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武侯庙古柏》表达了诗人哪些情感?是如何表达的？

李商隐的《武侯庙古柏》，借对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怀咏，表达了自己感时伤世的情怀。

诗人的情感，是通过三种手法表达的。

一是巧妙用典。此诗借大树将军与召公的典故，暗指诸葛亮在武功与文治方面的巨大贡献，感叹自己的生不逢时。

二是运用拟人。通过“思”“忆”，暗指百姓对施德政者的怀念，表明了诗人对功业的渴望。

三是借用联想。由大树将军与召公联想到诸葛亮，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敬仰、羡慕之情。

古柏亭

蜀相

唐代：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到了成都。第二年（公元760年）春天，他满怀时事兴衰之感和对三国时诸葛武侯的景仰之情，到“锦官城”（成都）西北郊拜谒了始建于晋代的武侯祠庙。祠庙前那株相传为“孔明手植”的巨柏，历经沧桑，遒劲挺拔；绿树丛中的黄鹂百啭千啼，自鸣得意。诗人面对年久失修，颓圮破败的祠堂，追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和赫赫业绩，不由得触景生情，热泪满襟，于是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七律《蜀相》。《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词，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练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杜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伟大诗人杜甫，是一位毕生持有崇高志向(所谓“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而又始终未获展布(所谓“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的悲剧人物，在诗人五十九载生活旅程当中，时时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亦即如何匡辅君主靖世安民的问题。因之，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贤臣诸葛亮，便成为诗人终生所最服膺所最推崇的楷模。在诗人许多怀古诗歌当中，直接间接地，专题与旁及地称颂诸葛亮的篇章，不下十几首。特别是当他流浪四川期间，由于常和蜀汉的历史江山接触，更给诗人提供了凭吊前贤的便利与条件。于是他屡次寻访诸葛武侯各处祠堂，着意抚摩孔明庙前古老柏树。并且每至一处，必定哦诗题壁、慷慨陈辞。常常密意低回，长歌当哭。发出“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谒先主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的感喟，一派钦迟之意，溢于言表。在此类凭吊诸葛诗作当中，最典型最集中最具概括性的篇章，要算那首早期写作的脍灸人口的《蜀相》一律了。《蜀相》一诗，依照仇注，断为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春天，杜甫“初至成都时作”。当时唐王朝正处安史乱中，中原鼎沸，万姓流离。诗人从华州弃官西走，辗转抵达西南，在成都城郊，自筑草堂一所，暂时得以落脚。但是锦城虽好，毕竟不是故乡。所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行》)，一种去国登楼感伤离乱的情思，是极其明显的。就在草草安顿的余暇，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去作瞻依凭吊。随即写下此首著名诗章。全诗八句，前四写景，后四论事。《蜀相》这一标题，就在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开头二句，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把一种追思缅想情意，作了极为深微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仇兆鳌说：“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这倒未必。作为唐帝国盛、中时期人物的杜甫，能否象南宋偏安年代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大书“丞相亮出师”那样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称呼诸葛亮，是大可置疑的。)“何处寻”三字设问，自然是以叙述追寻古人踪迹之义来表自己登临凭吊之情。这个首联一句，就已奠下全诗“沈挚悲壮”的风格基础，并且洋溢着一种蕴借哀凉气氛。第二句，是为首句作答。给首句找出着落，明确了祠堂地点，也勾勒了自远眺望的祠堂风貌。“柏森森”，主要是指传系孔明手植的“新枝耸云”的古柏来写祠堂历史的悠久。三、四句一联，是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是因景抒情的千古名句。诗人看到那照映阶除的碧草，仍自呈现怡性的春色，听到那身藏密叶的黄鹂，徒然啭弄着悦耳的佳音。院落似此荒凉，门庭如彼阗寂。一种“感物怀人之意，即在言外。”碧草盈阶，黄莺隔叶，本来是极可赏心娱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两字周旋，抒情状态，便翻然改异。这里正是杜甫“一字为工”极“变化开阖”之致之处。比起诗人另篇《春望》中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尤为耐人吟味。当然，决定诗人所以如此使用“自”“空”二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人当时的思想。从这两名诗里，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当日失路诗人对于异代无时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所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杜牧)，正是指的此等诗句所具的扣人心弦的独特艺术魅力。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本质的总结。五、六两句，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申述诗人所以如彼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诸葛亮的所以值得推崇，原在于他的“匡时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可是尽管才德如此高尚的诸葛武侯，在现实生活逻辑当中，却竟遇到极为怆痛的结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最后两句，便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永远点燃人们爱国主义心胸的至情言语。由于诸葛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望，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然而，事情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五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竟然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是遽陨”，成为遗恨千古令人“痛心酸鼻”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而尚未奏凯，“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凭吊者的诗人自己，它也概括着千古以来具有同等爱国深情的无数志士。这两句诗，对于后代读者，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移情作用。唐代政治家王叔文，在自己革新企图遭到挫败时，就曾反复吟诵此诗，为之流涕不已；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这里的“英雄泪”，是爱国豪杰之泪，因之并不含有任何颓丧气息；相反地，它还蕴藏着一种令人愤悱启发的积极力量。清人邵子湘评论此诗后四句时，曾说：“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是如椽之笔。”这自然是称赞杜甫的笔力轮囷，擅长概括。总的来看，《蜀相》一律，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则，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明代作家杨慎，也曾于成都武侯祠壁发现过好的品题，并且深表嘉许。今天看来，该篇诗作，虽也甚好；但和《蜀相》比较起来，则就显得有些刻露浮薄，不及《蜀相》含蓄深厚了。

《武侯庙》与《蜀相》的区别为：内容不同、表达不同、抒发不同。《武侯庙》与《蜀相》都是用来悼念诸葛亮的咏史怀古诗。

一、内容不同

1、《武侯庙》：《武侯庙》前一联写眼前武侯庙的景象，后一联写当年诸葛亮的事迹。

2、《蜀相》：《蜀相》前两联记行写景；后两联议事论人。

二、表达不同

1、《武侯庙》：《武侯庙》借山之空寂，暗示诸葛亮一生的志业早已随岁月而消逝，回首往事一切皆空。

2、《蜀相》：《蜀相》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辅佐两朝、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死的惋惜之情。

三、抒发不同

1、《武侯庙》：《武侯庙》抒发尽瘁国事，以身许国义无反顾的境遇和心情。

2、《蜀相》：《蜀相》抒发才困时艰的感慨，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国，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今陕西省d县西南），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吹们檎嬉庵浚�苡懈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我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对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些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诸葛亮是中国封建时代士人心中的高峰和偶像。高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生不逢时的杜甫，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蜀相情结”。入蜀后，先后拜谒了刘备、诸葛亮君臣留下的古迹：先主庙、武侯祠、八阵图、白帝城，写下一系列的咏怀诗篇。乾元三年（770年）春，杜甫去成都南郊拜谒了武侯祠，贫病交加的一代诗圣，写下了饱含血泪的名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晚年惭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1]晚年的诗歌更加凝炼。诗的开头四句，写尽了历史烟尘过后的荒凉感。武侯祠的位于繁华的成都古柏森森的郊外，工整的对偶写出春天的景色。“空”、“自”衬托出武侯祠的寂寞与荒凉。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道》之五称赞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将孔明比作伊吕尚，功盖萧何、曹参。然而，这样的盖世英雄如今到了哪里？“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2]一代圣贤已入黄土，目前的人事和远地的音书都只能托给天地间的大寂寥了。英雄作土，空余碧草春色依旧，黄鹂声声依旧！

这样的沧桑感，促发英雄人生苦短的悲叹。他们渴望在有限的人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可是，正如韩愈叹惜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世有伯乐》）。[3]机遇和才志的矛盾却造成了无数的人才悲剧。“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高度概括了孔明不同寻常的一生。诸葛亮何其幸也，刘备三顾茅庐，咨之以天下大事，委之于重任，赋之以托孤之重，君臣之间，如鱼得水，无所猜忌。虽然刘备这样猥自枉屈是为了笼络人才，成己霸业，然伯乐难遇。诸葛亮感激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师表》）力挽狂澜，为无立锥之地的刘氏挣下三分天下的蜀汉基业。刘备深知自己儿子是昏庸无能之辈，故于临终前托付孔明：“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令后主事之若父。古来才俊，几人能受到君主这样的恩宠、殊荣。刘备的几句安抚之辞，换来的是诸葛亮的感激涕零：“臣敢竭股肱之力，郊忠贞之节，继之以死！”[4]士为知己者死，几乎是风烛残年的诸葛亮，依然率领大军连年征战，又不放心昏庸的后主，临行前上《出师表》，反复叮咛嘱咐“远小人，亲贤臣”，然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渴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趁自己有生之年，拼死把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扶上皇帝的宝座，才可以无愧地面见先帝，报答他的三顾之恩，托孤殊荣。据《魏氏春秋》载：“亮使至，宣王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食不及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日夜思报效，至于累死。杜甫在《武侯庙》中叹道：“遗庙丹青古，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之，不复卧南阳。”

杜甫也像无数才志之士一样，窃比稷契。现实的残酷并没有改变他忠君恋阙、仁物爱民的初衷。“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倾太阳的本性使他面对屡屡的打击和失败，依然痴心不改，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甚至于在因贫寒交困，幼子饿死的情况下，还要“默思失业徒，因念远辛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心中依然装的是天下苍生。安史之乱，杜甫陷于叛军，被押至长安，面对破碎的山河，他忧心如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以至于白发搔落。后有幸逃脱长安，他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奔赴凤翔，追寻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诗人，九死一生之后站在肃宗面前，感动了君王。五月官拜左拾遗，自以为得到了报效朝廷机会的杜甫涕泪交流，思感皇恩，哪里想到，因疏救房绾，触怒肃宗，八月即被放还�州。“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路犹恍惚。”（《北征》）遭弃的杜甫，不愿离开，一步三回头，依依难舍。非是贪慕富贵，而是担忧主上有失，挥泪远行，却念念不忘东胡未平，以至于行路时神思恍惚。沿途看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险之中，诗人肚肠寸断，幻想着大唐帝国的中兴：“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哀莫大于心不死。如果心死了，放下包袱，反而没有了沉重。唯有屡受打击，心却不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每一轮的挫折和失败都会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心头流血的疼痛与凄楚，痛到深处，人何以堪！

刘备为了得到贤才而三顾茅庐，杜甫千里迢迢寻肃宗，却被拒之门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至今。稽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用垅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遣兴五首》）蛰龙伏于野，志在九天，老鹤不改万里翱翔之心。稽康遭戮，孔明得遇知音。岁月已晚，大材不用，终成枯林。岁月无情，忽乎老之已至的诗人虽有“材大难为用”的忧愤，仍然不改其壮心，依然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秋兴八首》表达了晚年的诗人虽流落他乡，仍心恋京华故阙的宿愿。“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八首》之二）被命运抛弃，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日独坐在夔府孤城，痴痴遥望京城方向，直至夕阳西下，耳听凄凉的猿啼，心念着朝廷社稷，望眼欲穿。“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秋兴八首》之五）身在万里之外的江湖之野，梦里又回到了朝堂之上，致君尧舜，醒来却在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巴蜀，镜中已是满头白发，自己的壮志雄心，自己的济世之才，终究要埋入土灰，却无人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5]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一向以出仕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怀抱“兼济天下”的才志，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然而，才志和机遇并不是一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难遇。即便是少数的佼佼者得以一展才志，也往往落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诸葛亮是幸运的，先主信任恩宠有加，后主奉之若父，身为蜀相，实掌国政，在历史的舞台上，尽情施展，甚至和帝王一起享受后世的香火。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中吟道：“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命运总是弄人，诸葛亮竟然在出师北伐未获全胜的时候，过早地陨落于五太原了。陈寿说：“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6]就是这样一个才志盖世、又遇千载难逢机遇的幸运儿，熬尽了毕生的心血，也没有实现自己一统汉室江山的宿愿，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刘氏父子规划的霸业蓝图，挣下的三分天下，随着他生命的耗尽，也日渐走向穷途末路，最终灰飞烟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非才不足，非无机遇，怎奈苍天无情，命运弄人，以至大事未成，空余遗恨，死难瞑目。孔明尚且有此遗恨，怎不让人产生强烈的悲剧感和幻灭感，后世士人怎不扼腕长叹人生的残酷与悲凉，为自己，为孔明，为天下所有的英雄，泪洒青衫。

公元770年，一代诗圣在寂寞中长逝。《蜀相》即是这一年写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站在寂寞的荒郊古庙，凭吊已逝的英雄，诗人老泪纵横，残阳如血，春草无情，英雄末路，天地无语。用漫长的一生，也没有追寻到那个美丽的梦幻。“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7]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卷二，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读杜心解》，浦起龙，中华书局，1977年，下同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三国志选注。诸葛亮传》，缪钺，中华书局，1959年

[5]《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同[4]

[7]同[5]

褚宛玉，女，河南南阳医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