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故事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著。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编辑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难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童年》

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

相信很多女孩子都曾经历过因为一些小事和男友吵架，最终导致两人分手，可是分手后却又一直想要挽回男友，这时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状态。不要一直沉浸在难过和失落中，要有足够的自信和独立性，让男友知道你可以很好地过自己的生活，这样才能吸引他回来。

其次，我们需要在挽回男友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时机。不要急于求成，要慢慢地和他沟通，了解他的想法和想法，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可以适当地关注他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了解他的需要，并尝试帮助他解决一些困难。

最后，我们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态度。不要太过执着和强求，要有耐心和信心，因为挽回爱情需要时间和付出。同时，也要尊重他的决定，如果你尝试过了，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便应该转移视线，前往寻找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祖父和桅子花

　　印象中，祖父称栀子花为挚友。他曾谆谆告诫我：做人要像这栀子花一样，不要贪慕不属于你的五彩缤纷，只要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清香就足够了。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小男孩尚不能体会这句话的真谛，但今天当我读懂了这句人生的箴言时，祖父却无可挽回地离开了我，离开了他奉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离开了他的挚友——栀子花。

　　那一年祖父忽然卧病在床，而且是极难医治的癌症。看着他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时，我更愿意那个人是我！我想起了栀子花，但那时正是栀子花凋零的季节，我绞尽脑汁却无力回天。无奈啊！祖父在痛苦之中仍不能见到他的挚友，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跑到院中，将那些随风而逝的花瓣一一拾回。看来只有用胶水才能将它们恢复到原来模样了。我想祖父看到栀子花后一定会很欣慰的，他的病也许就会有所好转了。

　　那天上午，我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个枯燥无味的工作，终于在午后完成了这些“栀子花”。我十分小心地捧着它们献给祖父。果然，祖父很是欣慰，继而，他的眼神里却闪过一丝忧郁，慢慢地，祖父竟像孩子一样哭了。我问他是什么缘故时，他却摇头不答——难道他识破了我的诡计？

　　我撒了一个谎，一个精细而又美丽的谎言。那天我很高兴，我让痛苦的祖父得到了一丝丝安慰。可现在想想我又后悔了，我让祖父这个坚强了一生的人在垂暮之年流下了眼泪，我的良心受到了莫大的谴责。

　　我以为这个谎言被我编织的天衣无缝了，但不久后，祖父突然唤我去他的床前，他对我说：“好孙儿，这个时节栀子花应该谢了吧？”我的脸红了，他识破了我的谎言！他接着说：“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纵然这是个谎言，但它却很美丽，我得谢谢你！”

　　那天深夜，祖父黯然离去，我没有流泪，但却心如刀割。祖父的灵柩前摆放着那些“栀子花”，它伴随着祖父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它很幸福，祖父也很幸福。

　　这个谎言久久萦绕在我的心间，也许它将成为我心中的永恒。

　　当秋天在来的时候，我学会了享受寂寞。寂寞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祖父，想起那个谎言、那些栀子花……

　　范爱农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密秘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痛斥满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藤野先生》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亲杀鸡剖鱼，很有些善良，但对家里所有的来客都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儿为师，是我疯了，或耍娇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了，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前电视台开始播放国，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不敢挤人，惟恐人挤，应的了，不应的也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上谤”，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朵。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和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你瞧，他写的这幅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服强者，弱者悄然遁去，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敢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雄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修鞋匠

　　巷子口就有一个修鞋的，那还是小时候的记忆。

　　每次走到那个巷子口我都会偷看他几眼，不为什么，那是数年来记忆之中应该做的事情。当我偷看他的时候，他似乎都不会发现我。兴许他还是认识我的，毕竟我每天都会从他身边走过几次。

　　鞋匠总是穿着他那破衣服，一年也不会换几次衣服。缠着他那打满补丁的围裙坐在那里，慢悠悠做着他那工作，无数只人们送来修补的鞋子静静地立在一旁。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太阳出来时他就已经在这里，太阳下山了还有个黑影在这里走来走去。这种生活对于鞋匠似乎从来都不会忧虑。

　　有一天，我又偷看了鞋匠一眼。发现鞋匠面前堆满了各种塑料瓶，有**的可乐瓶，白色的矿泉水瓶，各式的塑料制品在他面前堆成了一座小山，甚至再没有空地供他堆这些废品。鞋匠的摊位是立在那间古屋檐下的，还有一辆老式“二八”载重自行车停在那里，偶尔能听到“嘎嘎”的声响，伴着鞋匠敲鞋的声音，还有他那满面的尘土，沾满油污的黑色工具，我开始觉得有点恶心起来。再看看那一条补了许多白补丁的围裙开始泛黄，越发地显出鞋匠生活的卑微。

　　于是，我走过巷口不再偷看鞋匠如何操纵他手中的小锤子。即使在没有下雨的日子里，我也会用雨伞来遮避和鞋匠的目光对撞。在我经过这个巷口的生活中，不再有这个鞋匠的存在，也不复有那辆老式“二八”单车的记忆。

　　我似乎很矛盾，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日子里。我从伞下偷看了鞋匠一眼。鞋匠旁边站着一个可爱小女孩，女孩的衣衫虽然颜色很淡，但穿得整齐，洗得非常干净。女孩左手拿着一个饭盒，右手拿着一把勺子，在仔细喂鞋匠吃饭。鞋匠吃着女儿喂的饭，微笑着看着过往的行人。

　　我沉思半晌……

　　尔后，我把家里所有塑料瓶，和我认为的废品一并送给了修鞋匠。鞋匠眼中闪着感激，但始终没能说出口。但记忆让我清楚知道，那天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鞋匠露出了他从未让人看到过的整齐的满口的白牙齿。只有记忆记得有曾经拥有。

　　我穿过巷子时，再也不会撑伞。

　　每过几天我也会和鞋匠聊几句近来的情况，甚至会聊到那个小女孩。我后来才知道鞋匠并没有生儿育女，这个小女孩是在路口遇上的，那时她躺在那里，鞋匠一大早经过时就遇上了，鞋匠的老伴也很高兴。

　　鞋匠本来就打算几年前就消失在这个巷口的，可当后来……

　　我每次也会和他谈谈我生活，工作中的困扰。我们的交往因为小女孩越变越深。

　　繁星》

　　我想，在二十世纪有名气的女作家中，冰心算不上最有才华的一位，但我认为她是所有女作家中最内敛的一位。因她从不爱张扬，一生都过着非常低调的日子。

　　其实，过去的我，并不喜欢冰心的作品。因为她没有张爱玲的旷世才华，也没有林徽因的清丽典雅，更没有丁玲那种文学女战士的风范。冰心的作品永远给人一种透明的纯净，宁静中蕴含着朴实与真诚。

　　也许，这正是冰心的智慧吧，永远把自己定格成一颗最平凡的繁星，而不是争奇斗艳把自己点缀成一个最耀眼的明星。试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个如此知名的女作家能这样有分寸的把握自己，难道不是人生的智慧吗？最难得可贵的是，尽管把自己放在繁星的位置上，但她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自我的价值，自我的超越。仅仅从这一点，就能说冰心已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女作家了，成功在她用她的完美留给一个时代永远的佳话。

　　这或许就是美好的品德、伟大的人格吧。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人，而是缺少有美德的人。如果让你在才华和美德面前只选择其一，我想大多数人会只选择美德。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伊丽莎白也是其中的一位，一本书上曾写过，有一次玛格丽特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所有的作家都夸夸其谈，称自己的作品写了几十部，甚至上百部。最后轮到玛格丽特时，只见她坐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轻描淡写的说：“我只写了一本《随风而逝》。”听到《随风而逝》，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面色绯红。

　　到了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提起地球上的明星似乎贬多于褒，尤其是现在的女明星，真真正正个个让人大倒胃口。每当我看到她们用手势来来在表达着自己无限丰富的情感，并且时不时的发嗲，这个蛮什么，那个蛮什么的时候，我真为她们汗颜。她们整天把自己粉饰的千奇百怪，目的就是想出人头地，让万众瞩目啊。当然我所说的都是一些爱慕虚荣的小星而已，对于真正的大明星我同样是无限崇拜的。比如千古才女蔡文姬、李清照之类，再比如绝代佳人奥黛丽赫本、费雯丽等等。但谁也不会否认明星会有明星的悲哀，繁星自有繁星的快乐所在。

　　天空中繁星点点，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我简单，更因为我平凡。尽管我淡然，但我就像冰心女士一首诗中所写，我不喜欢向日葵，我只愿做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水莲。

　　繁星点点，构成了一个美丽的星空。点点繁星，也才能托起多姿多彩的梦。朋友，做一个繁星吧，它会完美你一生的前行路程。

　　、《奶奶》

　　坦率地说，对于奶奶的记忆是模糊的。

　　记忆深一点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她同母亲的吵架。那里我还很小，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们吵得很厉害。性格内向、老实的父亲没有说话，我也只是害怕地躲在从堂厅到厨的过道里哭，同哭的还有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和小两岁的弟弟。自此后，奶奶就随我的大伯在一起过，而且在相距六七华里的另一个村庄。

　　另一件事是奶奶老了以后，患了老年痴呆症，成天坐在大门口，也不到处走动。我去看她，问她是否认识我。很奇怪，一向混沌的眼神霎时清亮起来，竟清楚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但转瞬即忘，不多一会儿又糊里糊涂地问起我是什么人来，只得耐心地告诉他我是谁，她竟也在思索，寻找如薄雾般的记忆。

　　奶奶生育了四个儿子，老三是个傻子，我们侄儿辈喊他“孬爷”。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孬爷”先奶奶而去了。在“孬爷”下葬的那天，八十八岁的奶奶似乎又清醒起来，朝着“孬爷”的墓地方向看着，呆呆地。几天后，奶奶也过世了。村子里的人说，“孬爷”入土为安，奶奶也就放心了，世上没有什么事让她操心了。

　　出殡那天，几个孙儿扶着棺木送奶奶上山。趟着路上的积水，想起她的糊涂中竟认识我之事，禁不住悲从中来，心中酸痛，泪水随着奶奶棺木的摇晃而滚落。

　　、《人之常情》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扶叶得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的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题记

　　生命如酒，或清冽，或干涩，因为有了情，它变得香醇；生命如，或高亢，或低沉，因为有了情，它变得悦耳；生命如画，或浓艳，或暗淡，因为有了情，它变得美丽多彩。

　　人之常情，我想应该有同情。

　　是谁，让那曲爱得乐曲久久萦绕在空中？丛飞，当他第一眼看到失学儿童到被死神眷顾为止，一直把自己的爱和金钱奉献。他的声也许没有往昔的动听，却赢得了最虔诚的掌声。若无同情他怎会如此，同情使他生命得到永恒，使孩子们生命充满希望。

　　人之常情，我想应该有亲情。

　　你知道从万丈悬崖坠落的结果么记得多年前的那场摩天轮事故至今历历在目。一家三口在享受天轮之乐时，突然摩天轮出现故障，就在他们从天坠落的时候，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父母用双手托起了孩子，托起了生命的天空。有人说，那一刻的天空异常的宁静,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双眼，每个人都有一种回家的冲动。

　　人之常情，我想也应该有师生情。

　　不久前的汶川地震，震碎了每个人的心，然而有一种感情让人们久久难以忘去。

　　谭千秋，一位普通的教师，在地震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从天而降的钢筋水泥，用自己的脊梁为身下的学生支起了一片生命的天空。

　　苟小超，一位小学教师，在地震时，三进三出坍塌的教学楼营救自己的学生。当他最后冲进教学楼时，水泥板压住了他，然而他的双手仍紧紧地抱着两个学生。

　　一句“人之常情”饱含多少爱，也许正是这些平平常常的感情诠释了生命的真谛。

11月4日，浙江卫视演技竞演类综艺《演员的诞生》节目组在绍兴柯桥文化馆小剧场召开了开播发布会。导师宋丹丹、章子怡、刘烨以及“演员推荐人”张国立悉数亮相，一同向舞台致敬向表演致敬。

发布会上，章子怡和刘烨回应了日前被网友热议的“殿堂级吵架”，表示他们在节目中真的是表演的，并非真吵架。而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即兴的表演。

章子怡称自己很综艺回应与刘烨“殿堂级吵架”

鲜少参加综艺节目的章子怡，笑称自己其实挺有综艺感的，比较能玩。被问及第一期里与刘烨的“殿堂级吵架”，章子怡表示真的是演出来的，老同学刘烨也非常配合默契，所以才让观众信以为真。

但同时章子怡也表示他们会说出真实的，有意义的点评。而她自己也和挑战者一样，她看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也是忐忑的，她说：“我也希望观众告诉我真实的感受，如果你是认真的演员，你渴望得到的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