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民歌表达了哪些思想和情感？

南北朝的民歌很发达，南朝民歌可分为“吴歌”与“西曲”两类。前者出自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后者出自长江中游一带。南朝民歌几乎以歌咏爱情为惟一题材，风格婉丽柔靡，多用复沓、叠字、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如其代表作《西洲曲》云：“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不但句句不离“莲”字，而且巧妙地以“莲”谐“怜”，表达相思之情。

表达了作者对朴实无华的民歌怀想和赞美的感情

作者通过一步步的描写和山歌的经历：①从小听老翁唱山歌；②参加山场劳动时，听男女对唱的山歌；

③听乐清的著名山歌《对鸟》；④如今听磁带上、音响中的民歌。

民谣就是民间流行的具有歌谣体特征的歌唱形式，表现内容广泛，主要是诠释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根据 不同的内容分为校园民谣、都市民谣等。

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等等。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

如法国民谣的蓬勃、意大利民谣的热情、英国民谣的淳朴、日本民谣的悲愤、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民谣即为流行音乐，或商品音乐。是一种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以娱乐性和商品性为主要特性的音乐作品。

它区别于以追求高雅艺术体验为目的而创作而局限于有一定音乐修养的群体中的音乐作品。民谣的特点决定了它广泛的受众面，也让许多民众在毫无乐理知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音乐所带来的美好体验，因而得以广泛传播。这也是民谣的优势所在。

扩展资料

民谣的作用

1、教育传承

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流传着歌唱长篇叙事诗,历史诗的民歌，例如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瑶族的‌“盘王歌”、哈尼族的‌“开天辟地歌”、景颇族的‌“木瑙斋瓦”、独龙族的‌“创世纪”、傈僳族的‌“木刮基”等等。

这些歌曲记述了有关宇宙与人类起源的古代神话和传说，先民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以及历史、生产、生活和礼仪知识。这些歌曲曲调起伏较小，吟诵性强，篇幅长大，有的歌词长达数万行。一般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唱完。这些歌曲多在节日、祭祀或婚丧礼仪中由巫师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唱，气氛肃穆。

2、人生礼仪

人生有四个最重要的阶段,即诞生、成年、婚姻和死亡。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民歌贯穿于这四大礼仪。例如彝族接生婆所唱的《秧子歌》,广西壮族男子18岁成年时所唱的《十八岁之歌》。

蒙古族、普米族的婚礼歌曲,哈萨克族、侗族、彝族、哈尼族、土家族、汉族的《伴嫁歌》(或‌“哭嫁歌”)、壮族、苗族、普米族的丧葬歌曲等等。

3、祭祀驱邪

在一些民族中，民歌常用于祭祖活动，以及由巫师、神婆主持的祭神驱邪、除病免灾的仪式。例如傣族的‌“祭神调”、‌“师娘调”、‌“卜卦调”。侗族的‌“踩堂歌”(侗语叫‌“多耶”或‌“耶”)等等。

民谣的历史悠远，故其作者多不知名。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等等。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

如法国民谣的蓬勃、意大利民谣的热情、英国民谣的淳朴、日本民谣的悲愤、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民谣

民歌有三个特点：

第一，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

民歌的作者是人民群众．是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意志、愿望而创作的。在过去，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不识字、更不懂谱，但他们却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编唱着自己的歌曲，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如《长工苦》《揽工人儿难》倾吐了遭受欺诈压迫的长工的悲苦情怀；《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思恋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打夯号子》、《川江船夫号子》等，表现了劳动者在与自然作斗争时的豪迈气概；《花蛤蟆》、《冬丝娘》等，唱出了儿童们游戏时天真无邪的性格。但“有假诗人，无假山歌”(明，冯梦龙)。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最真实、最深切的。

第二，民歌是经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

民歌的创作过程和演唱过程、流传过程是合而为一的．在传唱的过程中即兴创作，在编创的过程中演唱、流传，当然，传统民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是缓慢的、自发的。

第三．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实、平易近人、生动灵活的特点。

民歌的音乐形式短小精干， 大多以乐段为基本结构单位，单乐段反复而构成分节歌的结构形式在民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民歌的音乐材料和表现手法都很经济、洗炼。民歌的音调大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它与方言语音结合紧密，音乐表现很生活化，形式灵活、生动，没有固定的格律．善于变化．对各种不同的内容、唱词、演唱场合与条件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乐府歌辞的思想内容今存两汉乐府民歌及谣辞数量不多，但思想内容丰富深刻，相当广泛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情绪和意愿，暴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其中比较突出的主题有下述几个方面：

暴露、讽刺、抨击封建上层统治集团*侈、腐败，是两汉乐府的一个重要方面。《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都是西汉娱乐豪贵的歌曲，诗句互有袭同，可能是在流传中加以拼凑分割的“曲之异辞”。但它们各有讽寓。《鸡鸣》咏叹“天下方太平”年代王侯之家的贵盛豪奢，在铺叙中暴露他们的糜烂腐败，而在篇末用“李树代桃僵”的譬喻，委婉指出他们受到蛀蚀，劝诫他们不要佚乐相忘。《长安有狭斜行》则集中铺叙一个贵族之家的三子三妇的富贵荣耀，在“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和“小妇无所为，扶挟上高堂”的描述中，对世胄子弟倚仗权势而衣冠显赫，施以皮里阳秋的讽刺。这类讽喻比较委婉，更尖锐辛辣的讽刺，则出自徒歌谣辞。汉文帝谪迁其兄淮南王刘长，《淮南民歌》嘲笑他们身为帝王，富有天下，而“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卫皇后歌》则指斥“卫子夫霸天下”，间接地讽刺了武帝。《牢石歌》挖苦汉元帝时宦官石显结党兼官，印绶累累。《五侯歌》抨击汉成帝外戚曲阳侯王根穿长安城，引水修造宅园，骄奢僭越。还有大量的谣辞童谚对种种污浊现象加以讥刺。如：“灶下养，中郎将；□羊胃，骑都尉；□羊头,关内侯”,是讽刺淮阳王刘玄滥授官职；“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则揭露外戚梁冀残害忠良、封赏□谗。这些尖锐讥讽指向封建统治集团的徒歌谣辞，触及汉代政治的症结和祸根，真实、深刻、有力地表达了人民憎恶愤恨的情绪。

表达人民悲惨的生活遭遇和挣扎反抗的情绪，是两汉乐府又一重要方面。《东门行》写一个男子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他的妻儿哀求他不要冒险。他断然喝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贫困绝望使他愤怒地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一个男子妻死儿幼，无衣无食，只能把孤儿锁在家里，自己上街求乞。回家进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他悲痛地叹道：“行复尔耳！”眼看孤儿将像他母亲一样悲惨死去。而比这样的孤儿命运更为凄惨的是一些父母双亡的孤儿，竟被兄嫂残酷奴役。《上留田行》和《孤儿行》便是反映这样的社会现实。显然，孤儿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当时奴婢的生活状况。因此，这部分表现孤儿生活的作品所涉及的并不单纯是家庭问题，而是揭露了剥削者的冷酷无情，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

两汉乐府中还有一些作品着重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战城南》便描述了战场上尸骨纵横、驽马嘶鸣的阴森惨象，诗人沉痛地要求乌鸦在啄食尸体之前，先为战士哀号；痛斥统治者的不义和罪恶，指出：“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十五从军征》则通过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他少小入伍，老大回乡，只见家园残破，亲友凋零。他孤独地采掇杂谷野菜作饭,“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茫然地倚门东望,不禁伤心泪落。此外,《东光》唱出了士兵的痛苦,谴责不义的战争;《小麦谣》则揭露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追求坚贞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两汉乐府比较突出的内容。这类作品大多以妇女为主角。《铙歌》中的《上邪》、《有所思》是文人加工较少的民间情歌，粗犷热烈，鲜明爽快。《上邪》追求爱情，矢志不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有所思》痛恨变心，把本来要送给情人的礼物，“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白头吟》是“街陌谣讴”，思想通达，感觉细致，有城市妇女气度，诗中女子坦荡不拘地自叙与怀有两意的情人斗酒决绝，抒发内心失恋的凄切，表白“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期望，慷慨要求“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应当重情义而轻钱财。但在封建制度下，妇女处于依附地位，往往被玩弄抛弃。《怨歌行》以团扇为喻，抒发了被弃的忧虞：“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宋子侯《董娇娆》写洛阳女子和路旁桃李花的对话，感伤女子命薄于花，花可以“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而女子则“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这类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两汉乐府中也有一部分作品热情歌唱妇女的美丽善良和机智勇敢；赞美她们的执著追求和不屈反抗。《陌上桑》写美丽的罗敷用夸耀夫婿官威的方式，嘲笑斥退了太守的调戏,赞美罗敷的聪明坚贞,揭露了官僚的丑恶灵魂。辛延年《羽林郎》写一位酒家胡姬，严辞痛斥霍氏家奴冯子都仗势调笑，借西汉故事以揭露东汉外戚的罪恶，而赞美了兄弟民族女子的正义反抗。《陇西行》风趣地讴歌一位善于应对接待的当家主妇，赞叹“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佩服妇女才干堪与男子比美。《上山采蘼芜》则写一位弃妇途遇前夫,通过他们的对话,让这个喜新厌旧的男子，说出“新人不如故”的悔意，从而鞭挞负心的男子。在这类作品中，最杰出的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以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真人实事为题材，通过刘兰芝、焦仲卿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悲剧，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描写下层文士奔走仕途、困顿他乡的种种苦闷,是两汉乐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这类作品主要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有的在六朝就传为“古诗”,如《驱车上东门行》、《冉冉孤生竹》、《青青陵上柏》等便被《文选》收入《古诗十九首》。就作品的具体主题而言，它们多属游子思归、思妇闺愁的抒情诗。如《铙歌·巫山高》写困顿蜀地的游子，抒发“远道之人心思归”的乡愁；《古歌》写作客胡地的游子思乡之情；而《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则为思妇之辞，写她收到游子书信时的感情变化，生动地表现了思妇的情爱和忧虑；《冉冉孤生竹》则写新婚离别的思妇哀怨。这类作品比较细致地表现了当时下层文人失意情绪和追求家庭团聚的愿望。

游子诗中还有一些抒写抱负、阅历和讥时愤世的作品。《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是一首励志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已成格言;《猛虎行》以“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来砥砺游子不为非法违礼之事。但游子生涯中充满痛苦和挫折，所以更多的作品是抒泄愤懑的。《艳歌行》写异乡谋生的游子，因受贤主妇的关心,而被主人猜疑误解,深感“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的委屈难受。《高田种小麦》以高田不宜种小麦为喻,说出“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的辛酸。《枯鱼过河泣》则以寓言的形式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险恶，告诫同伙“相教慎出入”，警惕陷落罗网。而象《驱车上东门行》、《青青陵上柏》等作品，则抒写由失意不遇而引起的人生如寄、及时行乐以及游仙长生等消极思想情绪，其中也有愤懑和不平，反映了东汉末年一部分文士的思想状况。

此外，两汉乐府中还有一些作品歌颂清官贤良，描写社会风情。前者如《雁门太守行》，后者如《江南》、《城中谣》等，都是较好的作品。它们和上述各类作品一起构成了一幅两汉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这首诗在结构上明显运用了排比的句式、叠句反复的手法，由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构成的空间叠景，反复咏叹“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使诗人的彷徨、惆怅、忧郁、茫然失落的情感得到了深化。余光中在该诗的自注中说：“本诗的叠句出于美国年轻一代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与民歌手鲍勃·迪伦的一首歌Blowin’in the wind0”不难看出，余光中是有意识地将民歌的结构因素引入到现代诗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