你留连忘返了。如果你夏天来到草原，看到的将是一泻千里的绿，平地是绿、溪水是绿的、线条柔美的小小丘也是绿的，到处都布满了绿色，直到和天际相联。在宽阔的绿野上，点缀着数以千计的野花、姹紫嫣红把草原打扮得更加迷人。而那星星点点散布在草原上雪白的蒙古包与流动着的马群、羊群、牛群更加点缀着这幅美丽的画。

　　有时候，服装往往会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特点。蒙古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喜欢穿蒙古袍。男袍一般都比较肥大，对于袍子的颜色，男子大多喜欢穿蓝色、棕色。女子则喜欢穿红、粉、绿、天蓝色女袍比较紧，以显示身材苗条和健美。蒙古人认为，像乳汁一样洁白的颜色，是最为圣洁的，多穿于盛典、年节吉日时穿用；蓝色则象征着永恒、坚贞和忠诚是代表蒙古族的色彩；红色是像火和太阳一样能给人温暖、光明和愉快，所以平时多穿这样颜色的衣服。腰带则更是蒙古族服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男子扎腰带时，多把袍子向上提，束得很短，骑乘方便，又显得精悍潇洒，腰带上还要挂上“三不离身”的蒙古刀、火镰和烟荷包。女子则相反，扎腰带时要将袍子向下拉展，以显示出娇美的身材。总之蒙古族服饰总体上表现为自然大方缺细琢精雕的沉稳风俗。

　　而蒙古族的白节就是一个十分隆重的节日。白节又称新年。古代蒙古人以白色为纯洁、吉祥色，所以又称春节为白节，在白节对蒙古人互相馈赠白色之物、互相抱吻，互送祝福。白节在腊月三十日晚上，全家穿上节日盛装，欢聚一堂、拜贺新年。通常全家老少烧香拜佛，然后晚辈向家长献哈达、敬酒、礼拜。初一清晨家族开始拜年。白节一般要到正月十五或月底才结束。

　　哦！多么独特的蒙古族，我爱你。

杜甫《阁夜》颈联“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野哭”二句，写拂晓前所闻。一闻战伐之事，就立即引起千家的恸哭，哭声传彻四野，其景多么凄惨！夷歌，指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歌谣。夔州是民族杂居之地。杜甫客寓此间，渔夫樵子不时在夜深传来“夷歌”之声。“数处”言不只一起。这两句把偏远的夔州的典型环境刻画得很真实：“野哭”、“夷歌”，一个富有时代感，一个具有地方性。对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来说，这两种声音都使他倍感悲伤。

其一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

　　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

　　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

　　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

其二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十年蹴鞠将怀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

　　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

创作背景

　　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离开朝延，开始最后十余年的飘泊生涯，直到公元770年（大历五年）病死于洞庭舟中。房琯事件是人政治生活中最严重挫折，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被丝丝蚀尽，自身更进一步坠入饥寒贫病的深渊。不过在这十来年的流浪中，诗人度关陇，客秦州，寓同谷，居成都，然后漂泊湘鄂，却有幸饱览各地壮丽河山，凭吊众多古迹，广泛接触社会，了解风土民情，感受时代苦难，诗人的创作因之题材更广阔，抒写更深入，写出了大批优秀篇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登岳阳楼》、《清明二首》等佳构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清明二首》写于公元769年（大历四年）春，当时诗人由岳州南行，拟往衡州依湖南都团练史、衡州刺史韦之晋。

赏析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颜，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悉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既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

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 ,今湖南省黔阳县五溪指湖南西部的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龙标县当时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溪深涧险,“非人迹所履” ,其生活条件艰苦王昌龄从江宁启程,要沿长江逆水而上,过洞庭,入沅江,然后才能抵达偏远荒凉的龙标诗中对王昌龄"左迁"赴任路途险远的描画,内心凄楚更兼环境萧凉,更显出李白对诗友远谪的关切与同情

坚持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是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产生民族纠纷的根源。

他们是在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们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不仅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而且存在着民族剥削和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之间不可能有平等，更谈不上真正的团结；相反，民族歧视、民族冲突、乃至于民族仇杀则是屡见不鲜的事。

因此，他们在《***宣言》中响亮地提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而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他们认为，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

总之，推翻压迫民族的奴役和统治，以争得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推翻剥削者的压迫和剥削，以争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观点和原则。

扩展资料: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及平等基础上的团结联合，民族团结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使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维系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历史经验。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把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作为其侵略、扰乱中国的重要手段，因此坚持民族团结有其特殊重要性。

虽然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曾经出现了不少冲突，但和平交往仍是主流，并留下了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佳话。

正因为如此，中国各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之后，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更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人民网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家庭，长于湘西边域，只具在高小文化去孤身闯荡都市，而且在大家云集 的现代文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最后，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还是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 一片美丽的森林。

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尤其在三十年代，更是创作的高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边城））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在沈从文诗意的文学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或许每一位初读（（边城））的人，都会为作品中所呈现的如此美的人性，如此淡的意境，如此清的氛围，如此醇的回味而已沉醉其中。

（（边城）），代表着典型的湘西式的人生形式。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在（（边城））中，沈从文故意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美。作者在描写时又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这就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意境，体现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沈从文在作品中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使得（（边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产生了一种诗化的效果。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者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像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和回忆，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者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 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的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的帷幕。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下、能够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均匀，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 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在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不是不懂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丈夫〉〉描绘的是当时流行于湘西的一种典妻与卖*相结合的、腐朽的、由于经济剥削、社会黑暗造成的悲剧性恶俗。它以两性关系的商品化、于人的尊严存在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叙述了一位青年“丈夫”从乡间来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间耳闻目睹了妻子受践踏于蹂躏的生活，终于从麻木到觉醒，带着妻子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

由于湘西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它说明“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媳妇之后，把她送出来”卖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难道真是丈夫请愿，妻子自甘沉沦，让人蹂躏？作品中给蜗牛道出了原委：“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既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造成了两类扭曲的人：一类是作品中的水保、巡官、士兵、他们栖身于腐朽政权的卵翼之下，无度地对劳动人民进行物质榨取，尔后又用榨取来的金钱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蹂躏；一类遍是如同“丈夫”一样的贫苦农民，他们倍受物质压迫和情感折磨。正是由于这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他们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请愿做出的事来。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远道而来，可职能眼看着妻子被酒鬼、恶棍践踏而却无权干涉，更无力庇护，他娶妻却无法养活她，有了家却无力维系这个家。“丈夫”的良知终于觉醒，带着妻子没有生息的离开了这个洒满泪水的地方。但是，这远没有结果，老七不是出来“求生”才由乡村来到城市的吗？现在却又回到那个“实在太穷”的地方去。这无疑是从一个火坑往另一个火坑里跳。我认为，这正是作者的用意和高明之处，他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严肃而又痛苦的社会主题，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人站立的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放得下“诺亚方舟”的净土。因此，我说，〈〈丈夫〉〉通过三十年代初向心城乡生活的真实描绘，抒写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人生的伟大悲哀。

然而，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仅给我们披露了湘西的落后的陋俗恶风，而且同时他又同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摹绘了湘西的民俗美。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民俗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但这浓烈的民俗意识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无论是在吃、住、行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婚丧嫁聚、岁时节令、以及人生礼仪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质都存在与具体感人的审美对象中，当人们把这些风俗意象作为审美观照时，人们便会感到这些风俗事象的民俗美。

沈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在他的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着一民俗事象。《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前唱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边地。”《长河》、《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家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雨后》中，四狗唱到：“大姐走路笑笑底，一队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仰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边城》中，翠翠在姐夫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戴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虑和愤怒。

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沈从文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些民歌，如《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其中都有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共同的燃烧着。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也没有放过这一民俗事象的描写，而是极力描摹，使其成为自己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小说《边城》中，作者就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划得细致入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喊呐助威，那火红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的月夜下玩上个半夜，这一切疯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阮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不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吗？

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沈从文对湘西人民淳朴的风俗表现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态，这些同样在他的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有较多的表现。这可用婚时民俗来加以说明，婚时民俗是指人们在举行婚时的民俗，这种民俗各地不尽相同，自然湘西也就是它与其它地方不同的婚时民俗。在小说《雪晴》中，作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出打猎的青年，偶然闯入了一个正在办喜事的人家，因此，他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照理说，主人晚上完全可以拒绝他的留宿，可是主人不仅安排他住下，而且还在他的枕头下放了一包金糖。原来这是主人怕客人醒来时，有所见闻，而不知忌讳信口胡说，所以用这甜甜的寸金糖来封住了嘴。哦，这是多么诙谐、多么轻松，就是这样一种风俗也那样倾心。“一切离不了象征，唯其象征，简单仪式中即充满了牧歌的情趣。”这是一幅多么动人、何其浓郁的湘西俗画，这善真、这极美，又是多么令人心往。

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域色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和渲染，并非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而作的“文字游戏”，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活动、生息、创造、哀怨、抗争，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因为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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