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曾坦言，曾与爱因斯坦交谈1.5小时感到很后悔，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振宁见到爱因斯坦的杨振宁十分激动，激动到根本顾不得去听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些建设性的想法，见到偶像的杨振宁在一瞬间变成了大脑空白的粉丝，偶尔反应过来后才与爱因斯坦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而且杨振宁只会说英语，但是爱因斯坦在交流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德语，在学术讨论中，有时候爱因斯坦用德语蹦出来的专有名词让杨振宁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慢慢明白过来后，他才意识到爱因斯坦已经切换到下一个话题了。没想到，激动的心情和语言差异竟然是这场交谈中最让杨振宁头疼的事情，也让他每每回想起来都后悔不已。

杨振宁感到很后悔是因为语言有差异

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曾经两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科学领域的贡献，以及太空领域的探索。完全不止会获得2次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说爱因斯坦留下的手稿，都让三位以上的科学家得到很大的启发，最终荣获一定的荣誉和奖项。

这样的一位科学家被无数人奉为心中的偶像，只可惜偶像距离当下人太过于遥远。爱因斯坦早就已经成为了书本上的伟人。有幸能见得爱因斯坦的人寥寥无几。不过这其中竟然包括了一位华人科学家。甚至这位华人科学家也荣获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并有幸接到爱因斯坦的邀请，和爱因斯坦在办公室中，长谈了一个半小时。这样的荣誉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拥有的，然而这位华人科学家在晚年的时候，却表示这一个半小时是他人生中最后悔的时刻，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学到。

这位科学家便是在1957年，因为和李政道先生共同发现的杨米尔斯理论，从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了。他们二人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人科学家。也一度成为了诺贝尔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特别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但彼时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还只是毛头小子，虽然在科学探索领域中有了一点成就。但在爱因斯坦面前一度紧张的不敢说话。爱因斯坦对杨振宁和李政道发现了的杨米尔斯理论非常的感兴趣，所以特地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和他们长谈。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很快就结束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就离开了，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爱因斯坦。

杨振宁在晚年的时候多次转达了自己的遗憾，称因为当时的自己太过于年轻，太过紧张，几乎都是爱因斯坦在说话，又因为爱因斯坦说的是德语，而自己说的是英语，且当时自己的英语也不是很流畅，所以三人的交谈听起来有点鸡同鸭讲。这让杨振宁感到非常惋惜，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一次和爱因斯坦的近距离交流，竟然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

但这还不是令爱因斯坦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如此极佳的优势，他竟然忘记和爱因斯坦请求一张合影了。不得不说，在面对一位时代科学伟人，哪怕同样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两人，都变成了一个个毛头小粉丝。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也老，我想这样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多么的纯洁。人们向往爱情，却用总是用世俗的标准看待爱情，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与金钱无关。那么要达到君生吾未生，我生君已老这样的感情，想必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下小编自己的看法，对于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感情故事。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也老，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感情。大家都知道，杨振宁与翁帆的感情故事吧。我想这就是对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得最好解释。杨振宁是我国的科学家深受人们的喜欢，为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2004年28岁的翁帆嫁给了82岁的杨振宁，这段祖孙恋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无法接受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嫁给一个老人，哪怕他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杨振宁在年老的时候遇到了比他小50岁的翁帆。两个人一见钟情，然后，杨振宁与翁帆在一起了。很多人都为这段忘年恋，感慨万分，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纯粹，是多么的勇敢。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杨振宁与翁帆的爱情故事，让人们为他们送上祝福。其实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只要真心相爱，年龄并非阻碍。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这段感情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并非不存在。相信杨振宁与翁帆的这段感情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裹着小脚的母亲教给了我一生受用的知识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12岁的“少年狂”：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与自己的学生——国民党战将杜聿明的女儿成夫妻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入了美国籍让父亲难过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武之博士抱着虚弱之躯，飞往日内瓦。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感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真的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杨振宁影响极大。

1957年12月10日晚，怀揣1945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功成名就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里的境遇。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有排华法。

当杨振宁本人已经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之时，仍在租房时受到歧视。最使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每每因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国国立实验室）。当“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而美国这个社会又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的时候，杨振宁于1964年初最终作出了加入美籍的抉择。

杨武之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对于儿子的决定没有抱怨，但杨振宁知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大科学家的美丽是思辨与理论的美丽 学贯中西、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认识，使杨振宁对自然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大自然的美丽和思想的魅力，是促使他登上物理学象牙之塔的动力所在。他特别欣赏200年以前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用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向清华学子们道出了自然界中更高层次的美：“我想在座每一位，小时候看到了虹跟霓都会说这非常之美，等到你年纪稍大，会做实验了，你就发现虹是42度，就是它这个角是42度，而霓是50度，你继续观测以后，你就知道虹是红在外、紫在内，霓是反过来的，是红在内、紫在外，你已经体验到了实验之美。如果你再进一步，你就懂为什么存在虹和霓呢？是因为太阳光在水珠子里头可以有一个全反射，一次全反射就出来虹，两次全反射就出来霓，而且你经过全反射可以算出来，一个是42度，一个是50度，这个是唯象理论的美，我想任何一个学生，第一次算出来这个42度和50度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觉得这真是妙不可言。可是这个还不够，为什么要有全反射、为什么要有折射？这些要到理论架构里头，到了麦克斯韦方程出现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缘故要有全反射，而且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水里头要有折射，把它的根源找出来，这就是更高层的美。”

杨振宁甚至认为，连最美的诗句也不能尽善尽美地表达物理学的美。他说，在牛顿去世的时候，一个大诗人蒲柏写了这样两句“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真光明”，这些用诗人的语言来描述物理学的美，当然是描写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不够，当我们知道一个物理学的基本结构能够准确解释那么多的复杂的现象时，还有一些美的感受，是诗人所没有写出来的，是什么感受呢？是一个庄严感、是一个神圣感、是一个第一次看见宇宙的秘密的时候的畏惧感。正如歌特式建筑的建筑师，他们在设计歌特式建筑的时候，他们所要歌颂的是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是最终极的美。

当杨振宁试图结束这次面对2000人的采访时，早已按捺不住激动情绪的学生们蜂拥而上，要冲上去让大师与之签名或合影。但没想到警察和保安比他们还快，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开人群，像绑架一样，拽着大师快步离去，如同一团自旋的电子。

当杨振宁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当时的身份还是一个中国公民呢。在领奖仪式上，杨振宁深情地用中国普通话大声说：“我虽然是献身于现代科学，但我对我所承受的中国传统和背景，引以为自豪！”

2004年，82岁的杨振宁，嫁给了28岁的翁帆，这份相隔54年的“孙儿之爱”，震惊了所有人，让人议论纷纷。这段恋情不被祝福，因为听起来太奇怪了。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理解。他们一直在怀疑自己能否走到最后，并质疑翁帆是否别有用心。

猜猜杨振宁觊觎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们只是得到她们想要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对婚姻最美好的愿望就是白头到了，对于改嫁什么的很多时候都是婚姻中的忌讳，没有人愿意主动提及这样的事情。但是杨振宁先生和翁帆有一些特别，因为两人的年龄差有54岁。

相比于郭富城，已经82岁的杨振宁教授与28岁的翁帆结婚，则一度引发了轰动效应。君生我未生，君生我已老，这样一句话在电视剧里出现，通常都意味着悲剧的发生。但杨振宁和翁帆有勇气面对这样一段必定成为世人争议点的婚姻，也足见爱情拥有何等的力量。

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无须赘述，在有史以来的物理学家中都排得上号。他的情感经历也是颇为传奇，小小年纪能够控制心境，为学业放弃初恋；都说人生有四大喜，其中一项便是他乡遇故知，然而更大的喜事接连在他们身上发生，那自然是两年之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在当今社会，“老夫少妻”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在娱乐圈中，在这类事情在国内外都很普遍，虽然"老夫少妻"这一概念已经司空见惯，但99岁的杨振宁和41岁的翁帆两人年龄相差58岁，两人相差超出半百有余，在当时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

2004年，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翁帆，这段年龄相差甚远的爱恋被网友评头论足、指指点点。两人的年龄差堪称“鸿沟”，让人不免猜测是老夫贪色？还是少女贪财？网民将杨振宁前妻的照片与翁帆做了比较，人们很惊讶地发现，两人竟然如此相似，翁帆就像杨振宁前妻的年轻版。

杨振宁和翁帆的照片或者是采访，大家都能够看到两个人眼里都是闪烁的都是幸福的光芒，对于外界的各种评价两个人从来不多说，只是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非常好，用事实证明两人的确是相爱的。

两人结婚之后，翁帆对杨振宁的照顾是细致入微的，因为杨振宁习惯早睡所以翁帆也是很早就休息，两个人一起出游如果是路滑或者有其他情况发生，翁帆永远都是温柔的搀扶着杨振宁，夫妻二人慢慢地走着。

在一个节目中，杨振宁回答了这个问题，表示年轻的自己不允许翁帆改嫁，年老的自己同意翁帆改嫁，翁帆则摇头说，不会的，我会一直陪着他。这两人一直都在为对方考虑，尊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现在一些比他们年轻的夫妻，都不一定能够相处得这么融洽。

即使他们一直在说他们是真爱，然而还是许多人不信。后来高晓松分享了他所看到的二人婚姻生活，回答一针见血。他说，在一次接送他们夫妇时，亲眼目睹了翁帆和杨振宁从头到尾手拉着手，一直没放下过。

杨振宁和翁帆自2004年登记结婚至今，已相守17年，如今的翁帆已经人到中年，杨振宁也是鲐背之年，当两个人携手出现在观众们面前，倒是有那么几分神仙眷侣的意思，看起来十分的幸福。

在这些年来，翁帆得到了杨振宁的极大照顾，她还是像少女般的青春模样，不但容颜未改，而且脸上还挂着甜蜜幸福的笑容，穿着打扮也是少女风，俨然一副大学生的模样。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每一对忘年恋的夫妇都会面对。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