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爱国的情感和意识？

一、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如下：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近百年来，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发展、人民幸福生活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二、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方法：

1、培养强烈的爱国情怀，了解中国历史。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强烈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对祖国童真般的忠诚，事业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与祖国和人民的关系的理顺，对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服从标准。

2、以各种方式为国家服务，始终牢记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

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祖国统一，必须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祖国统一，这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3、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和贡献，努力履行爱国义务。

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优秀能力。

4、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定团结统一。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逐步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扩展资料：

爱国的意义：

1、爱国体现了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2、爱国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延续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奇观。这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其中毋庸置疑的是，千百年来深深融入民族意识之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成为鼓舞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继往开来的重要精神支柱。

3、爱国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什么时候团结统一，国家就强盛安宁；什么时候分裂内乱，国家就积贫积弱。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已铭刻在中华儿女的心灵之中。

从高台意象中领略千古情怀 一一浅析中国古代登高诗歌 刘姆在《文心服龙》中说到“ 登山则情满于山” , 可见登高一直以来都是文人们借物咏怀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些登 高诗中的各种意象都渲染着诗人浓郁的情感, 如古诗中常常以冰雪的晶莹比喻心志忠贞, 以月亮代表思乡之愁, 以草木 繁盛反衬悲凉之感, 以芳草比喻离愁别绪等古人的登高之情也并不限于寂寞情怀, 还有思念之情, 感怀伤时, 表达个人 身世之悲, 再有抒怀励志, 鼓舞人心的佳作。历代诗人在登高诗歌的创作中, 不断注入新的情感, 使登高作品的内容更 加丰富, 情感更加多元, 从而斌予它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王璨登上当阳楼发出“ 虽信美而非吾士兮, 曾何足以少游” 的感叹, 为后世诗人留下登高诗的这一开山之作后, 接踵而来的便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诗人由于受到当权者的排斥, 被从京都外放到永嘉当郡守, 抑郁中 得了一场病, 病愈起床后登池上楼时看到了景物变换, 时序更新, 感物思归, 归未能得, 进退两难, 心神不安川网 诗中“ 潜鱿媚幽姿, 飞鸿响远音初景革绪风, 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禽” 〔。。池中的潜龙适意自在 地幽居在水底, 保真待时天上的飞鸿高声鸣叫着飞向了远方, 趋安避害。生活在水天世界的这些生物, 出处虽殊, 却 可以自由地随意所之, 但诗人自己仍还固守在这无聊的任所, 真是仰愧云浮, 俯作渊沉。诗人用潜龙和飞鸿这两个意象 表现自己内心对自由的期盼。后面一句中诗人用欣欣向荣的的春日生机, 显示了自然的真与美, 相形之下, 浊世的宦途 生涯所遇, 就更加令人生厌。诗人从流水声响和远山竣险中, 得到了忘我的寄托犷初春的阳光改变了寒冬的余风, 冬去 春来, 春草萌发, 连园中柳林里的啼鸟都换成了新的种类, 这里的春光美景, 一时间使诗人留连忘返了。诗人从这些意 象中敏感地体验到, 离群索居, 独处无偶, 每天的时日都显得过长, 难得有一点安静心情。这首诗中, 诗人受现实境遇 推动, 有多成分构成的思想感情, 对景色描绘, 也在意向上多有转换, 做到了“ 情以物迁, 物因情变” 。 “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枪然而涕下” 这是一千多年前一位诗人在登上高台之时的慷概 悲歌, 他叫陈子昂, 这是他在登幽州台时的诗作。幽州台是战国时代燕昭王礼贤下士, 修筑黄金台的地方, 在这个历史 遗物面前, 想想自身在仕途上的坎坷不遇, 怎能不感慨万千, 悲从中来当时, 他正在朝中任麟台正字后, 官位虽底, 却“ 位卑不敢忘国” , 他多次上书批评朝廷的时弊, 反对任用“ 拘私苛虐” 的官吏, 提出富国强兵, 安定边防许多谋 策, 但是这些“ 立言措意, 王猫大略” 之言, 并没有受到重视。后来他因为好友乔知之的美妾被武承用强占的事件被株 连入狱, 释放后他主动要求去戍守边防, 在主帅武故宜指挥失败的情况下, 他自告奋勇领兵作先头部队, 却遭到武的拒 绝, 并将他贬为军曹。陈子昂怀着对现实的激愤不平, 登上高台, 他想在这里找到那位为国家大计而礼遇郭晚, 重用乐 毅的燕昭王, 向他倾诉自身的失意苦闷。他认为先贤不可求, 后来无可见, 顿时感到天地悠悠, 人生短促, 功业难就, 前途可悲。这是志士热望与失望交合的感情状态, “ 独枪然而涕下” , 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 有突出的典型意义。而高 台这一意象作为诗人发愤泄悲的情感空间存在, 它承载了太多士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承受的痛苦和不幸。高台之上显示 的是诗人面对社会、人生时生命的本质姿态, 它具有更真实的生命质感, 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客体对象, 而是作为了一种沾满情绪的有着象征意义的意象出现在诗歌中, 它象征着孤独寂寞、高处不胜寒的人生境遇, 也象征着曲高和寡、 高标独立的精神境界‘, , 唐代有一位以隐沦终老的诗人, 他就是孟浩然他少好节义, 四十岁时游长安, 应进士不第, 求官不成, 后归返故 园, 心情十分矛盾, 仕进与归隐两种心情交撞不己他在《秋登兰山寄张五》习“田中写道 北山白云里, 德者自怡悦。 相望始登高, 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墓起, 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 平沙渡头歇。 天边树若莽, 江畔洲扣月。 何当载酒来, 共醉重阳节。 这首诗是诗人隐居襄阳期间重阳节的登山之作。登高怀远, 托雁寄情, 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 可谓是一篇“ 写景如画, 清幽淡雅” 的诗作。诗中运用了白云衬托出张子容的高洁品格, 将思念寄托于南归的大雁, 天边的树如同野生的荞菜一 样孤独, 浅浅的沙洲如同一弯新月一样, 本来重阳节应与故人相聚, 却不得聚, 这里用月亮来引发诗人的怀人心绪, 十分贴切自然。全诗句句是远望之景, 句句亦是怀人之情, 景清而意美, 语淡而情浓 是谁仗剑走天涯, 游迫大江南北, 写下“ 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 的豪迈诗句, 是李白是的, 只有李白才能如此潇 洒山水灵氛陶冶了诗人的性灵, 庄骚诗魄启迪了诗人的哲悟他“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长江、黄 河、五岳山川、五湖四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通过自己诗中的酒、剑、马、月、琴、花等意象, 达到了“ 天地与我并 生, 万物与我为一” 的人天浑融之境, 呈现出绚烂瑰丽、目不暇接的诗化境界。他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寓情 于景, 把对友人的眷恋与惜别情意, 通过江上孤帆渐渐消失在天际这一画面, 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出来。吐属不器。含蕴 深厚。他的另一首登山之作《独坐敬亭山》中用众鸟, 孤云比喻在外漂泊的游子, 也就是诗人自己, 将心中的烦闷忧愁 及身世辛酸悄悄传达给这秀丽的敬亭山, 在登高独坐中排遣满怀愁绪。这些与他的个人道遇是分不开的, 他在天宝元年 被召入长安, 这个转机曾给了他很大的希望, 当初是“ 少年落魄楚汉风, 风尘萧瑟多苦颇” , 今日却得到了进京一展抱 负的机会, 他自况是“ 大鹅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离人” 。然而到了长安后 一接触到宫廷生活才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悖, 于是他的一番宏图大略无处施展。在目睹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 尤其是 君臣昏暗, 嫉贤妒能的局面, 使他无法忍受, 愤而写下“ 且复归去来, 剑歌行路难“ 的诗句。 唐玄宗集中了朝廷权贵对李白的排斥态度, “ 以其非廊庙器, 优诏罢谴之“ 。李白在” 群沙秽明珠, 众草凌孤芳“ 的情 况下, 优愤得离开了长安, 开始了自己的游历之路。对李白来说, 诗就是他的事业, 诗就是他的珍爱, 诗就是他的生 命。数十年来, 诗与他荣辱与共, 生死相依。他以诗进, 以诗退以诗入仕, 以诗出世以诗获宠, 因诗获罪以诗杨 情, 用诗呐喊他乐也写诗, 悲也写诗, 愁也写诗, 愤也写诗, 醒也写诗, 醉也写诗, 诗歌早已幻化成他生命的一部 分, 血脉相连, 不可分割, 完成了他身在蚀世而神游八极的诗化人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永远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 式。对李白来说, 他的心灵早已诗意地栖居于神州大地、华夏故园他的生命完全逍遥在了诗化人生中。他用自己的诗 化人生昭示着人类昂扬的生命力, 追寻着人类向往的精神家园。 还记得“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的诗句吗早年的杜甫可谓少年俊才, 意气昂扬, 他那远大的抱负和一飞冲天 的气概, 好象按捺不住似的, 从字里行间跳将出来, 铿铿锵锵, 娜地有声。然而, 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 它没有安排杜 甫去创立“ 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杜甫《八阵图》的伟业, 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至圣仙师, 让他做了“ 诗 圣” 。坐镇诗的圣坛的最高端, 杜甫又以律诗见长, 而律诗里的最高成就, 便是这篇《登高》了《登高》实乃“ 凌绝 顶” 之作。此诗的首联, 选择意象可谓丰富, “ 风急” “ 天高” “ 猿啸哀” “ 诸清” “ 沙白” “ 鸟飞回” , 凡字, 处意象, 丰富之致。但也只是举目俯首所见所闻而已, 并未显多么高妙。然而, 诗入顺联, 全诗便从此荡开了无以伦 比的高远意境。“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写象, 每句只有一个, “ 落木” 和“ 长江” , 然而, 那意组却 是“ 无边” “ 不尽” 的。那“ 无边” , 是空间的广阔那“ 不尽” , 是时间的绵长。“ 无边” , 己经成就了三维立体概 念“ 不尽” 呢更赎予这一概念的久远与绵亘。再加上“ 落木” 的凄凉和“ 萧萧” 的职零以及“ 滚滚” 的滔滔不绝的 气势, 这“ 峡江秋景图” 一下子空灵活跃起来。你尽可以闭了双眼, 去体味诗人当时是如何登高临风, 俯仰天地, 置身 宇宙, 体察万物的万千情思。这首诗作于公元年, 距离年诗人的永逝己不足三年, 而且, 诗人是在成都草堂短暂 安居后, 不得不再一次踏上漂泊的命途。此时, 站在长江三峡的端口, 他似乎己经预感到这一去的结局, 因而, 面对此 景, 回首一生, 怎能不为之伤怀颈联, “ 万里悲秋常作客” 句是他漂泊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客” 他乡己经是令人悲 哀的遭遇, 更何况是在“ 万里” 之外, 而又恰逢“ 秋” , 并且又是“ 常, 事呢一生即如此, 老来复如是, 眼看已届 “ 百年” , 却依然陪伴他的是“ 老病孤舟” 。少年时的凌云壮志, 穷其一生的苦苦奔波, 现如今的孤苦飘零, 全在此时 此地, 化作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 另外还有一些诗人的佳作, 如王之焕的《登鹤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中 以落日依山, 黄河入海的意象来表现一种雄浑的气势, 让人顿生豪迈之情高睹远瞩的脚襟, 积极进取的精神便在这 “ 更上一层楼” 中充分展现, 实乃抒怀励志, 鼓舞人心之作。再以白居易的《杭州春望》为例 第卷增刘莹, 李博从高台意象中领略千古情怀 望海楼明照曙霞, 护江提白踏晴沙 涛声夜入伍员庙, 柳色春戴苏小家 红袖织芝夸柿带, 青旗沽酒趁架花。 谁开湖寺西南路, 草绿裙唇一道奸。 作者登楼远眺, 春柳、春草、春树、春水使整个杭州城洋滋着浓郁的春意, 梨花、红裙, 彩菱, 酒旗点染其间, 在朝日 霞光的映照下显得美丽无比整首诗洋滋着诗人抑制不住的赞美之情。再有许浑的《咸阳城东楼》川‘颐’是这样描绘 的 一上高城万里悠, 莱改杨柳似汀洲。 澳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樱。 鸟下绿芜秦范夕, 坪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英问当年亨, 故国东来渭水流。 这首诗是诗人在一个阴沉的秋天的傍晚, 大呢感上咸阳城东楼时, 触目伤情, 对眼前景物和历史陈迹, 泛起无边 的兴亡感慨。诗中的兼蔑杨柳, 蝉鸣, 黄叶等意象都烘托出了一种悲凉的环境, 秦汉的繁华已经了无痕迹, 经行汉宫遗 址的人, 面对这风雨荒凉。还是不要追索和辨认当年的事物为好。作者在登高临远中慨叹, 人世间没有永存的事物, 也 没有永不消歇的繁盛, 这与我们所认识到的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灭亡的规律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 还有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 作此诗时, 他正任池州刺史, 在九九重阳节这天与好友张枯一起登上 贵池县东南的齐山。他一半是因为被朝廷排挤, 一半是因为在京城棒不敷出, 以致长期外放看到社会弊端百出, 但自 己许多经国治世的谋策又不能见用, 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此日登高望远, 把酒临风, 不禁感慨系之, 写下了这首登 高抒情之作。诗中说“ 江涵秋影雁初飞, 与客携壶上翠徽。尘世难逢开口笑, 菊花须插满头归。” 首联写登临时节的 物候与友伴, 此时正是秋高气爽, 征鸿刚刚南去, 江水清激如镜, 秋山、秋树、秋空、秋雁这些意象都在秋水中形成了 影象, 将秋天的景色写得十分强烈鲜明。后一联中的菊花这一意象有隐逸、高洁、脱俗之意, 在这首诗中表达了一 种旷达的情怀。菊花虽不能与国色天香的牡丹相媲美, 也不能与身价百倍的兰花并论, 但作为傲霜之花, 它一直得到文 人墨客的亲睐, 有人称赞它坚强的品格, 有人欣赏它清高的气质。屈原《离骚》“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 英。” 诗人以饮露餐花象征自己品行的高尚和纯洁。唐人元棋《菊花》“ 秋从绕舍似陶家, 追绕筒边日渐斜。不是花 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表达了诗人对坚贞、高洁品格的追求。其他“ 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落百花中” 宋 人郑思肖《寒菊》、“ 寂寞东篱湿露华, 依前金店照泥沙” 宋人范成大《重阳后菊花二首》等诗句, 都借菊花来 寄离诗人的精神品质, 这里的菊花无疑成为诗人一种人格的写照从诗的表面看, 诗人仿佛很开通, 在多重矛盾阻难中 早己能应付自如, 不牵心神了。其实, 后面却还隐藏着更深沉的东西只是这种深沉的表露, 却是以一种强颜欢笑的方 式, 屈抑的心意渗透在旷达的言行中, 这比一般直写更有动情力 在漫漫的登高路途中, 诗人们将自己的喜悦, 感伤, 忧愁, 苦闷, 以及那不能实现的雄心壮志寄托于一切景象 中, 一草一木, 一虫一鸟, 一山一水⋯ ⋯这些大自然的景观, 在士人的笔下成为了一个个生动的意象。这些意象体现出 的是士人们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 舍我其谁的生命价值感, 和优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走不出既定的历史宿命, 重复着前代诗人的遭遇, 进行着生命的轮回, 无法挣脱出命运的大网, 只能寄情于山水之中, 将自己满腔的悲愤倾吐于 高台之上, 将自己的心神在山谷的回音中得到超脱, 使自己动荡的心归于平静。

2016年11月15日晚，由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主办的“直面名师”系列讲座之《凭诗问道---从古典文学看中国文化中的情感、美感与人》在学院5号楼A110举行，主讲人是深受美院人喜爱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人文学院副教授董梅女士。

何为“凭诗问道”

董梅首先就“凭诗问道”的主命题做出了简短解释，借由《庖丁解牛》中庖丁将屠牛这件本是残忍之事却做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产生出舞蹈、音乐之节奏美感，问其缘由进而解释“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屠牛”变成庖丁“形而上”的“问道”之举。那么，“凭诗问道——诗、文学便是我‘问道’的路径、法门”那为何种道呢，董梅补充道“我希望由此来追寻更为本质的中国文化的内在含义”，而这个过程则是终其一生。“从古典文学看中国文化中的情感、美感与人”是具体的角度，她围绕“中国文化的理想是什么”、“在其范围能够生成的人格与艺术又是怎样的”“何谓五层高楼境界”等问题与听众分享了丰富的、精彩的文学素材。

“文学是借以文字来表达人类情感及思考的，这一思考区别于哲学的纯理性思考，而是属于生命的情感、思考、经验、感悟活动。”而中国文学就是以“汉语言”和“汉字”来表达的艺术形式，所属族群涵盖了地域概念、时间概念上的国人，在这些形式中，“诗”当属最高成就。

我们应该做一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

董梅接着阐述了题中“感”与“情”二字的相关概念，这两个时常同被提及，实为相互独立的语词内涵丰富而细腻。感，可有感动、感慨、感想等词。她以《易经》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解释了五感“眼、耳、鼻、舌、身”是作为通外界“色、身、香、味、触”的桥梁和渠道之用，外界入心，心有所触，进而“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情”不同于感，可有情绪、情操、情怀，它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属性。《礼记》所言人而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是为我们生命的禀赋。

她举以南朝钟嵘《诗品序》来解释这个概念：“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诗歌描述的外在物之变化对人的内在心起到了影响，因此“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万物之情便由此体现，有感而发。外界之物对我们内心的作用即经表达之后寄托于某种形式，若是寄托于色彩和线条则成绘画，寄托于音符和旋律则成音乐，寄托于文字则成诗歌。

董梅笑谈曾因是身份为女性所以研究古典文学被贴上“多愁善感”之标签的事情，她则表示，一个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如果能够保持健康连接，即在这种“见真色”、“闻真声”的明朗、强健的状态中构建起的强大内心是不易被打垮的，是有着“源源不息的心理源泉的人” ，“我们应该做一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

随即列举了例如《世说新语》中评论早慧之人王戎的“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的“万物皆有情”、欧阳修《玉楼春》“樽前你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非关风与月”等，来解释“敏于感而富于情”这一概念。

中国文化理想能成就的人之“五层高楼”

那么，中国的文化理想所能够成就的人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和状态呢？董梅以带领听众登“五层高楼”的形式给出了答案。作为一个健康的生命，自我的“敏于感而富于情”，同时重视他人的感情、能够搭建起与外部事物广大的连接，而非“手足痿痹为不仁”、隔绝于他人、外部和万物是为第一二层楼。“敏于感而富于情”的合二为一是我们所应具备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不失为一个丰富饱满的生命，不失为有一颗富于生气的心灵，一个有生趣的生命个体。遂列举秦观《木兰花慢》描写秋色之句“红凋岸蓼，翠减汀萍”来理解诗人“凭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的情感表达。

第三层楼，“才情欲其高，是大才子莫做小文人，要做大才子大文人。”则是人突破、超越小我的寓于群体之中的“正于性”。“性”乃广于情的一个观念，具有普遍特征。董梅分享了她自身很喜欢的一首温暖小诗来为我们讲解了第三层的含义： “迟日江山丽，春城花草下，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绝句》），为日光笼罩的山色、抚摸在肌肤上的风、空中呢喃的燕子、沙岸柔软的河泥等等所的声色相触都被笼罩在一“暖”字之中，诗的背景作于安史之乱后入蜀居草堂的春天。杜甫的诗将自己已然水深火热的苦难排除在外，传递出远超越“小我”的情怀——何谓“诗圣”，就是生命价值观与其艺术风格之高度合一，梁启超评价这类诗人实为“情圣”——他们的生命本性就是追随太阳的“物性故难夺”，是广含苍生之念的。

“知古今，会于意”是第四层楼，它包含了故国“神游”、精神血统构建之含义，能否以自己的位置建立起由古而今的历史观坐标轴是这层探讨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中“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描述的乃此道理。

“古往今来”、“贯通古今”这类词语都是古今通流、而非断流关系的体现，是所谓“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生命与生命相连，以文字这个船与桨作为工具，使你在历史长河中与另外一个生命愈合，是为会于意。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快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好问之诗描述的就是这种“在生命上下是有一个与你相通的灵魂，是何等之乐事，还有什么好垒平（痛楚）的呢。”董梅阐述道。

再建立了时空观、宇宙观之后，我们来到第五层的“生死观”。董梅重点列举了“内心圆满而平静之人”陶渊明的诗以作为解。“迈迈时运，穆穆良朝，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冬去而春来，一切是流转的，在这样的流转之中，没有一个时刻不是“良朝”（好的时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与人互见为悠然，物与人之间是有情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自然。

“我曾尝试过与自然对话，如果那个时候真正有所感的话，自己是随之而在的，语言成为杂质，更多的是在于一种无言的交流。孔子说“我欲无言”，我感受到无言之可贵。”董梅分享起自己与自然相处的状态。她借用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立，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来诠释 “从不变的角度来看，物与我皆无尽也，我们此刻便是永恒。彻底超越了生命存在的时空局限性，使生命获得无限”的道理。

那么，再弄清五层高楼后又该如何下楼呢？我们不能停在空中楼阁里，只与大道对话，正所谓“高处不胜寒”，“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们还要伺机而下，在切实的行动中体会”。

烦恼是种子，智慧是萌芽。“烦恼若尽，佛从心出”相反来说，你遭遇了多大的烦恼，就会催生多大的智慧，“腐朽若尽，香从树出；树外有香，既是他香”，董梅最后做出总结“儒家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忠恕等社会性问题；道家的自然观讲究个人心灵处之，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广大宇宙乃一体；而佛家进驻后填补了本土哲学重生而轻死的空白，做了一个补充。”她把这三家称为“三足鼎立”，也是缔造国“人”和艺术的精华，提倡我们鉴古至今也要知未来，就可以生成什么样的人格的研究，愿与同学继续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地方式来继续讨论。

2014年和2015年，矢野浩二作为嘉宾，出席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中日友好成人式”活动。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日本人，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让矢野浩二万分荣幸。

这样的活动，让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变得更为密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善莫大焉的好事。

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和日本多数是友好多于争执。刚刚过去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战争，给现在的人留下了甩不脱的历史阴影，让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仿佛中日两国一直以来都在争执。

但是，这并不是真相。纵观我们两国的历史长河，有漫漫两千多年交流史。从伟大的大唐时就在全方位深入交流。日本的建筑、诗歌、文字，无一不印刻着中华文化的烙印。

而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机械、物理、化学等文献中，也有着许多从日本输入的词。两国的文化如此水乳交融，不要说在东亚，就算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友好邻邦。

每当矢野浩二有机会演讲，或者在发表看法时，他总会不厌其烦地传达以上信息，不管理解和支持他的人有多少，他都想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尽自己的全力。

产生这种思想，不仅源于矢野浩二对历史和战争的审视，更源于他在中日两国生活四十多年的经历，源于他跟中日两国万千普通民众交流的感情。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根基和梦想，这种行为在不少人看来多少都有点惊世骇俗。但是回首往事，矢野浩二心中泛起的，绝对没有后悔，反而是满满的感激和满足。

中国这片广博的沃土给了矢野浩二事业、爱情、家庭，让他懂得承担更大的责任，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使命。

当年接到来中国的工作机会时，矢野浩二做梦都没想过这个决定会对我的生命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

人在自己人生的各个阶段上需要这样突然决断的魄力，这种魄力会引导自己，让自己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爱情是人性的一种，

人都有一种求同的心理，

爱情是生理需要的一种

根据马格斯的物质决定意识，可以知道生理决定心理，是荷尔蒙分泌的问题，

最后，官方理论是。

爱情是一种感情，通常是指人们在恋爱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感情。爱情的本质是占有欲。

什么是感情呢？中国幸福学研究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感情也是人的不满足本性之一，是人们渴求为某人或某事物无偿付出一些或全部自己所有的思想。

中国幸福学研究认为，幸福就是人的渴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觉。所以，感情的付出也是会为人带来幸福感的。同样，爱的付出也是会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只要你是真爱。

有些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有些感情是后天发展的，比如战友情，手足情，爱情，爱国情等。

所以，爱情的定义就是：爱情是人们在恋爱阶段，渴求为所爱的人付出一些或全部所有的感情思想。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