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写《蜀相》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或愿望

　　作者借游览古迹,称颂蜀汉丞相诸葛亮辅佐两朝，表达了作者惋惜其出师未捷而身死既有尊蜀正统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情。

　　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写丞相雄才大略和忠心报国，叹惜其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引得千载英雄事业未竟者的共鸣，表达其忠心报国的愿望。

　　《蜀相》是唐代诗人杜甫定居成都草堂后，翌年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此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辅佐两朝、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死的惋惜之情。诗中既有尊蜀正统的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慨，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这首七律章法曲折宛转，自然紧凑。前两联记行写景，洒洒脱脱；后两联议事论人，忽变沉郁。全篇由景到人，由寻找瞻仰到追述回顾，由感叹缅怀到泪流满襟，顿挫豪迈，几度层折。全诗所怀者大，所感者深，雄浑悲壮，沉郁顿挫，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东坡先生”。对于东坡的由来，笔者读其尺牍，从中得到启发。 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十三》（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到此，惟以书史为乐，比从仕废学，少免荒唐也。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鏊ao糟：《古代汉语词典》1拼死杀敌。2固执任性，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吴下方言考·二箫》：“苏东坡与程伊川议事不合，讥之曰：‘颐可谓鏊糟鄙俚叔孙通矣。’按鏊糟，执拗而使人心不适也。”3肮脏，不干净。看起来1、3两项都不符合本文的意境，只有第2项是作者本意，可以将“鏊糟”理解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随波逐流之意。陂bei：有几种解释，一为山坡、斜坡，一为水边，水边障水的堤岸，一为积蓄水的池塘。此处与前后文呼应，应是山坡、斜坡的意思。陶靖节：陶渊明死后亲友私下称其谥号为靖节。 这里，一是苏轼明确提出 “欲自号”的想法。二是这个号由鏊糟——表面上固执任性，骨子里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随波逐流；陂里——居住在山坡上的农家，或在山坡上生活的老农；陶靖节——像陶渊明一样的高洁品格的隐士组成。东坡“《江城子·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词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苏轼以渊明为自己前生，在他的身上，我们常常能寻找到陶渊明的影子，苏轼把自己躬耕东坡之地视作是陶渊明的斜川之游。他们都能在逆境中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品格，不随波逐流；在为官方面，他们都是为官一方，造福百姓。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正是有了这种向往，才使自己没有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苏轼对陶渊明的向往倾慕，就是战胜物质上的极度贫困，思想上的高度压力的精神武器。苏东坡比起陶渊明，两人个性与追求并不尽相同，陶渊明归隐而不仕出于自愿，东坡则出之无奈。东坡尽管有脱俗出世的一面，但受父亲的影响，又有匡扶社稷，救助黎民的思想。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写道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东坡先生的政治态度是积极的。 有人考证，宋汴京城外有一沼泽地名叫“鏖糟陂”，“有大泽，弥望草莽，”“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 因此，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逝世，为朝臣祭奠之事，东坡先生与程颐争执，东坡说程颐可谓“鏖糟陂里叔孙通”，有人认为东坡是说程颐是“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余以为此说欠妥，如果将鏖糟理解为“固执任性，不听从别人的意见”，那么“鏖糟陂里叔孙通”就解释为“不听从别人意见，固执任性的孙叔通”，这样既符合程颐的道学家身份，也与其性格相符，同时也与东坡先生幽默调侃说话方式相一致。结合当年苏轼贬居黄州，经营东坡，“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就证明“鏖糟陂里叔孙通”不能理解为“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从东坡认可的、朝云的那句有名的戏言，先生“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也验证了鏖糟就是：固执任性，不听从别人的意见。 所以，苏轼的自号“东坡”，是有着宁愿过着农民样躬耕的清贫生活，也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保持个人高尚的情操和人格深刻内涵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

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

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

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

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

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扩展资料：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

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

《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

参考资料：

-李清照 （宋代女词人）

1978年，刘益谦和妻子于金莲结婚生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刘婉玲于1979年出生。当时，重男轻女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较偏远的农村地区。

大女儿刘婉玲的出生并不能使刘月华夫妇满意，生个儿子也成为他们的共识。尽管经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检查，这对夫妇还是在1995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并最终在1996年实现了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

三个孩子让这个不富裕的家庭一个接一个，为了维持一个家庭，刘月华夫妇必须增加工作时间，而照顾年幼弟妹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刘婉玲身上。

他的弟弟和妹妹都很小，刘婉玲也是一个未成年人。作为家里的“大姐”，她不受人爱戴，但在她的弟弟妹妹出生后，她更被人忽视。

种种原因导致刘婉玲对自己的兄妹有很大的怨恨，多次对自己的兄妹进行虐待和殴打，而刘月华夫妇因为一直忙于在外工作，并没有及时了解这种情况，纵容刘婉玲的恣意放纵。

1999年，刘婉玲已经20岁了，自然到了适婚年龄。经过村民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江贵阳的男孩。姜贵阳身材高大，长相英俊，两人年龄相仿，所以没多久就坠入了爱河。

从小缺乏父母疼爱的刘婉玲在男友江贵阳那里重获关注，刘婉玲也是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给了江贵阳身上。两人经常在刘父母的眼皮底下秘密约会。

这件事瞒不了多久，便被母亲余金莲撞见破裂，两人的婚姻提上了议事日程。姜贵阳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结婚的想法可以让他在广东安定下来，这让姜浩兴奋不已。

但于先生要求姜浩在娶刘**之前在佛山买一套房子，这让他很扫兴。

面对飞涨的房价，江贵阳没有钱买房，但刘婉玲的母亲却咬牙切齿地拒绝放开这一要求，双方就此陷入对峙。

目前，于金莲一定是想让女儿有个稳定的生活，所以她提出要买房。但这个要求在这里已经改变了刘婉玲，刘婉玲认为母亲要求买房，是为了给哥哥和妹妹弄到房产。

父母的忽视，对弟弟妹妹的偏爱，我所遭受的不公……所有的委屈和怨恨突然涌上了刘婉玲的心头。

一边是心爱男友的叹息，另一边是父母的痛苦和无奈。慢慢地，江贵阳的心中浮现出了“谋杀”的念头。如果兄妹俩这两个碍事的家伙处理，就没有这些麻烦了

得知这一观点的刘婉玲一开始并不同意，兄弟姐妹和兄妹都是自己动手大的，但受不了男友的恳求，刘婉玲心中天平却偏向了姜贵阳这边。

两个同意这个计划后,2000年11月11日余公子去了酒店像往常一样,刘Wanling江和贵阳带他的弟弟和妹妹去山的山顶,欺骗他的弟弟和妹妹玩,挥舞着锄头开始挖一个洞。

然后，刘婉玲拿出绳子，勒死了他的弟弟，姜贵阳负责勒死他的妹妹。没过多久，妹妹就晕了过去，而因为刘婉玲一直难以起步，弟弟一直在哭着挣扎。

最后，姜贵阳主动用锄头打了弟弟一顿又一顿，直到弟弟满头血晕过去。而面对奄奄一息的兄妹俩，两人并没有停下来，毫不留情地把两个孩子扔进了坑里，直接活埋了。

杀人之后，两人迅速回到家中，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当晚余金莲回家后，发现孩子不见了，立即报警。经常到达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但是，刘志军和江志军的怪异行为仍然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孩子失踪10天后，警察在后山找到了他已经死了几天的哥哥和姐姐。随后将刘万玲逮捕，经过警方调查，刘万玲对杀害自己兄妹的事实供认不讳。

这场悲剧，不能仅仅把错误放在刘婉玲身上。父母的忽视和偏爱，在刘婉玲身上已经根深蒂固，怨恨积淀，早在弟弟妹妹身上就有了仇恨。

而母亲为家的迫害，也成了最后的稻草。虽然母亲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一直受到的忽视使刘婉玲难以理清事情的真相，加上与父母缺乏的沟通，误解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这样的悲剧。

孩子的成长与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父母给什么，孩子就会给什么。很多时候，不仅要看到孩子所犯的错误，还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看到父母教育背后隐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