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行路难》与鲍照的《拟行路难》的比较与分析

相同点：

1、都是古体杂言诗。

2、 从思想内容看，都是写怀才不遇、悲愤不平的感情，且都是借助于“行路难”这一特定含义，来暗指宦途的艰难。

3、从语言风格看，都得力于汉乐府的影响。语言质朴，用近乎口语的文字表现深邃的诗意。

4、技法上，都采用了比兴的表现手法。“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把水的流向的不同比作人生的贵贱穷达的不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则是把宦途比作行路的艰难。

5、两首诗的诗人都是通过喝酒来发泄内心的苦闷。

6、诗句中有相通之处，李白行路难一中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出自《拟行路难》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李白行路难三中的“吾观自古贤达人”引用《拟行路难》：“自古圣贤尽贫贱”。

不同点：

1、创作时间不同。

《拟行路难》创作于南北朝时期，《行路难》创作于盛唐公元742年（天宝元年）。

2、背景不同。

《拟行路难》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社会动荡。鲍照出身寒微，怀才不遇，于是常常借诗歌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表现出了寒门志士备遭压抑的痛苦，传达出了寒士们慷慨不平的呼声，充满了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这种忧愤的情感发于作品之中，形成了他诗歌的独特风格。

《行路难》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们都来为他饯行，求仕无望的他深感仕路的艰难，满怀愤慨写下了此篇《行路难》。

3、表达情感的深度不同。

鲍照的《拟行路难》带有慷慨悲凉之气，爆发出顽强的不屈精神和抗争意识，给读者以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白的《行路难》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

李白的《行路难》是仿写鲍照的同体诗。但手法和感情有别。“人生亦有命”是诗人在忍气吞气，无可奈何愤激，而李诗坚信未来的美好。

李白的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扩展资料

1、《行路难三首》创作背景

这三首诗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李白本是个积极入世的人，才高志大，很想像管仲、张良、诸葛亮等杰出人物一样干一番大事业。

可是入京后，他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唐宋诗醇》以为《行路难三首》皆天宝三载（744年）离开长安时所作，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裴斐《太白乐府举隅》从之。

郁贤皓《李白集》以为前两首作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前后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名无成而归之时，第三首作年不详。

2、《拟行路难》出处

《鲍参军集》，别集名。南朝宋鲍照撰。鲍照字明远，曾经任过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刑狱参军，故世称他“鲍参军”，此集因而得名。南朝齐永明年间，鲍照的诗文已散佚大半，南齐虞炎奉命搜集鲍照遗文，编次成集，并作了序。

鲍照（公元415-470年）字明远，南朝宋著名作家，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乐府诗。他的作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诗人。他的骈文亦佳。

-行路难三首

-拟行路难

李白 行路难(其一) 与鲍照 拟行路难(其六) 在思想感情上的相同点:

这两首诗的共同处是诗人不能为国家效力，做贡献而感到惋惜。

不同点：

李白的行路难(其一）表达的是一种信心，一种自信，而鲍照的拟行路难（其六)表达的是沉痛的感情。

既然人的贵贱穷达

就好比水流的东西南北一样

是命运注定

那又何必烦愁苦怨、长吁短叹呢？

表面上

这是叫人们放宽心胸承认现实

其实内里蕴蓄着无限的酸辛与愤慨

《拟行路难》其四赏析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

“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这起首两句，通过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人惊疑的气势。正如沈确士（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如此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

然而，“举杯销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了。这口吻，这笔调，反倒愈加透露出那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是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岂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应当说，此刻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成最大密度，似乎达到了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程度。不尽情渲泻，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下面出现的竟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

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不难想见，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敢怒而不敢言，令人道路以目的地步！人们要呼不能呼，要喊不得喊，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该是人间多么大的不幸呵！作者有着正确的感知，读者亦有正确的感应。这不幸从何而来，已尽在言外，全可理喻的了。所以，回顾前文，那“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能看作是诗人在忍气吞气，无可奈何之下的一句愤激之词罢了。

从读者的审美心理角度来说，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使读者心领神会，从而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前人王船山（王夫之）曾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沈确士（沈德潜）曾说：“妙在不曾说破”。

这都准确地指明了本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灵活的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钟嵘《诗品》曾批评鲍照“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岂不知，这恰是鲍照诗作独具艺术特色之所在。

《拟行路难》其四原文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白话译文

在平地上倾倒杯水(介宾后置)，水向四处分流(比喻人生际遇不同)。人生是即定的，怎么能成天自怨自艾。举杯饮酒来宽慰自己，歌唱<行路难>。（这句说,歌唱声因举杯饮酒愈益悲愁而中断） 人心又不是草木，怎么会没有感情？欲说还休，徘徊不前，不再多说什么不敢表达自已的思想。悲愁深沉，郁结在胸，酌酒难以自宽，长歌为之断绝。满腹感慨吞声不能言，（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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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鲍参军集》，别集名。南朝宋鲍照撰。鲍照字明远，曾经任过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刑狱参军，故世称他“鲍参军”，此集因而得名。南朝齐永明年间，鲍照的诗文已散佚大半，南齐虞炎奉命搜集鲍照遗文，编次成集，并作了序。

鲍照（公元415-470年）字明远，南朝宋著名作家，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乐府诗。他的作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诗人。他的骈文亦佳。

《隋书·经籍志》著录《鲍照集》10卷。今传有明代毛校宋本《鲍氏集》10卷，薛应旂刻《鲍氏集》8卷本，汪士贤刻10卷本《鲍明远集》。张溥刻《鲍参军集》2卷本。清末同治年间钱振伦撰《鲍参军集注》6卷。近人黄节撰《鲍参军诗注》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今人钱仲联在钱本和黄本基础上加以补订，作6卷，标点改为新式的，是现在最好的本子，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较有参考价值。

作者生平

鲍照（414年－466年），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东海郡人（今属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长城镇）

宋元嘉中，临川王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鲍照以辞章之美而被看重，遂引为“佐史国臣”。元嘉十六年因献诗而被宋文帝用为中书令、秣稜令。大明五年出任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泰始二年刘子顼起兵反明帝失败，鲍照死于乱军中。

鲍照与颜延之、谢灵运同为宋元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合称“元嘉三大家”，其诗歌注意描写山水，讲究对仗和辞藻。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世称“元嘉体”，现有《鲍参军集》传世。鲍照和庾信合称“南照北信”。

-《拟行路难》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