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选意象有乞丐和哪些？

芦笛：一支忧郁的苦难之歌

艾青一生写过土地遭受蹂躏的痛苦呻吟，也写过那游弋于地心的沸腾热气；他描摹寒冷干涸土地上农民悲苦不堪的日子，也热切欢呼带给大地光明温暖的黎明与太阳。作为诗人，他总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共呼吸、共悲欢、共生死……使自己的歌成为发自人类的最真实的呼声。”[2] 可以说，诗人浸润流溢于诗篇中的忧郁是为着贫苦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土地的苏醒，欢欣来自民族的解放。正因为这样，时代题材和诗人个性心理气质的糅和，构成了艾青前后期诗歌不同的诗美风格。

1932年初，艾青在法国写了一第一首诗《会合》。“12·8”事变、那天，他从马赛动身回国，“从彩色的欧罗巴 / 带回一支芦笛”[3]，开始吹着忧郁的芦笛为“依然呻吟在屈辱中”[4]的祖国深情地和鸣。

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一时期诗美风格的集中。他忧郁的诗情里积淀了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也是发自内心他置身于黑暗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幼年时缺乏父母亲情的冷漠凄清，少年时飘泊异乡的辛酸孤苦，三年囚徒生涯的悲愤伤感，以及人世间的苦难不平、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深思忧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注在他血泪凝成的字里行间，形成他许多诗歌沉郁的底色。在这首带有自叙叙传记性质的长诗中，艾青用丰厚的感情，朴实的口语，大量的排比，细腻的笔触，形象的语言，凄楚地叙写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并怀着虔诚而深切的情感，回忆了自己深爱的乳母大堰河生前的凄苦和死后的悲凉，艾青成了家庭与时代的叛逆者。他在诗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受尽人间凌辱、最后与世长辞的农村女形象，表现了诗人“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5]，对自己家庭所属地主阶级和整个不公道世界的强烈不满和诅咒。

形成艾青诗歌震撼人心力量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忧郁和伤感，而是一种

艾青四十年代诗歌创作论

　　作 者龙泉明

　　作者简介龙泉明　武汉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艾青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是至真至善至美文章具体探讨了艾青诗歌的“真的境界”、“善的灵魂”和“美的诗艺”的实质内涵和诗学价值,以及艾青的诗歌艺术探索对中国新诗向更高更深层次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艾青所处的40年代,是社会、道德与审美方面不甚和谐的时代,有人要么重视文学作为工具的作用,把文学服务社会看得高于一切,而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要么把文学艺术的纯化放在首位,而缺乏关注和探讨现实问题的热情和耐心当时整个诗坛,面对时代的苦难和斗争显得有些无力和浮躁艾青对这样的诗坛现状深感不满自抗战以后,他就开始了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注：艾青《为了胜利》,《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20、122页）思考的结果,他坚定地认为,诗歌艺术是伟大时代的产物,诗歌艺术应当真实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的全部激烈冲突和时代特征,而在其内容表达和审美创造两方面应当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而不应人为地割裂它们艾青说,他“渴求着‘完整’,渴求着至美、至善、至真实,因而把生命投到创造的烈焰里”（注：艾青《诗论》,桂林三沪印刷社1941年9月初版 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这表明艾青对于诗的创造就是要寻求诗的“完整”,即创造至真至善至美的诗篇他在桂林办诗歌讲座,写《诗论》,就是为了矫正诗歌创作中的偏至现象,以振作诗坛,让诗歌在肩负时代使命的同时走向和谐,达至完美他在《诗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就是真、善、美”在艾青看来,真、善、美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真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切认识；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它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美是依附在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真、善、美相统一,是艾青诗歌的最高审美追求

　　一

　　艾青始终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的高低,就在于其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与否怀抱这样的美学观念,艾青始终“大胆地感受着世界,清楚地理解着世界,明确地反映着世界”所以,我们纵观艾青40年代的创作,整个给人一种“真”的境界

　　艾青诗歌的真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他的诗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向,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认识他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注：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第77、78页） 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思想情感和精神特征,必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艾青的诗歌作品始终是他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的产儿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倾听着时代的呼声,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深沉而独特地高唱着时代之歌,是艾青诗歌的最大特色他当时说过：“每个日子都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动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注：艾青《诗与时代》,《艾青全集》第3卷,第68页）诗人始终以他的全部激情、火热的青春和整个生命去拥抱时代,歌唱时代,献身时代中国40年代,是一个充满悲剧性冲突的时代,但诗人艾青坚信自己正站在一个历史新纪元的门槛上,因此他以诗歌这一形式,撼人心魄地具体再现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和悲剧特征,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他对于人民痛苦的关心、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及其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对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战争,他交付出了“最真挚的爱和最大的创作雄心”

　　艾青的诗现实性强,内心体验深,情感真实深沉他要以他的诗来呼唤寻找可以呼唤、可以互相照耀的灵魂对于他来说,怎样活着与怎样写诗已经完全同构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命感悟的写作,它与为金钱为名利而写作的矫情和苍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艾青既有大的胸怀,又有人生的深沉的体征和完满的诗的素养,所以他能够洞悉历史的底蕴和人生的真谛,能够敏锐地感觉时代脉搏的跳动,能够在更高的本质上表现时代的精神与风采艾青在抗战前夕写的《复活的土地》就预示了抗战的开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艾青带着基于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概括的远见,带着对人民事业的必胜的憧憬,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发出了“黎明的通知”,由此预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他起来了》、《向太阳》和《火把》这样“高度的表现了现实的,表现了战斗的英勇与坚强的,深刻的,感人的诗”,在当时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这些诗,对当时尚处在麻木状态中的人们,对在十字街头徘徊的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地而不是概念地指明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少青年受到这些诗的鼓舞,走上了救国与革命的征程艾青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人,他是那时代的感受的先知他写出了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新鲜的,富于启示性的

　　艾青对于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活力,这体现在他对世界的把握的真切和对人类关心的深切,以及对事物思索的深刻与开阔上他“以最大的热情去讴歌人民的内心的愿望,他们的对于被奴役的生活的厌恶,他们的对于新的日子的欢迎,对于革命战争的兴奋,对于自由幸福的企求,以及在那远处向他们闪光的理想境界的向往”（注：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艾青全集》第3卷,170页）艾青总是关注着那变化着的世界,总是给人类的诸般生活以审视、批判、诱发、鼓舞、赞扬等鲜明的姿态他的《赌博》、《悼词》、《十月祝贺》、《狂欢的夜晚》等对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热情讴歌；《人皮》、《纵火》、《死难者画像》、《江上浮婴尸》等诗对法西斯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兽性与暴行的诅咒；《欧罗巴》、《哀巴黎》、《三国公约》、《希特勒》、《赖伐尔》、《忏悔吧,周作人》、《通缉令》、《仇恨的歌》等诗对法西斯暴徒、寄生虫、卖国贼、汉奸的有力讽刺和鞭挞；《杜塔拉》、《敬礼》、《马雅可夫斯基》、《悼罗曼·罗兰》、《俄罗斯人民的普希金》、《索亚》、《鲁迅》、《播种者》、《毛泽东》等诗对世界上反法西斯的英雄、革命斗士和人民领袖的热情礼赞；《鞍鞯店》、《城市人》、《我的职业》、《两亲家》等诗对国民党统治的丑恶及各类贵人恶少的虚伪、势利、贪婪、冒险、纵欲的嘴脸和庸俗卑劣的灵魂的无情揭露；《北方》、《手推车》、《乞丐》、《补衣妇》、《旷野》、《村庄》、《献给乡村的诗》等诗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的生存状况的深切表现；《吹号者》、《他起来了》、《他死在第二次》、《雪里钻》等诗对中国人民以鲜血保卫祖国的精神和英雄品格的颂扬,《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诗对人类理想和光明前途的昭示,都给人一种相当充实、深刻和广阔的感受时代的惊涛骇浪,风云变幻和苦乐悲欢,在其诗作的光与影里得到了相当生动全面的映照这些与特定年代联系在一起的诗作具有一种特别的历史感和重要的诗学价值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猛烈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戴望舒的诗作表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相激相荡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和进步的过程中的特有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那么艾青的诗作则真实全面地表现了40年代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救亡的严酷斗争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向,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民思想感情的发展轨迹,不愧为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海水和泪》           

作者：艾青

海水是咸的，泪也是咸的。

是海水变成泪，是泪流成海水。

亿万年的泪，汇聚成海水。

终有一天，海水和泪都是甜的。

赏析：

美国的罗伯特 C 弗兰德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艾青孜孜以求的只有一点：希望他的诗能够给中国——和世界上一切无辜的受害者和被剥夺的人们‘些许的温暖’、更为坚毅的决心和勇气。当革命开始带来光明的远景时，艾青希望他的诗能激励人民去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

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

一、芦笛：一支忧郁的苦难之歌

艾青一生写过土地遭受蹂躏的痛苦呻吟，也写过那游弋于地心的沸腾热气；他描摹寒冷干涸土地上农民悲苦不堪的日子，也热切欢呼带给大地光明温暖的黎明与太阳。作为诗人，他总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共呼吸、共悲欢、共生死……使自己的歌成为发自人类的最真实的呼声。”[2] 可以说，诗人浸润流溢于诗篇中的忧郁是为着贫苦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土地的苏醒，欢欣来自民族的解放。正因为这样，时代题材和诗人个性心理气质的糅和，构成了艾青前后期诗歌不同的诗美风格。

1932年初，艾青在法国写了一第一首诗《会合》。“12·8”事变、那天，他从马赛动身回国，“从彩色的欧罗巴 / 带回一支芦笛”[3]，开始吹着忧郁的芦笛为“依然呻吟在屈辱中”[4]的祖国深情地和鸣。

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一时期诗美风格的集中。他忧郁的诗情里积淀了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也是发自内心他置身于黑暗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幼年时缺乏父母亲情的冷漠凄清，少年时飘泊异乡的辛酸孤苦，三年囚徒生涯的悲愤伤感，以及人世间的苦难不平、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深思忧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注在他血泪凝成的字里行间，形成他许多诗歌沉郁的底色。在这首带有自叙叙传记性质的长诗中，艾青用丰厚的感情，朴实的口语，大量的排比，细腻的笔触，形象的语言，凄楚地叙写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并怀着虔诚而深切的情感，回忆了自己深爱的乳母大堰河生前的凄苦和死后的悲凉，艾青成了家庭与时代的叛逆者。他在诗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受尽人间凌辱、最后与世长辞的农村女形象，表现了诗人“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5]，对自己家庭所属地主阶级和整个不公道世界的强烈不满和诅咒。

形成艾青诗歌震撼人心力量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忧郁和伤感，而是一种将自己融汇于深重的民族苦难之中所显现出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对苦难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召唤。尤其是抗战初期写的大量诗歌，与他的“土色的忧郁”和“农民的忧郁”共存的是时代的忧郁和民族的忧郁。特别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诗人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寒冷封锁着中国呀”这一旋律中，反复地倾诉着民族的苦难与不幸：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授的

抖的两臂。

诗人在这里是用比拟的手法，传达出一种理性象征和暗示，引导人们对现实的深沉的哀思。

而在《北方》组诗、《旷野》二章等诗中，艾青用极富象征和暗示的手法，奏出了充满哀怜的沉郁音调，同时又用苍黄、灰暗的土地的色调，带给人以悲哀和沉郁的暗示与感染。这大概就是艾青对于新诗作出美学探索而形成的个性美：他不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构成实写的现实形象，充分地抒写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做到了外在客观形象与内在理性世界的完美统一以至融合；他也擅长运用浪漫主义或象征手法构成虚写的典型意象，以寄托或暗寓诗人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向往。从他的诗行所呈现出的意境中，我们读出了一个旧中国，读出了充盈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交融，读出了苦难与希望俱在的丰富意韵。

那些卖艺人，那群行乞者，那个补衣妇，那架手推车以及悲哀的北方、迷雾的旷野、贫瘠的田亩……他写那些苦难意象，融渗在乌黑、灰黄、灰暗的冷色调中，造成的暗示性及带给读者一种阴郁、压抑之感，充分显示出一种美好东西被毁灭的悲剧式的伤感美和沉郁美，这是艾青爱国忧民情怀凝聚于土地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他早期诗美风格和内质构成。

二、土地：一支深沉的爱之恋曲

1937年至1940年，当诗人投身于斗争的洪流，辗转于杭州、武汉、桂林、重庆、西安等地的三、四年里，走南闯北的生涯让诗人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生活素材，艺术上趋于成熟，先后出版了诗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旷野》及长诗《火把》和《向太阳》等，形成了艾青诗歌创作的旺盛和高峰期。大量的作品表现出富有艺术个性特征的“艾青式的忧郁”。

《手推车》避开直接描绘经受贫穷与战乱的中国难民的具体形象，只有手推车构成的特殊意象痛楚地连接着人与土地：手推车发出的低沉的“尖音”和“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具象化地展示了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的悲哀以及这悲哀印在人们身上的深深的伤痕。

《乞丐》让人看到的是一幅更加令人颤栗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苦难画面：“乞丐用最使人厌烦的声音/呐喊着痛苦/说他们来自灾区/来自战地/……/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乌黑的手/要求施舍一个铜子/向任何人/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士兵”。而那些暂时没有失去土地的劳动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旷野》正是描写国家民族不幸所造成的农村经济的衰败和由此带给农民的悲苦不堪的生活：“薄雾”像“雪”一样，是苦难笼罩的象征，它弥漫着“地大物博”的中国的旷野，那里现只有“乌暗而枯干的田亩”、“荒芜的池沼”、“褐色阴暗的山坡”，“贫穷土地上的人们在那些小屋里/过的是怎样惨淡的日子啊……”这些深植于土地上的苦难怎能不让作为“农民后裔”的艾青撕心裂肺呢？

诗人艾青，不仅“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且对土地挚爱直露地坦言：“我爱的”就是这“悲哀的国土”，这种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情眷恋，在不断地询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同时，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和对遭受苦难民众的痛心，逐渐转化为诗人内心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他“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他要用“如炬”的诗笔“把弥漫在广大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6]

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观点是“苦难比幸福更美”。这种对苦难美的追求，正是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爱国深情、民族“忧患意识”的自觉体现，也是诗人自我面对苦难时代的自觉选择。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纪录。”[7]

三、太阳：一支圣洁的光之赞歌

当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由民族危亡走向新生伟大历史转折时，诗人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时代的变化，发掘出“民族潜藏着的生命力，也是民族解放最深厚的伟力”[8]。在《向太阳》组诗群中，与众多苦难意象对立的光明意象群开始出现。如火把、火焰、号角、春天、曙光、黎明、太阳等，艾青诗美风格开始朝向对光明事物的歌颂，而成为诗歌创作主题的，是表达诗人对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追求。

《向太阳》这首抒情长诗由九个组诗连成，带上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气息和豪放的格调。“我打开窗/用犯人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看见了黎明/——这真实的黎明啊！”诗人自觉地发出内心的喜悦与豪情，他欣喜地“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 太阳向我滚来” ，并且“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诗人艾青在明朗如瀑的太阳下沐浴，他狂喜地注视着那充满盎然生机与活力的世界，看见那些在阳光下笑得像太阳的工人、刚参军不久的农民、少女和伤兵，他熟练地运用排比短句：

比处女

比含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蓝的海水

太阳是金红的圆体

是发光的圆体

是在扩大着的圆体

以及大量冠脱离阴暗、沉郁冷色调的字眼，而使用亮色和暖色调，全景式又多层面的表现方式，表达了诗人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解放与自由的热烈憧憬，给读者光明与振奋的启示，从而呈现出艾青诗歌风格的豪壮、雄健之美。音调短促跳跃的音韵美使其诗具有豪迈、恢宏的气势，加上大量重叠排比长短句的描述，表现了诗人对象征自由、解放、博爱和智慧之“太阳”的热切追求。

四、乡村：散文化了的诗情律动

艾青不仅以诗人饱满的情怀去感受生活，表达自由解放的理念，在他朴素的诗行里，他又独特地运用他曾作为画家的眼睛，从散文和绘画当中汲取诗美艺术之精华。他的散文式的诗句常以长短相间，自由活泼地表现，无拘无束；加上鲜活朴实的口语，力求一种种随诗情而产生的“内在旋律美”，与诗行内在节奏、音律与意象相一致和融合的色彩感受；他的诗，意象愈发丰满，显得那般绚丽；诗体自由的新诗创作追求，亦是他一生诗歌事业的伟大贡献。

艾青诗美风格的“散文化”形式，使抒情自由而舒展，写景开阔而细腻，注重了意象感觉性、整体象征性和抽象内感化。其综合表现在三个方面：

广阔而自由的画面空间，创造出美之意境。艾青的诗可以说是散文化了的语言分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存在。他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其意境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他诗美的灵气，一首首精美的诗作艺术品，像是一篇精巧的美文，散发着诗人悲喜情愫的气息。如《献给乡村的诗》和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都显示了这一特色。他熟练地描绘出乡村的山水：“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瓦菲/你的被曲押了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其写景绘形绘神，饱和着诗人深切的思念与痛楚回忆，诗节前后的间接反复和诗行排比的形式使散文化得到了一定的约束，仍保持诗的基本特征，开创了散文与诗的渗透和融合。

诗节蕴含的音韵节奏之美，拨人心弦。音乐之美，是诗歌重要标志，它是诗人主观情愫与自然音响的和谐统一，神韵、气势与音响节奏的妙合无垠。艾青往往是根据不同的抒情对象，采用不同的节奏，或急促、或舒缓、或急管繁弦、或舒展悠长。“造成一种有规律的音流的呼吸”，如同吐呐珠玉的天籁之音，产生了一种和谐美感，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心的交流，并为之陶醉和思索。如《礁石》采用四行一节一顿，韵律整齐：“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这种音乐美是诗人对自然物象乐感的捕捉和赏玩，从而用语言表现意象的音乐色彩，融合诗人内心的情感，使之为之沉醉，又为之反思。

哲理性的诗，散发着“玫瑰”般的芬芳。英国作家史密斯在《小品文作法论》中说过，“伦理学在玫瑰丛中，身入其境，芳香扑鼻。”人们在欣赏艾青诗篇时，特别是艾青海外归来之后的诗作，往往能闻到哲理的芬芳。如名诗《鱼化石》中写道：“凝视着一片化石/傻瓜也受到教训/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诗人由“化石”的意象描写，向人生作哲理的开拓，使诗意含蓄而隽永。

但艾青诗歌“散文化”，从整体上说来，不如五四时期的诗歌自由奔放，在意象和语言的跳跃上不那么那么生动，散文化的铺陈影响了诗句的凝练，限制了诗篇内蕴的暗示性；其次，“散文化”的诗行，在讲究诗句字数和意象组合的方式上形式单调；再者，在后期的诗歌作品中，由于诗人在诗坛的地位的上升，使一些诗歌披上了政治色彩，存在着艺术力量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在经历了五十年代那场政治风暴后，客观上的限制和主观上的内审，诗人也许意识到了后期诗作内容上的浅薄和艺术功力上的停滞不。

在艾青后期诗中，真正能体现其艺术价值的，便是遵循着上述艺术规律而创作的抒情小诗，它们真正掺入诗人主观情感，使诗的“构图”既具有自然物态之形式美感，又聚集真实之感情和社会生活与人生经历之丰实的内涵。如佳作《给乌兰诺娃》——这是他观看巴蕾舞《小夜曲》后对美的体验：

像云一样柔软，

像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空间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这不但是诗人对舞者精湛舞艺的高度赞美，对劳动创造的热情讴歌，亦是诗人以敏锐的诗感，凝练地运用排比短句，对美的瞬间捕捉，通过对情境的形象化素描，而形成的鲜活的独特意象。诗上节以实比虚，以云、风、月光和夜比拟舞美之柔、轻、亮和静的感受；下节以虚比实，以仙女、女神、梦和幻想比拟其舞美，这博喻的艺术手法，形象地构成了优美静谧的诗境，描绘出一幅渗入深情的写意画卷。

在后期，成就较高的作品还有《启明星》、《鸽哨》、《珠贝》等短诗，它们或是寓含一种哲理，或是抒发一种情绪，或是描绘一种心态，精致和深刻是后人很难企及的。

新中国成立后，艾青决心“要为新的日子歌唱”[9]，要歌唱“祖国的春天”，歌唱“和平与民主的胜利”[10]。虽作品数量多，但更多的作品较解放前逊色些，缺乏一种生气。并不是因为诗人是曾经“写过无数痛苦的诗”，曾是以忧郁的基调写诗的，面对新的题材和新的诗美风格，表现一定程度上的水平滑坡，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的全面和准确把握，这既是诗人主观上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诗人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这一时期，质量最好的作品应算是国际题材的诗作。在写作上，以单纯而集中的形象来表达其反殖民主义、颂扬和平等重大国际主题。如《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一个是那样黑，

黑得像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白，

白得像棉花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住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这首诗以黑人、白人肤色的不同以及情绪上的表现进行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再现了白人剥削黑人的残酷现实。全诗先以沉缓的格调，表达对种族歧视下的黑人命运的同情与怜悯，只有在这样题材的诗作中，才依旧显示出他深厚和娴熟的艺术修养和功底。

注 释：

1．罗伯特·弗兰德（美）：《沉默的终结》，《中国文学》1979年第6期。

2．艾青：《诗论》，转引自《中国现代诗论》上篇第361页，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3．艾青：《艾青诗选》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艾青：《艾青诗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