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于凤至最后为何离婚了呢？

于凤至是张学良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于凤至、谷瑞玉、赵四，三个人都是与张学良有夫妻之名的人。在这几个人中，于凤至最贤惠得体，最懂得隐忍，最知道付出，得到的却也最少。

于凤至与张学良刚认识的时候，张学良就知道两个人性格相差甚远，于凤至比较传统，而且特别保守，与张学良的放浪公子哥形象相差甚远。但是，好女人总爱坏男人，于凤至对张学良的付出，如飞蛾扑火一般。关于张学良和结发妻子于凤至1964年离婚的内幕，一直流传着很多版本，但多是语焉不详。直到张学良和于凤至双双作古，其内幕细节才得以浮出水面。

当年，于凤至在贵州幽禁地检查出左乳发生癌变，赴美治疗临行前，张学良曾叮嘱她：此行赴美就医，无论将来病情是否好转，都不要再返回贵州。张希望于凤至到美国后，设法把当时尚在英国读书的几个孩子转到美国继续学业。张的这番叮嘱所蕴含的意思既深沉也明显，他希望于凤至去美国后可以为张家存续骨血和人脉。

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张于在分别之时是有默契共识的，于到美国后就是张的后路。只通过这两个细节就能让咱们明白，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从理智，张是没理由、更不会主动提出离婚的。在于凤至那更是如此，在她内心中，她不仅是张未来可能的营救者，更是张的归宿。但是在1959年，张学良和张大千的知己相会很有名。

在张学良家，当品尝完赵四亲自下厨烹饪的美食后，张大千以知己朋友的口味说：“应该给赵四**一个公开的名分。只有这样才合乎情理！于夫人毕竟在美国住得时间太久了，她也应该成全赵四**的一番美德。”正是有了张大千的这一番话，加之张群善意的提醒，张学良才最终同意下来。

细细品味这一细节，其实是很五味杂陈的。后来，张学良给于凤至写信说：“我们，永远都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你来决定。”于凤至接受了一切，同意和张学良离婚，她说：“有汉卿这句我们永远是我们就够了。”

后来，于凤至果然没有再回来，但她的故事却永远留在了时光里。

　关于顾维钧与张学良的深厚友谊，希望你们喜欢。

　张学良(人称“张少帅”)是东北军首领，曾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着名的爱国将领。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元老，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后来，两人因缘相识，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与张大帅的“君子之交”

　1927年年初，顾维钧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并代理国务总理。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东北进入华北，并打败了其他各路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16日，张作霖自封大元帅，设立军政府，并自任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政权。在其幕僚的筹谋下，准备废除宪法，改弦更张，自由行事。

　张作霖是张学良的父亲，人称“张大帅”他控制北京政府后，仍准备继续留用顾维钧，但遭到顾维钧的拒绝。顾拒绝的理由是，张作霖的新政府是违宪的。此后他就回到北京西山的乡间住宅休养。

　由于顾维钧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大挫日本人锐气，给张作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张作霖仍设法拉拢他进入新政府。就在张作霖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张作霖就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去西山拜访，转达口信，希望能与顾维钧一谈，并邀请他搬回北京。顾维钧无奈之下，只好去见张作霖，张作霖见到顾维钧时表示，可以按照顾维钧的意愿安排任何职务，但顾仍然拒绝。

　几天之后，新任总理潘复又奉大帅之命，敦请顾维钧接受审计院院长之职，这是一个不牵涉重要政治问题的闲职，但顾维钧仍不接受。不过，这次顾维钧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罗文干担任了这个职务，以报答张作霖对自己青睐。此后，顾维钧虽不当官，但仍和张作霖保持朋友之间的往来，两人有时会闲谈聊天，张作霖招待外国使节时，也会请顾维钧出席。

　张作霖对顾维钧十分看重。有一次宴会散后，两人一起送客，客人走后，张作霖的副官将张的车开到门口，大帅怒问副官：“顾总理的车呢”马上命人将顾维钧的车开过来停在他的车前，并亲自打开车门，送顾维钧上车，然后自己再上车。

　就在顾维钧与张作霖的交往中，张学良与顾维钧也逐渐熟悉起来，后来两人产生了非常深厚的友谊。1928年夏，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逼近平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只好率领部队退出北京。6月，他在回东北的路上，在沈阳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死。同时，北伐军占领北京。

　国民党的部队占领北京后，顾维钧就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他在北京的府第全被没收，改为孙中山纪念馆。无奈之下，他将妻子黄蕙兰和孩子们安置到天津，自己在年底远走巴黎，再往加拿大避难。

　充当张学良的私人顾问

　一年多以后，顾维钧刚从法国前往加拿大，就接到了张学良催请回国的电报。原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执掌了东北军的大权。接着，他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之后，他就给在国外的顾维钧发电，催顾回国为自己出谋划策。

　顾维钧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回国。很快，他就回到沈阳。他见到张学良后，就如实地说明了自己对苏俄的印象及对国外形势的估计，张学良听得非常投入，他深感顾维钧的经验丰富、见识远大，于是希望能和顾维钧多多见面，并请求顾维钧担任自己的高级顾问。

　顾维钧感到为难了。他这次回国，多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想为张学良分担一下压力，他并不想担任职务，再次卷入政治斗争之中。他委婉地拒绝了张学良的提议，并对张学良说：“不必给我官衔，如果有事和我商谈，我随传随到。”

　张学良了解顾维钧的想法，并没有逼迫他，并且为他这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谊而感动。

　从此之后，顾维钧和张学良的关系更加亲密。他时常接受张学良的邀请，与其讨论国事。

　有时，他们还聚在一起打高尔夫球。张学良的外交经验并不丰富，在待苏俄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日益强硬，顾维钧屡次劝他不要在中苏边境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可年轻气盛又充满信心的张学良告诉他，自己对苏俄自有对策。

　1929年7月的一天，两人正在打球时，顾维钧突然看到满载着东北军的火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北方开去，他惊讶地问张学良为何调兵，张学良告诉他，苏俄正在向满洲边境和满洲里集结军队，因此他也派兵去哈尔滨，吓唬一下苏俄。顾维钧对此十分担心，他认为一旦虚张声势，有可能会引起苏俄反扑，后果不堪设想，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学良。可是张学良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后来苏俄兵力大大增加，并得到外蒙军支持，东北军损兵折将，不得不接受苏俄最后的谈判通牒。

　顾维钧接到消息后，连忙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安慰张学良，并告诫他谈判交涉时务必谨慎行事，不能因此而垂头丧气，拱手相让。这次失败是因张学良没有听取顾维钧的建议，一意孤行造成的。

　此事过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了。张学良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提到顾维钧时说：“顾维钧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个人呐，我批评他，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他不卖力气。他要是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这个人，我跟他我们两个人过得很好。”可以看出他对顾维钧的欣赏与信任。

　在这一时期，顾维钧实际上是成了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经常往返于北京自己的家和沈阳张学良的府邸之间，成为少帅府中的常客。而张学良对顾维钧，也表现得隆情厚谊。1930年7月，张学良得知顾夫人黄蕙兰准备由欧洲回国时，立刻电令黑龙江当局妥为照料，等到黄蕙兰抵达满洲里，即派专员前往接应，沿途有军警护送，一直护送到北京。另外，顾维钧在1928年到1930年期间投资的垦殖事业，张学良给了他不少特殊照顾。

　1930年2月，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南京方面随即通知他，国民政府已准予撤销。但不久，天津的《大公报》又说并无其事。张学良于是又致电南京政府，询问原因。南京方面告知他，撤销顾维钧的通缉令后，国民政府没有告知党部，所以党部秘书处以为没有撤销。但是张学良还是不放心，他又致电蒋介石，恳请蒋亲自表态，蒋表态后，他才放心。

　两人患难与共的日子

　1931 年 9 月 19 日清晨，顾维钧接到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的来电：日本关东军于昨日深夜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占领了沈阳城，催请顾维钧到少帅处商讨事宜。

　此时，张学良正在北京。顾维钧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张学良及东北军集团的十几位高级将领正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但大家谁也拿不出好办法。顾维钧在此时提出两条建议：一、即刻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即派人设法观察和探听日本军事当局到底准备走多远，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张学良同意了第一点建议，对于后一点持保留态度。很明显，张学良只想把问题交给国民政府负责，而不想自己单独负责。

　恰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来电，希望顾维钧返回南京，担任处理中日关系的外交部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于顾维钧的外交才能十分欣赏，取消通缉令后，他曾多次邀请顾维钧来国民政府任职，顾维钧不想再次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中，所以对于蒋介石的提议，他一直没有回应。但这次明显不同，顾维钧知道，这次涉及的不再是党派利益，而是切实的民族利益，再加上张学良从中劝说，希望顾维钧能和他一起，处理日本侵略的问题，顾维钧终于决定再次“出山”

　顾维钧先是被任命为处理日本侵略问题的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这期间，他成为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沟通信息，传递情报的联络人，虽然他是南京政府的官员，但是仍然往来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张学良的指挥所之间。

　此后，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顾维钧正式出任外交部长。蒋介石将解决东北危机的重任交给了顾维钧，希望顾维钧能够“布展其抱负，发挥其长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庶不负政府与国民期望之殷也。”但是，顾维钧的上任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力剿共，怎会分身来抵御日本的侵略雪上加霜的是，张学良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训令下要求东北军按兵不动，但依顾维钧对张学良的了解，他知道，有上次对抗苏俄军队损兵折将的案例在先，张学良不敢再轻举妄动，不然有可能使东北军全军覆没。

　所以，顾维钧上任外交部长时，日军已经占领长春和哈尔滨，东北大片国土已经沦丧。东北军政机关迁到锦州，日军随即又向锦州进犯。能否保全锦州，成为整个东北的最后关键。

　顾维钧和张学良此刻变成了“难兄难弟”,两人都是处理东北问题的关键人物，对于锦州，现在都骑虎难下，如果处理不好，东北就可能完全沦陷，他们就可能担上“千古罪人”的骂名。

　在此期间，顾维钧和张学良曾经多次互发电报，商议此事。其中，在一封致张学良的电报中，顾维钧这样分析：“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

　之后，顾维钧左思右想，提出“锦州中立化”的方案，即驻守锦州的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要求日军向美英法三国保证不占领锦州，避免进一步冲突，然后谋求双方谈判。顾维钧的计划是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设定的，在他的考虑里，张学良与国民政府拒绝了和日本的谈判，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这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日本反而有可能倒打一耙，以中方拒绝直接谈判为由，情感故事借此滋事，扩大侵略，使东北局势更加恶化。所以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化”的方案，意在阻止日军继续进攻，占领锦州。

　可是，顾维钧的用心良苦没有换来广大国民的理解，反而引来各个城市的不断抗议和声讨，他甚至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他的名声彻底臭了。他既担心国家局势和国家主权，又忧愁自己被误解，压力很大。在1931年的最后三个月里，顾维钧和张学良通过密电交流得更加频繁，两人共发了超过一百多封电报，有多封表达了他们对东北局势和锦州问题的看法和交流，现举几例如下：

　英、法、美三国深恐日军有袭攻锦州之意，均已派遣专员前往视察。顷法使请求吾公急电锦州省府当局， 将事实尽量供给各国专员， 以便随时电达国联， 明真相。(顾致电张)

　1931年11月24日

　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顾致电张)

　1931年11月25日

　昨由平来锦英员今日与职等作恳切密谈， 要旨如下： (一) 国联自身本无实力， 仅能调解纠纷， 不能强判执行， 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 如肯直接交涉，国联居中监视。据彼意： 中国不至吃甚大亏， 果能如此， 在各国认为中国受益已多， 若专仰国联解决， 或望其尽何等真实力量， 均不可靠。(二) 国民党执政以来， 对外骄矜太大， 颇失各国好感。例如收回汉口英界， 办理情形， 毫不为英国稍留颜面， 其他各国感受此种难堪亦复不少， 此次各国不记宿嫌， 仍对中国表示同情， 完全为人道正义起见。最后该员等并称此为友谊之恳谈， 不负任何责任。等语。谨密闻。(张致电顾)

　1931年11月26日

　尽管两人对锦州和东北问题极为担忧，但却因各种原因无能为力，他们站在风口浪尖上，接受各种质疑和诋毁。

　在朝野上下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顾维钧不得不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辞职的当天他就给张学良发了一份电报，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声。张学良对他虽然进行安慰，但无法改变时局。

　顾维钧辞职后不久，又因放不下国事而重新上任。此后，他陪同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中日冲突真相，后又参加日内瓦大会，揭露日军暴行并寻求国联制裁日军。

　张学良因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被日军攻占，1933年，热河沦陷，蒋介石、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辞职。1934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从此之后，张学良与顾维钧两人虽有联络，但见面的机会却少了，国破家亡的危机让他们各奔东西，另谋出路。

　结束语

　1936年12月，张学良因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拘禁，直至大陆解放前夕随同押至台湾继续被软禁。就这样，两位好友彻底失去了联系。据说，后来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供职的顾维钧，曾经回到台湾，想方设法希望见上张学良一面，但终未能如愿。不过，对于张学良在海外的亲属，顾维钧一直照顾有加，就像张学良在他被通缉之时对他的家人那样。

　1960年，顾维钧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历经17年完成个人口述回忆录，并捐给该校，同样，张学良在1991年也与哥大合作，并把私人文件和口述资料交给该校收藏。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屡次提到他与张学良的友谊，同样，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也少不了对顾维钧的深切缅怀。两人以这种方式，完成了这辈子最遗憾、然而也是最真切的对话。

1964年7月4日，在台北杭州路的一位美国人的别墅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秘密婚礼，新郎是已经64岁的张学良，新娘是51岁的“赵四**”赵一荻。这是他们相依为命共同生活30多年以后，终于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一天。

当时台湾的报刊对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婚礼作了如下报道：

虽然赵一荻多年来心甘情愿地陪伴张学良，并非为了求得一个早该属于她的妻子名分，但这一场迟来的婚礼，对她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赵一荻祖籍浙江兰溪，1912年出生在香港。她的父亲赵庆华是津浦铁路局局长，娶有三房妻妾，生下七男四女，四个女儿中赵一荻最小，家人都称她为“四妹”。赵一荻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她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兴趣广泛，爱好骑马，打网球、游泳、开车，跳舞、穿着时装等等，14岁时已出落成端庄秀丽、光彩照人的少女。

1927年5月的一个晚上，还在上中学的赵一荻出于好奇，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天津有名的社交场所蔡公馆，就是这么一次好奇，竟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赵一荻到达蔡公馆后，站在那些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太太**们中间，她那张豆蔻的青春面孔显得格外超凡脱俗，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的目光，他们争先恐后地邀请赵一荻跳舞，但赵一荻却都拒绝了他们，选择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

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位英姿飒爽的将军向赵一荻走了过来，他伸手邀请赵一荻和他共舞，此时赵一荻竟奇迹般地接受了。在翩翩起舞中，他们都从对方眼睛里发现了一种微妙感情的流露，两颗心在不知不觉中紧紧贴近了。可惜一首舞曲还没跳完，将军就因公务而匆匆离去了。

事后赵一荻才知道，这位和她共舞的将军，正是大名鼎鼎的少帅张学良！这年夏天，赵一荻跟着家人来到北戴河避暑，正好张学良也在这里，意外的相逢让两人都十分高兴，在这段日子里，两人几乎天天见面，感情迅速升温。张学良虽然多次向赵一荻表达了爱慕之情，但赵一荻的态度却始终很暧昧，这令张学良十分奇怪：究竟是什么槛儿挡在了他们两人中间呢？

有一天，张学良来赵一荻的住处找她，正好赵一荻不在，张学良于是翻看了她的日记本，本子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张学良这才知道赵一荻压抑自己 情感 的原因，张学良很小的时候就和原配妻子于凤至结婚了，于凤至大他3岁，两人虽然没什么感情，但于凤至一向识大体、顾大局，深得整个张家上下的喜欢。赵一荻知道，张学良是不可能和于凤至离婚的。

几天以后，张学良和赵一荻一起去参加一个宴会，他发现赵一荻胸前垂着一颗鸡心首饰，便想仔细看一看，赵一荻却不同意，张学良于是抢了过来。张学良不看还好，看了以后竟然几乎坐不稳，原来鸡心里面嵌着的是张学良的照片，而且还写着“真爱我者是他”的字样。这让本已深爱对方的两人，再也无法控制对对方的感情，从此两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热恋到了昏天黑地的地步。

张学良和赵一荻热恋的事情很快传到了赵一荻父亲赵庆华的耳朵里，赵庆华听说女儿竟然喜欢上了有夫之妇，不禁大怒，为了彻底斩断这段不伦不类的情缘，赵庆华迅速给女儿物色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

但此时赵一荻却突然失踪了，原来她被安排亲事后，内心极度痛苦，她既不想嫁给别人，但又不想背叛父亲的意愿，就在她犹豫不决时，突然听说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竟病倒了，她恨不得生出翅膀，马上飞到张学良身边。于是在1929年9月的一天，赵一荻给家里留下了一张字条，以探望生病的张学良为由，只身去了沈阳。

赵一荻到达沈阳后，一向很识大体的于凤至竟然坐立不安起来，她知道要不是丈夫动了真感情，赵一荻是不可能为了他私奔到沈阳的，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赵一荻进入大帅府。

但此时张学良也表明了态度，他对于凤至说：“赵四是不可能回天津了，她现在只有一个家，那就是沈阳！”

无奈之下，于凤至只好默许了赵一荻留在沈阳，但她提出了3个苛刻的条件：

1 不许赵一荻姓张；

2 赵一荻不能进大帅府；

3 赵一荻不能有正式的名分。

赵一荻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3个条件，她一见到于凤至，就跪在地上向她磕头，感谢她收留自己，她还说：“我愿意一辈子做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的侍从**，对外称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

于凤至听后也十分感动，她于是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大帅府东墙外主持督造了一所蒙古式的两层小楼，供赵一荻居住。

不久以后，赵一荻就怀上了张学良的孩子，但怀孕后不久，她的后背长了一个凶险的痈疽，睡觉时只能向一个方向侧卧。为了有利治疗，医生和张学良多次劝赵一荻堕胎，但赵一荻坚决不肯，硬是咬牙坚持到怀孕7个月，生下了她和张学良唯一的儿子张闾琳。

为了不使赵一荻感到寂寞，张学良将她送进奉天大学继续深造。赵一荻本就才学过人，精通英语，在军校学习期间又熟悉了军内密码，她渐渐地成了张学良在军务上名副其实的秘书和不可替代的助手。本来张作霖有过严训，不许女人参政，但张学良被赵一荻的忠心和才学所打动，所以突破了这条家规，一切军政大事都要听听她的意见。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由于赵一荻已学会了密码，张学良与外界的许多秘密交往都交由她经办。所以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应邀来到张公馆时，曾主动向赵一荻问好说：“这是赵一荻**吧？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交道可是打得不少呢！”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蒋介石被囚禁，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失去自由的日子。蒋介石只允许于凤至和赵一荻中的一人陪张学良同住，赵一荻不愿与于凤至争，便主动离开了张学良，带着儿子张闾琳回到了香港的家中居住。

1940年，于凤至不幸身患乳腺癌，不得不去美国治疗。军统局局长戴笠便主动联系赵一荻，问她是否愿意来贵州照顾张学良。此时赵一荻在香港得到兄长的照顾，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果此时她去贵州，不仅要失去自由，还要与相依为命的儿子闾琳分离。

但赵一荻没有犹豫，他把儿子送到美国寄养，决定独自一人前往贵州。临别之际，不满10岁的闾琳哭闹得十分厉害，紧紧地抱着赵一荻的腿，非要和她同去。赵一荻只好叫人把儿子拉开，呜咽着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

从此以后，赵一荻陪着张学良度过了几十年的囚禁生活。1946年11月，张学良和赵一荻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这时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负责监视他们的特务头子刘乙光先是对他们的自由严格限制，后来在物质生活上也严加盘剥与克扣，十几年来，只要是亲友们送给张学良的礼品，大都被刘乙光私吞了。

最让赵一荻不能忍受的是，每天她和张学良吃饭时，刘乙光和家人也要与他们同桌共吃。刘家一共七八口人，吃饭时都要吵吵嚷嚷地与张、赵两人抢着吃，刘乙光的老婆还经常在饭桌上指桑骂槐地骂赵一荻，这使赵一荻经常吃不饱饭。直到刘乙光退役后，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生活才日渐宽松。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赵一荻每天都陪张学良打球、下棋、游泳，她还养了许多小鸡来增加生活的情趣。正是有了赵一荻的陪伴，张学良才挺了过去。

1957年8月的一天，宋美龄亲自来看望张学良，她问张学良：“你最近在看些什么书？”

张学良回答：“我在研究佛学。”

宋美龄说：“你又错了啊，信奉基督教才是唯一的选择。”

不久以后，宋美龄派人给张学良送了很多基督教的书，张学良和赵一荻很快迷上了基督教，尤其是赵一荻，学习简直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这也使宋美龄对她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1964年，张学良要求受洗，宋美龄却说：“多妻者不能入洗，你还是与你的原配夫人离婚吧！”

为了保护自己生存下去，张学良不得不接受宋美龄的意见，而且赵一荻也已经跟了自己30多年，确实该给她一个名分了。张学良考虑再三，终于给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此时的于凤至早已看淡了一切，她对张学良的决定十分尊重和理解，很快写了一封回信：

就这样，在历经近30多个春秋的坎坷岁月后，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结成了美满的伉俪。

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先后去世，蒋家的强势政权终于走向了尽头。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了盛大的“九十大寿祝寿活动”，这标志着张学良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从这以后，赵一荻又陪张学良度过了10年时光。张学良晚年时曾问妻子：“你是不是也想趁有生之年，能回一次大陆，看看奉天，看看西安？”

赵一荻眼里噙满泪花，叹了口气说：“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

可惜的是，张学良和赵一荻都没有看到这一天。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在美国去世，享年88岁。

赵一荻临终前，张学良一直在她身边，叫着她的小名，无限依恋。赵一荻去世后，张学良握着她的手，3个小时久久不肯离去，最后悲痛地说：“我这一生欠她太多了！”

1年以后，张学良也随赵一荻而去，享年100岁。他们被合葬在美国檀香山。

很多人都说，张学良将军能度过如此漫长的幽禁生涯，而且还能 健康 长寿，与赵一荻这位伟大女性的真情息息相关。赵一荻曾在《新生命》一书中深情地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

张学良，字汉卿，国民革命军 将领， 奉系军阀 首领 张作霖 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

张学良，这是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他除了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功绩，和被蒋介石监禁了半生的命运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家事了。

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美男子晚年，曾在其妻子于凤至墓前写下“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以概括自己的风流一生。不过真要说到爱女人，张学良虽然情场风流，但他终身却只有两个女人，而且他终身奉行“一夫一妻”的原则。

张学良的这两个女人，一个叫于凤至，一个叫赵一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对于与于凤至的这段感情，他一开始其实是不乐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父亲为他订下的娃娃亲，结婚之前他们甚至连见都没见过。

对于这段感情，张学良在晚年时曾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两阕词，这门亲事，我是说什么都不会老老实实答应的。”

于凤至，1897年5月出生于 奉天怀德 （今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富商之家，自小接受良好教育。其5岁入私塾，1913年便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1914年， 她与张学良订婚。彼时，于凤至17岁，张学良14岁。

其实，于凤至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教育背景，她都不是少年张学良想象中的村妮，更不是当时普遍的那种大字不识的“小脚”女子。且相比于张学良对于该婚姻的态度，于凤至表现得更为不满，当张学良带着厚重的聘礼奉命上门求亲时，她居然向父亲提出了退婚的请求，且还在聘礼上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古来秦晋事，门第头一桩，礼重价连城，难动民女心 。

于凤至这一手清秀中透出刚劲，潇洒中蕴含着俊逸的毛笔小楷，让张学良颇为震惊。张学良从来都以一手好字自诩，如今看到于凤至的诗，张学良在自愧不如之余，更惊诧于于凤至的文采和她不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品。

也是为了向于凤至表现自己，张学良写下了一首《临江仙》：“ 古城相亲结奇缘，秋波一转消魂。千花百卉不是春，厌绝粉黛群，无意觅佳人。芳幽兰独一枝，见面方知是真。平生难得一知音，愿从今日始，与妹结秦晋 。”

对于张学良的这首词，于凤至又毫不犹豫地和了一首《临江仙》：“ 古城亲赴为联姻，难怪满腹惊魂。千枝百朵处处春，单元怎成群，目中无丽人。山盟海誓心轻许，谁知此言伪真？门第悬殊难知音。劝君休孟浪，三思订秦晋 。”

看到于凤至又对了一首词，这个在张学良心中，曾被他认作是村妮的女人一下子变成了女才子。更让张学良没想到的是，于凤至不仅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连长相也非一般人可比。

关于于凤至的样貌，清宣统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曾这么形容：长得很美，如雨后清荷。如此，也可以看出于凤至的相貌清秀，让人一见之下难以忘怀。比如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于凤至时，就真的挪不动步了，那时他心中的于凤至已经不仅是女才子，而是一位女神了。

后来，在张学良真正娶到了于凤至之后，他心中再也没有了当初对她的蔑视，两人恩爱美满，奉天街头经常能看到两人十指相扣、春风满面的样子。于凤至曾先后为张学良生了三子一女。对于夫妻之道，于凤至曾有一番独到的见解：“ 夫妻之间的关系犹如弓与箭，夫如箭， 妻如弓，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射出去。 ”

虽说如此，但对于张学良来说，家中已有娇妻并不等于不能出去风流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无论在外面怎么“玩”，都没有影响到于凤至的地位，他对这位亦妻亦姊的女子不仅爱慕，而且信赖。

在于凤至心目中，张学良也是她的挚爱，自从她答应嫁给张少帅的那一刻起，她就认为自己应该与少帅相守终老。但是，他们遭逢乱世，又身处权力巅峰，命运注定他们的一生不会风平浪静。

1928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炸于沈阳皇姑屯。这一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第一次看到了于凤至果敢的那一面。

当时，于凤至与张作霖的众位夫人留在奉天大帅府。为了掩盖张作霖在爆炸中身亡的事实，骗过日本人，于凤至与当时掌家的五夫人张寿懿给日本领事夫人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生生把张作霖的死讯隐瞒了半个月之久，直到张学良偷偷返回大帅府，顺利接掌东北军帅印。

至此，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感情依然极好，但是他们婚姻的前景，却坎坷艰难。这对俊男美女即将要面对的，竟然是永远的分离。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监禁。当时，于凤至正陪伴孩子们在欧洲求学，闻讯后，于凤至在转移子女后马上赶回了国内，陪着张学良共同度过被监禁的日子。

在监禁中，于凤至每天都面对着自由无望的张学良，看着一个本应在战场上拼杀的英雄，日日落寞地被关在小屋里。此时的于凤至，内心也受着痛苦的煎熬，终于她患上了乳腺癌。

1940年，于凤至在宋美龄的安排下，得以前往美国治疗。临行前，她依依不舍地跟丈夫道了别。但令她和张学良都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在美国，于凤至经过与病魔的抗争后，她终于顽强地挺了过来。此后，她为了生计和孩子们在美国读书，曾先后在纷繁复杂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弄潮，且凭着家传的生意头脑和自己深厚的文化功底，成功成为了一名金融女强人。

发迹后，于凤至曾先后在著名的好莱坞贝弗利山上购买了两套豪宅，一套自己居住，另一套则留待张学良获得自由赴美与她团聚时居住。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于凤至仍在为张学良的自由而奔走，她不断利用美国 社会 舆论及政府的力量，希望可以通过它们向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施压，恢复张学良的人生自由。然而，终归是无用功。

于凤至的一生，只爱了一个男人，这是她最大的幸福。直至她93岁高龄即将辞世时，她仍然苦苦等待，甚至在自己的墓穴旁，特意为夫君保留了一个空墓穴，虚位以待。可到最后，于凤至也没有等到张学良的回归，她与张学良一生的情，最终也仅仅可待成追忆了。

紧接着，笔者再介绍一下赵四**——赵一荻。

张学良与赵四**的故事，也算是家喻户晓。一直以来，对于他们这段感情，坊间的态度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于凤至派”，他们对赵四**颇多指责，认为她破坏了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婚姻；另一派则是“纯真爱情派”，一切是非皆不论，只论美好的爱情，甚至还给这段感情找了一个模板——王子与灰姑娘。

其实，感情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是非可论。若要说是追求纯美的爱情，就是追求纯美的爱情；若要说是伤风败俗、破坏他们家庭，无非就是换了一个说话的立场而已。不过在这段感情中，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张学良却始终遵守着一个准则——不纳妾。而这，也让张学良少了一个“薄情郎”的坏名声。

赵一荻， 1912年5月28日出生于中国香港，因在姐妹中排行第四，而被称 赵四**。

细看起来，赵一荻不算漂亮的那一类，顶多也就是中上等，但她身材好，爱打扮也特别会打扮，再加上她喜爱运动，嗜好读书，所以内外兼修，使她具有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高雅气质。正因为如此，她曾经成为了天津《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1927年，赵一荻16岁了，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就是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华是最喜欢玩的，当时天津的社交场合对她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

出入社交场，赵一荻便听说了张学良，在知道“少帅”的传奇事迹之后，她特别想见识见识这是怎么一个风华绝代的美男子。这一好奇不打紧，竟拉开了一个为世人传说了半个多世纪的动人爱情故事的序幕。而赵一荻这一生的荣耀、艰辛、相随相守也就此奠定了。

第一次与张学良见面之时，正值豆蔻年华的赵一荻不施粉黛，与舞场中其他妖艳女子相比，她显得格外超凡脱俗，虽然偏坐在大厅一隅，却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的眼球，而赵一荻也好似真的等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王子。两人匆匆一聚便已一见钟情。

此时，张学良正驻防天津，大帅张作霖也紧握着国家权柄，张家满门都荣耀至极。但未来却是谁也无法预料的，这种初尝禁果的快乐，也随着之后皇姑屯的一颗炸弹而葬送了。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返回奉天。赵一荻的父亲深知女儿与张学良的感情，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于是匆忙为女儿订了婚，让她断了嫁入张家的想法。本来，这段感情原本是可以就此画下句号了，毕竟此时的赵一荻心性还没有成熟，那种像火花一样一闪而过的 情感 未必能够在她心里留下深刻的灼痕。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返回奉天的张学良却突然病倒了。赵一荻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心中那团小火苗重新又燃烧了起来，为了那个心中的“王子”，赵一荻不惜放弃家里花团锦簇的生活，不惜放弃明媒正娶的尊贵，甚至连一个女孩子最该保留的那点儿矜持都不要了。就这样，赵一荻“私奔” 。而私奔的结果，就是赵家从此再也没有了这个女儿。

一个女孩子，抛家舍业地追随自己心爱的男人，这在于凤至眼里，既可怜又无奈。于是，于凤至收留了这个曾跪在她面前苦苦哀求的女人；而张学良对于赵一荻的突然到来，也始料未及。

张学良在思忖再三后，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对赵一荻说：“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我不会赶你走，但也不会纳妾，即便是将来两人生子了，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赵一荻欣然同意。

而后，张学良为赵一荻专门辟出了一处独立而安静的住所，就位于大帅府左近。从此，张学良出入时，身边有了两位女子长随左右，一位是他的夫人于凤至，另一位走在稍后的，就是少帅新“请”的“私人秘书”赵一荻。

赵一荻被张府接纳后，她的生活又重归于平静，夫人于凤至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她从为难赵一荻。也是在这样的坏境下，赵一荻很快便为张学良诞下一子，取名为张闾琳。但这样的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难得几年的平静后，日寇便侵入了中国。

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在张学良被囚禁的那段时间里，于凤至与赵一荻也成了蒋介石获准陪同张学良的唯二人选，但毕竟当时赵一荻所生的儿子张闾琳年幼，需要母亲照顾，所以在张学良最初被囚禁的三年中，赵一荻并没有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她先带着儿子居住在上海的公馆，上海沦陷后，她又被迫转往香港定居。

我想，如果不是张学良重获自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如果不是于凤至突发乳腺癌，后来可能也就不会有“赵四**与张学良”的故事了。但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赵一荻像被上天择定的人选一样，成为了张学良的患难知己。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赵一荻取代了于凤至，始终伴随在张学良身边。

在被囚的生涯中，张学良早已失去了往日少帅的风采，只能与赵一荻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了赵一荻的身上，而赵一荻也尽全力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当时见过赵一荻的国民党人都说 ，**经常身着蓝衣，脚蹬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令人感动。

对于赵一荻来说，她与张学良的这段艰难历程，确实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但到最后，无论是她与张学良终于得到于凤至大度的祝福结成连理，还是后来她与张学良终于获准恢复自由并在夏威夷定居，对于她赵一荻来说，都归于平淡了。唯一真切的，或许就是那份从始至终的真爱。

2000年，赵一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其去世前，她曾特意遗言后人，要在她的墓碑上刻上《圣经》中的诗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这，或许就是赵一荻对自己荣辱坎坷一生的感悟和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