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散文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的老师和诗友、中国“新乡土诗派”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江堤先生。一个月前，听长沙的一位朋友说，《长沙晚报》上有消息报道江堤先生已离开了他挚爱的诗歌热土绝尘而去，后通过长沙和诗歌界的朋友得到了证实，我不禁感伤至极，悲然泪下。算来江堤先生今年也才刚40出头，中国的诗人，从古到今，大都英年早逝，这是怎样的一个宿命啊？江堤先生并不是因情所困，他的生命是被病魔夺去的，真是无奈而又万分的惋惜。他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永远的伤痛，就是那倾注他毕生的心血、散发着田园气息的芬芳的文字了。

我离开长沙已整整13年，这些年来由于忙活着自己的生计，应该说已离开了我心爱的诗歌，与长沙的朋友们更联系得少了，尽管我很挂念，但终没有再怎么联系。87年底，通过我的战友楚人介绍，使我有幸认识了当时同在军中服役的诗人凡溪、山山、林林，再后来通过凡溪又认识了当时的著名诗人陈惠芳、彭国梁等，我们合计着办起了《诗歌导报》，向诗界推出“新乡土诗”园地，不长的时间里就在社会和文学界站稳脚跟，继而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评论家谢冕在他的《诗歌的新境界》一文中写道：“我读《诗歌导报》时就感到了大欣慰：几位青年诗友，把口袋里仅有的一些钱凑起来，印成了这么辉煌的一张报纸！《诗歌导报》在提倡新乡土诗，有许多诗人响应，而且不少佳作，这就更让人高兴。”江堤先生更是十分关注我们的报纸，把最新创作的诗歌在第一时间发到报纸上来，并根据我们的恳求，欣然担任报纸的名誉社长，在他的支持下，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向全国进一步的推广。第一次见他，是在《湖南日报》社陈惠芳先生的那个狭小的居室里，当时湖南在长沙的诗界青年诗人代表10多人在这里召开“湖南省青年诗人协会”筹建预备会，很青瘦的脸，完全的“知识分子”派头，没有什么特别，他来自湖南大学。后来，除林林因为其它原因早前离开报纸外， 到90年夏天，山山回到了怀化，我与楚人上学去了桂林和石家庄，加上经济和政治方面（现役军人不许参与地方性质的各种组织和活动）的原因，报纸在91年夏天出完最后一期后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也开始了自己艰难的人生旅程。因此，我与朋友们几乎失去了所有联系。与江堤先生更是如此，但由于我骨子里还潜在着对诗歌的热爱，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偶尔在书刊上读一读先生的诗作。

新乡土诗是87年由江堤、陈惠芳、彭国梁等人提出的。进入90年代，湖南青年诗人们把全部的精力付诸新乡土诗的凝结和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推动诗歌发展的毅力和决心。后来，包括《星星》诗刊、《中国青年报》、《青春》、《湖南日报农村版》、《湖南文学》以及台湾《笠》、《秋水》、《蓝星》、《心脏》诗刊在内的海外数十家刊物相继刊发了湖南新乡土诗人的专辑、专评或开辟专栏，形成一股强大的诗潮。而江堤先生就站在这股诗潮的前沿，引领着湖南乃至全国的许多诗人作出“回归乡土”、“回归家园”的姿态。

江堤先生自誉为“抱瓮者”。明代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则史料叫《人抱瓮》，其原文是这样的：

羊锈（注：因字库无料，此字应该是“王”旁）冬月酿，常令人抱瓮，须臾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抱瓮，就是抱着酒坛子，用人的体温酿酒。他说，自己生于乡村，栖于城市，抱着乡土的瓮在城市之间行走，仅有的一点家财都装在瓮里了。而这些家财，莫过于就是一卷《农耕史》、一卷《移民史》、一卷《家史》、一卷《族谱》，几付药方，以及红薯、土豆、萝卜、农药、化肥、水车、稻种；无非是田埂一样蛇行的民谣，原野一样宽厚的粮店，森林一样密集的楼群，野草一样繁殖的公害，星斗一样常现的饥荒；无非是红旗下的迷惘，是破碎生命的激情，是市井风物的伤感，是两栖者幻游的忧心，是夜生活死亡的摇滚……无非是一切与宿命中的家园有关的思想、逻辑和哲学以及人情所系的与生命的感情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根相关的物质。是啊，他早知道这宿命是无法抗拒的，而他心中的宿命隐忧是不是来自他对家园的“生命的感情”？即便他早知道了是这样的生命归宿，也是要抱瓮不放的。

帕斯说：“我是人：我最终做得很少/而夜晚硕大无朋。/但每当我仰望：星群发白。/我无意中明白了：我也被写下，/并就在这非常时刻/有人费力的解读我”（《奥克塔维奥 帕斯诗选》）。帕斯阐明了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创作诗，而诗最终创作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终创作出诗歌的人或许可以称为诗人，而最终能借助诗歌文本回溯和“解读”的才是真正的诗人。因此，诗歌文本是至关重要的。而江堤先生的新乡土诗文本，并不是想象中的精神幻游和远离故土的纯粹记录，更不是以简单的客观真实重复旧时代的混声合唱，而他是用一枚复杂的心脏倾听着，倾听来自于事物内部精神家园破碎的声音和行而下的有缺陷的城市工业文明对行而上的有秩序的自然生态文明强暴的声音。他深知，这种艺术的追索过程，有可能将使自己深陷精神牢笼不能自拔，置身于抱瓮之前不曾料到的危险境地。但他，义无反顾。这种气概，就像是艾伦金斯伯格远离美国本土，栖身于农村包围着的城市，昂头在废墟上大声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表现出一种自信的苍茫。

对于“乡土”的接近，是从自身生命现实出发的。江堤先生和他的诗友们持取了一个与“流行情绪时区”完全相反的姿态——缩小自己，缩小到与一株庄稼同等的位置，以便更真切更广泛地感应和仰视乡土空间的精神内涵。江堤的诗，其中一部分属于现时心态对过去乡村生活的回忆，内中常有一种对清贫生活中生命品格的淡淡的忧伤。“这还是五月……/母亲蜷缩在田埂上/梦中还叫着水稻的名字”（《遥望母亲，望到雪》）；“一年的最后日子/木瓜村的那株芹香草（即先生母亲的名字）/如何能面对雪”（《木瓜村阳光灿烂》）。这种入微描述中含带的真切情感，表明江堤脱去矫饰后对乡土底蕴进入的能力。而另一部分诗则是他现实城市生活乡土情感的表述。“小儿夜哭/乳头在嘴边/乳汁一滴一滴落下/像檐前的雨水……/儿子在这时开始说话/妻子懂/我却不懂”（《夜闻啼鸟》）。

“在湖大许多人认识我/但他们不是兄弟/我举着白菜/在校园里行走。样子像教授”“我果真是‘教授’/认识我的人早白菜名录里/发现过/他们很惊讶/常常是下班的时候/站在路边注视/我举着百菜并没有低头/白菜在头顶发射光芒/那光芒使一些文字闪光/譬如论文譬如诗”“在湖南大学里/每一步都很孤独/我独自种着白菜/潜入乡土生活”。江堤先生就这样骄傲地举着白菜从湖大校园里一直走来，而今，我看见，他又举着白菜一路走去，永远地消失在湖大校园里，走进了生长那株白菜的芬芳的土地。而那紧贴土地的脚步声，还在校园、在三湘四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乡村土地上回响。是啊，乡村有水稻才成为乡村，只有在水稻扬花的时候才是美丽无比的：“水稻扬花的时候/空气充满暗香/我们重新回到语言的起点”。因此，他要回到生长水稻的起源去。他真的在水稻扬花的季节，去了……

《故乡》是李箕永的作品，李箕永，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是朝鲜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故乡》，反映了“卡普”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乡》取材于30年代前后的朝鲜农村现实生活。作家在《给＜故乡＞读者》一文中曾说过：

这部作品，佃农们——元德村农民们反对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基本的故事梗概。同时，我把这个农民的斗争和城内丝织工厂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企图反映工农联盟的思想。

站在他们斗争前列的是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金喜俊。我企图通过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新型知识分子，也企图描写元德村农民们在他的领导下怎样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和力量，以及他们怎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作者在《故乡》中，通过元德村的矛盾和斗争，真实地表现了20、30年代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方面，愤怒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朝鲜封建地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强行采取“土地调查”、“大米增殖”、“供出粮食”和“征用民夫”等罪恶手段对朝鲜人民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罪行，无情地揭穿了亲日派地主及其代理人、二地主安承学虚伪面孔和豺狼本性。

另一方面，又广泛地描写了朝鲜农村的巨大变化——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农民群众的迅速觉醒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壮大，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朝鲜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金喜俊所领导的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在丝织工人支持下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当时朝鲜工农革命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的艺术反映。

《故乡》中突出描写的主人公就是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忧国忧民的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东京的学校毕业之后，他满怀着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当他目睹元德村农民惨遭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处境时，深感朝鲜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他热血沸腾，一心想要同故乡人民“干一番事业”。他决心唤醒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他发现：自己接触的“青年会”是一些自私自利之徒推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时，曾一度陷入失望、彷徨和苦闷之中；但是，他深信：“光明拥有打退黑暗的威力，尽管是一星灯火，黑暗却不敢触犯它。”他毅然同“青年会”分手，坚决到农民群众中去。

为了接近农民，他向农民学习铲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竭尽全力创办农民夜校和农乐队，想方设法、不辞辛苦地团结和启发群众，努力提高农民的觉悟。他既善于团结青年农民，又能耐心启发老一代农民，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农民的队伍。但是，他决不高高在上，总是谦逊谨慎地为农民排忧解难，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他能抓住斗争时机，机智勇敢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抗租斗争和缫丝工人的罢工斗争及捐助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元德村的农民斗争，迫使二地主安承学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使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金喜俊的革命经历生动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斗争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出革命的先锋作用。

当然，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个人力量描写得多，组织力量表现得少；无产阶级气质不足，小资产阶级感情有余；对学三的粗暴同他的一些谦逊的性格是矛盾的，等等。产生这些缺点，既有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又有当时无法克服的客观上的原因，不可苛求于作家。

二地主安承学是《故乡》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也是地主闵判书的凶恶管家和爪牙。他靠高利贷和收租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刚刚来到元德村时，本是一个毫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流浪汉。由于狡猾诡诈，善于钻营，在郡里弄到了一个雇员的差事。

接着，这个人人唾骂的坏蛋又得到了地主闵判书的垂青和信任，让他成为地主的代理人。他到处催租逼债，为非作歹，人面兽心。他认贼作父，同日本警察勾搭起来，又是一个奴颜婢膝甘当洋奴的民族败类。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他塑造了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金喜俊，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金喜俊是作家早期创作同类革命知识分子的继续和发展。作家曾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卡普’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与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的主人公的光荣任务。《故乡》就是这一课题的回答。”应该说，这一光荣任务，首先由李箕永胜利地完成了。

其次，《故乡》中生动地展示了朝鲜农村的民俗风貌。如：农乐队的歌舞、婚礼的欢庆和生日的祝贺以及其他民间习俗的描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再次，善于利用景物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借景抒情，把人物精神面貌和感情活动，通过自然景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抗租斗争胜利的一章中的黎明的描写：

……灰黑色的云彩已经开始在天空的一角渐渐地散去，它仿佛向人们预告：光明就要来临……”这种景物描写是寓意深刻的，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斗争的胜利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