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哪些南北差异巨大的习惯？

这个问题刚适合我来答，我来自东北很北差不多靠近俄罗斯的北方小城，而我对象是南方很南的靠近南海的一个小城市的。这么多年的生活相处磨合，对于南北差异的习惯我真的是感受非常深，咱们来一个一个聊。

1饮食差异大。

咱北方的吃东西稍微口味重一点，油盐啊辣呀也比较正常，菜呀，这个分量也比较大，包括面食也比较多，这个面条饺子包子，馄饨，各种。而南方这边的饮食较为清淡，他们做菜很喜欢清蒸，也没有太多的调料，不会弄得很复杂，像北方这种又油炸各种整，还要下很多调料呀。南方这边的菜品它的量会比较小，然后也比较精致，有时候你点8个菜吃饭都不够。但是你如果点两个北方菜，可能两个都吃不完，还得打包。

南方人特别是广东这边的人很喜欢喝汤，什么老火汤这个煲那个那个煲这个，北方人就几乎没有这个煲汤的习惯。这可能也跟气候有关系，南方人相对来说比较养生，吃东西吧，相对也会健康一些，也能吃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不像北方天气太冷了，很多像肉类太累没有办法吃新鲜的。

另外有很多大网上估计有看过的段子，比如说北方人吃的豆腐脑是咸的，南方人吃的是甜的。；北方人吃的粽子是甜的，而南方人吃的粽子是咸的，而且里面还加肉；如果不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南北差异，很难去理解这些不同，但幸好我们还是能吃到一起的，虽然南北差异巨大，需要多一些相处包容。

2生活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买东西这块，南方人呢，可能买菜一天一买，特别是广东这边，他们讲究新鲜就是讲究新鲜，天气太热，很多食物过夜了很容易就坏。他们买青菜就买那么一点，买肉呢还能买个两块钱三块钱5块钱的。在东北买这么点是容易挨揍的，东北人买东西一买都是买一堆，这跟气候和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原因，因为天气太冷了呀，你不可能每天去买，很多食物也本来就能保鲜，也没有那么多新鲜的蔬菜。所以就会有“囤积”物品的习惯。特别是买菜一买买一堆装满冰箱，这样的话就不用什么再出去买了，毕竟冬天北方外面零下20多度，而广东这边冬天。有的时候甚至都零上20多度。

另外在北方不经常洗澡，因为第一是干燥，第二呢也不方便，第三的水可能也没有那么丰富。而南方这边一天一洗澡甚至一天两洗澡不洗都不行，一出去容易身上黏黏的有汗，所以不洗澡会非常不舒服。

南北差异巨大的习惯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两个是主要的方向。

思想感情：对人们的同情和关怀，怀乡思亲之情，对战争的控诉。 

《月夜忆舍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五律。杜甫（712～770），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

原文如下：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译文如下：

戍楼上响起禁止通行的鼓声，秋季的边境传来孤雁的哀鸣。

今天是白露节更怀念家里人，还是觉得家乡的月亮更明亮。

虽有兄弟但都离散各去一方，已经无法打听到他们的消息。

寄书信询问也不知送往何处，因为天下依旧战乱不能太平。

扩展资料：

这首诗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在秦州所作。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乾元二年九月，叛军安禄山、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攻陷汴州，西进洛阳，山东、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

当时，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由于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

这首诗就是他当时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

——月夜忆舍弟

《水浒传》究竟对宋徽宗抱什么态度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水浒传》把皇帝看作是一种崇高力量,流露出敬慕之情和崇拜之意;有的则说《水浒传》对宋徽宗进行了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不满又同情,既歌颂又暴露。各种观点,都持之有据。因为谁都能够从书中摘取自己需要的“证明材料”。

持“歌颂”论者,自然能从书中找出“至圣至明”一类赞语;持批判论者,只要举出皇帝去青楼一事足可把宋微宗痛骂一顿;“矛盾论”者,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结合”。

多数人以为,《水浒传》对宋徽宗的基本倾向是批判的。虽然因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以及“为尊者讳”、“文网森严”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作品在批判中难免包含着某些为送徽宗解脱的因素,但作者批判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并不构成所谓“又歌颂,又暴露”的矛盾态度。

探讨《水浒传》对宋徽宗的态度,我们不能不顾及到这样互为紧密联系的两个问题:作品描写宋徽宗的客观实际状况究竟怎样在宋徽宗形象的塑造方法中又有怎样的艺术独特性我们所讨论的是《水浒》中的宋徽宗形象,而不是别的什么宋徽宗,作为立论的根据只能是作品中形象描写的实际,分析的基础必须紧紧结合作品形象描写本身。凭印象以偏概全,抓住片言只语不及整体的论述方法是不能当作依据的。

《水浒传》中表现宋徽宗的客观实际

宋徽宗在书中出场三十多次。多数出场只是三言两语的略写,如上朝时准许某某奏议,或对某某斥骂几句。笔墨较多些的有:

第二回,概述赵佶的身世和轻浮不端的品性作风及爱好专长;描写赵佶的喜好古玩与踢球,描述赵佶与高俅的君臣遭际和亲密关系；

第五十四回，批准高俅围剿梁山的奏议,并委派高俅选将调兵,接见高俅所保荐的将领呼延灼,赠其踢雪乌骓宝马；

第六十七回，听从蔡京奏议,革除主张对梁山招安的赵鼎官爵,再次决定调动人马攻打梁山；

第七十二回，描写宋徽宗元宵夜钻地道与李师师鬼混的情景；

第七十四回，在“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之后的一日早朝,赞许崔靖招安梁山义军的奏议;

第七十五回，掩饰自己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把招安失败责任推给崔靖,并拿下问罪;

第七十八回，决定派高俅率重兵围剿梁山；

第八十一回，描写二次钻地道夜宿李师师处。并同燕青遭际,听取燕青唱曲倾诉衷肠,为燕青书写赦书的诸般情形;第八十二回，派宿元景再次到梁山招安。观看受招安的梁山义军入城仪式；

第一百一回，允准蔡京等人反对加封宋江官爵的奏议;

第一百十九回,奖赏残存的梁山首领;

第一百二十回,默许与纵容高俅等杀害宋江等人的阴谋活动；第三次钻地道找李师师;在梦游梁山泊中遭遇“抢起双斧,径奔上皇”的李逵。

在以上用笔较多的描述中,真正写得有血有肉、能构成场面,且具艺术感染力的,只有第二回、七十二回、八十一回和一百二十回中所写的若干场景,这些场景突出渲染了三个侧面：一是表现宋徽宗轻荡品性和“玩物丧志”的线裤子弟面目；二是展示宋徽宗赏识、重用与庇护高俅等奸臣的言行；三是描绘宋徽宗多次密会李师师的丑恶行径与酒色之徒的脸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表现宋徽宗的客观实际,这就是我们探讨《水浒》究竟对宋徽宗抱何种态度的主要根据和客观基础。

那么是如何进行艺术描写的,在形象塑造中又有什么特殊性呢

艺术手段的采用,总是要服务于艺术形象的塑造的,总是要同艺术形象的独特性相互协调的。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改朝换代,但封建制度、封建条件、封建传统观念、封建统治思想和道德,基本上是不变的。不管古代哪朝哪代,封建帝王总是被视为至高无上的。

按儒家的“为尊者讳”,皇帝是不能讥讽的；按古代传统观念,皇帝“去青楼”、纵情于声色狗马,也不是光彩的。表现一个皇帝的恶行,要冒风险,甚至掉脑袋。《水浒传》写的宋徽宗是个封建帝王、一朝天子,作者又生于封建社会,《水浒传》创作于封建社会,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如文网恢恢,足以使人心惊胆颤。《水浒》作者即使要批判宋徽宗,也不能用象写王庆那样的方法来写一个皇帝。要批判,也不可能进行那种不加任何掩饰、没有任何顾忌的“赤裸裸”的暴露与鞭挞。《水浒传》对宋徽宗的塑造也体现了这一规律。作者骂昏君骂得很高明、很艺术,总的是采取了一种隐而不晦的策略,这从下面几种描写手法的运用中,即可看出:

一、明褒暗贬

在涉及宋徽宗的描写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不敬的字眼的。那些“颂圣”的词语,如：

“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

作者还让宋徽宗说出一些“好话”来,如派高俅率兵剿梁山时,叮嘱“慎勿害民”在观看受了招安的梁山义军的入城仪式时,说“此辈好汉,真英雄也”。但是,查查全书,宋徽宗没干过一件“好事”、一件“正经事”。而坏事、丑事、肮脏事都桩桩件件接连不断,如一趟趟钻地道找李师师,一次次派兵征剿梁山,一回回纵容、庇护高俅等奸臣,多为具体情节描写,这是表现宋徽宗的主要笔墨。那些“至圣至明”的空洞话语,在人们眼前一晃即逝；而那些丑恶言行的具体描写,却久久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人们所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只能认为宋徽宗是个纨绔子弟、酒色皇帝、昏庸天子,而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至明至圣”的观感。因为作品对“至圣至明”没有提供任何一件具体事实,没有任何一处具体描写。这就是宋徽宗形象的客观效果,也是空褒实贬、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表现手法所带来的艺术效果。

二、深文曲笔:

在残酷的古代封建统治下,要把皇帝写成反面形象,必然要触犯“当朝”皇帝。因此,要真正准确地把握《水浒传》对宋徽宗的描写态度,不能不细加琢磨作者苦心经营的地方,不能不深入领会深文曲笔之处。如第二回写高俅与赵佶的遭际,就很有深意。作品先写道: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紧接着作者又介绍赵佶:

“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现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这两段文字首尾相衔,前呼后应,且内容直至文字亦多相似之处,真是相得益彰。让人看到他们虽然一个堂堂至尊,一个市井无赖,却是一路货色。紧跟着又描写他们二人如何臭味相投、同恶相济、难分难舍的情景。这表明高俅是被当作宋徽宗的影子来写的,写高俅就是写宋徽宗。作者用心何其良苦。

历史上曾有过描写帝王爱情的作品,如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人们不能说此种爱情有何高尚之处,但也不觉得如何下作丑陋。宋徽宗恋着李师师,在作者的笔下,人们只看到宋徽宗丑恶的色情相。作者的高明之处是巧妙地运用曲笔手法。比方说,把李师师写成一个水性杨花的青楼女子,而不是一心恋着宋徽宗的女子,她一面接待皇上,面又调戏燕青,这种自然包含着丑化宋徽宗的意味。

再如,作者以“一本正经”的笔调去写徽宗去青楼,也使人感到更加可笑。至于写宋徽宗在李师师处被李逵大闹一阵,吓得“一道烟走了”的情形,更有亵渎皇上“神威”的气味。作者抱着憎恶态度来写这件丑事,因而就包含着揭露与讥讽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