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和杜甫的关系

高适和杜甫是同事兼好友。

高适（唐朝诗人）和杜甫（唐朝著名的诗人）是唐朝时期的同事和好友。两人才情相当、性格合拍，几乎同时到达长安，相互倾慕，交往十分密切。

据历史记录，高适和杜甫相识在唐玄宗时期（712年-756年），当时他们都在长安城中徜徉，并互相赏识和欣赏彼此的才华。高适擅长豪放风骨的诗歌，而杜甫则以严谨深沉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含义较深地诗句闻名于世。

高适和杜甫之间的友谊相当亲密，甚至有过互相赠送诗篇的经历。杜甫在其一些著名的诗篇中也曾表达自己对高适的敬佩和赞誉，如《前赤壁赋》中就有“岂无他人说夫子，心忧百岁之患兮。”等关于高适的评价。

高适和杜甫既是唐朝的诗人，也是彼此的好友，他们之间在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进行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于中华文学发展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适和杜甫简介

高适（约704年—约765年），字瞻之，唐朝初期著名诗人，其诗风豪放奔放，性格开朗，擅长叙事长诗和绝句等，代表作品有《别董大》、《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杜甫（712年－770年），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被誉为“诗圣”，他的诗歌表现了较深的思想和情感体验，主题广泛，深度深刻，代表作品有《三吏》、《春夜喜雨》、《登高》、《将进酒》等。

两人之间的友情和合作在唐诗史上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传说高适曾调杜甫的任兵部员外郎，两人相识之后结为好友，共吟诗赋，互相影响，使高适的诗歌题材更广，情调更慷慨，杜甫的诗歌则更加严肃、沉郁。

两人的诗风性格各异，但都为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仍为后代所传颂。

杜甫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杜甫的诗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放在自己的艺术熔炉里加以提炼、铸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沉郁顿挫”，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达到空前的高度，为后代诗人指出一条通向现实主义、通向生活的创作道路。

　　一、在思想内容上，杜甫诗现实主义核心是关注疾苦，主题是忠君、爱国、爱民。

　　（一）关注民生疾苦是杜甫现实主义诗的核心内容。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诗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性，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创作的典范。他敢于接近劳动，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杜甫的仁政爱民思想是通过忧国忧民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喜忧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显露出来。诗人在《春望》中透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洗兵马》对国家整体形势的转危为安表示无比的兴奋和乐观。诗人在担任左拾遗时，更是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如《春宿左省》“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在《蜀相》中缅怀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抒发壮志未酬的悲伤。《诸将》五首和《秋兴》八首，痛感朝廷没有远见，将帅平庸无能，并对藩镇拥兵割据的现实深怀忧虑，悲叹自己“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十年长安的蹉跎困顿生活，使杜甫更能深入地体察民瘼。在他的诗行中形象地描述了百姓遭受苦难的根源：一 是赋税太重，二是官吏贪污盘剥，三是统治者奢侈浪费。安吏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更加重了杜甫的深忧。

　　（二）忠君、爱国、爱民的儒家思想是杜甫现实主义诗的思想主题。杜甫虽然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但仍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企望，希望通过皇帝“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使国家走向强盛。杜甫在多年饥寒的生活体验中，更同情。有时一想到的痛苦，他就忘记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夫业徒，因念远戎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发出了宁愿“冻死”来换取普天下穷苦的温暖这样的宏愿。

　　二、在表现手法上，杜甫诗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特色重在抒写现实人生，感事与写意有机结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一）以小见大，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生活的本质，呈现社会历史的整体风貌。例如，“三吏”、“三别”以组诗的形式，通过具体事件来显示世情。《石壕吏》描述了年代官府用非常手段“夜捉人”去“急应河阳役”的特殊事件。反映了一家之中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的悲惨现实生活。在安史之乱时期，不仅村野老妇要上战场，连十八以下的中男（《新安吏》），“子孙尽亡尽”的老翁（《垂老别》），刚从战场“归来寻旧蹊”，又遇“家乡既荡尽”，“人身无家别”的独身汉（《无家别》），“暮婚晨告别”（《新婚别》）的新郎都要上前线，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组成一幅巢代倾无完卵的社会文体图景，形象地呈现了安史之乱中唐朝的社会现实。杜甫诗以小见大的写法体现在经细节描绘来揭示生活本质。

　　（二）因叙生感，因感生议，感事与写意有机地结合。杜诗因事生感，推己及人及世。诗人在回奉先县探家时，耳闻目睹华清宫内君臣宴乐而联想到“寒女”的置帛纳税；由听说达官贵人生活的骄奢而概括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立的社会现象；又由自己“入门闻啕，幼子饥忆卒”的遭遇联想到自己享受“生常免租税，各不隶征伐”的待遇还如此辛酸，平民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因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又呈吴郎》替打枣的寡妇向吴郎求情。他将心比心，深切地感受到四海涂炭的时运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他富感于叙。如《兵车行》诗人对统治者开边政策的否定和对民生痛苦的同情，完全寄寓在咸阳桥边送别征人，“道旁过者”与“行人”的问答，青海边古战场新鬼烦冤旧鬼哭的描写叙述之中。如在《春望》一诗中，诗人把安史之乱长安陷落的国事虚化为一年一度的春景，诗人角景生情，感慨万端。

　　（三）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内心、思想情怀抒情方式，形成了以沉郁顿挫为主导的艺术风格。如《北征》描述自己离别朝庭的忧虑，沿途所见田野的荒芜，战争白骨遍地，百姓受难的景象，家中饥寒将近的情形，思虑国家借用回纥兵力平叛以来时局的变化，表达对肃宗中兴的期望，感情深沉复杂，忧虑中有讽刺。《自京赴奉先县五百字》、《壮游》、《洗兵马》、《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等，都通过这种万转千回的抒情方式抒发出丰富复杂、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怀，形成了杜甫诗的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

　　三、在文学史上，杜甫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最早从周代民开始。到了两汉乐府民，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更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了大量的“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到了建安时代的长诗《孔雀东南飞》，更是一个突出的奇峰。

　　（一）杜甫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并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杜甫继承了古体诗的创作成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摆脱了乐府古调的拘束。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描写、叙述、议论的表达方式，概括典型事件的场景，描实的生活细节和刻画人物的心理，记叙与议论相结合，溶抒情于叙事中等。他掌握和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说杜甫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其中之一则是“杜诗无所不入”，凡是别人能写文章的素材，杜甫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他还广泛地吸收前人成功的艺术经验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撷取了《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以及同时代的文学成果，总结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使诗内容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学习古人，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新题，直接开创了中唐新乐府的先声，为后代诗人指出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生活的创作道路。

　　（二）杜甫以写诗为祖传的事业，很注重艺术的锤炼，对后世诗坛影响深远。力求创作出诗的完美，杜甫诗讲究苦学、苦思和功力，注重炼字、炼句、炼篇章。例如，杜诗学习民运用对话和口语，通过千锤百炼创造出字字敲打得响、字字不得闲的诗句，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更接近生活，接近众。在炼字上，杜诗具有贴切、形象、生动、传神的特点。炼出字义的伸缩性，言浅而味远，表情彻要，写物传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两句诗的“垂”字和“涌”字，就历来被人们称绝。在炼句（炼意）方面，也是炼出个性精神。例如《秋兴八首》其八中的诗句“让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枝”，用错综倒装句法。《曲江二首》其二，描写精微自然的诗句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等，上下句的关系既相承又相对，既相合又相离。

　　（三）杜甫诗在审美意识上，成为儒家正统诗学的典范。杜甫以儒家诗教作为创作的准则，用自己最真诚、最纯厚的态度和爱国热情、忧思的博大情怀，集儒家诗学的大成，开创“诗史”感事写意的新风尚，直接引发中唐诗人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创作精神的转变。无稹、白居易一派的新乐府诗人，就是继承了杜甫诗的感 事写意，偏重于教化，走向感事美刺的创作道路；韩孟一派诗人，继承了杜甫诗的感事写意，偏重于抒写内心世界，走向追奇求变求新的创作道路。杜甫的爱国情怀在我国文学史上和历史上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宋朝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就受到杜甫的影响，陆游从杜诗中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路，创作出许许多多可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特别酷爱杜甫诗，在燕京坐牢的几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正是因为杜甫民忧国忧民的情怀感事叙事，所以杜甫诗在文学史上才引起历代仁人志士的感情共鸣。

　　总之，不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杜甫的诗都超越了他先前同辈的现实主义诗人。作品丰富的社会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完美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成就了杜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在文学史上的伟大地位，更是将现实主义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成为后世儒家正统诗学的典范。

抒发了诗人对野花纷纷凋零的怜惜、无奈、伤感，以及自己漂泊无依的忧伤、悲哀、抑郁。

《晴》——(唐)杜甫

久雨巫山暗，新晴锦绣文。

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

竟日莺相和，摩霄鹤数群。

野花干更落，风处急纷纷。

译文：

长时间的下雨巫山一直阴暗着，现在天空刚刚放晴就像一篇锦绣的文章。

说到碧绿，大家都知道湖边的青草，说到红艳，就看见了大海东边的云霞。

一整天都有莺啼相伴，高空上又飞过数群仙鹤。野花干枯了将要落下，风过处纷纷下落。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本诗是诗人流落蜀中时所作。

颔联和颈联赏析：

景物描写的手法。所写的景物有“湖外草”“海东云”和“莺”“鹤”等，前者是静态，后者是动态。

写“湖外草”“海东云”用“碧”和“红”等色彩，调动人的视角感官；写“莺”“鹤”时，则抓住了声音（“相和”）和动作（“摩霄”），有实写，有虚写，从空间上看，有远有近。景物描写，不但写出景物本身的特点，而且渲染氛围，表达某种情感，情景交融。

选取典型的景物，发挥想象，动静结合，写出了雨后

抒发了杜甫壮志难酬的感情。

《南征》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既是杜甫晚年悲苦生活和忧国忧民思想的体现，又是诗人对自己的诗作充满自信和自负的自我鉴定。

南征

杜甫 〔唐代〕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诸葛亮是中国封建时代士人心中的高峰和偶像。高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生不逢时的杜甫，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蜀相情结”。入蜀后，先后拜谒了刘备、诸葛亮君臣留下的古迹：先主庙、武侯祠、八阵图、白帝城，写下一系列的咏怀诗篇。乾元三年（770年）春，杜甫去成都南郊拜谒了武侯祠，贫病交加的一代诗圣，写下了饱含血泪的名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晚年惭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1]晚年的诗歌更加凝炼。诗的开头四句，写尽了历史烟尘过后的荒凉感。武侯祠的位于繁华的成都古柏森森的郊外，工整的对偶写出春天的景色。“空”、“自”衬托出武侯祠的寂寞与荒凉。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道》之五称赞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将孔明比作伊吕尚，功盖萧何、曹参。然而，这样的盖世英雄如今到了哪里？“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2]一代圣贤已入黄土，目前的人事和远地的音书都只能托给天地间的大寂寥了。英雄作土，空余碧草春色依旧，黄鹂声声依旧！

这样的沧桑感，促发英雄人生苦短的悲叹。他们渴望在有限的人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可是，正如韩愈叹惜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世有伯乐》）。[3]机遇和才志的矛盾却造成了无数的人才悲剧。“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高度概括了孔明不同寻常的一生。诸葛亮何其幸也，刘备三顾茅庐，咨之以天下大事，委之于重任，赋之以托孤之重，君臣之间，如鱼得水，无所猜忌。虽然刘备这样猥自枉屈是为了笼络人才，成己霸业，然伯乐难遇。诸葛亮感激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师表》）力挽狂澜，为无立锥之地的刘氏挣下三分天下的蜀汉基业。刘备深知自己儿子是昏庸无能之辈，故于临终前托付孔明：“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令后主事之若父。古来才俊，几人能受到君主这样的恩宠、殊荣。刘备的几句安抚之辞，换来的是诸葛亮的感激涕零：“臣敢竭股肱之力，郊忠贞之节，继之以死！”[4]士为知己者死，几乎是风烛残年的诸葛亮，依然率领大军连年征战，又不放心昏庸的后主，临行前上《出师表》，反复叮咛嘱咐“远小人，亲贤臣”，然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渴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趁自己有生之年，拼死把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扶上皇帝的宝座，才可以无愧地面见先帝，报答他的三顾之恩，托孤殊荣。据《魏氏春秋》载：“亮使至，宣王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食不及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日夜思报效，至于累死。杜甫在《武侯庙》中叹道：“遗庙丹青古，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之，不复卧南阳。”

杜甫也像无数才志之士一样，窃比稷契。现实的残酷并没有改变他忠君恋阙、仁物爱民的初衷。“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倾太阳的本性使他面对屡屡的打击和失败，依然痴心不改，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甚至于在因贫寒交困，幼子饿死的情况下，还要“默思失业徒，因念远辛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心中依然装的是天下苍生。安史之乱，杜甫陷于叛军，被押至长安，面对破碎的山河，他忧心如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以至于白发搔落。后有幸逃脱长安，他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奔赴凤翔，追寻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诗人，九死一生之后站在肃宗面前，感动了君王。五月官拜左拾遗，自以为得到了报效朝廷机会的杜甫涕泪交流，思感皇恩，哪里想到，因疏救房绾，触怒肃宗，八月即被放还�州。“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路犹恍惚。”（《北征》）遭弃的杜甫，不愿离开，一步三回头，依依难舍。非是贪慕富贵，而是担忧主上有失，挥泪远行，却念念不忘东胡未平，以至于行路时神思恍惚。沿途看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险之中，诗人肚肠寸断，幻想着大唐帝国的中兴：“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哀莫大于心不死。如果心死了，放下包袱，反而没有了沉重。唯有屡受打击，心却不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每一轮的挫折和失败都会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心头流血的疼痛与凄楚，痛到深处，人何以堪！

刘备为了得到贤才而三顾茅庐，杜甫千里迢迢寻肃宗，却被拒之门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至今。稽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用垅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遣兴五首》）蛰龙伏于野，志在九天，老鹤不改万里翱翔之心。稽康遭戮，孔明得遇知音。岁月已晚，大材不用，终成枯林。岁月无情，忽乎老之已至的诗人虽有“材大难为用”的忧愤，仍然不改其壮心，依然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秋兴八首》表达了晚年的诗人虽流落他乡，仍心恋京华故阙的宿愿。“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八首》之二）被命运抛弃，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日独坐在夔府孤城，痴痴遥望京城方向，直至夕阳西下，耳听凄凉的猿啼，心念着朝廷社稷，望眼欲穿。“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秋兴八首》之五）身在万里之外的江湖之野，梦里又回到了朝堂之上，致君尧舜，醒来却在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巴蜀，镜中已是满头白发，自己的壮志雄心，自己的济世之才，终究要埋入土灰，却无人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5]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一向以出仕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怀抱“兼济天下”的才志，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然而，才志和机遇并不是一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难遇。即便是少数的佼佼者得以一展才志，也往往落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诸葛亮是幸运的，先主信任恩宠有加，后主奉之若父，身为蜀相，实掌国政，在历史的舞台上，尽情施展，甚至和帝王一起享受后世的香火。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中吟道：“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命运总是弄人，诸葛亮竟然在出师北伐未获全胜的时候，过早地陨落于五太原了。陈寿说：“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6]就是这样一个才志盖世、又遇千载难逢机遇的幸运儿，熬尽了毕生的心血，也没有实现自己一统汉室江山的宿愿，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刘氏父子规划的霸业蓝图，挣下的三分天下，随着他生命的耗尽，也日渐走向穷途末路，最终灰飞烟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非才不足，非无机遇，怎奈苍天无情，命运弄人，以至大事未成，空余遗恨，死难瞑目。孔明尚且有此遗恨，怎不让人产生强烈的悲剧感和幻灭感，后世士人怎不扼腕长叹人生的残酷与悲凉，为自己，为孔明，为天下所有的英雄，泪洒青衫。

公元770年，一代诗圣在寂寞中长逝。《蜀相》即是这一年写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站在寂寞的荒郊古庙，凭吊已逝的英雄，诗人老泪纵横，残阳如血，春草无情，英雄末路，天地无语。用漫长的一生，也没有追寻到那个美丽的梦幻。“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7]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卷二，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读杜心解》，浦起龙，中华书局，1977年，下同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三国志选注。诸葛亮传》，缪钺，中华书局，1959年

[5]《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同[4]

[7]同[5]

褚宛玉，女，河南南阳医专教师。

杜甫生平

杜甫作为我国唐代年间杰出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他一生坎坷，虽然出生北方的富裕士家，但经历了盛唐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社会动荡，政权不稳，他一心报国却没有门路，心系百姓却流离战乱，中年仕途不顺，老年病无所依，留下了许许多多忧国忧民的诗文，感动了世世代代后人。

杜甫 画像

杜甫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很不错，家境优越富足，家族文化气息浓厚，自小就在文学诗歌方面深有天赋，且为人勤奋创作，据悉他私底下的习作能足足装满一麻袋。杜甫早年间也如李白般纵情四海，十几二十岁时到处游历，也是在此期间与李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杜甫对李白甚是崇敬，即使在两人分离后，杜甫也还是常常在诗文中提及这位年长的大诗人。

此后，杜甫在官场沉浮，仕途非常坎坷，始终未能得志，生活十分清苦。当时由于宰相李林甫排斥贤士，因此杜甫无论参加科考或者转投权贵之门均无果，后来即便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也未能得到一官半职。他的小儿子也在那个时候饿死了，后被授予一个无用小职，国家爆发战争，杜甫也就四处漂泊，躲避战乱，在友人们在帮助下，暂居于成都草堂。

此后严武的职位调动，杜甫一家也随之流离，最终严武去世后，杜甫也就没了依靠，生活得很艰辛。大历三年，由于倍思乡，杜甫踏上归乡的渡船，可惜生活艰险，社会动荡，最后病死在一条小船上，享年59岁。

杜甫号什么

“号”字在古代实在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人们热衷于别号的称呼，尤其是深有学识的大家，一个人的名号除了含有自己内心的寓意之外，还与个人的经历有关。例如著名伟大爱国诗人杜甫这样的忧国忧民之人，除了他自取的一个审视夺度的号之后，后人还给他加上了不少尊称名号。

杜甫 画像

据历史资料了解，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这一自号源自于其曾居住在古长安城南的少陵，而根据史料显示，大多数诗人世家都喜欢将曾经居住过的地名改之为号，大概都有一份眷恋之情，特别是杜甫，对于长安城，对于大唐和百姓，始终忧国忧民的他难免对这片土地爱之恋之，所以自称为少陵野老，世人则称之为杜少陵。

因为杜甫生在大唐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恰逢乱世，后生不得不颠肺流离，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定居在天府之国四川，此时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成都郊外建起一座草堂，这段时期是他创作产量极高的阶段，也被成为杜草堂。

唐肃宗时期，杜甫任职左拾遗，后来因社会动荡流入蜀地，在严武的推荐下，他担任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占领着具足轻重的地位，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其诗作更被誉为“诗史”，从后人给他的誉称中可以看出他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代表作

杜甫为现实主义诗人，其所写之诗最大的特点便是能够很好的将现实社会和个人生活密切结合，使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得到高度统一，他早年的诗歌多为伟大抱负，在他漫游时期，诗歌多表现放荡不羁狂傲的一面，有内心宏伟之志也有山河雄伟之象。

杜甫雕像

在杜甫客居长安期间和经历“安史之乱”时期，诗歌多为表现仕途不顺、动荡年代的社会全貌，深刻的反映了现实的同时也通过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了诗人的情感变化。

杜甫的代表作也在这期间产生，不仅使用独特的创作风格，而且很好的表达情感，使人产生共鸣，在文学造诣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其中“三吏”、“三别”是杜甫看到人民不仅要忍受战争的残酷还要受到统治者的压迫，其中感受他们所受的苦难所写的，分别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成为著名的诗集。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心系国家兴亡，满腔愤怒之情通过《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爆发悲愤之情。

在杜甫回乡探望，心系家人也有几篇很具代表的著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都表现了杜甫在旅途所经历的悲苦之事还有见家庭贫困的现状以此表达对当时局势的见解和无奈。

关于杜甫的古诗

杜甫生平作诗一千五百多首，是唐代诗人中流传下来的诗最多的，其中不乏名垂千古的佳作，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于其中年所作诗歌风格大多沉郁忧虑，心系国民，且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因此他的诗被称作“诗史”。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他的三吏三别，流传甚广，意味深长。

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是杜甫的六首诗作，其中三吏是指《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而三别则分别是《新婚别》、《无家别》、以及《垂老别》，在这几部作品中，杜甫深刻地表达出了民生疾苦以及自己身处乱世中漂离游荡的孤寂，流露了诗人对于在战乱中饱受摧残的人民百姓的同情与痛心。

其中《新安吏》前半篇讲述的是部队抓兵以及亲人分别的悲情场面，而后半篇则大转笔锋开始对人民进行劝导，表达了诗人渴望结束战争回归和平的心愿。《石壕吏》写出了官兵趁着半夜到村中强行抓人参军，甚至连年老的妇人都不放过，揭露了兵役制度以及官兵差吏的残暴，表达了对于战乱中的人民疾苦的同情。而《潼关吏》则是借潼关之险表达对于桃林战败的痛惜，并希望将士们能依靠天险保卫长安。

然而《新婚别》讲述的是一对夫妻在新婚之时离别的场面，刻画了深明大义的妻子形象;《无家别》叙述了一个兵败还乡结果无家可归、最终再次复征的军人形象，反映了战争灾区的荒凉;而《垂老别》则是一堆暮年老翁因征兵与老伴离别的场面，反映了战争的无情以及统治者的残忍。

这“三吏三别”系列组诗将杜甫的爱国衷诚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颗渴望和平以及关怀百姓的心，直至如今还深深地感染着后人。

杜甫江阁

杜甫江阁是一处为了纪念“诗圣”杜甫所建的仿古园林建筑，该地处于湖南长沙西湖桥一带，倚靠着湘江，它与橘子洲和岳麓山遥江相望，与天心阁距离不到1000米，作为一处美景也成为了湘江风光带中的一部分。

杜甫江阁

江阁整个园林一共占地9亩多，建筑面积约57亩，主阁建筑共有四层，大致有18米高。长沙 于两千零二年决定修建起，直到零五年全面修建而成，并通过专家的检验后正式对外开放，门票12元。

据悉杜甫晚年曾两次踏入长沙这个城市，并有一段时间留居在江阁，一共在这里留下诗作50多首。因此为了纪念这位备受世世代代后人们所敬爱的大诗人，长沙市 遂决定在湘江风光带建杜甫江阁，并以此作为湖南湘江文化与杜甫文化全方位、多层次相接触的一个接入点。鉴于杜甫曾在此停驻较长一段时间，于是便取此处为载体建纪念阁，追本溯源，向外进行发散性辐射，扩大双重文化影响力。

杜甫江阁的主楼主要围绕着杜甫与长沙之间的渊源展开，他在此处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岁月，并且留下数篇诗作，以此为中心而设计，加以环境布置营造最佳文化氛围，以适应各年龄各层次的大众群体，融知识与休闲为一体。其中二楼作为纪念厅用浮雕以展示杜甫在湖南时的生活境况;三楼则是以书画形式出展杜甫的生平，着重表现其晚年;四楼的设计布景主要用于以文会友，适合休息并观赏相关历史文人故事。

　杜甫简介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社会写实著称。中国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称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据岑仲勉考证杜甫是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且为杜预十四世孙，然而胡可先根据杜预叔父杜并墓志所记载的先祖，指出杜甫是杜预长子杜锡的后代。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生平

　杜甫出自襄阳杜氏，是晋朝当阳侯杜预的长子杜锡的后裔。

　七世祖：杜乾光，齐司徒右长史。

　六世祖：杜渐，梁边城太守。

　五世祖：杜叔毗，北周硖州刺史。

　高祖：杜鱼石，隋朝河内郡(怀州)司功、获嘉县令。

　曾祖：杜依艺，唐朝雍州司法、洛州巩县令。

　祖父：杜审言，洛州洛阳县丞、吉州司户参军、膳部员外郎

　杜甫简介及个人资料

　杜甫的早年

　杜甫早年的生活情况记载很少，主要从他的诗歌中得知。杜甫生于712年2月12日，出生地在巩县(今巩义市)。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一个有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他的父亲杜闲，曾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审言生闲，闲生甫”。杜甫的母亲清河崔氏在杜甫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杜闲续娶范阳卢氏，杜甫并没有从卢氏身上得到多少母爱，反倒是他二姑担当了母亲的角色，把小杜甫抚育成人，所以杜甫从小跟随姑姑在洛阳城长大，并且耳濡目染，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九岁时，杜甫就曾写出震惊洛阳城的诗文。杜甫有一个哥哥，早夭，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到他们，但杜甫从未在诗中提到他的继母。

　杜甫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杜甫是个早熟的孩子。杜甫幼年很是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但这个早熟孩子超强的记忆力和出众的文学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杜甫青年时代的出游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的时候，他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二十岁的时候，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巩县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这一次出游即是快活惬意，这段时间主要是打猎与唱歌：“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结婚。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 ，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其时，正当开元全盛，到处一派升平，杜甫这一段时期的情感倾入诗中，豪放而自负，炽热而奔放，明朗而开阔。这是杜甫早期诗歌艺术的特点

　杜甫的入仕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17]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为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安史之乱中杜甫的流离

　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g，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天宝十七载，五月，贺兰进明陷害房g，杜甫遭株连，从此受到肃宗的疏远。闰八月，敕放郧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当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使郭子仪六十万大军溃败，朝廷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七月，杜甫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备尝艰辛，一度濒临绝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诗歌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杜甫入蜀

　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杜甫诗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

　杜甫去世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月日)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因“风疾”病逝。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认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并在杜诗中找到证据，“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长卿病是指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说杜甫人在耒阳，为洪水所困，十余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饱而死。杜甫灵柩停厝在岳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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