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都是成功者书写的。若满清人关未统一中国失败那肯定变草蔻去了。并且历史一般都说有利的方面，不好的都简略省过。郑成功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 ，抗清是忠于明，爱国。郑成功生于明，受忠君报国等那一套思想影响深。他收复台湾就是想以此为根据地，进攻清。但是未成功，二三十年后被康熙收复台湾。在一个王朝灭亡另一个王朝兴起之际，各为旗主忠于扺御外敌与人侵谁更有意义要看谁灭了谁，最后为历史进步所做的贡献。成王败寇，失败者为历史所淘汰没多大意义，只起推动作用。
女主角段慧君由影视界的传奇人物刘晓庆扮演。段慧君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她带着小叔子段刚一起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还不懂事的小叔子就对刘晓庆发下誓言，长大了要娶她，而刘晓庆扮演的嫂子居然为了这句话，努力奋斗，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蜕变成了带领整个村子致富的女强人。但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壮大的家族企业中矛盾重重，刘晓庆在艰难中坚强的支撑着，用一个女人的胸襟和气魄来化解矛盾，最终感动了所有的人。
抗战文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说，狭义上的抗战文学，应该指的是1937—1945年间，反映抗战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所谓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固然包括反映中国军民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也应该包括反映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又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所写内容与抗战生活直接相关，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这类作品中，虽无日寇形象出现，但华威先生之出入于抗战活动场合，其香居茶馆里围绕征兵的争吵，无不与抗战生活息息相关。另一类作品所写内容，是反映抗战时期人的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这类作品，所写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抗战生活不大相关，例如《小二黑结婚》所讲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但这新的社会形态及这新的爱情故事，却是在抗战期间所发生，所以，人们一般将之归入抗战文学而不大发生疑义。但循此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则不免就会发生困惑了：如果写抗战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那么，何以写抗战时期旧的社会形态下的旧的爱情故事，如抗战时期沦陷区作家所写的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就不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呢？那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形态呵。再往下推演，则我们可以说，梁实秋的《雅舍》，也是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因为那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艰苦的生活情形及其乐观的精神姿态。但将梁实秋这类充满清新味道的，谈日常生活情趣并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对人生真义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归之于充满火药味的抗战文学，总是有点让人觉得不那么到位。梁实秋本人在抗战时期所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的话”中曾说过：“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的这段议论，在当时被时人冠以“与抗战无关论”，并引起了一场对梁实秋进行批判的轩然大波。但看来梁实秋本人却并未被这场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视为是梁实秋自己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可见，梁实秋本人是未将自己的此类文字归入抗战文学的行列之中的。但鲁迅的意见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某些人：“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但我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听的大道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将鲁迅这段话移入关于抗战文学之于抗战时期之生活的关系中，我想也是极为贴切极为适用的。张爱玲在论及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被战争所影响了的生活，虽然其并不那么让人激动，让人感奋。但是，当你将上述种种生活及对其的反映都归之于抗战归之于抗战文学时，抗战、抗战文学，也就因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因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失去了特指的规定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战时期文学”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特指只有时间限定的词组。
但即使用这样一个词组，也与时下略有不同。时下所说抗战时期文学，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时间、范畴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这里，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不论你是将“九·一八”事变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战争，还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总之，从这时开始，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影响其时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时代内容。抗战、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抗战时期的文学，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是临近抗战后期，或者是在抗战结束的几年内，成熟的作品相对来说就越多一些，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战初起之时，难得有让你拍案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不难找到。鲁迅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过：“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用鲁迅这段话来说明抗战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为是极为准确的。如是，现在的一些谈抗战文学的著作、论文，是往往不将1945年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截然两分的时间的，是常常将1945年之后几年内的好作品也归之于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因为那也是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硕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还是应该将下限规定在1945年，虽然有些写抗战生活的著名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却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但我也仍然不将其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那原因，也只是因为“抗战时期”这一时间的限定。
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以萧红、萧军、白朗、罗烽、舒群、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东北作家群又被称为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又被称为流亡文学，这是东北作家群不同于抗战时期其它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时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文学活动，但旋即即遭迫害与镇压，萧红、萧军等主要作家相继入关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学活动的中心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上海沦陷前夕，他们又再次向南方迁徙，会聚武汉，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会合。武汉沦陷后，他们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创作群体中，宣告了东北作家群的结束。背离家乡，流离失所，多次迁徙，终无归宿，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群共有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流亡生涯流亡心态，势必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体现在那情感流淌着的字里行间。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是东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东北作家群对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即描写了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的最突出的显现形式。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这种对日寇暴行的揭露，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端木蕻良的《压岁钱》、舒群的《邻家》、白朗的《轮下》不时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等勇敢坚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时人称为“中国的《铁流》”。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东三省人民的觉醒：“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可以说是觉醒了的东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声。东三省与朝鲜山水相连，命运相关，反映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联合抗日，构成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一个特点，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名篇。
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心态在东北作家群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萧军的《樱花》，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关内时，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张海，流落关内后，竟然露宿街头，悲惨死去”（章绍嗣《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这样的一种流亡心态，随着时日渐久，就转化为对家乡、童年的忆念。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骆宾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幼年》等。而萧红以一个女性身份，最后极为孤独地客死于香港，可以视为是这种流亡状态、心态最为集中、鲜明地体现。
东北作家群中，最为优秀的作家是被称为二萧的萧军与萧红。鲁迅曾分别为他们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在《序》中，鲁迅认为《八月的乡村》是“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具有着某种经典性的。
国统区战时文学
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但成功地描写与日寇作战的作品并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称道的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丘东平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一个被人认为“不够数儿”而落下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真正能够体现国统区战时文学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见长的作品，这就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着重抨击了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战之名，处处为个人争取权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地方势力邢么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里围绕着服兵役问题而发生的一场争吵，特别是通过未出场的新任县长的形象，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并由此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茅盾的《腐蚀》，以一个失足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国民党大后方黑暗的特务统治。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官场中的贪婪、虚伪，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昏庸无耻，通过官场中群丑的形象塑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时代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的现实批判性，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一脉相承的体现与承传。在过去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上，有两点是未能给以足够的关注的，一是这些社会弊端与战争的关系。正是在战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社会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现与形成。再一个是，我们过去总是将这些社会弊端归之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而未能将其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及其在战争形态下的突出显现。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现实的社会批判性就未能在一个历史进程的维度上，给以更充分的认识，而只是将其归之于一个社会平面的层面上。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在那些以拷问人性深层意蕴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其后在抗战中完成了一半的《财主的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中，体现得更为深隐。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及其在小说领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说，重在写人性在社会中的扭曲及生命力为之的抗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写暂时的文明对野蛮的无力中的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复杂。如果说，前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虽然也写出了超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毕竟是以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为其最为主要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作品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命运在社会中的复杂意蕴的深入挖掘。这一特征，是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延展与潜伸。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是国统区战时文学中的一组独特的奇葩。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日常生活的种种情趣与人生哲理，如对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这些作品看似远离抗战生活，但在战时，一经发表，却为战争时代的陪都人民所争相传阅，这其中的意义是时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给以真正的认识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宣言的《人的文学》中曾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一“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重要的思想内涵，在推崇牺牲的火与血的抗战年代，自然易被时代所忽视，但被忽视却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时的风行一时，或许正是对其存在的最好的说明。冯至是一位被鲁迅最为推崇的中国现代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结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这样的一种遇合，怎样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要到二战时期的，有英美参加的最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找，那或许是其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投影。
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这些历史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讽今，将古代历史在历史剧中作今天化处理而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譬如《屈原》中对投降派的尖锐的批判，譬如在剧作中加入了历史中的屈原身边所不曾有的婵娟等等。对历史所作的这样的处理，因为切合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不似现在人们，在观看历史剧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总要屡屡以不合历史史实而非之，这或许也是战时历史剧与今天历史剧在不同时代受众头脑中不同的“期待视野”之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吧。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其历史剧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诗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电颂”即是突出一例。这与其说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成是当时那个时代受众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说，体现了那一时代受众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这些抒情诗作，不仅在当时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会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国统区战时文学中，有一个领域在今天特别值得给以深入的打捞与细致的辨析，这就是当时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其后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就拿陈铨的《野玫瑰》来说吧，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其后，长时间不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解放区战时文学
解放区战时文学因为与其后四年的文学及再往后的十七年文学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众所熟知。但熟知与真知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的，我们今天重说解放区战时文学，也只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而已。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歌颂。歌颂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人生。
这种歌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既定事实的充满理想性的“改写”，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写”，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革命性愿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运，原本是一个非常辛酸悲惨的结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们殴打致死，而又被伪以自杀假象，男主人公的父亲为此状告各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这一结局，原本是中国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结果，在鲁迅的笔下，正可以作如润土、祥林嫂等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却将这一结局，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二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于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则又另当别论）的大团圆结局。《白毛女》中喜儿的原型，原本是一个对所嫁财主曾心存幻想的农村女子，这在“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年代，实属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阶级话语的作用，将之改写为对地主黄世仁、穆仁智们心怀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从病态而趋于健康。孙犁自称其小说的创作，源自于对社会现实、时代人生的“残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这太深太多的“残破”所直接引出的，却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纯洁。类似这样的改写，在解放区战时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改写，是基自于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希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向往与希望，正是因为其时解放区的出现。
解放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解放区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正因此，当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为现实所苦的人们面前之时，大家对此抱以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并以此来“改写”现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的一种改写，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作为其价值导向的，解放区战时文学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至在建国后，再发展为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两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区文学，就是对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生活、人生形态、情感形态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财富均衡，地位平等，执政廉洁等等，惜乎人们对解放区这一现代性特征及因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某种复合形态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时人常常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是对五四精神的某种远离，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乡村中，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区中，***却通过阶级斗争、政治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家族社会形态，给以了某种摧毁性的打击。你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家族势力占上风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是在***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农村中的好吃懒做的“混混”，最容易成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为混入我党的异己分子。在马烽的《村仇》中，我们也看到，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村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在***阶级斗争学说的作用下，化干戈为玉帛。孙犁的小说，则通过对女性的描写，通过对女性独有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描写，写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态。这些，都是与五四现代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从上海等都市来的艺术家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这构成了解放区战时文学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写一位从大都市上海来的受过现代科班训练的医生陆萍，在解放区医院里，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从而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寇俘获的农村女子贞贞，放弃从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机会，忍受日寇的蹂躏，为抗战军民获取敌伪情报，为抗战立了大功，但却被自己家乡的乡亲们所不能理解，被视为是一个丧失了贞节的坏女子。表现这种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冲突的作品，还有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等。解放区战时文学各种文学质素、力量的消长起伏，是一个在思想、精神、文学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极高的“富矿”，或许现在的开采才刚刚开始。
沦陷区战时文学
沦陷区是指在抗战时期为日寇所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战时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一种是通俗文学写作。
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张爱玲、苏青、梅娘。张爱玲的小说，近些年来极为火爆，我在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苏青在当时，与张爱玲齐名，她的小说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后者如对女性性要求的大胆抒写。苏青的小说还有更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处处为女子作实际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实用主义观。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作家，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张爱玲，北即当时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谓的“水族系列小说”如《蚌》、《鱼》、《蟹》。她的小说，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生存困境给以了高度的关注，又常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这种关注，如用蚌、鱼、蟹来象征着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
张爱玲、苏青、梅娘的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作品似乎都远离着抗战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费勇，曾在其《张爱玲传奇》中记载过一位老作家对张爱玲的斥责：“那时候我们在前线抗战，她在干什么？”这种观点很能体现一部分人对抗战时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看法。苏青在《关于我》中，曾为自己作过辩护：“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以为苏青的话是颇值得重视的。我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我们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画等号？我们为什么要在画了等号之后，给一种人生形态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法理性依据？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让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给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价值上的认可。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却站在整体与历史的立场上，对这样的个体生命形态持之过苛，并在这种过苛中，给整体、历史剥夺个体利益以可乘之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普通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张爱玲的作品才这样受到当今国人的赏识，而沦陷区三位女性作家，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里，命定的要在这方面为国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沦陷区的通俗文学曾经风行一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与无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风萧萧》，后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写一个多角爱情与间谍战的混合型故事，后者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通俗文学在沦陷区的风行，意义更多的不在于这些作品意义有多么深刻，而在于它说明着沦陷区人们精神的某种特征，说明着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套用我在本文开篇时曾引用过的鲁迅“革命时期是没有好的革命文学的”话，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是不可能产生与这场战争相称的战争史诗的，那要等到这场战争发生过多少年之后。相较于我国历史上描写上层战争史诗的《三国演义》，描写民间战争史诗的《水浒传》，相较于西方及苏联反映二战的带有史诗性的作品，我们也希望着在今天或者今后，我们有着无愧于抗战的战争史诗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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