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已经3分一过去了，还没有女人喜欢过我，很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

摘要：张爱玲以一种非常态的审美观和以平常的意象,颠覆了传统,还原了现实男女情感的世俗本色,塑造了一个个变态扭曲的女性形象。本文旨在从张爱玲的这种写作立场出发,展示她作品中女性世界的艰难生存悲剧。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人性

张爱玲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在现代文学史中言说不尽的现代女作家,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突兀”而来,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红极一时的女才子迅速征服了文坛。在她的小说中,张爱玲以女性的视野审视女人在大家庭衰微破败过程中的沉浮以及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集中向世人展示了女性被异化的生存困境,以女性全部的弱点和女人的悲剧性来审视女性的命运。

一、物化的爱情

爱情是个千百年来最美好最令人向往的字眼,但张爱玲却说“人间无爱”,她笔下几乎没有完美的爱情,她不写郎才女貌,没有琴瑟和鸣,也没有相敬如宾。她笔下的感情世界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充满着背叛偷情和畸恋。爱情在她的笔下,成了女性谋生的工具,因为经济地位不而把婚姻当成生存的保障。因此,张爱玲小说中的爱情婚姻是功利型现实型的。而情感婚姻一旦与功利,与现实在一起,就常常是没有爱情可言。《倾城之恋》从表层看似乎是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实际上揭示的是一点也不浪漫的女性惨痛的人生经历。白流苏是最能体现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窘境书写的人物。白流苏一上场就展示了自己冷酷自私的婚姻观:为了逃离寄食娘家、遭人白眼的处境,她抛弃了诗礼人家的矜持含蓄的姿态,以“快、准、恨”的方式从妹妹手中抢走范柳原。她非常清醒的看到自己已经站到了青春的尾巴上,再不搏一把将永无出头之时,“以后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过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许还不如他”,于是大胆的决定用残剩的青春做最后一次赌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傅雷誉为“我国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她出身寒门,曾经有过美好的青春和心上人。然而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啃到金子的边”,她被兄长嫁给了大户姜家害了“骨痨”病的二儿子做偏。没等到爱的降临便不得不在爱情和金钱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在金钱诱惑下顺从了。她鄙视性无能的丈夫,深爱健硕的小叔而遭拒。她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只好疯狂追逐黄金之梦,从一个含垢辱的,历练成了刻毒的婆母,以撒泼的手段获得了丰厚的一份家产。

二、异化的母爱

“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中向来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的代名词。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

《十八春》里的顾太太为人母,却成了大女儿曼璐的帮凶,在金钱诱惑下眼睁睁的看着二女儿曼桢近乎完美爱情和婚姻被葬送。面对曼桢的男友沈世钧,她曾内疚的想告知其实情,但无意间触碰到大女儿给的那一大叠钞票后立刻打消了原先的念头。金钱使得顾太太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应有的爱心和良知。又一个金钱的奴隶!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则完全是一个变态的恶毒的母亲。她年轻时在婆家受到人格的侮辱,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爱情和婚姻,导致她人性严重的扭曲,见不得别人的幸福,连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所以当她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他们的幸福了她内心的隐痛,曹七巧失去理智,把自己的不幸迁怒于儿女:她嫉妒儿子、媳妇的亲热,千方百计的破坏他们的婚姻,最终将媳妇虐待致死;嫉妒女儿有了个较合意的结婚对象,想方设法拆散他们,并挑唆女儿吸食,最终成为另一个曹七巧。

三、扭曲的人性

张爱玲通过一些任务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缘于盲目、自私、贪婪的人性弱点。《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原是个聪慧的女孩,应当算是个新女性了,可身为女学生的她却不愿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仅仅把上学当作嫁人的资本,以便嫁个体面夫君,成为上流社会的阔太。她孤身从上海远赴香港投奔姑母梁太太。明知梁太太的不正经,依然自以为能敌得住腐蚀。哪知毫无人性的梁太太收留她只是为自己的物欲和寻得了一个诱饵。于是在她的一手“栽培”下,葛薇龙为了金钱和享乐而背弃了传统道德。作品最后写道:“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她最终只能无奈的连精神带肉体的给梁太太,还得承认自己是情愿的。以致当她和乔琪在夜晚观灯时看见拉客的小女孩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家养的,但悔之已晚。从客观上看,是荒*的姑母拖她下水导致了她的悲剧。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更重要的是主观因素,是对欲望的无尽追逐,使得葛薇龙人性扭曲。

四、残酷的斗争

在张爱玲所有家族小说中,男人与女人、纠缠背后,有着更广大更普遍的女人间的相互倾轧和斗争。尽管因其广大和普遍,以致于人们往往忽略它的存在,但这种斗争的残酷与严峻以及它带给人们的思考却令人触目惊心。

答案补充

(无过段）为寻求一己的小小“安稳”,她们或视对方为发泄男人带来的痛苦与焦虑的对象,或视对方为竞争对手,打击、利用她们以保住自己的人生“安稳”。

《花凋》中郑家的女儿们人前勾肩搭背相互友爱,背地里却明争暗斗弱肉强食。川嫦因为最老实而受尽欺凌与委屈,直至得了严重的肺病,无论母亲还是姐妹,没人对她伸出援手,最后她只能满怀着对这世界的无限依恋走向生命尽头。《心经》中小寒与母亲更是一直敌对,对她而言“她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挨着母亲,她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与恐怖”。不仅如此,为了那份不健康的爱,小寒更处处有意比照母亲,以衬出母亲苍老憔悴,“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5)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中译本香港友联出版,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1-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4]吴宏聪,范伯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5]刘川鄂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

[摘 要]张爱玲以其犀利的笔锋揭示在封建社会中被扭曲了的女性，她的《流言》、《传奇》两部作品通过揭示女性心灵充满卑劣、愚昧、丑陋、变态的形象，来表达对封建专制社会的否定，她不依不饶的揭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探究了封建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

[关键词]丑陋；冷漠；独特的视角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56(2007)01－0069－04

《流言》、《传奇》是张爱玲的两部作品集，在读者眼前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形态。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感受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描写各式女性的命运，她的笔犹如犀利的解剖刀指向了女性心理，不动声色地向世人揭示了女性心灵充满愚昧、变态的一角，从而呈现出女性孤独、渺小，甚至猥琐、丑陋、无奈的生命原生态。一个女性作家如此诋毁女性，把女人写的如此自私、卑琐、愚昧、变态、贪恋物质,原因何在？有人曾这么说:“看似对男性否定的女性品德进行夸张丑化好似是在狠狠的鞭笞，其实是以退为进，刻意压低女性的声音，以显示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暴力”。本人认为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描写模式,从女性心理、生理两方面揭示出女性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备受压抑的处境，并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其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凸显女性的人生信念。本文试从张爱玲对女性形象丑陋的的刻画，冷漠的口吻，及独特的视角等几个方面的进行论述。

1丑陋的刻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落笔在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兽欲、生物性、习俗的挤压下沉沦。中国女性对男性的从属观念经过几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残暴的压制，使许多女性自觉地奴化和物化，甚至以此为满足。备受压抑与服从已成为女性的一种生存的习惯。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拭去所有的粉饰，用冷酷的笔调描述了女性被奴化和钳制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在社会的重压下，心灵被扭曲，性格被异化。

11对女性固有“奴性”的否定

自从进入男权社会，中国女性就逐步被规定在小家庭的范围内，恪尽妇人之道，承担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之职。由于女性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使得她们终日被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小环境中，个性慢慢散失，这就造成了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生活上处处依赖男人，落入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可悲境地。女人想要通过婚姻来抵制生存的威胁，而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腐朽的没落文化封锁住男女间的情爱，美好的情爱被禁锢，被异化，当枷锁打开时，真实的原欲才纷纷现出本来面目，率真自然的感情才得以迸发。

对于未出嫁的女子而言，张爱玲描写的是一部部真真实实的嫁人录。未出嫁的女子都千方百计地要去寻觅一个有钱的男人嫁了，便等于找到了终身寄托，这辈子就有了依靠。《金锁记》里的姜长安遇到从德国归来的章世舫时，才见第一面，便芳心暗许；《倾城之恋》中的离异待嫁的流苏与二十四岁未出阁的宝络、急于找婆家的金枝、金蝉，为吸引范柳原的注意力，更是斗智斗勇，使出浑身解数，目的就是要拴住这个男人的心；《红鸾禧》中的邱玉清以及她的五个装腔作势、卖弄风骚的表妹们，为了吸引男性的注意力更是丑态百出。

对于已成家的女子而言，也不是一帆风顺，高枕无忧的。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为了捍卫自己妻室的身份和头衔，她们忍辱负重、克已待人。《说文解字》中讲道：“妇人，从人者也。”张爱玲写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都遵从这条古训。在她笔下的女性虽已走出了旧时代的时光隧道，但她们的心智却还是被困在传统道德和“自我奴化”的囚网中无法自拔。她们为了吸引男性的目光，为了取悦丈夫，竟甘心扮演琐碎、辛苦、卑微、忍让、克己的角色，这就是她们的原生本相，透过这些细节，我们看到的是强悍男性对柔弱女性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生态度的渗透和支配。

更可悲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是明白自己的处境而自甘堕落，从心理上把自己当作男性的附庸的。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过：“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扼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点，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张爱玲笔下的中国老式女儿们在千年传统道德的束缚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奴化成了“挽轭”下的“牲口”，没有人的自觉，丧失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她们自身甘心为奴的屈服，正配合了外界环境对她们的不公正压迫，使得女性沦为男性附庸地位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12女性形象的物化

在张爱玲小说中注重了人物丑陋的刻画，常给女主人公附上物性。如在《花凋》中郑川嫦在作者眼中是“冷而白的白大蜘蛛”，川嫦则认为自己是没有灯的灯塔；《半生缘》中顾曼璐是“红粉骷髅”；《茉莉香片》中冯碧落是“屏风白鸟”；《金锁记》中七巧是“蝴蝶标本”；《小艾》中小艾也像一只淡漠具有尊严的小猫。张爱玲或许是运用这种手法塑造恐怖异化形象在于“引起我们恐惧和怜悯”，并表达作为女性作家感受到的女性世界。女性异化成没有生命的物体，——“白鸟”、“蝴蝶”取其丧失飞翔能力，没有生命力，失落自主空间的隐喻，表达铁闺阁中形同被幽禁的女性身体。这就是“现代文明”时代女性的形象。正如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一文中对冯碧落形象的描述：“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用“绣在屏风上的鸟”来比喻身在宗法父权社会的女性的悲哀，老旧的生活在消解了女人的生存独立性，蚕蚀了女性的反抗心理，使她们身不由己地奴化成为男性世界的牺牲品，成为思想和心灵上真正的行尸走肉。而“蜘蛛”的运用，则暗示恐怖与反扑力量的酝酿。用猫来暗示女人的动物性本能或宠物的地位，令人感受到女人生命的变幻莫测。“红粉骷髅”暗示了鬼魅似的存在，暗示了邪恶、恶毒的力量。张爱玲小说女主人公身上的所物化的物体都是主人公的气质和悲剧命运的底蕴，是她们的秉性，是虚空的。张爱玲这样创作的目的是用令人恐怖的形象来表达她对女性生存现状的否定。在男性的符号系统中，女性往往是被异化的，她空有人形象而不具备人性，行尸走肉的女性自我被淹没于无符号的混沌大海。张爱玲选择了“物化”并凸现女性的丑陋。在她一系列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里，女人的存在常常只是徒具表象、躯壳、外表而不具有真正的人生和人性。

2冷漠的口吻

张爱玲的小说向世人呈现了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感悟，她在塑造人物、解读女性命运时，往往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平淡的文字里，用平静得近似冷漠的口吻，甚至怀着嘲弄的微笑叙述着笔下人物的悲剧故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是张爱玲对其小说人物命运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在当时社会中讨生活的女性人生的最终诠释。张爱玲是在用一种远距离的、疏离的状态来从事创作，故而呈现出“永远站在潮流外”的冷静和自觉，使她能摆脱“女性被害者”的愤怒情绪，取得了抒写的较佳视点。

在对人性的描写上，张爱玲选择了采用西方作家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丑陋与邪恶，促使读者对女性本体作出理性的、内在的审视与反思。在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地位。作为女性中的一员，她对女性的悲惨遭遇漠然视之，对女性的缺点却不依不饶，连一点细微的地方也要曝光出来，进行无情的解剖和鞭鞑。张爱玲感受生活的视角是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她的创作个性紧密相关的。她在生活中对男性自私、虚伪本性的清醒体察，对女性生存的艰难和深切的痛苦感受，再加上来自幼年心理上所受的创伤的投影，构成了她感受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自然也就形成了她对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冷漠的笔触。

张爱玲一生孤僻冷漠，不喜与人交往。除了和她的姑姑、女友炎樱等少数几个人较为投机外，连她弟弟、书迷都不爱理睬，晚年更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远在美国的洛杉矶家中。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奴隶压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也就是说，作家必须能够站在笔下人物的立场，和他们达成一定的“心灵相通”才能够创造出深刻的艺术形象来。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大多数取材于现实生活，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张爱玲在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道：“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味。”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时对人生味和人生真实体验的偏好。如果她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之下，她也不可能写得出这么真实和感人的作品来。正因为张爱玲自身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她放弃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表现形式，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题材，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冷眼看戏”的姿态，真实再现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凡俗女子在生活中的挣扎史。也正是她冷漠无情地对女性命运深刻、真切的剖析，其作品才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3独特的视角

“冷眼看戏”的张爱玲通过对挣扎在世俗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的否定书写，以及女性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的压制下形成的劣根性的深刻审视，远距离地阐述了女性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她解读、感受和书写的独特视角。

张爱玲总是试图站在人类生存命运的高度来关注人生和人性，因而她对女性有着更深的认识。应该说张爱玲选择的创作角度是新颖的、独特的，尤如一股清风沁入当时主流文学充斥的文坛。张爱玲的作品的独特视角、鲜活生动的描写，与当时被政治窒息了创造力的主流文学的那种毫无个性，大讲技巧的作品相比，更贴合民众。在许多作家都在痛斥敌伪，歌颂未来的光明和美好，憧憬着被解放之后女性的新生活时，她却将笔墨泼洒在表现女性的不幸遭遇和揭示她们自身的劣根性上。《金锁记》里歹毒刻薄的曹七巧、《十八春》里的“红粉骷髅”曼璐等原来都是青春活泼、心理健康的女性，在经历了社会对她们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之后，她们也蜕变成了“欺压同性”的刽子手，变本加厉地将痛苦付诸在同性身上；《倾城之恋》中忙于找人嫁的流苏、宝络，《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与人姘居的霓喜等，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求生的唯一职业，甘愿受男人的摆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艾自怜的孟烟鹂、《小艾》中忍气吞声的五太太、《太太万岁》中的克已待人的陈思珍，为了极力维护自己的原配地位，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应有的骨气和尊严；而《十八春》里美丽懂事的曼桢、《多少恨》中自强自立的虞家茵、《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求学上进的葛薇龙等，这些受过教育，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女孩，按理说，她们应该能摆脱传统观念和道德的束缚，摆脱对男性的依附，选择过一种正常的生活，然而张爱玲笔锋一转，却给她们安排了更为可悲的下场：由于社会的黑影、金钱的诱惑、亲人的迫害，她们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连亲情、爱情和尊严都保不住，心甘情愿地依旧过着和旧式女性一样的生活。张爱玲对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既无情地批判旧意识、旧观念对她们的残害，又憎恨她们的自轻自贱。因此，张爱玲笔下各式各样的女性都逃不出这样的宿命的轮回：她们就像一只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没有知觉，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出路，待到“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她死在屏风上了。”看张爱玲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受到隐伏在后面的那种对人生的绝望，冷淡的叙述里往往有力透纸背的悲凉。

综上所述，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用“冷眼看戏”的姿态，刻薄冷漠的口吻着重表现了女性的阴暗、丑陋与“人性恶”。她尖刻地揭示了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无情地剖析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却没让人看到她们的出路以及她们对现实环境的任何改变，这些女性只是处在幻灭与空虚的重压下，上演着一幕幕人生悲剧，而不是积极寻求自我解放的出路，这不仅仅是因为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打上了时代的印迹，更重要的是掺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造就了她这个独特的创作个体、独特的个人经历，从而形成了其致力于剖析人性恶的偏执文艺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恐慌”，这不仅是物质上而更是精神上的恐慌。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生存的恐慌威胁着她们，也许，这恐慌也长期威胁着作者，而她笔下的女性只不过是她的一个个代言人，借这些主人公通过作品说出自己内心的话语。张爱玲的人生遭遇，形成了她偏狭的心理定势和“失落者”的心态。正如夏志清教授所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还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教材中以《金锁记》为例，说明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花凋》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直言不讳地称作"现代林黛玉"。我们还知道，她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不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市俗化或通俗化既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也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理想，在她的散文中，这种倾向和理想也许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也有人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在一起读，方才有味。"反之亦然，她的小说也要和她的散文对照着读，才能有更多的趣味。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她不仅像所有的上海小女人一样爱逛街爱吃零食，而且还酷爱看社会上流行的小报。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张爱玲作品中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与她作品中"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她的传统的特点当然与"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都是些"旧女性"，而最为典型的还在于她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在教材中谈到了她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是从英文起步的情况，也谈到了她最初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剧本等情况，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她在现代都市与都市人的问题上与当时其他作家的不同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背景的，当时的作家也大多是以传统的审美思想为艺术追求的，因此，现代都市的出现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欢呼，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抵御和批判，无论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的京派作家，还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城市的海派作家，以及以"革命者"的角色看城市的左翼作家，现代都市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头"怪兽"，然而，在张爱玲眼里却截然不同。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是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的，她生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又把当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和城市人，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

　　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但是，也可以说，张爱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而她自身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在创新方面，主要表现为"创新成果"的堆积，造成"文胜质"，在袭旧方面，则主要表现为被《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光环和阴影所笼罩，使作品的真实性和结构平衡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限制张爱玲艺术上更大发展主要因素还有"题材的狭窄"等。

　　建议你参考:

　　http://wwwcnoolnet/tianyige/present/zal/zhang3txt

散文标题：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婚恋观

关 键 词： 婚恋 女性 小说 张爱玲

散文分类：

作文来源： https://zWliuxue86com/sanwen

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 喜欢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人生的浮华，在凡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

　　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

　　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