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礼物成为情感的防腐剂，传统节日该不该商业化？

其实并不是传统节日商业化，而是传统节日世俗化。既然世俗，就会和钱有关联，否则很多节日都是曲高和寡，必然会走向消亡。

有人说商业会让传统节日走向没落，这种说法很奇怪，比如端午、中秋，又不是人人都会做粽子、月饼，出现了相应产业来提供符合大家需求的产品，仅仅需要花钱就能省心省力，这又有何不妥呢？

其实阻碍商业化的行为，本身也没什么道理

事实上，很多所谓遵从传统节日的人，其实也不太讲求文化礼统，而只是注重避免世俗。像这种强求的“超然”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行为的目的决定了行为，为了彰显与众不同而去做与众不同的事儿，得到的只是与众不同的结果，对于传统节日本身也没什么好处。

而我们的传统节日，说到底其实也不太多，春节要除岁，上元要团圆，清明要祭奠，端午要安康，中元要祭祀，中秋为思乡，重阳应敬老，下元需祭祖。当然还有春分、冬至、龙抬头等等，说到底，每个节日都有节日的功能。清明要扫墓祭奠，给先人送花，既然放假了就去呗，这又与商业不商业何干呢？难道清明节商场搞活动，还耽误了你扫墓不成？

至于过度商业是否会影响到传统节日的传承？

那就要取决于你是否遵从传统，我是做养老的，对于重阳节的感触很大，可是出来了养老服务这个圈子之后，发现大家对于重阳节的重视程度也一般。那是否说明有些朋友其实本身就不太重视传统节日呢？

有人说过年没年味，但是我却发现，很多家庭聚会的时候基本上人人都抱着一个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抱怨过年没年味。亲，你们都放假回家了，明明是自己不愿意体验过年好伐，打打麻将，包包饺子，不让放鞭炮就一家人出去遛遛，看看当年生活的地方，回忆回忆往事，这不就是年吗？

所以，个人觉得也不是商业化在影响传统节日，我们传统节日需要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不商业是不行的，可是偏偏有人觉得不应该商业；而有的人借着传统节日走走关系，结果有些人又不愿意了，说这些人虚伪。话说这些人怎么活的这么累啊，中秋送月饼不行，清明商场搞活动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后什么是传统节日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究竟玩的到底是啥？

而且，传统节日能不能传承，关乎于教育，商业改变不了你受过教育的事实啊。如果是一个人心变了，那有没有商业又有什么影响呢？

撩凯子教育不合法。根据新京报刊的调查资料显示：所谓撩凯子教育之类的培训班，即捞女培训班，其课程如闺房诱惑术、女神提升课堂、“天王嫂培训”“嫁豪门预科”等等，五花八门。其课程费用极高，动辄几万元乃至十几、几十万元。利用心理学教男生“把妹”，培训女生“撩凯子”，专家称PUA为敛财将两性情感商业化，沦为财色陷阱不管是“虚拟人偶”、“五步陷阱”还是“自杀诱导”，都只是PUA情感操控技术之一，它们的最终目标，不再是为了“美好恋情”，而是受害对象的财与色。“这就像是一场单方面的情感狩猎游戏。”在看过新京报此前关于PUA骗财骗色的报道后，一名受害女性如此形容PUA。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一场场“游戏”背后，PUA组织不仅教授男生如何“把妹”，也会培训女生如何“撩凯子”。在这个单人学费动辄数百、数千甚至数十万元的庞大情感技术产业链里，各路神秘导师以情感咨询、文化传播的名义成立公司，授课教学，将PUA情感操控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所以，撩凯子教育不合法。

一、商业模式的定义：为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把能使企业运行的内外各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并通过最优实现形式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客户价值，同时使系统达成持续赢利目标的整体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的跟商业模式有关的说法很多，包括运营模式、盈利模式、B2B模式、B2C模式、“鼠标加水泥”模式、广告收益模式等等，不一而足。商业模式是一种简化的商业逻辑，依然需要用一些元素来描述这种逻辑。

二、商业模式 ，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MBA、EMBA等主流商业管理课程均对“商业模式”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分析商业模式过程中，主要关注一类企业在市场中与用户、供应商、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尤其是彼此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商业模式: 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的部门之间、乃至与顾客之间、与渠道之间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易关系和连结方式称之为商业模式

三、模式商业化，一个模式复制生长

商业化一般在西方认为有如下顺序：

分五步，四个战略缺陷（战略缺陷就是容易错的地方）。

第一步是构想：主要表现为完成新的发现，诸如申请个人专利，或购买他人专利。此期间一般找研究同伴，媒体，同学等人来当投资方。

第一个战略缺陷：兴趣战略缺陷。

第二步是发展：主要表现为应用新的发现，诸如将专利投入到发明，使得一项抽象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物质实体。此期间主要找研究同伴，有可能用此新技术的人来当投资方。

第二个战略缺陷：技术战略缺陷。

第三步是展示：主要表现为完成产品，完善产品的功能，并将其介绍给一些人。此期间主要找可能的消费者做投资人。

第三个战略缺陷：市场战略缺陷。

第四步是推广：主要表现为将产品介绍给大部分人，并使得有用户支持新产品，有公司愿意投资生产。此期间一般找用户，消费者来投资。

第四个战略缺陷：扩散战略缺陷。

第五步是维持：主要表现是着手于扩大利润，或者准备分出一部分货单给竞争对手。主要投资方就是大公司，经济合作伙伴，或者更换地域寻求外企。

本章主要讲述1980年代的纪录片历史，标题“国际舞台”来自美国纪录**史学家巴尔诺的《世界纪录**史》第6章开始部分的一段话，这段话描述了1980年代的世界纪录片概况：“纪录**工作者队伍在发展壮大，进而发动了纪录**运动。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运动中，纪录**工作者在国际**节上相聚，进行合作制片，通过研讨会、报纸和数量不断增长的**刊物交流思想。卫星通讯、计算机和录像技术的运用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繁荣和发展。无论承认与否，纪录**工作者都已登上国际舞台。”

我从上面这段描述中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作为本章的副标题，这三个关键词是：国际化、商业化、频道化。其中，国际化是现象，商业化是实质，频道化是商业化的表现。频道化既是影视争端之后电视成为纪录片主流媒介的标志，也是一代又一代纪录片工作者共同努力，推动纪录片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并且形成主流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相互依存、齐头并进的局面。从纪录片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还可以说，纪录片的频道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扩大纪录片社会影响力的梦想（参见本书第2章《先驱遗产》第2节“格里尔逊作为纪录片教父”）。

在**时代，故事片是**的主流，纪录片是**的非主流或者附属品，**院线放映的正片绝大多数是故事片，纪录片往往是在正片之前加映的短片。“作为**启蒙的一个重要分支，短片也甘愿充当搭送的小礼物的角色，就像杂货铺卖一送一的做法那样，搭送的东西一般是不太值钱的。在这种情况下，短片的质量难以得到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时代出产最多的纪录片是新闻片，通常是由**制片厂顺便拍摄的。但是电视时代到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新闻片立即跻身电视台的主流节目形态，成为纪实类节目的中流砥柱，甚至形成“新闻立台”的局面。从纪录片历史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视新闻是最早的纪录片频道，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其他种类的许多纪录片也往往是由电视台的新闻部门制作和播放的。

主流**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格里尔逊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市场（特别是英国**市场）本来就是在追逐利润中形成的”。因此，为了扩大纪录**的影响，他先后在英国、加拿大等地引入市场机制，开展轰轰烈烈的纪录**运动。在开创英国纪录**运动时期，他扩展了非影院发行放映系统，因为他很清楚“影院之外有着更为广阔的**观众席位，在学校和乡村的礼堂，在教堂和社区中心的礼堂，他将这些非影院放映场所用在了他的活动的前沿。还在帝国市场委员会**部工作时，他就建立了帝国**图书资料馆，在邮政总局**部时，非影院**观众已经超过每年500万人次”。在加拿大，他使这个领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发行渠道，比如在工业领域安排**放映活动，派遣流动放映队到广阔的乡村和阿克提克地区，将半数以上的影片生产献给这些**观众。在加拿大**局期间，他策划制作的系列片《世界在行动》曾经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7000多家影院放映。

**时代的主流**是故事片，电视时代的主流电视是纪录片（至少在其发展的初期是这样）。二战结束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纪录片的影响，他从加拿大来到纽约建立了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ilm Associates），由于**的制作周期缓慢以及发行方法笨拙，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向电视靠近，因为电视方便快捷、受众面广。1947年，他应邀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和公共信息部主任，这个机会使他得以进行国际传播方面的实践，但是举步维艰。1948年，他虽然自愿地继续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效力，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英国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全面负责政府**的计划、生产和发行。1949年，他还参与刚刚成立的国家**投资公司的工作，继续培养年轻**人的创作，就像20年前他在帝国市场委员会**部所做的那样。

如果说“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可以称为主流纪录片的代表，那么“纪录片鼻祖”弗拉哈迪可以称为非主流纪录片或者独立纪录片的代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先驱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分歧。比如，弗拉哈迪的妻子在弗拉哈迪传记中曾经写道：“弗拉哈迪的**与遍布世界的纪录**运动不可混同，因为纪录**运动（最初倡导它的并非弗拉哈迪，而是苏格兰人约翰·格里尔逊）通常以社会的、教育的目的为前提。因此，大多数著名纪录片如同好莱坞**一样，是以票房的、政治的或启蒙的目的按照成规制作出来的。这些影片顺应时宜，常常是时代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但是，依然有一些**独辟蹊径，弗拉哈迪的作品正是这样，它们是‘超越时间的’，或者说拥有的是不同的时间结构。它们并不主张什么，而是祭奠。这是自发的、自由的纯粹行为。它们为了祭祀本身而祭祀。‘超越时间’也可以转而表达成‘永恒’。”

上文中有一个长长的注释讲述了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的复杂关系：“英国**导演兼制片人（1898-1972），自大学时代开始喜爱**，1924年赴美国研究社会科学，与弗拉哈迪相遇，为《北方的纳努克》震撼。从此，他开始了与弗拉哈迪持续一生的爱憎关系。他一方面尊奉弗拉哈迪为纪录**之父，另一方面为他执著于原住民的生活感到惋惜。格里尔逊写道：‘弗拉哈迪是我们时代伟大的导师之一。他的实践，我们没有一人不曾从中获益。进一步说，即使最终没有遵循他的实践，也没有一人不继续获得它们的教益。’他一边向导师表示敬意，一边以自己的方式裁判他：‘抛开弗拉哈迪的局限不谈，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地定义了纪录**的某种基本原理：首先，纪录片处理的是活的素材，必须对素材进行彻底研究和重新整理。弗拉哈迪用一年或两年时间，落脚于原住民之间，与他们共同生活，等待方案自然出现；其次，由于弗拉哈迪，纪录**成为人的故事。’”（参见[美国]弗朗茜丝·H·弗拉哈迪《一个**工作者的探索——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故事》，参见单万里主编《纪录**文献》第226-227页）。

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的分歧，可以概括为“独立纪录片”与“主流纪录片”的分歧。在纪录片的早期，弗拉哈迪单枪匹马赢得了纪录片的地位，格里尔逊率领千军万马巩固了纪录片的地位并且扩大了纪录片的影响，两位先驱都为纪录片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的发展主要是由商业**推动的，这是由**作为工业的属性决定的（参见本书第7章《独立精神》导语），所以人们经常将“主流”与“商业”两个词并用，合称“主流商业（**或电视）”。言外之意，商业**是主流**，独立**的非主流**。

没有独立，何来主流？没有主流，何谈独立？两者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依存的。就纪录片的出资与制作方式而言，弗拉哈迪的纪录片并不是纯粹的“独立纪录片”（他的拍片资金不是他自己出的），格里尔逊的纪录片也不是纯粹的“商业纪录片”（利用政府以及企业的资金也能拍出风格独特尤其是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独立精神”的纪录片）。格里尔逊所说的弗拉哈迪的“局限性”，主要是认为他只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纪录片的题材和主题而言，天涯海角发生的事情需要纪录，自家门口的事情也需要纪录。人与自然的主题需要关注，人与社会的主题更需要关注。

独立与商业之间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辅相成甚至相反相成。无论如何，商业并不是纪录片发展的绊脚石，何况人类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商业。古老的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路，正是这条商路带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早在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就有过一个持续了500多年的朝代，这个朝代叫商朝。在汉语中，“商”字以及与“商”有关的词汇，几乎没有一个是贬义的。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才促成了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文化的国际化或者叫全球化。何况，**与电视的发展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而且伴随着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参见本书序章《鉴往知来》提到的纪录片《公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