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什么意思？

董仲舒认为，哲学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这个问题，汉朝人也简称为“天人之际”。这个问题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这确实是哲学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先秦以来，就一直进行着争论，到荀况作了一次唯物主义的总结。荀况根据“明天人之分”的原则，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集中地驳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在荀况之后，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对这个问题却作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回答。从某种意义说，他又复活了古代的天人感应的迷信，同时也是对荀况的天论的一种否定。但是，董仲舒也不是简单地重复奴隶制时代的有神论的理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并企图给以理论上的根据。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的哲学体系的核心。上面所讲的关于天的理论和阴阳五行的学说，都是为这种迷信服务的。

“天人同类”的观念是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的一个理论基础。他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这是说，天和人是同类的，人有什么，天也就有什么；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人也可以说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影。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人副天数》)这是从人的身体的构造方面讲天人同类。他又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这是从人的情感意识方面讲天人同类。以上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比附。不过，这种比附，在他的体系中都有重要意义。在董仲舒看来，人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反过来也可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转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拟人观的理论。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宣传天人感应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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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中国古代儒学术语。中国 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就是董仲舒期望用天人感应来给皇权做一个笼子，在古代，天人感应论是儒家官员对抗、限制皇权的一种手段。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主要 学派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 董氏学说等。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和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了《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形成了最终的应用于政治领域的董氏学说。

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弟子用这一理论来治国、平天下，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