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孔子对“乐”的认识？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虽然经常是“礼乐”并称，但是乐比礼出现得要更早，并且，

祭神的仪式被称为礼是周初才形成的，而就是礼的观念正式形成后，乐在人生教育中所

占的分量也还远超过礼，在进入了春秋时代后，成为当时贵族的人文教养之资。但是，

对“礼”的基本的规定是一种“敬文”或“节文”，也就是把节制和文饰二者结合，应

该说，这对于一般人是可以较容易自觉意识和做到的，而相对的，对于音乐而言，其规

范性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陶冶，是对于人在精神上的一种非强制性的规定，所以比起

礼，乐反而更难令人意识和实行。正因为如此，于是春秋时代后，礼取代了乐在人文教

养上的传统地位，但孔子依然提出了“文质彬彬”这一对君子的要求，依然把规范性与

艺术性的统一，作为礼的基本性格。并且礼乐并重，乐在礼之上，乐才是一个人人格完

成的境界，于是孔子有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正

是由于这种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才建立了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不仅是因为他对于古代乐教的继承，更是来自他对于乐的艺术

精神的新发现。“艺术，只有在人们精神地发现中才存在。可以说，就现在所能看到的

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地艺术精神的发现者。”孔子

对于音乐的追求，是通过技艺而深入到内在的精神中，从而把握此精神具有者的人格，

自己的人格与音乐精神的融合正是一个艺术化的过程。孔子把音乐作为一个人人格最后

的完成境界，不仅是在个人教养上非常重视乐，并且在政治上也同样加以重视，因此，

乐才成为孔门教化中的一大传统，就如荀子学问的性格并不与乐相近却仍然作出了一篇

完整的《乐论》，总结了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的理论。但是，孔子何以对乐如此重视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两大典型之一的孔

子的艺术精神是什么，并且何以会如此。

要谈论中国艺术精神这个问题，就要知道自由本身的意义。克就自由来说，如何定义

呢？冯契曾说过：“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改造世

界；从伦理学上说，自由就是自觉自愿地在行为上遵循‘当然之则’；从美学上说，自

由就如马克思说的在‘人化的自然’中只观人自身，即直观人的本质力量。”具体到中

国艺术精神的层次上，我们也可以说，自由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并由此在人心和人

的情感深处求得回声和晦明。

孔子认为人的自由，就在于人和天合一，和天命合一。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论语·为政》）到了“不逾矩”，人就实现了完全自由了。因此，孔子的自

由是在知天命、顺天命的基础上达到的，也就是与天命合一。他的这种自由，首先指的

是伦理学上的自由，道德上的自由。在孔子看来，必然的规律和当然的道德准则是统一

的。因此，孔子所说的仁与智的统一，也就是“爱人”与“知人”的统一。认识的主要

任务也就是认识人和人之间应有的伦理准则和关系。认识了这种伦理的准则，人就可以

在实践中自觉地加以遵循，人就自由了。孔子的艺术精神对于自由的界定，可以说是一

种道德快乐主义，即把与人的天性、道德的自然而然的统一所产生的自由感作为艺术的

最高本质。

孔子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教无类。

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教育。不应按照贫富贵贱、门第高低来区分对待，应一律平等。同时，不管品行善恶，习性优劣，对所有人都平等地施加教育。

孔子办学是面向全社会的，属于开放办学。在面对如何选择学生这一问题上，孔子采用“有教无类”的仁爱教育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行束脩以上，无未尝无悔焉”。（《论语学而》）。即“自己主动带一束肉干来见我，我没有不教他的”。也就是说，孔子选择弟子不分贫富，不论门第高低，只要你好好学习，我便教授与你。同时无论你品德优劣与否，只要拜在我的门下，我便以“仁”、“爱’启发引导你。因此，在孔子的弟子中，有的小于他几十岁，有的如子路仅小于他九岁。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即对于教育者而言，一要永不满足的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二要教育他人不知疲倦，认真教诲，使受教育者能顺利地接受知识。

在孔子看来，“学”与“教”是一个长期熏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学生和老师，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正如他所言“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即“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下来，不断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感到疲倦，这些我做的怎么样呢？”这是孔子在进行自我反思。作为教育者而言，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提高。在学习方面：第一，孔子每天都在反省自己，学到的知识今天都掌握了吗？第二，孔子拥有勤奋学习的意念。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即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喜欢古代典籍，并且勤奋敏捷地去探求的人。”在教学方面，孔子也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地去教授学生知识。

三、全面教育。

即现在的“素质教育”。孔子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全方位的来塑造一个人的才能和品行，而不是让其单方面发展。也不能只学习一技之长。

在孔子看来，教育内容应广而全，不能约束在一个方面，要让学生广泛而全面地学习各种内容。孔子说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学而》）即“孔子用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知识和德行。”既要重视知识的学习，又要塑造高尚的品德。对于知识的学习，孔子教授学生礼、乐、射、御、书、数，此六者谓之“六艺”。而对于品德的塑造，则孔子更是极为看重，他说“志于道，据于德。”即做人要立志于求道，要立足于德行。因此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包。如果将孔子的这一教育理念拿到当今来看，即为现在实施的“素质教育”。“六艺”即是现在素质教育的内容。

四、因材施教。

即从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个性差异，来有的放矢的进行教育。

孔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注意到了人的智商的差别，人有一定的可塑性，可后天用知识熏陶感化。教育者不能漠视人天资禀赋的客观区别而任意行事，否则事倍功半。孔子能充分细致考虑每个学生的特点，在引导他们学习的过程中，顺其自然使之体现个性化成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即为“天赋在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天赋在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可他谈论高深的学问。”在实际教学中，孔子便遵循这一教育理念，对每一名弟子施加不同的教育方法。

五、学思并重。

即孔子注重启发学生先自我思考，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同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使“学”与“思”结合起来。

孔子在教育门下弟子时，注重启发学生善于思考，要将老师传授的知识先自己思考，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篇》）即“只读书而不深入思考，就会茫然无所知；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产生疑惑。”至此，孔子在教学中，注意让学生将“学习”与“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即让其获得知识，又让其有所感悟。另外，孔子还很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正如其所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即“教导学生，不到他自己百思不解时，不要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时，不要启发他。举出一个问题他不能因此而推举出其它三个问题，那就不要再教他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的两种矛盾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的启发式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自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的作用只是在于指导促进。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同时也说明孔子注意到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须一定的火候，须恰到好处的点拨。孔子对弟子是持一种民主平等，鼓励欣赏的态度。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

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 研究孔丘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孔子所要达到的理想社会是“至于道”的这种最高理想的社会，这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大道得行的“大同”社会。他把对尧舜时代的憧憬作为理想，也是他对当时现实不满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憧憬，在阶级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孔子的教育目的，便具有一种理想化的色彩。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社会功用的独特的审美认识，也是他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少后世文人都对这一诗论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关键词〕 孔子；诗论；社会作用；“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把个人的修养归结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诗、礼、乐可以培养人的品德。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是直接讲诗的社会功用的，说明了诗可以提高人们从事政治、外交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专对”就是当时对行人使者出使别国时随机应变的言语问答。也就是说，在各种外交场合，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引用诗词歌赋，能带来很大有好处。让对方认识自己的才能，使紧张的气氛消融在雍容尔雅的诗歌的吟咏之中，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转危为安。诗歌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引起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视。普通人学诗，可以从诗中受到启发、引导（即诗的教化作用），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士学诗，不仅可以受到启发、引导，还可以使自己不会受到他人的嘲弄。在出使他国时，能随机应变引用诗歌，可以应答自如。甚至于引用诗歌来上谏、劝诫他人等。孔子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据诗歌的这种巨大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兴”是指诗歌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感染的作用。“可以兴”，说明了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所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它解释为“感发意志”。从作者本身来说，由于外在事物的反映在作者的头脑中引起创作的冲动，于是抒发出内心的感情，成为诗。即孔安国在《集解》中把它解释成为“引譬连类”，即“由彼及此”。

“观”是指作者通过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生活真实，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社会中的得失和历史风貌的本质。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观”说明了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

“群”是指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可以群”说明了诗歌可以使作家与作家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切磋，提高认识，提高文学水平，使人们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于集体，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

“怨”是指诗歌可以用来怨刺上政，表达民情。“可以怨”说明了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

“事父事君”，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在“兴、观、群、怨”四种社会作用中，“兴”是实现后三者的基础和枢纽，“观、群、怨”要依赖于“兴”，只有通过“兴”的艺术感染作用，诗歌才能实现“观、群、怨”。由此可见，孔子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阐述，突出地讲明了文学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文学作品以其自身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以情感人，陶冶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交流，加深了解，使人与人之间增进友谊、关系和谐、团结一致。

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产生之前，就有一些作家试着在不同的的作品中阐述过，但都是片断式地散见于一些作品，是零碎的、较为简单的，没有系统性、深刻性。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了一个较系统而全面的、深刻的文学功用观。

应指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也具有它的局限性，他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完全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的，也就是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兴、观、群、怨”说是以周王朝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男尊女卑、重礼重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这种伦理道德的体现。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文学创作要符合当时规定的道德标准，文学要承担政治任务，而作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感情的抒发要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但这必竟不是主流，是极次要的，是当时时代、阶级的局限所造成的，它不会涵盖“兴、观、群、怨”说对后来发生的巨大影响。

孔子的“兴、观、群、怨”对诗歌社会作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世文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清代文学理论家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兴、观、群、怨”说的文学思想。他从“诗以道情”的思想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兴、观、群、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辩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于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这里所说的“四情”即是“兴、观、群、怨”，“四情”指出诗歌发挥的社会作用，是通过诗中所蕴含的审美情感来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这就要求进行诗歌创作时，必须使诗歌作品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达到这种境界，诗歌中包含的审美情感就能打动人、感染人，引发读者产生无穷的遐想和情思。只有这样，欣赏者进行反复的玩味、品尝“游于四情之外，情无所窒，”获得了更多的美的享受。

他还论述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四者看成互相联系、相得益彰的整体加于论述，讲明了诗歌的特征是高度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感情，诗歌社会作用的发挥，即能陶冶人的心灵，激励人们奋进，又能启示人们认识社会现实。指出诗要更大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就得真实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加深人们之间的感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