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九歌》之中，卫庄与红莲之间的感情猝然升温，是否不合常理？

只要是看过天行九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红莲是韩国的公主也是韩非的妹妹，韩非非常疼爱这位红莲公主。为了让红莲公主能够有自保的能力，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危险时代能够凭借自身的实力保护自己，不求人，韩非把卫庄介绍给了红莲，让卫庄教红莲剑术。红莲公主十分的傲慢，但是在对于韩非的安排上却是乖巧懂事，听从了安排。并且红莲公主觉得卫庄非常的帅，在看到卫庄的第一眼，时就已经被卫庄所打动，产生了爱慕之意。

一、红莲和卫庄感情猝然升温。

魏庄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绝对不会去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我们在他和红莲的交流上就看得出，红莲处处对他留情，但是卫庄确专心传授剑术，丝毫没有其他的想法。有一次卫庄没有去指定的地点教红莲剑术，红莲显得非常的落寞。但随即卫庄就从身后攻了过来，考验他的反应能力，红莲公主一下子就开心了。其实他们两个的感情迅速升温。也只是红莲的单方面升温而已，卫庄并不为所动。

二、卫庄确实没有动心。

卫庄从各方面的角度上看，都是把红莲当做是朋友的妹妹或者是徒弟，并没有对她有男女之情的想法。之所以会让观众们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他和红莲的打斗显得非常的浪漫。一招一式都伴随着桃花朵朵和慢动作，像极了偶像剧的画面。但其实我们还是小看卫庄了，其实卫庄并没有心动，从他的某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要是卫庄心动了的话，更不会将一把剑直接从红莲的脑袋旁边扔过去，应该是处处怜香惜玉。

三、总结。

总的来说，他们的感情升温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合情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一个是流沙的成员，一个是韩国的公主，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韩桓惠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学，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深爱韩国，但不被韩王重视。入秦后陈书秦王弱秦保韩之策，终不能为秦王所用。因弹劾上卿姚贾而致其报复入狱，后李斯入狱毒之。韩非著有《韩非子》，他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所以可以看出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艰难。

　　荀子、韩非的人性论: 李斯悲剧根源

　　《史记•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是秦代一个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 他以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登上事业顶峰, 最后以具五刑被腰斩于咸阳, 思欲与家人牵黄犬游上蔡东门而不可得。古今学者都将李斯人生悲剧归结为他贪恋富贵, 而贪恋富贵又出于他那“人生在所自处”的卑微阴暗的处世哲学。这些分析无疑都是正确的。本文想进一步指出, 李斯的人生悲剧还有更深一层的学术根源, 这就是荀子、韩非的人性论。

　　一、战国秦汉之际历史人物的学术背景中国有着重视学术理论的悠久传统, 学术思想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 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人生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西周春秋时期学术思想相对单纯, 主要体现在统治者制定的礼义。《国语》、《左传》中所描写的历史人物, 其思想学术内涵大都在《诗》《书》礼义范围之内, 当然伴随着西周礼制日益陵迟, 其中也有一些历史人物僭越礼义, 而任凭膨胀的政治野心和无穷贪欲自然呈现。进入战国之后, 诸子蜂起, 百家争鸣, 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体系相继被创造出来。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物, 差不多都会站到诸子某一家的理论旗帜之下, 自觉地用这一家学说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 从而使各自的人格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学派化倾向。我们读《战国策》和战国子书, 会明显地感觉到战国历史人物的思想内涵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 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人格特征, 有各自的价值追求和不同的行为方式, 而他们的人格现象差不多都能够从他们所服膺的诸子思想学说中得到解释。这种用百家学说指导思想言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除极少数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之外, 战国秦汉之际的人们都非常真诚, 好是真诚的好, 坏是真诚的坏, 他们信仰、服膺某一种思想学说, 就坚决、真诚地按照这种学说行事, 言行相符, 表里如一。像墨家人物信仰兼爱, 他们在行动中也真的能够做到为他人赴汤蹈火, 死不旋踵; 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人物倡导为我, 宣称拔一毛而为天下, 势所不为, 他们也就用这一套理论游说世人; 擅长于国际战略的纵横策士, 赤裸裸地表白他们的人生追求是卿相富贵, 而根本不顾天下的苍生和士人的社会责任, 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也是朝秦暮楚, 翻云覆雨; 而主张法治的法家人物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刻薄寡恩⋯⋯。伟大的人, 伟大得旗帜鲜明; 无耻的人, 也无耻得光明磊落; 他们都是从理论到行动, 将某一种思想学说化为各自的人格模式。

　　总之, 他们的人格是统一的, 不存在后代某些人口若尧舜、行同桀纣的人格分裂现象。李斯是由战国入秦学术色彩非常浓厚的历史人物。对李斯人格心理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大思想家: 一个是他的老师荀子, 另一个是他的同窗韩非。李斯对荀子思想学说有吸取也有扬弃, 而对韩非的理论则完全信服。从这个意义上说, 韩非对李斯的学术影响甚至比荀子的影响还要大。李斯与姚贾因出于嫉贤妒能的卑劣心理而合伙害死韩非, 但他却将韩非学术思想完全付诸实施。李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基本上是按照韩非的人性理论行事, 这最终导致他走向毁灭。

　　二、荀子性恶论与李斯趋利的人生选择战国时期儒家人性论大体可分为三派: 一派认为人性是中性的, 无善无恶, 就像水一样, 决之东方则东流, 决之西方则西流, 这一派以《孟子》中所记载的告子为代表,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性情论》, 也持这种观点; 一派提倡性善论, 认为人性中天生具备仁义礼智因素, 关键在于后天的培养, 只要致力于培养善性,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一派以孟子为代表; 一派主张性恶论, 这是以荀子为代表, 其后荀门弟子韩非接受了乃师的性恶论, 又有新的发展。荀子认为, 人的自然本性是追求利欲, 所以人类的天性是丑恶的。《荀子•王霸》说:“夫人之情, 目欲綦色, 耳欲綦声, 口欲綦味, 鼻欲綦臭, 心欲綦佚。此五綦者,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性恶》说:“若夫目好色, 耳好声, 口好味, 心好利, 骨体肤理好愉佚, 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 感而自然, 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荣辱》说:“凡人有所一同: 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这是说, 人类的感官天生具有趋利性, 趋利避害是人类与生俱来、无待而然的自然天性。那么, 天性就有贪欲的人为什么会有善举, 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圣人呢 荀子有一个说法, 叫做化性起伪。伪者, 为也, 意指后天的造作。化性起伪, 就是通过后天的人为努力来感化、矫正、改变人类丑恶的自然天性。《荀子•礼论》说:“性者, 本始材朴也; 伪者, 文理隆盛也。无性, 则伪之无所加; 无伪, 则性之不能自美。性伪合, 然后成圣人之名, 一天下之功然后就也。”圣人在化性起伪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荀子•性恶》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 伪起而生礼义, 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 是圣人之所生也。”如何化性起伪呢 荀子提出劝学, 即通过学习《诗》《书》礼义, 积礼义而为君子。移风易俗对于化性尤为重要, 《荀子•儒效》说:“注错( 措) 习俗, 所以化性也; 并一而不二, 所以成积也。

　　习俗移志, 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 则通于神明, 参于天地矣。”《荀子•性恶》有一个说法:“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荣辱》也说:“尧、禹者, 非生而具者也, 夫起于变故, 成于修为, 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与孟子, 一主性善, 一主性恶; 主性恶者倡导化性起伪, 主性善者主张培养善性, 最后殊途同归, 分别得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李斯对荀子的性恶论只接受了前半截, 即认为趋利是人的天性, 却抛弃了乃师关于化性起伪、终为圣人的思想。《史记•李斯列传》载:“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 度楚王不足事, 而六国皆弱, 无可为建功者, 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 今万乘方争时, 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 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 此禽鹿视肉, 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 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 困苦之地, 非世而恶利, 自托于无为, 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这是李斯内心情感的真实显露,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李斯, 看准了当时正处于风云际会、布衣驰骛的历史时刻, 发愤要做一番解穷脱困、平步青云的伟业。他说, 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一个人如果自托无为, 不能改变自身卑贱困苦的处境, 那就无异于人面禽鹿。可见他是将谋取功名利禄作为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李斯辞别乃师时所说的这些话, 是荀子人性好利思想的传述。这表明李斯从出师门那一天起, 就没有打算要化性, 根本没有想到要做一名圣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功名富贵,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从此, 李斯就一直“得时无怠”, 抓紧一切获取功名利禄的时机。他向秦王进献歼灭山东诸侯的计策:“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 厚遗结之; 不肯者, 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 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 通过采用种种阴谋手段, 李斯最终辅佐秦王一统天下, 而他也登上丞相之重位。秦统一天下之后, 李斯揣摩秦始皇的心理, 为持禄保宠而频出新招。他从荀子学《诗》《书》《礼》《易》, 但他当权后却视《诗》《书》为死敌, 一心迎合秦始皇以酷刑治国的专制意图,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百家之语, 禁止天下民众议论时政, 实施灭绝文化的愚民政策; 他陪同秦始皇巡游天下, 所到之处为秦始皇刻石颂功; 他将韩非的专制理论付诸实施, 以严刑峻法作为治国的手段, 将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惨淡经营, 李斯本人在布衣驰骛、实现人的趋利本性方面达到了“富贵极矣”的地步:“斯长男由为三川守, 诸男皆尚秦公主, 女悉嫁秦诸公子。”(《史记•李斯列传》)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境地, 李斯在感激、陶醉、庆幸之余, 似乎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无名恐惧:“物极则衰, 吾未知所税驾也! ”(《史记•李斯列传》) 在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 他所害怕的是盛极而衰, 失去富贵,而根本不思考如何改恶从善。他的一言一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荀子的性恶学说, 但他却将荀子化性起伪的理论抛到九霄云外。他一生中也有两次劝谏, 一次是秦王下令逐客, 他写了一篇有名的《谏逐客书》, 成功地避免了自己成为逐客; 另一次是给秦二世上《督责书》, 同样是出于自保。天下苍生的利益, 士的社会责任, 李斯是从来不考虑的, 他心中只有自己。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批评李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 持爵禄之重, 阿顺苟合, 严威酷刑”, 这其中的学术原因, 就在于李斯从荀子那里所接受的半截子人性论。三、韩非君臣关系学说与李斯人生悲剧沙丘之谋是决定秦王朝和李斯个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李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角色。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历史时刻, 最终支配李斯行动的不是荀子的臣道思想, 而是他的同学韩非的人性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君臣关系学说。荀子虽然讲性恶, 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要引导人们做圣人, 他曾经专门作了一篇《臣道》, 主张人臣不要谄谀逢迎, 贪图禄位, 而要做谏、争、辅、拂之臣。他将人臣的忠诚划分为以德复君、以德辅君、以是谏非三个层次, 要求人臣在大节上做忠臣, 用道德仁义辅佐君主。我们虽不能说荀子这些思想对李斯丝毫不起影响, 但在做忠臣与维护自身利益两者之间作出最后选择的时候, 李斯否定了荀子而接受了韩非的君臣学说。韩非继承了荀子人性欲利的思想, 而进一步将其落实到人际关系之中。韩非认为, 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都一无例外地被利所支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利之所在民归之, 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备内》说:“故王良爱马, 越王勾践爱人, 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 含人之血, 非骨肉之亲也, 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 则欲人之富贵; 匠人成棺, 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 人不贵则舆不售, 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 利在人之死也。”他认为人们都是从利己的角度来处理人际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 尽巧而正畦陌者, 非爱主人也。曰如是, 羹且美, 钱布且易云也。”这是说农民努力耕耘, 是为了图得主人的一顿美餐和一笔高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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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

        韩非《八奸》说到君主最容易被八件事左右，因为一个人特别容易被情感所干扰，毕竟人有七情六欲。韩非以为，一个君主能正确面对这八件事，做到中立，就需要用法制来执行，才可以摆脱情感的掣肘。

      当然任何人也避免不了人情世故，可见这是每个人要面对的事实。作为君主，其心在国便能摆脱人情干扰，其心在己则就容易被情感所左右。这是国家管理关键。

原文

      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同床 ，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

      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 "。二曰在旁。何谓在谤？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三曰父兄。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延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犯其主，此之谓"父兄"。四曰养殃。何谓养殃？曰：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此谓"养殃"。五曰民萌。何谓民萌？曰：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权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谓"民萌"。六曰流行。何谓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谈，希于听论议，易移以辩说。为人臣者求诸候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此之谓"流行"。七曰威强。何谓威强？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焉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其于左右也，使其身必责其言，不使益辞。其于父兄大臣也，听其言也必使以罚任于后，不令妄举。其于观东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进擅退，不使群臣虞其意。其于德施也，纵禁财，发坟仓，利于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于说议也，称誉者所善，毁疵者所恶，必实其能，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其于勇力之士也，军旅之功无逾赏，邑斗之勇无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财。其于诸候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则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者亡也。听大国为救亡也，而亡亟于不听，故不听。群臣知不听，则不外诸候，诸候知不听，则不受臣之诬其君矣。

      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有功也。故曰：贤材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今则不然，不课贤不肖，不论有功劳，用诸候之重，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

通译

　　臣下得以实现奸谋的途径有八种：一是同床 ，二是在旁，三是父兄，四是养殃，五是民萌，六是流行，七是威强，八是四方。

      什么叫同床？即，尊贵夫人，受宠宫妄，谄媚便巧，姿色美丽，正是君主所迷恋的。趁着君主在安居快乐、酒醉饭饱的机会，来央求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是让君主一定听从的手段。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财宝贿赂她们，叫她们蛊惑君主，这就叫“同床 ”。什么叫在旁？即，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君主没下令就应承，没支使就应承，事先领会君主的意图，察颜观色来预先摸到君主的心意。这些人都是一致行动、一个腔调，统一口径和行动来改变君主心意的人。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珍宝贿赂他们，在外帮他们干不法之事，叫他们影响君主，这就叫“在旁”。什么叫父兄？即，叔伯、兄弟，是君主亲近爱护的人；大臣廷吏，是君主咨议谋划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全力参与议政，是君主必然听取的。做臣子的用音乐倩女来侍奉君主的叔伯、兄弟，又用花言巧语来笼络大臣廷吏，处在关键时刻进言，事成之后就进爵加禄，这样来耸恿他们，使他们干扰君主，这就叫“父兄”。什么叫养殃即，君主喜欢修饰宫室台池，喜欢打扮倩女狗马来赏心悦目，这是君主的灾殃。做臣子的用尽民力来修饰宫室台池，加重赋敛来打扮倩女狗马，这样来娱乐君主而扰乱他的心事，顺从他的欲望，而在其中夹杂私利，这就叫“养殃”。什么叫民萌？即，做臣子的散发公家财物来取悦民众，行小恩小惠来赢得百姓，让朝廷民间都鼓动起来称颂自己，这样来蒙蔽君主而达到他的欲望，这就叫“民萌”。什么叫流行？即，作为君主，话全闷在肚里不与人交谈，很少听到臣下议论，容易被花言巧语打动。做臣子的寻求国外善辩的人，供养国内能言的人，让他们来为自己的私利进说。说出华美的言语，流利的辞句，用有利的形势来诱导他，用祸害来恐吓他，编造虚假的言辞来损害君主，这就叫“流行”。什么叫威强即，统治者是靠群臣百姓来形成强大威势的。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喜欢；不是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不喜欢。做臣子的收罗带剑的侠客，供养亡命之徒，用来耀武扬威，倡言顺从他的一定得到，不顺从他的一定要死，这样来恐吓群臣百姓从而实现个人意图，这就叫“威强”。什么叫四方？即，做国君的，国小就侍奉大国，兵弱就害怕强兵。大国勒索的，小国一定听从；强兵压境的，弱兵一定服从。做臣子的，加重赋敛，耗尽钱粮，削弱自己国家去侍奉大国，求助大国威势来透迫自己君主；严重的，招引大国军队压境来挟制国内，轻些的，屡屡引进大国使者来震慑君主，使他害怕，这就叫“四方”。所有这八种手段，是臣子实现奸谋的途径，是当代君主受到蒙蔽挟制以至失掉权势的原因，是不可不明察的。

      明君对于宫内的夫人美女 ，欣赏她们的美色而不理睬她们的禀告，不准因私请求。对于左右近侍，使用他们，一定要严察他们的言论，不准夸大其辞。对于父兄和大臣，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一定要使他们用受罚担保后果，不许妄荐。对于观赏玩乐的东西，一定要在法令上有依据，不准群臣擅自进献或裁减，不让群臣猜度到君主的心意。明君对恩惠的施行，凡是发放国库的财物和官仓的粮食，有利于民众的事，一定要用君主名义，不要让臣下将恩德归于自己。对于议论，称誉者所赞美的人，毁疵者所憎恶的人，一定要去核实他们的才能，查明他们的过失，不让群臣相互吹捧或诽谤。对于有勇力的人，作战立功不破格行赏，私斗犯法不赦免罪过，不让群臣用个人财富收买人。明君对于其他诸侯国的要求，合法的就听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所谓亡国之君，并非没了这个国家，而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全然不归自己所有。让臣下用外力控制国内，就是统治者丧失自己的国家了。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听从大国，这比不听从亡得更快，所以不去听从。群臣知道君主不听从，就不去同国外诸侯勾结；国外诸侯知道君主不听从，也就不接受臣下诈骗自己君主的胡说了。

      明君设置官职爵禄，是用来进升贤才鼓励功臣的。所以说，有贤才的人受厚禄，任大官；功劳大的人有尊爵，受重赏。任命贤才根据他的才能，授予俸禄根据他的功劳。因此，有才能的人不隐藏自己的才能来为君主效力，有功劳的人乐于进献功业，所以事情能办成，功业能建立。现在却不是这样，不考核贤不贤，不论有无功劳，任用被他国诸侯所看重的人，听从左右近侍的请求，父兄大臣在上面向君主请求爵禄，在下面又出卖它来收取财利和培植私党。所以财利多的就买官而成为尊贵的人，同君主近侍有交往的靠托人请求而成为有权势的人。劳苦功高的臣子得不到论定，官职的变动颠倒错乱。因此官吏玩忽职守而四外交往，抛弃事务而贪图财利。因此有才能的人懈怠而不求上进，有功劳的人堕落而轻慢职务，这是亡国的风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