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李白的老婆的资料，哪位历史好的告诉我一声？？？

李白最初的结婚对象,是唐高宗时的宰相安陆许圉师的后裔许氏。这一点,唐魏颢的《李翰林集序》与北宋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所说都是一致的。李白自己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也说:“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司马)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所以古来对此全无疑义。

有问题的是与此许氏所生的子女这一方面。魏颢《李翰林集序》有“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之说。对此,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提出了异议:

魏颢的序文,夺误颇多,很难属读。……既言许氏“生一女一男”,而接着却只标出一个“明月奴”的名字。“明月奴”很明显地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男孩子的名字。因此,“一男”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刊本或作“二男”,更谬。除去“一男”二字,即“白始娶于许,生一女,曰明月奴”,文字便毫无问题了。

对于如此轻率自大、蛮横无理的论说,我只有哑然。郭沫若的说法从出发点上就已经犯了致命的谬误,理由如下:

第一,“明月奴”的“奴”作为爱称,与其说是“女儿的小名”,还不如说是承六朝传统而来的男儿的小字,更能见出它的特征。东晋王劭的小字“大奴”,谢石的小字“石奴”,江岂攵的小字“卢奴”,桓嗣的小字“豹奴”,孙腾的小字“僧奴”,周谟的小字“阿奴”,陶落的小字“胡奴”,冉魏、石闵的小字“棘奴”(以上《世说新语》、《晋书》),宋武帝刘裕的小字“寄奴”(《宋书·武帝纪上》),陈后主叔宝的小字“黄奴”(《陈书·后主纪》),唐高宗李治的小字“雉奴”(《唐书·太宗诸子濮王泰传》),汝阳王李�的小字“花奴”(《羯鼓录》)等,都是例子。

第二,那么,郭沫若深信不疑“明月奴”从一开始就是“女儿的小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推测起来,恐怕与“明月奴”的“月”字原则上限于女性用名有关,但也未必如此。如北魏京兆王元愉的长子叫“宝月”(《魏书·孝文五王传》),隋炀帝时也有叫“卢明月”的人物(《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十一年)。至少在北方人中间,男女命名之际是并不怎么拘泥于“月”字的。

不但如此,郭沫若的上述强辨全然无视原文,以傲慢生硬的主观意识冒渎古人珍贵的记载。为了更加慎重起见,现在再揭示一下现行魏颢的序文,其文作:“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这现行文字在说“一女一男”的同时,接下来的一句“女既嫁而卒”,显然是对应于“女”而不对应于“男”的。可见此句之上,不待言当时必有对于“男”的记录。而就序文言,这男的记录除了“曰‘明月奴’”一句外,绝不容作他想。如是,则推想起来,此处在原本传写下来之前,“一女一男”下应有一叠字才是,当作:“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叠字在传写过程中很容易脱落,这是不难理解的。

又参看宋本《李太白文集》(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昭和三三年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影印本)卷一所收魏颢序,文中“一男”作“二男”。这虽然明显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此宋本之误,并不是单纯的误“一”为“二”,可能是由原来的“男男”误写作“男二”为起因,又误倒而致的吧。

这一点暂且按下,紧接着的问题是李白究竟与许氏是何时结婚的呢关于此事,李白自己在他安陆时期所作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这样说的:“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下面又对裴长史表示了思慕之意:“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此外在后年所作的《秋於敬亭送从侄山而游庐山序》中,亦回忆往时云:“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壮观,安陆酒隐,蹉跎十年。”

从上述三段李白本人的文字推测,他在安陆地区流寓约十年。在此期间的最后三年里,迎娶了安陆地方的名门许氏,并在此地度过了他的婚后生活。后来曾巩的《后序》亦云:“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可能就是根据上述的考证结果得出的。所谓“三年”,即指在安陆时期那一段较为安定然而短暂的新婚生活而言。

另一方面,从魏颢之序所记推察,在安陆时期,李白“又合於刘”。这一位刘氏情妇,不知是因何事而断然“诀”别的。从魏颢序所谓“刘诀”推想,两人的分手,与其说是李白离开刘氏,还不如暂且假定是这位刘氏主动断绝情交关系的,在与李白有交的所有女性中,她是如此做法的唯一的一位。

随后李白在开元末期三十五六岁左右离开安陆,奔赴较远的东方的齐鲁之地。为什么李白在此时要离开安居了10年之久、且与许氏的结婚生活已经就绪的安陆的家呢若是去帝都长安还易於理解,可他却不合常理地执意远徙,究竟其必要性何在呢

寻求李白彳步居的原因,仍然须从关注魏颢的序入手。因为在魏序中,姑且不论偶“合”的刘氏与“鲁一妇人”,正式媒娶的就明记有前妻许氏及后妻宗氏。换一种思路说,李白从安陆移居齐鲁后,并不是与正妻许氏、情妇刘氏诀别之后,再与另一位鲁地的女子同居的;许氏作为正妻始终跟随着李白,李白是在与正妻同行的情况下,新接纳“鲁一妇人”的。

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推察李白移居东鲁的原因,那么一向被研究者弃如敝履的一条史料,即《旧唐书》本传所记的“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就显得颇为重要了。

不言而喻,《旧唐书》本传的所谓“父”,并不是那位曾从西域移居四川的侨商,那位连名亦未能确知的李白的生父。但是,《旧唐书》作为依据唐朝当时的诸多史料编纂而成的正史,应有相应的事实存在。如是,则本传的这位“父”,应该也不是那位连名也没有的情妇“鲁一妇人”的父亲,实是妻许氏之父,也即李白的义父。这样的解释当不是误解吧。这位义父偶就东鲁的任城县官之职,此时尚无定职的李白,遂亦“如转蓬”似的随新妻幼子同赴任城,匆忙地构筑了自己的新家。

我的这一推论,自然与多数研究者们向来的见解迥异。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读魏序并据以推论的立场方法各有不同。如从魏序所列记的李白的妻妾推察,一般都按许氏———刘氏———鲁一妇人的顺序,依次作妻妾废迎变换的单线式的理解。我则作复线式的处理,将正妻许氏与情妇刘氏、鲁一妇人两分之,使正妻与情妇在时间上并存。这一见解虽然可能会受到讥议,但至少在常识上,使得后面将要提到的李白作于江南的咏妻子的诗篇,较之传统见解变得容易理解了。

李白此后寓居於东鲁的彳且彳来山之竹溪,在那儿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合称“竹溪六逸”。过了天宝元年,他42岁时,从东鲁移居江南,与道士吴筠同隐于会稽。又由于吴筠的推荐,李白出乎意料地受到玄宗的徵召,他益发憧憬着赶赴京师。

此时所作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咏唱了缠绕着父亲的幼儿的天真:“儿女歌笑牵人衣”。此处的“儿女”,恐是魏序所谓的“一女一男”,即与许氏所生的长女与长男“明月奴”,又即这以后所作的《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所示的所谓“娇女字平阳”、“小儿名伯禽”。这一点由松浦友久《李白家室考》首先指出,诸家亦作了考证。

此诗接下来讽刺了与“儿女”一同送别李白的妻子,将其比喻为汉朝朱卖臣之妻,咏唱了会稽朱买臣妻在丈夫贫贱时,未能预见将来的荣达而在骂詈中离婚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关于此时的李白之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针对魏序所谓“又合于刘,刘诀”之文,又提出了与刘结合的新说:“这位刘氏可能是李白在天宝元年游江东时的结合,结合不久便离异了,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所大骂的‘会稽愚妇’应该就是这个刘氏。”郭氏此说亦获得有赞同者。

但是,郭氏此说与其“一女一男”之说同样是过于轻率了,是一个全无凭信可言的蛮横之论。因为第一,这位刘氏原来在魏序中处于许氏之后,“鲁一妇人”之前,将她指定为齐鲁时期之后的江南时期的情妇,从妻妾顺序上看是全然不合理的。第二,郭氏提出他的新说之时,似是拘泥于“会稽愚妇”的“会稽”一端,其实诗中的重点乃在比喻不能预见丈夫将来荣达的“愚妇”一端。与此诗大致作于同时同地的《别内赴徵》三首之二亦有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诗中又将自己的妻子比作洛阳苏秦的妻子,苏秦归宅时,其妻极为冷淡,连织机都未下。

总之,上述诗中的所谓“妻子”,按照文字应是作为一家人的妻与子。由此可以推定,李白在出仕长安之前的安陆、东鲁、江南各时期中,一直与正妻许氏及期间出生的年幼的长女平阳、长子伯禽(明月奴)生活在一起。于是,李白赴任长安以后,遗置的正妻许氏,陪伴着幼小的一女一子,等待着李白从旅地江南回归东鲁。又,这二位幼小的儿女中,至少弟弟伯禽,是李白夫妇从安陆移居东鲁以后出生的可能性极大。与周朝鲁公“伯禽”同名,说的正是这一个故事。充满于这个命名之中的,是李白寄托于长子的极大的期望与关爱。

读曾巩《后序》,李白在浪迹天下的一生中,时间较长、关系较深的滞留地有四个,即出仕长安以前的南楚安陆,东鲁彳且彳来山的竹溪,长安失意后的河南梁地(今开封市),夜郎流谪后的岳阳、江夏(今武汉市)。李白首先在安陆,正如已经详述过的那样,与正妻许氏得一女一子,又一度迷恋于情妇刘氏。接下来移居东鲁,又纳“鲁一妇人”,与其生下一名曰“颇黎”的男儿。

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感生活经历的李白,后来在长期滞留河南梁地时,同样也未能例外。长安失意后,他在梁地迎娶的后妻,乃是三度任过宰相的宗楚客之后、名门宗氏之女。与娶前妻许氏相同,他娶的又是一位出自当地名门、宰相之后的正妻。这位后妻宗氏,与前妻许氏可能有的过分自矜不同,她与李白共同信仰道教,看上去似是一位贤惠型的女性。

而此时的前妻许氏,大抵已在东鲁的旧宅中,抛下幼小的一女一子去世了吧。李白对于这位前妻的死,没有写过悲悼的诗篇,这并不足怪。因为李白对他的爱怜超过许氏的长女平阳日后的未嫁先逝,也没有写过一首哀伤的诗。李白不写伤逝的哀诗,可能与他信奉的神仙思想有关,这是一种确信不死为最好境界的宗教。

李白在梁地滞留了相当长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时间,李白在后来所作的《书情赠蔡舍人雄》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之说;又在离开梁园动身再访东鲁时作的《留别曹南(今山东省曹州县)群官之江南》中吟咏云:“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览镜如秋霜。”从这二首诗推察,李白滞留梁园的时间意外地长,即使“十年”有文字表达上的因素不足以为凭,然至少应有七八年时间。他在这梁园落户,与宗氏过着十分满足的再婚生活。

之后不久的天宝十二三载左右,李白将后妻留置於梁园,再度进入齐鲁,漫游于淮、泗及江南一带。在这次旅途中,李白应该顺道去过一下久别的东鲁的家,会过已经长得认不出来的平阳与伯禽。因而在后来的江南漫游中,他为追思东鲁二稚子与梁园宗氏而作的诗篇,虽说是残存下来的,但数量也还是不少。

首先,怀念二稚子的诗有《送杨燕之东鲁》、《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寄东鲁二稚子》,及作于至德元年的《赠武十七谔并序》等。现在,兹将其中最为有名的《寄东鲁二稚子》的有关诗句引示如下,以见他是如何吟咏对于爱儿的深切的父亲之情的:

矫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其次,对于遗留在梁园的爱妻,有《秋浦寄内》、《自代内赠》、《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等诗,都是思念爱妻在梁园寂寞地守着空闺的爱情之作。其中代妻向夫诉说思慕之情的那一首想象之作《自代内赠》,尤具兴味,诗中那颗善良的心、那断续的表现方式,最能表现出李白的风格。诗中如下面这样絮絮叨叨地撒娇着:

宝刀截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估客发大楼(秋浦之山),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

李白与宗氏就是这样一对以深深的爱情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夫妻,他们即使南北远离,仍如琴瑟相和。这种非常谐美的关系的存在,可能跟梁园的后妻宗氏与东鲁的爱女平阳也都幸运的同样信奉宗教这一有利条件有关。他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中云:“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不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个故事吗

时间到了至德元年前后,宗氏总算从河南梁园来到李白所谓的江南,夫妇俩在浔阳一带会面(《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诗二首),但如此幸福安定的夫妻生活并未能持续多久。李白坐永王叛乱之罪,被投入了浔阳的监狱之中。此时他在狱中所作的《万愤词投魏郎中》中有“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云云。当时,爱子伯禽住在东鲁,老妻宗氏住在浔阳南面一百公里外的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又同样作于狱中的《上崔相百忧章》中亦叹曰;“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依然是悲诉一门与父子的离散。这里的所谓“二孩”,究竟是指东鲁的平阳、伯禽这一对同母姐弟,还是指伯禽、颇黎这一对异母兄弟,现在已无法弄清他的真意了。

如以李白呆在浔阳监狱的至德二年而言,平阳、伯禽姐弟自然不用说了,即使妾生的颇黎,亦应该已经成长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了。但李白对于成人的自己的儿女,仍称之为“孩”。恐怕这是从他对于自己儿女的割不断的爱情发出的极为自然的称呼吧。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提到的诗中也见到过的,李白对于长大了的平阳、伯禽依然称为“二稚子”。而晚年在与魏颢会面时,在言及爱子伯禽时,用的乃是其幼名,即恳请“无忘老夫与明月奴”(魏序),这一事实也从而得到了确认。

另一方面,当时寄寓在南方豫章的老妻宗氏,为了营救李白出狱,不惜献身般地四处奔走。李白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感激,在《浔阳所寄内》对此唱道:

闻鸡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乃至翌年的乾元元年,李白罪减一等,流放夜郎。出发之际,写给远来送行的妻弟的《窜夜郎於乌江(浔阳江)留别宗十六》中,亦对受之有愧的老妻的献身与爱情感谢道:“我非东床人,令姐忝齐眉。”就李白而言,这位宗氏是一位不论怎样感谢也感谢不尽的难得的伴侣兼恩人。从诗中的句子“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来看,比作“莫邪”(雌剑名)的贤妻宗氏,此时也好像与其弟一起到乌江来为李白送行了。从到此时为止的李白与宗氏的深深的夫妻之爱推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即使像李白夫妻这样深厚的爱情,竟也不避免凄凉结局的来临。在此后所作的《南流夜郎内》中,李白唱道: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李白毕竟未到夜郎,他在三峡即得到恩赦,于是再次沿长江而下。因此,这首诗即使毫无疑问地具有李白诗特有的那种虚构性,但他向住在豫章的妻子的音信全无发出了诘责,这一事实却是不一般的。恐怕此时,在如此贞淑的妻子宗氏一方,其心境起了某种变化,已经处在事实上的离婚状态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源自李白还是源自宗氏,我们全然无从知道。总之,三峡恩赦以后,李白即使在岳阳、江夏逗留较“久”,最终连一次也未顺道去过妻子所在的豫章。

　　刘汝阳与他的山水画

　　1940年生于山东夏津地藏寺，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同年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历时35年，编辑美术图书《齐白石绘画精品集》等200余种。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现代美术编辑室主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师从李可染学习山水画，1984年由李可染，刘继卣介绍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山水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展，曾多次举办“刘汝阳画展”。其作品入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山水卷）等画册。山水画《漓江雨》、《麦积山》为中国画研究院收藏。《朦胧月》、《小巷春光》等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有《刘汝阳画集》、《刘汝阳中国画作品》等画册。个人简介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辞书。

　　现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画家，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画家，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有关刘汝阳绘画艺术的评论摘编：

　　沈鹏 “……他原在中央美术学院攻美术史专业，可是后来从中国画创作中发

　　现了‘自我’。长期来，每到一地组稿，找作者，跑印刷厂，走访院校之余，没有忘记手里的一支画笔，用汗水浸润着一张又一张宣纸，追求着元气淋漓的美感，尺幅中见寻丈的魂魄。刘汝阳以他辛勤诚实的劳动引起社会注目。……”

　　——摘自沈鹏《做嫁衣之余的奉献》

　　云鹤 “……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领略了祖国山河的雄奇壮美，为山水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感受和素材。早些年，他画得较多的是漓江景色，渔舟帆影；继后则画境趋于广泛，如江南水乡，北国山川，黄山峨眉，石窟佛寺等等，均见于近年的作品之中。他的作品注重自然之美，又赋予生活情趣，笔墨秀润，意境清新，韵味盎然。他的画还有一种朴实而稚拙的情趣，这和他的为人性格恰相契合。和汝阳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感到他诚恳，亲切，实在；虽言谈不多，而内心之蕴蓄是很丰富的。……”

　　——摘自云鹤《案牍之余山水之间》

　　秦岭云 “……一往情深的把笔锋指向密林，幽径，村舍，窑洞，海岛，水乡等，这就使作品披上牧歌式的诗情和浓郁的生活风采，面对他的作品，恰似碰到一瓮新开的陈酒，烈香扑鼻，令人神往。他的创作，得之造化，得之社会，其根蔓来于生活土壤，这样讴歌自然和生活的画，一般闭门造车靠臆造和模仿应世的所谓作品是不可同日语的。

　　汝阳的山水画，从物象，境界，语言，气韵看，都有自己独特的设想。他以豪迈甚而放肆的粗笔重墨，任意挥洒，拙中见趣，再加丰满近似西法的构图，淋漓尽致的水晕墨气，画面气氛韵味，异常强烈魅人，耐人寻味。……”

　　——摘自秦岭云《自留地里长出好庄稼》

　　刘龙庭 “……汝阳的山水画无论是名胜古迹，江南帆影，塞外风光，山村小景，无不笔墨温润酣畅，色彩淡雅平实，风格浑厚沉稳。

　　他从可染老师那里学到了适合自己的技巧方法，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之间发现了美的意蕴，又在反复的实践和思考中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

　　——摘自刘龙庭《浑厚沉稳温润酣畅》

　　程大利 “……画画一如他的为人，行笔厚笃，心很沉，不事机巧，很注意整体的把握。他喜用中锋，一笔一笔去写，连染也是一笔一笔的，很像李可染先生，追求一种千钧坠石的意味，而不是那种”一挥而就”的才子派头。

　　汝阳还有天性浪漫而细腻的一面，所以，他的中锋线条又很抒情，疾徐顿挫由感情需要出发，因此，他的线是活的，是饱含着情感，涌动着神采的线，没大修养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笔下线条功夫非十年八载，更非三年五年所能得来，当是几十年锤炼的结果。写到此，我想起一句”吹尽黄沙始到金”的古话，千锤百炼，删尽冗枝，留下的自是精华。……”

　　——摘自程大利《吹尽黄沙始到金》

　　敦实淳朴 画如其人

　　刘汝阳 山东夏津人 196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65年毕业后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长期受李可染老师教导，坚持山水画创作。

　　1981年中国画《漓江雨》参加中国画研究院展览并被收藏。1983年中国画《收网图》为北京美术家协会收藏，并去日本、北欧等地区展览。1984年由李可染、刘继卣介绍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89年出版《刘汝阳中国画作品》同年赴西德参加现代中国画联展等文化活动。1992年在北京举办“刘汝阳画展”，1994年出版《刘汝阳画集》多幅作品为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收藏。

　　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编辑室主任。传记被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词碘》《中国现代书画界名人大观》等书。

　　中国绘画源远流长，汉代以前，留世极少，而汉代绘画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山东绘画在汉代所达到的水平，恰恰代表着全国的水平。中国绘画史上四大家之一：隋代的展子虔《游春图》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绪，奠定了画的基础，有“唐华之祖”的美誉；宋代的张泽端《清明上河图》，使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元代客居在山东的赵孟府、王蒙；清明时代为官山东的郑板桥，他们都为中国绘画添上了亮丽的一笔，他们的思想艺术都令后世景仰。二十世纪，山东的大写意画家李苦禅老师的画更是享誉海内外。

　　创作来自于生活，刘汝阳老师祖籍山东，他对绘画的兴趣来自于他的母亲，老人家一针一线的绣枕头、绣鞋垫、剪纸，这些都叫刘先生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农村尤其是在逢年过节时，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如社戏、高跷、烟花、泥丸等这些都在刘先生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刘先生真正开始画画的时候，是在他来北京后，那个时候的他依然还是个孩子，听刘先生讲述，小的时候在他的家后面就是徐悲鸿的故居，哪里有一个乒乓球台，常去那里打球，小孩子玩累了就到徐悲鸿的画室休息，看画。在故居建立之前常听人说起“咱这条街上有个大画家”，可是非常遗憾，刘老师并不知道那就是徐悲鸿，更不知道那个画室里的画就是他画的，只是觉得那些画都很好看，直到后来有大人告诉他们，那些画的由来，这时候的刘先生才开始走进中国绘画的大门去感受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一感受就是一生。后来刘先生考入美院，接触了许多绘画界的名师，但刘先生当时什么都画，很杂，直到刘先生很幸运的遇到了中国画的一代名师----李可染先生。这才真正开始他的中国山水画之路

　　刘先生的山水画，从物象、境界、语言、气韵看，都有自己独特的设想。他以豪迈甚而放肆的粗笔重墨，任意挥洒，拙中见趣，再加丰满近似戏法的构图，淋漓尽致的水韵墨气，画面气氛韵味，异常强烈魅人，耐人寻味。如《漓江图》《陕北之秋》《大渔岛》《莱茵河畔》《金山岭长城》《轻舟已过万重山》《春雨》 等佳作，都得之造化，得之社会，其根蔓来自于生活土壤。而且，刘先生在作画选题上躲避，甚至忘却画家多年习惯运用至今不肯摆脱的古松、奇峰、行云、流水之类的物象，而是一往情深的指向密林、幽径、村社、窑洞、海岛、水乡。真正做到了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当笔者走进刘先生的创作室见到其作品时，顿觉如沐春风，仿佛置身于美丽奇妙的大自然中。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作画”这是李可染大师用自己的行动对自己爱徒的谆谆教诲，在学习中国画时李老师常常说：“要学习传统，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对待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第一步要努力学习做到打进去，第二步要打出来，追求自己的艺术面貌。”李老师对美术创作非常严谨，常说“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潦草，做人的潦草，作画的潦草”。刘汝阳先生牢记恩师的教导，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一丝不苟，其人品其画格都叫人赞叹不已。

　　见过刘先生画的人都认为刘先生的主专业是学绘画的，其实，刘先生当年在美院学的是美术史，美术史也开了绘画课 ，但很杂，什么都画，直到后来得到李可染老师指导，并建议他主攻山水画。但刘先生在主攻山水画时从未放弃过自己本来的专业，刘先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几十年，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近现代名家画集》《齐白石绘画精品集》《中老年学画画》等等200多种有关美术的书籍，满足了不同技法、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需要的人群。受到社会、读者们的一致好评。刘先生对待自己的编辑事业一样是严谨认真，每次在组好文字后，出版社都要将材料送到印刷厂印刷，刘先生为了保证出版质量，更为了给读者们提供正确的学习方法，他每次都亲自盯着印刷厂的师傅们仔细的校对。因为他深深懂得美术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的支持，而更多的人更需要优秀的作品、书籍来了解中国美术、发展中国美术。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作画”。既是刘汝阳老师的做人做事的座右铭，也是刘汝阳老师寄语晚生后辈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