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四疏,说说文中“十思” 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可以归纳为几层意思？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计个人恩怨。结尾归结出治国方法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选拔人才，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采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采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

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臣听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底；想要河水流得远长，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要使国家安定，一定要积聚它的德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底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的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象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不考虑在安乐时想到危难、用节俭来消除奢侈，这也象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所有帝王，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头作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贯彻到底的大概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胡和越这样隔绝、疏远的地方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成为各不相关的人。虽然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吓唬他们，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怀念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众人；（百姓和皇帝的关系，就象水和船一样），水能载船也能够颠覆船，这是应该深切警惕的。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为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如果真的能够作到：看见引起自己爱好的东西，就想到应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宫室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安宁；想到君位高而且危，就要不忘谦虚加强道德修养；恐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要想到江海所以巨大，是因为能居于百川之下；游乐忘返地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人说的“一年三次”田猎为限度；忧虑自己松懈懒惰时，就要想到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自己耳目被堵塞、遮蔽，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下面意见；担心有谗邪的人在自己身边，就想到要自身正直，斥退邪恶的人；恩惠所施加，就要想到没有因为偏爱而给予不恰当的奖赏；惩罚所涉及，就要想到没有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思，扩大这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选择好的意见采纳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都能重用，（皇上）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何必劳神苦思，事事过问代替百官的职务呢？

谏太宗十思疏

唐 · 魏徵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生于乱世，死于安乐。

通过一夜的读研《谏太宗十思疏》，我的心有鼓不平的气在汹涌着，我为作者的敢言而兴奋，试想我们现在的社会，思想道德的普遍下降，贪婪腐败现象节节攀登，官官相连，民声载道，谁与聆听。

当然，我们现在放眼中国，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说明真正的***是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中国是会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

但在如今的发展时期，还有一些人还借用手中之权利来中饱私囊，使发展的进程受到阻碍。让全面小康社会出现偏差，形成“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社会现象。

“十思”的反省正如今天“八荣八耻”的学习一样，要时刻记得居安思危，得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明君治国应积德，明源不可不深，根不可不固，德不可不厚。如不考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么想长治久安，就同无根治本，无源之水一样，只能是一种妄想。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山，望长城内外~~~~”。中国的万里江山是如此的美好，几千年来，所经历的沧桑风雨，以足够现今我们的反思，落后就被挨打的道理。在满清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踏前车之鉴。

在本文的第二段，作者给我们指出过去几乎所有的人君，都不能善始善终的历史现象，在没有取得天下时，忧患深重，所以能团结臣民，竭诚待下，纵情傲物。而“傲物”的进一步发展，就难免滥用刑威来对付百姓。这只能使百姓存着幸免的心理，却不会感恩怀德；表面恭敬而心里不服。细望历代王朝的颠覆，其根本原因无不是忽视人民的力量。要知这股力量就像水一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换言之，人民积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而推翻暴君的统治。

而如今的中国，我们更不能骄傲于此刻的功绩。现今社会，表面看似和平，但真正的战争，就是在这表面和平上产生，一不留意，真正的祸事就要来临，所以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时刻准备着，时刻警惕着。

此刻，我不想再谈论政治，我想在谈谈作者的文学思想，

《十思疏》是一篇很好的政论文，所以它的文学价值往往被政治价值所遮，其实在写作方法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他是初唐有名的文学家，诗歌古朴，散文不受常规的约束，和同时的人比较，不受六朝以来浮艳文风的影响。在《十思疏》里他辟开繁复的引证，僻词典故。在当时是一种追求形式的文风背道而施的。

这就是我读《柬太宗十思疏》后的认识，也许浮浅，但给我的收获却很深，成我能一生之明镜。

[编辑本段]创作背景：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作者魏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敢于犯颜直谏的政治家。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他做到了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被人们誉为“从谏如流”的君主。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了。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不再象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他在生活上渐渐奢侈的同时，还有些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了。这点魏征是看得很清楚的。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拨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2期《一篇真实得体的奏疏》）分析：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徵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在这篇文章中，魏徵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魏徵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编辑本段]作者介绍：　　魏徵 （580 - 643 ）　　魏征（580－643）字玄成，河北下曲阳（今属河北省晋州市）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徵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