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九书》的作品原文是什么？

      《与元九书》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   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译文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您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您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足下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足下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足下还在面前，竟忘记了足下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绝句》、《山行》、《江畔独步寻花》、《登高》、《江南逢李龟年》、《对雪》、《野望》、《春夜喜雨》、《望岳》、《月夜忆舍弟》、《春日忆李白》、《寒食》、《春望》、《登岳阳楼》、《赠李白》、《旅夜书怀》等。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

扩展资料：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参考资料：

1、“徐孺下陈蕃之榻”。徐孺（97－169），名稚，字孺子。江西丰城人。东汉时名士，满腹经纶而淡泊名利，时称“南州高士”。徐孺子小时候就很聪明。十五岁时来到今丰城、南昌、进贤三县交界的槠山，拜当时著名学者唐檀为师。唐檀去世以后，徐孺子便在槠山过起长期的隐居生活，一面种地，一面设帐授徒。他曾一度外出远游，向大儒樊英、黄琼请教，得益非浅，使他成为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受到地方官员多次举荐，但他都谢绝了。徐稚非常清高自持。据《资治通鉴》载，徐稚早年拜黄琼为师，可当黄琼做了大官之后，徐稚就主动与黄琼断绝了来往，专心在家务农而不再交游士林。至黄琼死后，稚往吊之，哭得很伤心，但他不通报姓名，以至在场的人六七千人都不认识他。东汉名臣陈蕃到豫章做太守（147），立志做一番大事，一到当地就急着找名流徐孺子请教天下大事，随从劝谏应该先到衙门去，结果被他臭骂。当时徐稚已年过50岁，当陈蕃派人将他从槠山请来时，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床，徐稚来时放下，走后挂起。因此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把徐稚作为江西“人杰地灵”的代表。今南昌市有名胜孺子亭，原是徐孺子垂钓之处，为豫章十景之一。1979年建成孺子亭公园。

这个典故主要是说徐孺子的，因为他是江西人，而陈蕃是河南人，是通过陈蕃的礼贤下士来陪衬徐孺。顺便说到，将徐孺子称为徐孺是古汉语中的节缩，节缩的目的是为了使结构匀称、节奏整齐。节缩在古汉语中多用于姓名。本篇下文还有“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杨意”是“杨得意”的节缩，“钟期”是“钟子期”的节缩。

2、“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西汉梁孝王刘武，刘邦的孙子，文帝的儿子，景帝的同胞兄弟，被封于梁，以开封为都城。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建了一座很大的梁园，即课文中说的“睢园”。梁孝王自小享尽荣华富贵，也为保卫汉室江山立下了大功。平息了七王之乱后，遂在梁国大兴土木。他以睢阳为中心，依托自然景色，修建了一个很大的花园，称东苑，也叫菟园，后人称为梁园。《汉书》载：“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梁园中的房舍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几乎可和皇宫媲美。睢水两岸，竹林连绵十余里，各种花木应有尽有，飞禽走兽品类繁多，梁王经常在这里狞猎、宴饮，大会宾朋。天下的文人雅士如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云集梁园，成了梁孝王的座上宾。俗成语“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就是来自这个典故。彭泽指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令，喜欢饮酒，所以说“彭泽之樽”。《归去来辞》中有“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句子。文中引用这两个典故，是为了表示在座的宾客好比是当年聚集在睢园（梁园）里的文人雅士一样饮酒赋诗，他们豪爽善饮的气概超过了陶渊明。

3、“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个分句是借诗人曹植、谢灵运来比拟参加宴会的文士。“邺水朱华”用了曹植的典故，曹植曾作过《公宴诗》，诗中有句“朱华冒绿池”。朱华，字面是红色的花，这里指荷花（芙蓉）。曹植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有七步之才，《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如：“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字，“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邺水朱华”两句是写宴会之文，意思是说，参加宴会的文人学士，就像当年的曹植，写出“朱华冒绿池”一般的美丽诗句，其风流文采映照着谢灵运的诗笔，意谓可以和谢灵运相比。临川，指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他曾任临川内史。这里称谢灵运是称官职，和称王安石为王临川（籍贯）不同。曹植与谢灵运分处魏晋时代的首尾两端，植是出汉音，启魏响，灵运是出东晋，启宋端；二人身世相似，命途多舛，其诗歌承继亦有渊源。钟嵘在《诗品》中说：“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谢灵运对曹植的才华非常崇拜，曾说过一句比较狂的话：“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所以这里将曹植和谢灵运两人的事迹一起引用，是很恰当很自然的。

4、“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这两句直译就是：“向夕阳西下之处远望长安，在云雾缭绕之间遥看吴郡。”表面上就是站在滕王阁可以登高望远，往西可以望见长安，往东可以望见苏州。吴会，课本无注，当指吴郡的都会，即江苏省苏州市。一说“会”读kuài ，秦汉时会稽郡的郡治在吴县（即今苏州），郡、县相连，称为吴会。而从对仗角度看，不如前解工整（“长安”对“吴会”，单个地名对单个地名）。但它同时又是用典，还应有深层含义。教参书认为“日下”一典源出《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此典多比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寓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之意（参见《常用典故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和王勃的身世、心境是一致的，但光这样理解还不够，它只能说明上句，不能说明下句，即不能解释为何“日下”与“云间”相对。其实另有一典源出自《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说的是：晋代文学家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两人互不相识，一起在张华（字茂先，任过中书令，右光禄大夫）家中会面。张华让他们交谈，因为两人都有突出的才学，要他们别说平常的俗话。陆士龙拱手说：“我是云间的陆士龙。”荀鸣鹤回答：“我是日下的荀鸣鹤。”西晋两位名人陆云和荀隐初次会面时的“脱口秀”是一副艺术性颇高的人名对，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联的滥觞。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表字，构成了天然的对偶。因为风从虎，云从龙，所以才思敏捷的陆士龙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辞源》：“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陆云是松江（今上海）人，因为这一副“对联”，后来上海得到一个雅称“云间”。也因为这副对联的有名，以“云间”对“日下”，成为诗家常用的骈语。清李渔《笠翁对韵》：“名动帝畿，西蜀三苏来日下；壮游京洛，东吴二陆起云间。”由于用典，此二句就有了表里两层意思。表层就是说站在滕王阁，可以登高望远，游目骋怀，视野开阔，此意可和上文的“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呼应。如果知道有关背景知识，就还知道作者在此借典故来含蓄地表达自己象陆机一样少年高才，而同时又流露了仕途坎坷，报国无门的感慨。此意可和下文“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等句相呼应。这样理解，完全符合王勃的性格和遭遇，也能更好地贯通上下文。王勃原本年少气盛，再加上自己才华横溢，很容易产生心高气傲的心理。后来，果然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得罪了高宗皇帝，被逐出京城，还连累老父也被贬官受罚。一时间，使王勃有一种从云端里跌落下来的感觉。为怀才不遇而伤感，为前途渺茫而黯然，故而遥望京都长安如在天边一样遥远，指看吴会也似乎远在飘渺的云海之间一般虚无。这正是王勃当时对政治前途伤心失落情绪的真实表现。如果只是“西望长安，遥看吴会”，怎能传达出这种复杂的情感呢？用典的好处之一是言简意丰，以少胜多，能“寓万于一”，较好地传达出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5、“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南溟”，指南方的大海，出自《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溟），南冥者，天池也。”“天柱”，传说中的擎天之柱，出自《山海经·神异经》：“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员周如削，铜柱下有屋，壁方百丈。”天柱，极言其高。“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两句，通过玄想宇宙的广漠洪荒，来衬托人生的渺小，从而引发下文的感慨。

6、“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帝指天帝，阍指守门人。帝阍就是天帝的守门人。《列子·汤问》：“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此“帝”亦指天帝。帝阍原是屈原辞赋中想象的神灵。《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我叫天门守卫把门打开，他却倚靠天门把我呆望。）诗人在想象中上下求索，来到天界，他去叩帝阍，然而帝阍却拒绝为他通报，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表明诗人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被彻底阻塞。前人常用“叫帝阍”“叩帝阍”等来表达忠于朝廷、希望君臣遇合，或能将民情达于圣听之意。扬雄《蜀都赋》：“选巫咸兮叫帝阍”。张衡《思玄赋》：“叫帝阍使辟扉兮，觌天皇于琼宫。”杜甫《塞芦子》：“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袁崇焕《浣衣里》：“精诚叩帝阍，愿化一寸铁。”“帝阍”在王勃文中实际上是指称国君或朝廷，就像借“陛下”称天子一样。因为前为“怀”而不是“叫”“叩”，后又接“不见”；且与下句“宣室”相对称，都是暗指当朝皇上。教参译“怀帝阍而不见”为“思念皇宫却看不见”，不如译作“怀念朝廷却不得召见”。“奉宣室”的典故，意在叹息难以接近朝廷、效忠皇帝，同时巧妙地为下文“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作铺垫。宣室：西汉未央宫的正殿，是皇帝召见大臣议事的地方。贾谊贬谪长沙四年后，汉帝曾召他回长安，在宣室中问以鬼神之事。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两句是说，自己怀念朝廷，可是什么时候才能侍奉国君呢？

7、“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冯唐的事迹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书·冯唐传》亦载。冯唐身历文、景、武帝三朝，一直只做到郎官，至武帝时，有人举荐了他，可是他己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了。后世遂用“冯唐易老、冯唐已老、老冯唐、叹冯唐”等慨叹生不逢时，命运不好，或表示身已衰老，再不能有所作为。史记上对冯唐主要记载了一件事，冯唐和汉文帝在有旁人在场时聊天，谈到古代名将，认为廉颇和李牧很有指挥才能。文帝大发感慨，说我要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人做将领就好了。冯先生马上说你就是有了廉颇和李牧也不会任用他们。文帝大怒，拂袖而去。不过文帝在皇帝中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换了别人做皇帝，冯唐差不多就要杀头了。等了一会文帝又回来，说你就是批评我也应该在私下里说，怎么大庭广众不给面子呢？冯唐说，鄙陋之人，不懂得忌讳回避。我认为陛下对士兵太差了，奖赏太轻，惩罚太重。云中郡守魏尚只多报了六个脑袋，陛下就把他免了职，判处一年刑期。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重用的。文帝恍然大悟，马上任命冯唐为特使去云中郡赦免了魏尚。这就是苏东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典故由来。景帝上任之后，冯唐做了楚相，后来被景帝免了职。到武帝上台后，冯已经九十多了。这就是“冯唐易老”的典故由来。

“李广难封”的典故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与从弟李蔡俱事汉，“蔡为人在中下，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后遂用“李广难封”“李广未封”“李广不侯”等慨叹功高不爵，命运乖舛。

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都是赞扬他的名句。然而李广没有能够裂土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

武帝时代，本是开疆拓土、重奖军功的年代，李广从弟李蔡文帝时同为中郎，景帝时一同抗击匈奴，被封乐安侯，官至丞相。二人同出身，同做官，同立战功，并且李蔡人品、才能、名声远不及李广，官名、爵位却在李广之上。李广的儿子李敢以校尉身份跟着霍去病出征匈奴，“因夺左贤王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甚至李广的部属军吏也有不少以军功取侯。偏偏李广本人驰骋疆场，戎马一生，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一直难以封侯，最后还自杀身亡，其原因何在千百年来，人们提出种种看法。有人说是他命不好，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有人说他虽然作战勇敢，但不善用兵，缺乏政治头脑和治军才能。更有人说是汉武帝重用外戚，宠信卫青、霍去病，而并不真正器重李广，甚至故意排挤他，不给他立功的机会。后世多把李广作为有才华而无法施展的代表性人物。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将人生的穷通得失看作常态；“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则是从历史中撷取的两个实例，用来宽慰包括自己在内的失意之人。

8、“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贾谊洛阳人，18岁就以文才著称，20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深受倚重，在博士之列为最年轻者，每次参议诏令，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尽为之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一年之内超迁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对贾谊的才能颇为赏识，拟任贾谊为公卿。然而，朝中的那些公卿王侯对贾生并不宽容，在文帝面前毁谤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只得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转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他自恨失职，一年后也忧郁而死，年仅33岁。《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古代贾谊常作为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代表。

9、“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事见《后汉书·梁鸿传》《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字伯鸾，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文学家。梁鸿幼年丧父。东汉初年，梁鸿入太学受业，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受业期间曾遍览古今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学成后梁鸿被分配到上林苑牧猪，虽然专业不对口，倒也乐得做他的“猪倌”。一天闲来无事，梁鸿和他的猪们在晒太阳，有两只小猪在泥坑里打滚。梁鸿看见了，就对小猪说：“猪啊猪，其实我是很羡慕你们的。从前有一位庄周老伯伯说过，郊祭时用的牺牛，虽然平时用好养料喂养，又披以纹绣，舒服是舒服，可一旦要把它送进太庙作祭品时，这条牛想作一头小猪，这可能吗？所以我不愿意做卿相，不愿意被国事羁绊，我宁愿作一个小猪在污水沟里游戏，这样我的心志倒可以愉快。”一次，梁鸿误遗火种，烧毁了人家部分财物，他便寻访到那户人家详细地询问了主家的损失，然后以猪作价抵偿。那家主人为人刻薄，以为赔少了，梁鸿说我家贫没什么财物，就让我为你干几年活吧。主人便让他做护院，梁鸿克尽职守。几位邻居看不下去了，一起责备那家主人。主人便要将猪归还给他，梁鸿拒辞不受，也不再当猪倌，径回老家平陵去了。汉章帝时，梁鸿因去看望好友高恢，经过京城，作了一首《五噫歌》，一共五句诗，每句后面有一个“噫”字。大意是：登上高高的北芒山，俯览脚下的帝京城，宫室是多么地崔嵬，老百姓的辛勤劳苦，却远远地没有尽头。这首诗被章帝知道了，章帝勃然大怒，便下令搜捕梁鸿。梁鸿闻讯后改名换姓，携妻儿逃到了渤海边上居住。“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五百多年后，唐朝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梁鸿被迫害的命运表达了深深的感慨。然而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章帝的派出的人追到了齐鲁，梁鸿见这里也待不下去了，只得携妻子和一个儿子南逃。梁鸿夫妇逃至吴地（今苏州一带）后，在富商门下做雇工，全家三口总算有了个安身的栖所。白天梁鸿为人舂米，晚上每当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时，孟光已经为他做好了香喷可口的饭菜。她非常敬重丈夫，不敢抬头直视，就半曲身子将盛着饭菜的托盘举至眉前端给丈夫吃。这就是著名的“举案齐眉”典故的由来。有一次给主人看见了，惊叹道：“能使妻子这样敬重自己的人必非常人！”于是换了间大房子给梁鸿夫妇居住，自此梁鸿方得潜心学问，闭门著书十余篇。后代文人常引“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来抒发自己一生襟怀未曾开的抱怨。

10、“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前一个典故出自《晋书·吴隐之传》。晋人吴隐之上任途中，经过一处泉水，名叫贪泉，据说喝了这水人就变得贪心。他不信，就取水喝了，而且写了一首诗，大意说不存贪心的人喝了这水不会变贪。他到任后，非常廉洁。“酌贪泉而觉爽”表达了廉洁的人绝不会受外界污浊的侵蚀，有德行的人即使在污浊的环境中也能保持纯正。后一个典故出自《庄子·外物篇》。大意说庄周向监河侯借粮食，监河侯答应等封邑地方的赋税征收到手后借给他一大笔钱。庄周听了生气说，车辙中的鲋鱼需要的是斗升之水，如果拖延时间去取西江之水，就等于将鲋鱼置于枯鱼之肆。后来形成了成语“涸辙之鲋”，用以比喻处在困境之中急待救助的人。《庄子·大宗师》：“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又有成语“相濡以沫”，比喻在困境中相互救助。课文中引用这个典故意为处境艰难但能自得其乐。

11、“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略）

12、“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成语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比喻开始有损失，后来终于得到胜利；年轻时荒废了，年纪大后努力还不迟。出自《后汉书·冯异传》。

13、“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孟尝字伯周，东汉会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洁奉公著称，为民兴利除弊，百姓称为神明。但由于志趣高尚，洁身自好，长期不得升迁，后来隐居耕田。桓帝时，虽有人多次举荐他，但终不见用。年七十，死于家。事见《后汉书·孟尝传》。关于孟尝，有著名的成语“合浦珠还”，说的是合浦不产谷物，沿海出产珍珠，由于前任太守贪污受贿，珍珠纷纷运往相邻的交阯郡内。孟尝到任，革除敝端，迁离的珍珠又回到合浦。后遂用“合浦珠还”比喻人去而复还或物失而复得，对其人或其物有称美之意。

14、“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出自《晋书·阮籍传》：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借此宣泄对现实不满的苦闷心情。作者认为这种行为是消极的，不打算仿效。这是反面用典，表达了作者不甘沉沦，力求振作自强，具有自慰自勉之意。“猖狂”与今义有所不同，今指狂妄放肆，气势汹汹。这里指狂放，不拘礼节。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所谓竹林七贤是七个魏晋时期的文人名士的总称。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常游于竹林，纵酒酣饮，弈棋赋诗，无拘无束，史称“竹林七贤”。七人中, 阮籍、嵇康名气最大，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他们的行为都怪诞得很。嵇康服药，阮籍喝酒。阮籍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表现出怪诞的行为。他好喝酒，附近有美妇人当街卖酒，他经常去喝，醉了就在美妇人旁边倒卧；他不屑遵循“男女有别”，嫂子回娘家，他为嫂子饯行并送她上路。对旁人闲话、非议，阮籍说：“孔孟礼教，与我何干？”我们现在说青白眼、青睐、垂青等，都来自阮籍的故事。阮籍见一般的凡夫俗子，以白眼对之；他喜欢和佩服的人来了，就用青眼相对。是真名士自风流，阮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超凡脱俗。

15、“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据《汉书·终军传》：“南越与汉和亲，乃遣（终）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终军出使南越，向朝廷表示，只要给他一根长绳，定把南越王缚至汉朝宫廷来。后果然说服南越归汉。这两句是说，自己跟终军的年龄相仿，却没有请缨报国的门路。“请缨”作为典故，常表示杀敌报国，建功立业，投军或出使等意。今多用于指主动请求参战或参加某些重要而有风险的活动，或主动要求分配任务等。有赞扬的意味。如：“白衣天使纷纷请缨到抗非典一线工作”“武汉大学生请缨赴边陲”。“请缨”现已成为普通词语。“长缨”指缚敌的长绳，比喻克敌制胜的力量。诗词多次引用“长缨”的典故。《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6、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有怀投笔：有投笔从戎的怀抱。投笔从戎的故事，见《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尤当效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班超的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姐姐班昭(“曹大家”)都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班超最初在官府中从事抄写工作，他从军以后，受到大将军窦固的赏识。公元94年，在窦固的推荐下，班超出使西域，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西域全境统一于东汉。班超因功被封为定远侯。后人把文人从军叫做投笔从戎。今天把大学生当兵服役叫“携笔从戎”。宗悫：字元干，南朝宋南阳人。《宋书 ·宗悫传》：“宗悫，字元干，南阳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 悫年少时，炳问其志，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唐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现比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也形容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成语一般写作“乘风破浪”。这两句是说，自己羡慕宗悫乘风破浪的远大报负，所以怀有投笔从戎的志向。

17、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谢家：晋朝谢安、谢玄的家庭。宝树：谢玄曾以“芝兰玉树”比喻好子弟。上句是说自己并不象谢家子弟那样的好，有谦虚的成分。晋、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时，谢氏最为兴盛，一时人材辈出，声誉鹊起。尤以阳夏(今河南太康县)的谢安、谢玄、谢灵运、谢惠连这一家族的人，皆名著于史。所谓“芝兰玉树”，其典出自《晋书·谢安传》：“（谢玄）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契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后以“芝兰玉树”，比喻有出息的子弟也。又有“玉树临风”，比喻英俊潇洒的美少年。“玉树盈阶”比喻子弟既多又好。

孟母三迁是有名的典故，出自《列女传》（西汉刘向编）。孟子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被后世称为“亚圣”的孟子，其实小的时候非常顽皮淘气。为教育他学好，其母亲花费了很多心思。据说其母为教育儿子而三迁择邻。第一次他家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小时候专门学埋死人，哭死人，孟母觉得这不是我的孩子所住的地方，就搬到城里去了，谁知这是一个农贸市场附近，孟子又和小伙伴玩起做买卖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样不利于孩子专心读书，再次搬家，搬到一所学校附近。芳邻：好邻居。下句是说，自己年幼时父亲也曾经择邻而居，使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一层意思是说，自己很高兴能与参加宴会的各位嘉宾结交。

18、他日趋庭，叨陪鲤对。意思是说，过些时候将到父亲那里去接受教诲。出自《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说话没有依据）。’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立身没有准则）。’鲤退而学礼。”他日：来日。趋庭：恭敬地快步走过庭前。作为典故，“趋庭”“鲤对”“庭对”都指子女接受父亲的教诲；“庭训”多指父亲的教诲或培育。叨陪：惭愧地用以自比。鲤：孔鲤，孔子之子。对：指庭对，有接受教诲之意。

19、今兹捧袂，喜托龙门。龙门：据《后汉书·李膺传》载，李膺当时名声很大，被他接待的读书人，感到庆幸，称为登龙门。后来往往把登龙门用来比喻士人忽然得到的荣耀。这里是说，这次能在宴会上拜见阎公，就好象登龙门一般令人高兴。龙门：在现在山西省稷山县和陕西省韩城县之间的黄河中，那里水险流急，河里的大鱼聚集龙门的下边上不去，据传说，上去的鱼将化为龙，因此，“登龙门”往往用来比喻士子忽然得到荣耀，“鲤鱼跳龙门”即此意；也用来比喻由于谒见名人而提高了自己的身价。这里含有对阎公的奉承。

20、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意思是说，未遇到推荐自己的人，只能抚弄着凌云之赋而叹惜。事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杨意：杨得意的省称。抚：抚弄。凌云：指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杨得意是汉武帝时一位掌管天子猎犬的官员，一次武帝读到《子虚赋》，连连称赞，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杨得意告诉武帝这篇赋是司马相如写的，于是武帝就召见相如。相如把自己的《大人赋》上奏武帝，“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这一句是说如果没有遇到杨得意那样推荐自己的人，司马相如就只能抚凌云之赋而自我惋惜了。下面一句是说既然遇到钟子期那样的知音，奏高山流水之曲又有什么羞愧呢？这两句的重点在后一句，作者实际上是在说这次自己遇到阎公这样的知音，所以愿意在宴会上赋诗作文。

21、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钟期：即钟子期，春秋时楚人，善知音。流水：指伯牙鼓琴，心里在想高山或流水，钟子期就一定能猜到。《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您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您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足下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足下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足下还在面前，竟忘记了足下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完全送给您。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吗？乐天再拜。

4诗歌意境编辑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两颗巨星之后最辉煌的明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数量上占唐代诗人第 一 位的二千八百多首诗，且其中不乏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还因为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他的至今还有巨大参考价值的现实主义诗论，对这一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白居易的独特贡献。

关于白居易现实主义诗论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名言，他的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的文学观点，人们已讲得很多，研究得很深了。这里只是就《与元九书》及白居易的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论中的矛盾与得失谈一点肤浅的体会。

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人明确地把为君和为民放在一起。诗人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历来的评论家早 已 指出，他的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由于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 ， 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实践，儒家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爱国爱民的—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独善的一面，白居易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与元九书》）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这种思想，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便不可能不是为君、为统治者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道家、法家之流是一贯反对文学艺术的，他们对文学艺术深恶痛绝，恨不得毁灭得干干净净。而儒家，从它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开始，一直提倡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 阳货》），可以 “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毛诗序》）。说到底，就是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服务。白居易当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育，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育、华声、实义” （《与无九书》）。诗人很清楚诗歌的特征：它具有感化作用，能帮助统治阶级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还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诗人认为，诗歌只要“经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的感情和关系，就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社会矛盾得到调和，于是 “上下交相，内外胥悦” （《策材六十九》），统治者可以垂拱而理，稳坐金銮殿了。为了“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让统治者垂袖而治，白居易不但提出为君而作，还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积极建议组织采诗，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做到 “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 （《策材六十九》），不再使皇帝耳目闭塞，被小人包围，成为昏庸之君。他在《新乐府采诗官》一诗里说得很深刻：“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队，君耳难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白居易的忠君、为君之心，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无须为他的现实主义诗论讳言，不应该因为他写下那么多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讽喻诗就只讲他为人民的 一 面，而恶视了或故 逃 避了他为君的—面。

但是，白居易毕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也有爱民的一面。他不会忘记自己少年时期因家贫，父亲早死而尝到的艰难生活的滋味，他也不会忘记自己青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看到的人民痛苦，听到他们在重压下发出的呻吟。他深切同情人民，一心要为人民说话。在“为君，为民而作”中，他强调的是为民。他勇敢地喊出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诗》）、 “但伤民病痛，不知时忌讳” （《伤唐 衢 》）、 “不畏权贵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这样自觉地，勇敢地愿做人民的歌喉，唱出人民内心的痛苦，称得上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人。

在白居易看来，为民与为君是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诗歌既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 民 间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弊端。他认为只要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深宫的皇帝就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调整和改良政治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乎，“上下交和 ，内外胥悦”了。诗人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时代，在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国势衰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中唐时期，为君与为民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能够统一呢？“救济人病，裨事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只是诗人主观上的良好愿望罢了。

诗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写下了大量“ 惟 歌生民病”的讽喻诗，用那枝犀利、辛辣 的 笔揭露社会的黑暗，痛斥统治阶级的残暴 、 贪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讽刺的笔一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谴责唐宪宗的奢侈生活：“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 ” （《隋提柳》）；他痛骂那些官僚和将军的骄奢*逸：“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 ” （《轻肥》）。他嘲讽卑劣的官吏， “置州太守知不知？—丈毯，千两丝，地不知暖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 （《红线毯》）。至于描写农民疾苦的诗就更多了。《杜陵叟》、《观刈麦》、《卖炭翁》 、《 新丰折臂翁》 、 《陵园妾》、《上阳白发人》等，或为身负苛租杂税重压的农民发出沉重的叹息；或为被宫廷使者抢劫一空的孤苦老人忧伤；有的写出了人民对战争的怨恨，有的唱出了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白白葬送青春、美丽的妇女的悲歌。

正因为在现实中，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这类诗当然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憎恨。作者自己描述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与元九书》）。在《伤唐衢》之二中，他又说自己的诗使得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于是，他在皇帝面前失宠了。在宦官与旧官僚的勾结打击下，诗人在元和六年被左降为江州司马。诗人心里也明白是自己的诗得罪了权贵者之故，所以他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与元九书》）。这是白居易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光荣。他生活中遭受的这个重大挫折，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为君” 、 “为民”而作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