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两例唐朝时主动对外交往的事例

1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出使印度，消灭中天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帝国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天竺（印度），四天竺国王多派使者带着财物来，准备与王玄策一起到唐朝朝贡。恰逢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于是发动所有军队以拒王玄策。跟随王玄策的30骑兵与敌人交战，失败被擒获，敌人趁机劫掠诸国贡献的财物。王玄策逃离，到达吐蕃。王玄策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1200吐蕃兵、7000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作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1万人。阿罗那顺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蒋师仁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余众跟随国王的妻子在乾陀卫江抵抗，蒋师仁击败他们，俘获其妃、王子，又俘虏男女一万两千人，各种牲畜三万，五百八十座城邑投降。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还送来了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天竺震惊、害怕。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俘虏的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送到长安献俘。唐太宗封王玄策为朝散大夫。王玄策带回了天竺方土那迩娑婆寐，自称寿命两百岁，有长生之术。经过数月，那迩娑婆寐造出延年之药。当时唐太宗病重，吃了其他的药没有效果，于是吃那迩娑婆寐造的药，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既没有好的效果，也没有坏的效果）。后来唐太宗是因为病而死。那迩娑婆寐被放还回国。唐太宗葬于昭陵。唐朝并没有把天竺当做强大的对手，王玄策在天竺取得的胜利也因此不受重视。而且与当时其他唐朝将领的众多对外大胜相比，王玄策所做的事也并不出众。虽为曾经立下“世界史上空前绝后奇功”的唐代使节，王玄策三度出使天竺的经历却在史书上鲜有记载。究其原因，日本作家，《银河英雄传说》的作者田中芳树表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夺目光彩淹没了与之同时代的王玄策，而且他的官位比较低，在正史当中不可能单独为他树碑立传。一个人出名是要靠宣传的，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位英雄最终为世人所遗忘。

2631年(贞观五年)新州刺史高表仁作为使节，回访日本，因与日本天皇争礼，要求其面朝北跪拜接其唐皇旨意而遭到拒绝，愤而挥袖而去，不肯宣布唐帝国命令。631年(贞观五年)新州刺史高表仁奉命回访日本，陪送日本遣唐使犬上三田耜回国，日本学问僧灵云、僧旻并新罗送使同行，8月到对马岛，10月4日至难波津。也就是今天的大阪。舒明天皇因为他的使团在唐朝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对唐朝来使也极为重视。日本政府派遣大臣大伴鸟养特意安排了32艘船，在海港进口一字排开，32艘船上还插满了彩旗，迎宾的士兵鼓乐齐奏，十分隆重，而后大臣难波吉士小槻、大河内直矢伏引导高表仁至驿馆，再由大臣伊岐史乙等、难波吉士八牛引导进入驿馆，赐给神酒。高表仁由日本大臣引领，来到舒明皇帝而前，一番寒暄后，高表仁拿出大唐圣谕准备宣读。但要求舒明皇帝应该君臣之礼，跪接圣谕，向长安遥拜。日本皇帝当即拒绝，高表仁见日本皇帝不按规矩行事，非常生气，不宣读圣谕，直接转身拂袖而去，于633年正月归国。

3唐朝外交简述。唐朝建立了从中央至地方较为完善的外交制度,外交使节作为沟通内外信息的传播者,在外交史上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唐对外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

（1）唐外交使节的概况。唐王朝派遣的使者种类很多,他们的使命也很复杂,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据唐外交使节出使使命的不同有十几种之多,其中史书明确提到的使名主要有:册立使、吊祭使、告哀使、告册立使、宣慰使、安抚使、和亲使、会盟使、答贺正使、报聘使、责让使等。唐外交使节的管理机构多而不乱,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且职能分工明确、细致,基本上能相互配合协调。

（2）唐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唐王朝对外交往频繁,为了更好的推行其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唐对外交使节的选择非常慎重,唐王朝择使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体貌丰伟,言辞辩证,讲求仪容风度;熟悉蕃情,有专对之能者;有胆略,敢于任事者;注重选拔有名望的世家大臣。唐王朝在派遣使节时还很注重外交使节的资格与资序:以文职官员为主,武职官员为辅;多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多带宪职出使。唐代外交使节的选派不仅有严格的选任制度,在外事活动的实践中还形成了选任的惯例和标准,这是唐代外交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唐代外交使节的选派,例由门下省总领。此外,皇帝、执宰还可以直接任命使节,其他方式还有“募”。

唐朝和宋朝的对外交往以及郑和下西洋都展现了中国古代的开放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

在唐朝时期，唐朝通过长安作为东西交通的咽喉，逐渐和周边各国建立了经济和文化联系，开创了繁荣的汉唐文化圈。唐玄宗时期的玄奘法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印度，取得了大量印度佛教经典，成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到了宋朝，随着海上贸易逐渐繁荣，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热点，宋朝开启了一段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在此期间，中国向南海周边诸国输出了包括诗词、绘画、风景、居住建筑等各方面的文化元素，加深了周边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郑和下西洋则是中国古代对海外进行大规模探索和交流的历史事件之一。郑和七下西洋所领导的船队，穿越印度洋，到达了非洲东岸等地区，交流了包括外交、贸易、科技在内的多个方面的内容，使得中国与当时的世界各地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这些历史事件让我感到，中国古代不仅注重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和开放，更具有一种向内自证、向外使化的信念和精神，这种开放精神也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应该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视角，积极发掘自己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要勇于去借鉴吸收外部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合。

一是鼓励中外平等交往。如唐政府中有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来宾，许多地方设有商馆接待外商，另设有互市监、市舶司等掌管对外贸易，唐政府接受外国的留学生，又将大批的使臣、僧侣派往国外进行回访。

二是尊重外国人员。很多波斯、阿拉伯的商人在中国定居，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受到应有的尊重，在唐朝的外国人，可以有自己的礼拜寺、专用墓地，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授予相应官职，甚至亡国的波斯国王和王子也得到应有的待遇。

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多达70余国。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

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新罗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

唐玄宗时期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回国后，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开元时期，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

交往范围广泛且有连续性、交往领域全面以及交往渠道众多。其中，交往范围广泛且有连续性是指隋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也都有往来；而且这些交往并不因中国发生内乱而中断，有明显的连续性，如日本连续十三次派出遣唐使。

1、吐蕃和亲

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其后还有金城公主下嫁赞普赤德祖赞，并结成联盟。将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吐蕃。822年，唐蕃会盟，划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唐蕃会盟碑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会盟，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2、鉴真东渡

鉴真和尚应日本僧人之邀，曾经六次东渡回日，最后终于成功。他向日本带去了佛经，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以及佛教在日本的兴盛。

3、留学生入国学

唐朝的中央学府是国学、太学，而在这里就学的学生并不限于高官子弟，还有各国的留学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代史书还记载新罗、渤海等国向唐廷请求中国书籍的故事。

4、薛延陀

贞观前期，唐朝曾与薛延陀结盟，对付东突厥汗国。

5、玄奘西行

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玄奘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遍学了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公元645年玄奘归来一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

玄奘及其弟子翻译出典75部（1335卷），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西游记》即以玄奘取经事迹为原型。

-唐朝

人民网-孟宪实：大唐“朝贡”外交真相3

-玄奘

(1)（6分）①“贞观之治”(唐太宗)、“开元盛世” (唐玄宗)；（2分） ②鉴真东渡日本、玄奘西游天竺；(2分) ③文成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嫁到吐蕃。（2分） （2）原因：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唐朝统治者重视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交通发达。（答对2条给2分） （3）借鉴：倡导开放；倡导交流；倡导合作；友好往来；互相学习等。（符合题意、观点正确、言之有理即可，需两条以上得2分）。 本题考查的是有关唐朝的史实。唐朝出现的盛世局面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唐朝对外交往的史实有鉴真东渡、玄奘西行。反映唐朝民族关系的史实有文成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嫁到吐蕃等。唐代中外交流频繁的原因有：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唐朝统治者重视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交通发达。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对今大构建和谐世界的借鉴：倡导开放；倡导交流；倡导合作；友好往来；互相学习等。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

7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8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