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过年表达了怎样的情感?

楼主，你好~！

梁实秋的《过年》流露出作者关于这么重大的节日却缺乏兴趣，甚至显现出百无聊赖的感觉。

作者并不完全赞同传统的风俗习惯，可看出作者厌恶过年这种传统陋习的。

表现了作者不喜欢过年的思想感情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藉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像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著）、《读〈烹调原理〉》（张起钧著）、《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著）、《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著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著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梁实秋的言论被曲解之后，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围攻，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罗荪在重庆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报》上说梁实秋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赌场上的押冷门”。“标新立异”还则罢了，“投人所好”这个词，在当时真的是十分危险。试想，大家都在写抗战，忽然梁先生说不要写抗战了（实际上梁说的是不一定非要写抗战，在这里我们先按罗荪的理解来推理），那么梁先生这时在偷谁所好呢？***？当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那当然就是大日本帝国和他们的汪先生了，所以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门 ”。梁实秋的本意其实只是想提高报纸副刊的质量，但是从罗荪的渲染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梁以前的和潜在的论敌们都意识到，这是把梁实秋批倒批臭的天赐良机。

　　有意思的是，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脱离现实”，是“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幻想”，竟说梁“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物里面的”，现在则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对此，梁实秋郑重反驳：“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时要坐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这一笔，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捏造论据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的卖国思想，又在接下来的《再论“与抗战无关 ”》（我实在不明白“与抗战无关”几个字为什么要加双引号，这明明是罗荪本人造出来的）一文中，举出梁实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评论》上说过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的言论为证，但是他好像没看见后面写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让大家放弃大国心态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对此，梁实秋未作反驳，因为不看上下文是小学生才会犯的毛病，罗荪先生这一笔，更不高明。

　　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巴人也在其《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说到，梁实秋“要求无关抗战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读到巴人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抗战的时候是不允许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所以小学生写“人口手上中下”与抗战无关，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帐房先生记个帐与抗战无关，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抗战时期的钞票上只印着面额和“××银行”的字样而没有抗战标语，所以花这种钱的人，全都不是中国人。我猜巴人同志当时无论写什么都会先写两句抗日的话，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先在草纸上工笔正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又想起从前的结婚证上，在正文之前，总要有几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巴人又说，梁实秋“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根源在于“想达到他那压制抗日的国防文学的怒潮似的生长”，说梁实秋想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本身。天哪，梁实秋一介书生，居然想“压制抗日”、“消灭抗战”，他胆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马季先生说过一个相声：有人说马季下了一个鸡蛋，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却越传越玄，有人说他下的是咸鸭蛋，有人说是鹅蛋，最后竟成了恐龙蛋，还孵出来一只小猪。我看巴人孵猪的本事就实在不小，几句对副刊的技术性意见，竟被发扬光大成了扼杀抗战的反动宣言，竟成了梁实秋通敌卖国的有力证据，巴人同志这样好的想象力，不写小说而作批评家，实在可惜了。我实在为巴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战中也并没有作出什么光彩的贡献，自始至终都是个躲起来说大话的角色，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上了日本侦缉队黑名单的梁实秋，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视察华北前线的梁实秋！

　　当时批判梁实秋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张天翼、茅盾等人的评论，其实都没有出罗荪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须要提的还有两个人：朱光潜和沈从文。这也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先生，在别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却各自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无端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那些红了眼的文人和兼职文人以及伪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实秋的同党，于是他们不幸也成了靶子，恶毒的语言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相时而动”，没错，因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们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层面上，是敌不过真小人的。

我所熟悉的散文大家中，最感动于季羡林朴实无华的文字，最铭记于周国平的哲学思考，可对于梁实秋，却是让我一而再再而三捧于手心。

梁实秋的散文，就如品一壶清茶，起初最不过寻常普通，可再次回味，才能品悟其中意味深长。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情，是花非花，是树非树，即便是野猫小狗，也能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感悟。他对万物有着悲悯之心，时刻保持着赤忱善良，就像他在这本《世界喧嚣，我很好》写道，会开花的人就会看云、看月、看星辰，并且在人世的一切中看到智慧。

感万物有情

他是一个对于生活充满热爱与乐观的人，他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周围不同的事物，他看狗，会同情悲悯，也会因为无缘无故狗吠而心神不宁，更会愤懑狗主人的猖獗，性同源。

他看树，别人看的是树的千姿百态，他却伤感于树叶衰弱时的落英缤纷，果实累累的迟暮岁月，他感怀树与人的差别，树担心外在险恶，人烦虑内心风波。他看盆景，别人看到的是雅致怡人，他却为景观所不值，不值被匠人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模样，却失去了本身固有的姿态。他怜悯世间万物，有此赤忱，方能感悟这喧嚣的世间。

惜人间爱情

如若问及，这世间一切，什么最值得珍惜，想必梁老一定会将这份真挚的感情视如珍宝、

梁实秋与程季淑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虽说是包办婚姻，但是他们却志趣相投，在梁父程母的暗许下，“恋爱自由”。

他从清华园坐车离开前往女子职业学校，初见情人的青涩紧张，憨憨的样子，带着些许拘束，像极了初谈恋爱的我们。随着慢慢的接触，两人从相知到相互喜欢，婚约似乎已定，但出国留学的计划推迟了一切，好在季淑一直等着他。

与季淑结婚后，梁实秋先生从北京辗转南京等地，在外人看来颠沛流离，但有季淑在身边的日子，梁老似乎依旧很是快乐。即便住在上海最为简陋的平民窟里，他们依旧对生活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一起守护一个叫做家的地方。相比起现在社会里追求物质亦或虚荣的人来说，平淡而简单的生活是多大的一种奢侈。

他们彼此相守的时光，经历过战乱，经历过分别，季淑也为梁老生儿育女，如此伉俪情深，对于梁老来说，所谓时间，那就是你（程季淑）。

品人间美味

除却人间情，人间美味也是梁老独有的爱好。他爱吃，也会吃，对于吃也是极为讲究的。放在现在，梁老必然是吃货一枚，说不准还能被一群网友挖掘成美食博主。读梁老的文字，不亚于《舌尖上的中国》，给人带来美食的享受。

他笔下记录的爆双脆，虽然这种食物我不太爱吃，但是通过梁老的一番描述，竟能让我有了想吃的欲望。双脆，乃鸡胗和羊肚儿，先说这两样东西从食材上就难得，口感上稍微没有处理好就会有很大的腥味，梁老在书中详细的描述了这两样东西的具体做法，细到每一个刀法，每一个纹路，以及爆炒的火候与时间。梁老说，想吃到这样美味的爆双脆，没有一点手艺是肯定不行的。

可能是现代人工业化流水以及追求快节奏，这样精细化的手艺，到现在几乎失传了。或许是现在的厨师再也不屑于做这样繁琐的事情，随手一个汉堡包，又或者加急打包快餐，不用说有功夫慢慢做菜，即使做了，顾客就连细细品尝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如若能像梁老一样，感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食并详细记录下来，那真是万般难得了。

当然，这些都是书中的细节，如若想看到更多精彩，还需拿起书本，细细品读，任是这般喧闹的世界，也能找寻不一样的喜乐安好。

　　别一种风范 ——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于今

　　一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他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这部不同凡响的集子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过，《雅舍小品》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誉，并不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其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人们对它鲜有雅兴。《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色色的世相与人性，在人们的连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来听这种侈谈？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才行时起来的。它在台湾广受欢迎，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时，由于当局的策动，岛上反共文学甚嚣尘上，此类作品怎能称为艺术？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滥，以迎合一些低层次的市民的口胃，这路货色哪有什么审美价值？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又基本上被当局所禁，在这种情况下，格调高雅、切人人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该书于1947年编定，因战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散文而言，达到“雅舍”系列境界的毕竟还是寥寥，而此时梁实秋已文名甚盛，在台湾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各种散文集的艺术品位都相当高，持续畅销不衰也就势在必然。大陆的读者重新接触到久违了的梁实秋散文，是在80年代后期的事情。自新中国建立直至70年代末，闲适一路的小品在大陆几近绝迹，人们读到的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训意味甚浓。进入80年代，赏心悦目的小品篇章才渐渐多起来，不过似乎还没有谁被公认为大家。尘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开始重印，但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这种苦味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读者更偏爱梁实秋：因为他既执著人生，处世态度悠然洒脱，文品又高雅幽默。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珍惜有限人生、随缘享受生活的精神特点也颇合时尚。梁实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二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粱实秋的“无为”仅限于政治方面。他对政治现实是失望了。定居台湾后亦复如此。1987年春，他在反顾自己赴台后的生活与创作时曾直言自己的心境：“避地海曲，万念俱灰。”〔7〕但他毕竟热爱生活，因而在改善世态人心方面，仍是抱积极态度的。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梁实秋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在民族矛盾骤然尖锐化的1937年，他被日寇侦缉队列人黑名单，无疑是他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所致；1940年1月，他随国民参政会赴前线慰问将士；应救亡急需，他主持过战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参与编写“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打击日寇为主旨”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作品，所费精力也不少。他在年迈体力衰弱之后，因在台湾无膝下照料，女儿文蔷请他们到美国定居，他申请的是长期居留，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别人问起缘由，他说：“人美国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8〕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梁实秋在青岛生活过四年，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很是留恋。青岛曾被殖民主义者占领过，他在提到那座“有俯瞰全市傲观群山之势”的前德国总督府时写道：“反正这座建筑物，尽管相当雄伟，不给人以愉快的印象，因为它带给我们耻辱的回忆。”在写北平的街道时，他对古城的民风着意地写了这么一笔：那些提着笼子架着鸟的“地道的北平人”，对马路格外平整、清洁的洋人租界，几乎都抱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不肯踱进那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在似乎平静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地道的北平人”的敬佩之情。《观光》抒写他在台北接待外国友人来此旅游而触发的感慨。面对那些对我们的落后事物抱着浓厚猎奇兴趣的外国旅游者，他十分反感。《西雅图杂记》中有一篇《豆腐干风波》，文中提到有位美国人在一本讲各地风俗习惯的著作中竞信口开河：“他说中国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鸟舌汤，炸狼肉。”粱实秋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揶揄道：“海外奇谈这样离谱，我只好自惭孤陋寡闻了。”这些地方也同样表现着他的民族自尊心。

　　晚年的梁实秋，由于思乡之情甚炽，写下了一系列怀念故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以“谈吃”为名目。《火腿》是其中的一篇。他回忆了往昔在大陆时与友人同食火腿的况味后，末了写自己在台湾有幸得到了一只虽瘦小坚硬但却是来自金华的真品（其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妻子将其携往店铺，请相熟的老板劈开。那老板在将它“劈成两截”后不觉发出了喜悦的惊叫：“数十年不闻此味矣！”并“嗅了又嗅不忍释手”。这些描写传神、动人地展现了台湾百姓的怀乡之情。梁实秋夫妇将火腿的蹄爪送给他，他喜出望外，“说回家去要好好炖一锅汤吃”。这位老板怀乡甚殷的心情，引起了梁实秋深深的共鸣。梁实秋并非浙人，却称金华火腿为“家乡肉”，他借渲染老板的乡思，实际上正突出地表现看自己的家国之恋。

　　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行贿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行贿受贿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四

　　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时常为他淡泊名利、达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悦。在怀人之作《悼齐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顾往事后这样抒写道：“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关于第二点，粱实秋作了一些阐述：“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齐先生心胸开阔，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还讲一步解释了齐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其实梁实秋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所谓“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仅作为一个生活者，而且能超脱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情趣，从中获得心境上的愉悦。梁实秋的许多散文，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的特点．从他对外界事物或自身经历的叙述、抒写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这篇小品写作者自己国难时期的陋屋。他在这座地处僻远、“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过得很愉快，虽说此处有“聚蚊成雷”之类的现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何况明夏“谁知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这里透出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飘零感，同时显示着他那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国难期间，应该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需知当时有多少苦难同胞流离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琼楼玉字里享福的达官显贵，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梁实秋，他能如此安贫乐道，尤显可贵。但梁实秋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并不虚度时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文中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他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有相当的价值。四川多雨。雨既然来了，他坦然相对。文中写道：“滂沱大雨时，屋顶湿印到处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笔下颇有诗意。对“聚雷成阵”之类现象安之若素，又视屋顶灰泥崩裂“如奇葩初绽”，并饶有兴致地品味个中酸甜苦辣，不正说明着他超然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洒脱、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身旁发生的种种事态吗！作者在个人凼顿中确乎表现得十分豁达，但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毕竟不大合乎世情（何况他的个人困苦正因国难所致）。梁实秋写于抗战时期的小品，几乎全然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梁实秋说，“雅舍”虽是陋屋，却“自有它的个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个性的。在“雅舍”居住期间，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目叫《穷》的散文颇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个性的了解。文中说，人在穷时尤不可志短；结尾则云：“典型的穷人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接着他引了孔子的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话出自《论语》，紧跟着还有两句他没有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来他在一首赠作家琦君的《金缕曲》中加以点化：“富与贵，浮云耳。”重义轻利、穷而不改其乐正是梁实秋个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鉴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已成泡影，政治现实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浊社会里的梁实秋为了摆脱烦恼而疏离政治，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其消极的一面是毋庸讳言的，但他藐视权贵，不为名缰利索所绊毕竟还是可贵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适的人世情趣，又何尝不是对滚滚红尘中那种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尔虞我诈的世风的一种反拨。

　　梁实秋有种说法：“一切只要随缘”，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乐》中他则说：“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又说惟“心无挂碍”方能快乐。因而他工作时专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乐趣时也心不旁骛。接着他抒写切身体会道：“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乐趣范围极广，散步、随缘观景、欣赏尘世中人生的形形色色，无不包罗在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偶尔遇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能不令人快乐半天？”在他看来，人世间到处都能享受到生活乐趣。这是内心湛然的梁实秋的一种人生体味。

　　梁实秋既然视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乐趣确实多多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十分欣赏曾国藩的一句格言：“作人从早起起。”他年老时写过一篇《早起》，它中忆起青年时代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情形：“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粱实秋写作《中年》时自己适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并颇为豪迈地说：惟有“中年才能担得起大出轴子戏，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他借抒写自己的感受所表现的这种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道。

　　五

　　在人性论方面，梁实秋前后期的见解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1928年他在《新月》杂志著文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文学与革命》）。〔9〕在台湾他写过一篇长文：《文学讲话》〔10〕，他在该文中仍坚持“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又说，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他还重申几十年前表述过的观点：“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元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人性的探讨与写照，便是文学的领域，其间的资料好像是很简单，不过是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其实是无穷尽的宝藏。”他特别强凋：“如果以真善美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他的注重“善”与二元人性论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惟“以理制欲”，方能达到“善”。在文学上，就是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创作，的确在努力实践这样的主张，其作品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情操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但人性论并不能解释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阶级分野与对立现象，在文学上仅用人性论去排拒或者调和阶级的差异与矛盾，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渗透在梁实秋散文中的人性论，要作具体分析。

　　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各色人等都有，但内在意蕴事实上并不相同。鲁迅当年在与梁实秋论战中，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已说得既形象又明晰、中肯了。在《早起》、《快乐》等作品中，清心寡欲的“我”，为各种多姿多彩、生命力蓬勃的事物所感染，并因此油然而生欢愉情绪，但那种超脱的心态，显然表现着绅士阶层悠然的情致，是打着阶级烙印的。在《快乐》中梁实秋形象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享受到快乐，不过，享乐观毕竟也有阶级性，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各有各的内容与方式。

　　《脸谱》、《握手》、《送礼》诸文中都涉笔对于官场和仕途中人的鄙夷，语多讥讽。所表现的，那是“好政府主义”者梁实秋的一种由失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若说他与政权的执掌者互相敌对，则是谈不上的。

　　梁实秋表现人性向善的题旨，有时采用曲折迂回的手法，如借物喻人的《鸟》、《猪》等篇皆是。在《鸟》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鸟儿，从鸣啭之声到形体的可爱，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写很有诗意；同时，作为对比，他又反复述及在看到提笼架鸟的人清早蹈踺于街边时的内心感触：“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鸟儿到了这种地步，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他对鸟的际遇感同身受。生存于社会的人，谁不乐于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也不愿失去自由。向往自由确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人性。他落笔于鸟，是由于在向往自由方面，“鸟性”与“人性”是共同的。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鸟的喜悦，与囚居于笼中的鸟儿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间所获得的感怀的。很少有人去写猪。梁实秋之所以写《猪》，也隐含着对人性向善的期望。此篇与他另一作品《懒》的题旨相近。《懒》开篇第一句是“人没有不懒的。”他认为懒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猪大约是最懒的一种动物了。它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没有什么”了，一生甚是“无聊”。文中用调侃的口吻写道：猪“不用劳力，它有的是闲暇”；“除了它最后不得善终好像是不无遗憾以外，一生的经过比起任何养尊处优的高级动物也并无愧色。”又云：“可惜它只能四脚着地，辜负了那一身肉”，“如果它能竖起来行走，大腹便便也并不妨事，脑满肠肥的一副相说不定还许能赢得许多人的尊敬”。这里除了对世态的机巧的嘲讽外，也显然含蕴着他对以懒为乐的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劝戒。

　　梁实秋在散文中致力于描写形形色色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毕竟与阶级性无法割裂开来。他在81岁高龄时写过一篇《故都乡情》（载台北《联合报》1983年11月1日），文中情真意切地说：“……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何种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普遍人性。此言不能说错，但“共同”的只是表面，不同的人，其乡愁的内容千差万别。各种乡愁其实是各有其阶级内涵的。我们只要粗粗翻阅一下七八十年代台湾的一些怀乡之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昔日的显贯富豪所怀念的，与被抓壮丁入伍赴台的老兵，他们的所思所念几无共同之处；以前在大陆显赫一时的权要人物，与梁实秋这样的书生，他们的所思所念也迥然各异。

　　40年代，梁实秋在他的小品《孩子》里一反习惯上称孩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公的说法，却道他们“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公。”又云：“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原来他是针对趼_龙、纵容、溺爱孩子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其出发点，自然是为了矫正世风，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视孩子为“一家之主”却并不见得自古而然，即使在40年代，也并非社会各阶层的家庭中都这样。中国的封建礼教中历来就有“父为子纲”之说，那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正如此，至少那时的孩子并无“一家之主”的地位吧。《孩子》不失为针砭时弊之作，却很难认定此文所揭示的就是一种“无分古今，无间中外”的人性现象。

　　自称以人性论来观照“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的梁实秋，他在审视生活时所表露出来的观念，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超脱阶级性，他的有些作品，虽也张扬人性论，主调其实是阶级调和论，《第六伦》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伦关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梁实秋提出的第六伦是主仆关系。他从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主仆关系很难协调，因为仆人是被主人“用钱雇买人的劳力供其驱使的人”。在梁实秋生活的那个社会里，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主人因为自己花了钱，所以总是“惟恐仆人少做了事”，并有“仆人总是懒的”之类的偏见；既然仆人干的是体力劳动，饭量自然大些，“很少主人（尤其是主妇）看着不皱眉的，心痛。”如何消解这种矛盾呢？梁实秋提出了一个“忍”字：“需双方相当的忍”，并且强调“在仆人一方面，更需要忍”！何以“更需要忍”？他找出了一些实在算不得理由的理由来：“主人发脾气，那是因为赌输了钱，或是受了上司的气无处发泄，或是夜里没有睡好觉，或是肠胃消化不良。”难道主人在这类情况下向仆人发脾气，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合乎情理的？文中又感叹：“现在人心不古，仆人的风度合于古法的已经不多”。“古法”对仆人要求更苛，仆人的处境岂不更糟？梁实秋同时也劝导当主人的要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领可能还不如仆人；又说“驾驭仆人之道，是有秘诀的，那就是，把他当做人，这样一来，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就不苛责于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也可加以曲宥。”“他也是父母养育的，所以也受过一点发展个性的教育，因此总还有一点人性的遗留。”似乎有点平等意识。不过他那善待仆人的规劝实际上又是与他竭力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主张相柢牾：他说主仆关系在文明世界里才有，“我们固不必主张反抗文明”。在文中，他一方面的确给了仆人相当的同情；但他更用心良苦地为主人的无理作了种种开脱。他所列述的主人向仆人发脾气的原因（自然是打比方说说而已），没有一项是正当、合理的，他对主人显然没有用理性和较高尚的情感、较严肃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梁实秋自己说过这三项“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以这样的人性论来调和“第六伦”的关系，真能化解矛盾吗？恐怕是并无作用的，因为他在“纸上谈兵”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其自相矛盾处已很显然。早年鲁迅在与梁实秋论争时，就指出过他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矛盾而空虚”，〔11〕从《第六伦》来看，又何尝不如此。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享年84岁,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英国文学史家、文学家、翻译家 他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结束论战所产生的影响实体已超出鲁梁本身,论战性质也已逾越了文学范畴,其余波扩涟到后来年代,以至于今抗战年间,发生在重庆的那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虽不能说与这场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 出版过《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本文艺批评专著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因此30年代他的文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根基于人性2：文学家必须保持自由的人格3：提倡文学的节制与理性,用理性和节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一种标准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与周作人等五四文学先行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类,但对如何表现人性的看法上,又有不同他一再强调：“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以人性作为文学的核心与唯一标准梁实秋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地人性的艺术”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陈述自己的人生观：“人性是很复杂的

,（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为其因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与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他的人性是二元的,一是以想象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二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他认为后者是健康的,前者是病态的因此他主张文艺上的“合于理性的束缚”理性是人性的中心,“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他对五四时期流行的人道主义学说不能接受,把它看作情感泛滥的结果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以理制欲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