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跟别人吵架就会哭

那你可能本来就是因为比较紧张，或者说因为害怕，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和你的状态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找到更好的一种相处模式，而且在和别人吵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平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状态。

在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哭可能是因为一些比较迷茫或者说比较害怕，所以才会这个样子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内心也是非常无助的。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特殊原因，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首先要让自己改变一下现在这样的性格，因为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你的生活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一点，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变得非常有分量。

我觉得一吵架就哭的人，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比较脆弱，他根本就不想这样做，而且他内心也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才会一直有这样的表现，而且你的泪点肯定是非常低的，所以平时你也算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人，平时还是要注意提升自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平时和别人一吵架就哭还是不适合吵架，因为这样你可能也是会吃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尽量还是别让自己有一个平和的状态，而且一定要变得乐观一点。

你就是因为自己太紧张太害怕，不知道怎么样去说，而且感觉自己会输，所以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平时你可以先放弃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要更友好的去相处。

我曾经也是这样子，和前夫吵架一开口我就会哭，哭的很无力，我一遍遍的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那时候正是因为我的不善于表达，身边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连我父母都觉得我任性。

可是离婚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慢慢改变了。我比以前好一些了。现在想想当时我为什么情绪如此激动，主要是因为我的善意被最亲近的人拿来利用甚至故意和我玩聪明导致的。

刚结婚那会儿，我和他都在外地工作，婆婆(公公已经去世)住在老家农村，所以我们只能过年的时候回去婆婆家，每次回家，前夫都要求我来做饭，回家的第一顿饭也要求我做，他认为一来他母亲在家辛苦了，二来我做饭可以体现媳妇的孝顺。但是我前夫到我家，都是我妈做好饭他吃就可以了。

每年回家我们都必须给他母亲和他所有的弟弟家买礼物，他说他以前都是这样子做的现在也必须这样子做，我当时就感觉经济压力很大，他有3个弟弟，两个弟弟已成家。

结婚第一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初二回娘家吃完饭，回去路上他突然说今天回娘家给我父母买东西了，现在回去也要给他妈买礼物，两家老人要平等对待。今天在娘家我给了我父母1500元钱，回去也要给他妈妈1500元钱。我妈妈知道后叫我以后回娘家不要再带礼物了。

觉得他母亲确实不容易，我虽然不开心吵了他几句最终也还是任由他了。

可是即使这样，第二年过年他就不让我回娘家了，到了初二的时候他一直拖着不走，初三的时候他又说他姨请客，说让我们两个必须去，终于到了初四那天我和他狠狠吵架了，我说你要是再不和我回娘家就离婚吧！他才终于和我回了娘家，这次回娘家我父母很不高兴，初二我没回去让他们在村子里很丢脸。

就这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成了每年过年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每年过年我都是带着女儿在娘家过，他一个人回去陪他母亲，等到要回去工作的时候我再带着女儿去火车站和他汇合。

我们越来越累，越来越讨厌对方，直到他不断的开始打我，我不断的报警，在一次他把我手臂打伤后我们就离婚了。

后来他说因为我报警他家暴，他被判刑了，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农村宅基地有争议的处理方法：

1、争议双方当事人协商处理。

2、到当地人民政府申请土地确权。当事人双方对于宅基地争议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或者无法协商的，争议的一方可以要求当地人民政府处理。

3、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当事人对于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是对上级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行政部门的处理决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近日安徽一女子，在凌晨两点抱着自己的宝宝哭泣视频也是火遍了全网，有不少网友表示，在视频当中，这名女子行为，也让自己感觉感同身受，在视频当中，这名女子说“你要妈妈怎么办呀！我的儿呀！”，这位母亲的话，听的让是让人很心酸的。为什么这名女子会在凌晨两点时候抱着宝宝说出这样的话？感觉很委屈呢？

原来是因为这名女子刚和她的婆家大吵了一架，最关键的是她的丈夫是站在她的婆婆那一边的，导致她一个人在家似乎是孤立无援的，她的丈夫丝毫没有帮她，反而还帮着婆婆一起数落她，这才是这名女子崩溃大哭的原因，丈夫的不理解，才是让人真的感觉非常的无奈。婆媳矛盾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婆媳矛盾基本上家家都有。在这个时候，作为丈夫确实是比较难处理的，丈夫的立场很关键，两边都是自己很亲近的人，丈夫的处理方式确实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当产生婆媳婆媳矛盾的时候，丈夫又该如何去调节呢？

其实很多婆媳矛盾的产生单纯的靠丈夫的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双方各执己见，谁也劝不动谁，谁也不会向谁低头。在这个时候，丈夫最好的调节方式可能就是向双方说一下，双方的想法和观念，让媳妇儿和婆婆都清楚，对方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再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和调和，最好丈夫是不要随随便便地参与到另一方当中去辱骂另一方，这个其实是最伤害人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似乎所有的丈夫都有可能会偏心自己的妈妈一些，这自然就会让自己的媳妇儿感觉很难受了。所以丈夫的立场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在外打工赚钱了，回家都会把土房子推倒了重新建楼房，但是有一点，是大家一直都遵循的传统了，那就是上梁。

山里的农村人家盖房一般都会起屋脊，主要是山里雨水大，有瓦的房子防水性更好，所以，盖房前都会砍树，其中有一根树是非常讲究的，盖房的人家都会找老木匠在自家的山林里找，这根树就是梁。农村人重视梁的程度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因为关于房梁有很多说法。譬如有梁代表着“有粮”，有房梁则家中平安，不会出现怪事，上梁的时候顺利则家宅平安，否则要出事。梁不能断了，否则家中也会要出事。不是因为迷信，主要是因为自古以来，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关于房梁出事的怪异事情太多了，而且农村也时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老百姓都格外重视。

房屋盖好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前来，帮忙盖瓦，等到吉时的时候，就会焚香点炮，由木匠师傅将梁上到房顶，梁上还要贴上吉庆的红纸，主家还会从屋顶撒一些花生瓜子糖果粑粑之类的，地下的人会抢，有的包子里面还会放有硬币。这些东西都是事先放在梁上，等到上梁完成的时候木匠师傅解下来撒的。

上梁那天，主家还会摆宴席，宴请当地的亲朋好友，人越多，越热闹，越喜庆，主家就会越高兴。

这与人的天性有关，也涉及到人体空间的问题、修养问题。从人体空间的角度说，人都有无形的但是是客观存在的人体空间，比如跟你亲近程度不同的人只能跟你保持适度的距离，反之就会引起你或者别人的心理不适，你可以试验一下，一个跟你不太亲近的人距离你太近了你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城里人由于长时间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生存，他就养成了一套只有在这种环境下适应的行为模式，他的人体空间就小，说话就习惯于小声说；农村人呢，长期在农村生活，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他的人体空间就大，就可以大声的说话。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农村人有的时候确实是在距离很远处说话的机会多，所以也助长他养成了大嗓门的习惯。

从修养方面说（这也不一定是农村和城里），人的文化层次越高，越注意自己的形象，讲话时更注意所说的话的内涵，而不是形式；相反，有些人则以声高证明有理，自然就大嗓门了。

还有就是习惯问题，祖祖辈辈就都这样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