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民国教授作今日真是禽兽的耻辱！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人民学术带头人傅斯年中华民国。

有人说：人一生，风骨最重要，风骨从骨出，骨从骨出。一个被剥去了骨头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从骨头里出来？没有独立人格、自我整合精神的国家，永远是脆弱的。独立于一个人自我意识是一种道德品质。

傅斯年，曾在人民大学任教中华民国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独立自主，不畏强权，敢于讲真话的人。虽然有几千人，但我是要去的。胡适说，傅斯年在哪里的未来？它总是一种力量。

才华横溢，个性突出，独立精神，自力更生。

傅念，山东交城人。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学术领袖。曾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即穷园坠幽冥，手寻东西之源，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傅念才才华横溢，目中无人，从不加入任何党派，拒绝做官。国民党的很多官员见到蒋介石，都是站着跟毕恭毕京说话，而傅斯年敢叼着烟斗跟蒋介石说话。

因参政不从政被蒋介石包容心嘉奖。

蒋介石以傅斯年为荣的天赋，他没有我不在乎。相反，因为傅斯年由于他的学术地位高，爱国精神深，反共反俄色彩鲜明，蒋介石很欣赏他，想把他拉进政府。然而，傅斯年坚持参政而不是参政。

1946年初，蒋介石想成为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他被直接称为傅斯年。陈雷理解傅斯年他的雄心和毅力，担心傅斯年不会回答。蒋介石渴求人才，他要被大家族说服。通过说，客人已经打破了一天，傅斯年将永远不会加入政府按照旧的坚定。

蒋介石见傅斯年如此坚决，便转而将胡适搬进府衙，希望傅斯年能以师生之谊说服胡适，结出硕果，傅斯年也是如此。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一旦进了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理由，失去了说话的份儿。

身为蒋介石委员会委员，却打劾孔、宋

傅念是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但他对文字的理解很深，目光犀利，利人利己。也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走上政治舞台，成为全国人民的一员美国政治委员会，但他仍然没有don’不要改变他的主意。他甚至轰炸了行政委员会主席孔祥熙。

为了摆平这件事，蒋介石特地请他吃饭，说，你既然信任我，就要信任我做我的仆人。傅念回答：我是信得过的，专员。至于说因为信任你，所以你想信谁我就信谁。那我可以如果我割掉我的脑袋瓜就不会这么说了。在傅斯年夏侯_穷追猛打，被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会议主席。

1947年，当傅斯年再次被炮轰时，他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他也被轰下了台，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傅大炮”。

这个军事城镇排挤了护理专业的学生。

1945年12月，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积极反内战，在云南与昆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校长的傅斯年闻讯赶过来，看到滇警预备队命令关林征收。他说，我们过去是朋友，但现在是敌人。学生就像我的孩子。如果你杀了他们，我能保持沉默吗？

燕文安承认中国***是一个傻瓜和反民主。

1945年，傅斯年、黄炎培、张伯驹一行乘专机到达大研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花了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

与同行学者不同，傅斯年对毛泽东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洞察力。他回来后，几次告诉中央大学校长罗嘉伦，阎安风纯国粹的目的是愚弄人民，即反对自力更生和人民主。在与毛泽东的夜谈中，他发现自己熟悉作坊里的各种小俗语，甚至是低级趣味的小俗语，正是通过这些材料，他研究了人并利用了它。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可能通过宋江。

当傅斯年和毛泽东漫步到典礼大厅，看到各地厚厚的锦旗献给毛泽东，他不无讽刺地说：它太棒了！

反台湾湾，反蒋介石，反共反俄。

傅念赴台担任台大校长后，对台湾的反蒋叛乱深恶痛绝，对为学生和学生找真凭实据的***员也不宽容。每次发现都是重罚，他的态度和其他地方在治理西南联合大学潮的时候一样。他曾多次呼吁布尔什维克离开台湾大学！响亮而明亮的口数。

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当地不可能故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不可能坚定地指责别人是***。

突然去世的蒋介石亲自献上了祭品。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参加省参议院第五次会议，突然昏倒在会议厅里。江之后的得知的消息后，他立即派行政法院院长江澄指出，他正在全力抢救，全台名医都在动，不惜任何代价抢救。他守在电话旁，焦急地等待着每半小时一次的临时汇款。傅念死于脑出血，年仅54岁。

傅念逝世后，蒋介石亲自出席追悼会进行祭祀，5000多人参加追悼会，十分荣幸。

国民党袁比写对联的右派领袖还老：颜回，天下第一强；自圆其说，义正言辞，青春年少。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关于《愚公移山》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哲学基础

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与大量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一样，记录了古代先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寄托着美好的愿望，阐述着精微的人生哲理。我国古代神话、寓言故事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邯郸学步》、《叶公好龙》等，有很多是具有深刻哲理的。但是在众多的神话、寓言中，只有《愚公移山》能够从寓言故事升华为民族精神。

《愚公移山》记录于《列子·汤问》一书。列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原名列御寇，所著《列子》(现在普遍认为《列子》是魏晋时期的伪书，但无论真伪，都不影响其思想价值)以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形式，阐述了道的属性和物质运动的思想，反映了人的心理片断和理性思维。《汤问》是《列子》八篇中的第五篇，主要内容是以商汤和夏革问答的形式，从探讨世间万物有无始终、天地有无尽头开始，讲述了诸多寓言故事。

《愚公移山》以思想浪漫、语言生动而脍炙人口，从文学角度看，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篇上乘的古代文言小说。但从思想内涵上看，它探讨了事物的相对性规律，生发了对立统一的意识，涵盖着古代先民们朴素的哲学思想。 从哲学角度去分析，《愚公移山》至少包含以下几种原始的对立统一观点：

一是愚与智的关系。寓言的主人公是愚公，同时又有一个对立面智叟。这从文学的角度构置了一个矛盾，从哲学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愚与智”的关系。愚公看似愚蠢的移山壮举，是因为有“指通豫南，达于汉阴”的宏大理想做支撑的。他不顾年迈力衰，毅然从事这一伟大事业，以至于最终感动上帝。而智叟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对愚公的行为冷嘲热讽，结果是愚公凭借坚忍不拔的精神取得了成功，而智叟则因貌似聪明而被人们嘲笑。这又完成了愚与智的转化，即“大愚就是大智”。

二是一与众的关系，也就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年已90的愚公发起移山这一倡议，这是个人的想法，但是他又通过各种方法，如家庭会议、率先垂范等，来动员家人参与这项事业，以至于感化带动邻里共同参与，使移山这项任务转化成了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行为，这就是个人力量和群众力量的关系。从现代领导学来讲，它讲述的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倡议者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宏伟的目标可以由一个人或一级组织提出来，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所谓民心齐、泰山移，众志成城、无往而不胜。

三是内与外的关系。从地理区域上说，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愚公的去路，构成了愚公的内部生活环境，移山就是要打通这个内部环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体现了人们对内与外、局部与全部的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人们克服困难、走向广阔天地的强烈愿望。如果再引申一步，阻挡住“愚公”的山，可以是有形的太行、王屋二山，也可以是无形的挡在人们思想上的山。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愚公具有开放意识、开放精神。

四是当代与未来的关系。愚公从事的事业是开创性的。他知道，仅凭一代两代人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但还是要下决心干成这件事情，并且要求他的子子孙孙永无穷尽地完成这项伟大事业。这是当代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的文化传承精神。当代和未来虽不在一个时空上，但只要有了统一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就会跨越时空界线，成为一代代共同为之奋斗的精神支柱。

五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面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还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这是古代思想家争论的焦点之一。《愚公移山》的故事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可以改变环境、人可以改造自然、人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愚公移山才更加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如上所述，《愚公移山》不是一般性的寓言，它应该是古人的哲学观点、政治论述。寓言故事本身揭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人面对自然的态度，这就为后来《愚公移山》升华为民族精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关于愚公移山精神的魅力与价值

让人羡慕你的，不是你的权势，而是你的气质；

让人景仰你的，不是你的高度，而是你的境界；

让人害怕你的，不是你的本领，而是你的精神。

愚公决定移山的时候，受到了智叟的质疑。于是愚公便说出了“我死了以后，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以后，还有孙子，孙子死了以后，还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至理名言。河曲智叟竟然哑口无言。而操蛇之神听到了愚公所说的话，也害怕了。便报告天帝，将山移走。然而，操蛇之神究竟害怕什么呢？按理说，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神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因此在千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揣测操蛇之神的担心，未必没有意义。自古以来，中国人中想要象神仙那样获得财富并且长命百岁的人总是很多。但他们追求的方法，也许在神看来都是与人的生命本质和神的本质背道而驰的。而他们想要成为神的动机和目的，大概也是与神的真谛背道而驰的。所以，神一般不会出来干涉这些人梦想和为此作出的各种的努力。

愚公与这些人不同。他没有奢侈的欲望，只是因为想走出去，于是便想将家门口的两座大山搬走。他的梦想很简单，他的方法也很简单。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马上就动手做。这也许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移山本来只有神仙用神仙方法才能做到。从来没有人怀疑，那是唯一的方法。愚公却是凡人，他的方法是凡人的方法。以普通人的智慧来看，除了时间这个未知数，这个工程肯定成功。愚公的决心已经把时间问题也解决了。奇迹是否出现，已经不是问题。只要工程坚持下去，预期的好的结果必然发生。

愚公及其家族也许并没有想到，他们在做的事情，本来只能由神做的事情。他们与神仙不一样，与那些希冀成为神的凡人也不一样。愚公们没有想成为神，也不想享受神的待遇，拥有神的威力。他们只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把山移走。他们的逻辑无法辩驳。他们的方法直接有效。他们的目的简单平凡，他们的毅力和决心坚强恒久。简言之，他们对神构成了挑战。

操蛇之神害怕的，并不是移走几座山的事情。在神的世界中，山被移走的事情是经常有的。他们害怕的，并不是山被移走。我想，他们害怕的是，山被不是神仙的人移走，害怕的是挖山这件事本身，是挖山必然会引发的一连串影响深远的后果。

如果操蛇之神不干涉，愚公和他的子孙们会坚持下去，他们的挖山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旷日持久的工程。以中国普通民众的同情心和性格，愚公家族的决心和勇气会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共鸣，这个工程的可操作性，工程设想的简洁大胆与可行，会使人心动，进而成为挖山的志愿者。很多人一定会参加进来帮忙，会有人出谋划策筹款捐助，政府可能会因此让愚公家族免赋税免劳役。很多有奉献精神的女人会主动嫁给愚公的后代，保证愚公家族的子子孙孙绵延不绝，保证他们能专心挖山。若是坚持，愚公本人或者他的后代中或者中国其他有学问的人中肯定会有人出来研究提高挖山和运输的方法，愚公工程院院士们会改进工程的操作方法，愚公研究所下属各科研机构会发明或者改进工具。他们的发明创造可能会巧夺天工。愚公工程机械厂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种高效率的工具。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智商，这简直是一定的。因为自古到今，所有划时代的创造发明大概都来自无数次乏味的重复，所有的灵感都来自对简单快捷的渴望。因此，愚公和他的后代肯定会发现一些关于移山的秘密和诀窍。而且，由此及彼，他们会因此发现更多的关于其他方面的秘密。这样，以前被神独占的天地间的秘密，比如如何寿比南山，如何福如东海，如何在太虚中遨游三千里，如何在银河的尽头泛舟看日出，或者如何炼丹，度过天上无穷的岁月，如何弹指间呼风唤雨，就会被一群普通百姓的人知晓。

而且他们一旦发现了秘密，就会给没有参与挖山的其他人以启发。很多人也许会想，既然挖山本身可以窥视到神掌握的天地间的秘密，那么做其他事情的秘密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发现。一旦出现了这种革命性开拓性的思路，按照中国人的智慧，一定会出现比愚公移山更伟大的设想和同样脚踏实地的做法。凡人们从此会改变追求成仙的方法，改用类似愚公那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不再会用那种与神的真谛背道而驰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有关神的传说记录中，都是一个凡人如何成仙，还没有出现过一群一群的凡人同时成仙的事情。如果愚公为天下示范，出现了全国民众争相学习愚公移山精神的高潮，大家从此一起探究天地秘密，就会出现一群一群的人同时成仙的事情，神仙世界的历史就必然重写。

这一切，掌握并保守天地秘密的神是不愿意看到的。他们知道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只有他们才知道应当如何逾越。当愚公以他自己的方式向神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时，操蛇之神害怕了，他们绝对不允许愚公向天下做示范。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应当说，操蛇之神是个恪尽职守的神，天帝的批准也是快速的。他们的行动卓有成效。从此愚公销声匿迹。愚公在山消失的地方开始另一种生活。他九十年梦想的平凡事情终于因为平原的出现而有机会付诸实践。于是他就没有再提出值得记载的伟大设想让操蛇之神心惊胆战。

有过愚公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操蛇之神们从此加倍小心，不让类似的局面出现，以免激发平凡的人们试图掌握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彻底改变神与人的共存的世界格局。这也就是愚公移山的魅力与价值的全部所在。

四、关于《愚公移山》文艺作品的艺术魅力

愚公移山是一个流传数千年的故事，从古至今人们津津乐道，是崇尚它寓含的精神。众所周知，中国***历代中央***都十分推崇它。开国领袖毛泽东“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诵背如流。但凡与《愚公移山》有关的文艺作品，也都特别受人们的欢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

一是傅斯年1918年11月发表在《新潮》杂志上的著名评论文章《愚公移山论》。今天的人们都以为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关注《愚公移山》寓言故事的人，其实不然。说句公道话，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一个关注《愚公移山》寓言故事的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傅斯年先生，是他首次旗帜鲜明、且开明宗义地在我国提出了“愚公移山论”。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是“五四”期间的学生领袖之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闯将之一，也是一枝健笔，他的不少文章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先驱的文章一样，犹如号角匕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曾任北大、台湾大学校长。2005年，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在北大演讲时，曾多次提到傅斯年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当时虽然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主编的《新潮》杂志却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齐名，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胡适先生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1918年11月，就在他主编的《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写了一篇大文章——《人生问题发端》。在这篇宏文中，傅斯年批判了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遗传的伦理观念等四种拿“非人生”破坏人生的“左道”观念，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为了不用许多话来做解释就能让人明白，他就把《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完整地截取出来，用《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故事来代表他的思想，并把他的思想、他的观念称为“愚公移山论”。

“愚公移山论”到底是什么？傅斯年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超越了《愚公移山》寓言的相对性，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为公”、“民众”和“努力”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公”。他的人生观念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所谓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这是傅斯年先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是对愚公挖山不止的一种诠释。

第二是“民众”。在封建社会，人们讲的是君主，关注的是君王，但傅斯年却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故事的主角愚公以及和愚公一样的“民众”。提出要自由发展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发展权利，特别提到“群众力量”这个非常现代的观念，他认为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是可以战胜自然界的。他的这种民众意识、大众意识，实现了愚公移山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跨越，成为《愚公移山》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第三是“努力”。努力是《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本身蕴含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傅斯年更深地挖掘了“努力”的含义。他提出：“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地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并说“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

这样，为公思想、民众意识、群众力量、努力精神，就构成了傅斯年先生“愚公移山论”的核心。

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在《新潮》发表之后，在全国思想界、理论界引起很大轰动，傅斯年的“愚公移山论”、“愚公人生观”成为当时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也就成为人们争相探讨的对象。而当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可以想像，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现状、未来、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毛泽东不会不读这篇文章，也许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才有了日后毛泽东对愚公移山更深刻的关注，才有了举世文明的“老三篇”《愚公移山》。

二是徐悲鸿《愚公移山》国画。 徐悲鸿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40年，他创作了国画《愚公移山》，这幅画是徐悲鸿画作中的神品，画作将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技巧有机地融会一体，独创了他“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使之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非凡事件，作品问世几十年，至今仍得到人们的喜爱。作为国宝级的油画作品，在长达65年充满传奇的流传中，海外的炎黄子孙表现出了对艺术的热爱和牺牲精神，终于使这个国宝回到了祖国。2006年6月底在北京以3300万元创下了中国油画拍卖的世界纪录。我们在此无意赏析这幅画的艺术性，而更多地关注这幅画的思想性。他创作这幅画，立意在于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将抗日进行到底，并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这幅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族的艰辛、胜利的渴望让潜伏在人们血液中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开始沸腾。

三是由韩永久作词、卞留念谱曲的流行歌曲《愚公移山》。几年前，一曲旋律优美的《愚公移山》歌曲，唱响在祖国的城市和乡村，唱遍了大江南北，响彻大地。演唱者军旅歌手江涛一曲成名，成为了人们喜爱的明星。那朗朗上口的：“望望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的动人歌词，引起了生活在今天幸福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共鸣！

综上所述，如果说傅斯年先生的“愚公移山论”阐述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那么徐悲鸿先生的《愚公移山》则是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中华民族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向往。当然，歌曲《愚公移山》也就是在用音乐表达中国人民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崇拜。这些作品，无疑都散发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人们今天还喜欢与《愚公移山》有关的文艺作品，就说明了《愚公移山》的精神，不仅不会过时，也不可能过时，而且，作为中国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的愚公移山精神，今天乃至以后，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使之发扬光大，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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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时，留下了两份珍贵的 历史 资料。

如今，这两个珍贵的 历史 资料珍藏在台湾。它们的背后有何动人的故事？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 社会 活动家。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此后，傅氏家族便荣冠当世，渐成聊城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古通今，尤精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傅淦却不愿入仕，终生不愿谋取一官半职。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也是不肯人仕，而是甘心以教书为业。

先辈两代绝意仕途的品行就影响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参政不从政”的人生轨迹。

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纪轻轻就过早亡故，傅氏家境开始衰落。那年，傅斯年刚满9岁。

由于生计艰难，他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与弟弟去乡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农民的困苦生活，对他影响至深。

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人生艰难的压力，也使他日后比较容易接近和了解中国的下层 社会 。并铸就了他一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生活俭朴、憎恨贪官污吏的性格。

后来，他成了著名教授、北京大学代校长。

讲到农民的艰苦时，他说道： “孟子说乐岁终生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乃是至理真言。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有了农民后，这千千万万的农人就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可政府官员还要千方百计去盘剥他们，天理难容，天理难容！”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杖在地上捣，透露出义愤填膺、欲为百姓讨公道的神情。他提出“贪污要绝对禁止，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他对国民党高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他刚正不阿，喜欢仗义执言。说到动情处，总是慷慨激昂，一扫知识分子的那种斯文修养，故有“傅大炮”之称。

1938 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傅斯年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员。

傅斯年曾为国共两党和谈积极奔走。1945 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和响应。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商议，要为国共和谈、和平建国做些推动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它违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决定于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制造分裂，并通过两个反共的决议。

6月2日，参政员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人，联名致电毛主席、周恩来：

要求访问延安。

6月18日，毛主席、周恩来致电七位参政员： “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 全面阐明了我党的立场和态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大参政员会见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

蒋介石表示可以商谈。

于是，七大参政员决定访问延安。

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七位参政员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下午1时抵达延安。

他们在机场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的热烈欢迎。

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吃午餐，又乘车至瓦窑湾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中共***进行了3次会谈。六位参政员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

毛主席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但气氛和谐融洽，大家各抒己见，尽情自由发言，但不涉辩论， “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 。

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

六位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傅斯年和毛主席是老相识。“五四运动”时期，二人同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则是北大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二人逐渐相识。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二者遥相呼应，相互声援。

这些使毛、傅二人更觉亲近。

因此，7月5日凌晨，毛主席单独邀请傅斯年会谈。

谈话中，毛主席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出的贡献。

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两人无拘无束，从局势到 历史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和谈，无所不谈。

当长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主席的亲笔手书，毛主席欣然应允，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

毛主席写的条幅，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另外，毛主席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为：

毛泽东把信写好后，交给了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王世英，信封上写道： “早上 送交际处 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

周恩来作为***的代表，长期活动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在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个受到广泛尊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当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见面时，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问候，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周恩来向傅斯年阐明了中国***的主张： 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他说： “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国共合作，这是 历史 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了维护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光明前途。

周恩来侃侃而谈的时候，傅斯年静静地、专心地听着。

面前这位著名的***领袖的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傅斯年深为折服。

之后，傅斯年向周恩来介绍了和平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的情况，表达了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愿望，他说： “我们这次来延安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竭诚合作，促进全国统一。”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傅斯年等参政员所作的贡献十分赞许。

从周恩来和傅斯年的合影来看，他们是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会谈的。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结束后，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7日开幕。

当日下午，他们会见蒋介石，汇报了延安商谈的结果，并将《延安会谈记录》交给国民党方面。

与此同时，傅斯年把毛主席所书条幅、亲笔信、信封和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以及周恩来和傅斯年的合影，交际处安排的访问活动日程表和他访问延安时的笔记等全部带回了重庆，后来又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如今保存在台湾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1919年2月1日，《新潮》杂志刊登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认为只有留心说话和学习西洋词法，才能写出地道的白话文。

他在文章中说:这几个月之间，白话文出产不少了。许多的人，用白话做文章。但是这些白话文有许多可看的，也有许多不可看的。我也做了一半篇勉强可用的白话文，也竟有好几篇，弄得非驴非马，不成模样了。你、我、尔、汝随便写去，拿那最可厌的'之'、'乎'、'者'、'也'一齐用来，成就了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不清不白的一片。

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得借鉴西洋的新文学。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藉物。这样，最好的凭藉就是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国语文学就是国语文学，只是有文学组织的国语，本来和说话的人，必不会出产好文学。另外就是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以及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国语， 欧化的国语，使得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傅斯年，他是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文坛大家，史学家、教育家。为人耿直，嫉恶如仇，也被人称作傅大炮。这样一位性格暴躁的山东汉子，自然是看不惯孔祥熙与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当然，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地位和能力，才不怕得罪孔宋二人。

坊间传说，傅斯年是一位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桀骜不羁的人。当然，他也是蒋介石比较器重的文人。如果说大家对胡适、陈寅恪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傅斯年在学术上一点也不差于他二人。他曾任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傅斯年是如何弹劾孔祥熙和宋子文二人的。

　孔祥熙是宋霭龄的丈夫，也就是蒋介石的连襟，多少有些皇亲国戚的意思。起初傅斯年对孔祥熙的印象还是可以的，但随着的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迁至武汉，1938年，国民党改组行政机构，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上任不久的孔祥熙就露出了贪婪与无能的嘴脸，他对经济政策的不了解、还有对黄金倒卖的纵容都招致了许多诟病。甚至公私不分，把自家的种种开销都算到财政支出中去。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彻底惹怒了倔强的文化人傅斯年。不久，傅斯年致函予蒋介石，直言抨击孔祥熙的为人不直、为政不端的种种劣迹。他的观点有这么几种。

　第一，孔祥熙巧舌如簧，并无实际能力，对建设国家、管理行政机构毫无建树。

　第二，孔祥熙纵容宋霭龄、儿子孔令侃等聚敛金钱，生活奢侈无度，让国人痛恶。

　第三，孔祥熙用人唯亲，凡是山西相识的同乡及旧时的同僚，都优为安插在他身边。

　第四，孔祥熙国际舆论不佳，对内无能、对外难以堪当大任。

　第五，孔祥熙自称孔子后裔，而所作所为，与孔孟之道背道而驰。

这就是傅斯年上书蒋介石，弹劾孔祥熙的大概内容，并要求蒋介石为大计着想，“审察事实，当机立断”，免去孔祥熙的职务。当时的孔祥熙已然是蒋介石的钱袋子，自然，蒋介石没有回复傅斯年。

就这样掌握了一些证据，有了底气的傅斯年，在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上，继续声讨孔祥熙。傅斯年在会上发表了尺幅比较大的讨孔演讲，这一举动获得了许多参政员的同情和支持。而后傅斯年提议，联合起草揭露和抨击孔祥熙的举报信，联名上书蒋介石。就这样，获得52名参政员签名支持的举报信，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迫于形势，蒋介石只能对孔祥熙进行调查，最后于一年后，也就是1939年的11月份，罢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行长。也就是说，给了傅斯年等人面子，但孔祥熙依旧逍遥法外。

显然，这样的敷衍了事，傅斯年是不满意的。随后的几年间，傅斯年对孔祥熙的声讨一直没有停止过。

1944年9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中傅斯年对孔祥熙又提出了三点质疑。

第一，要求行政院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并且列举出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的商业。

第二，中央银行为何用那么多的山西人（孔老乡）。

第三，黄金买卖、美金储蓄券的舞弊等三大问题。

此事一出，蒋介石暗中交代时任财政部政务次长的俞鸿钧，让他秘密调查孔祥熙贪污的细节和具体金额。一个多月后，俞鸿钧就把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报告，亲自呈送给蒋介石，看过报告后的蒋介石脊背发麻，随后免除了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并且1945年5月，再免去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至此，历时八年的弹劾之路，傅斯年扳倒了孔祥熙这条钉在国民经济中的寄生虫。

随着，孔祥熙的离任，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上台了。孔、宋本是一丘之貉，所以，他也难逃傅斯年的弹劾，1947年傅斯年分别发表了两篇抨击宋子文的文章，其中发表在世纪评论上的《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例数宋子文在财政经济上、黄金策略上、工业政策及对外信用上的种种不是。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把持行政院大权，不办实事独揽大权等。还客观的列举出，抗战以来宋子文等人发国难财，套购外汇和黄金等。扛不住压力的宋子文，就这样硬生生的被一个文化人傅斯年逼下了台。

在1947年3月28日傅斯年复函给胡适曾说，现今之道就是没收孔宋的家产，好让民众们看到，蒋介石的决心。然而蒋介石却极力维护孔、宋二人，这也让傅斯年等极不舒服。话中可以感觉到傅斯年对国民党的绝望。这是国民党的悲剧，也是文坛大家傅斯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