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冠为花边》鲁迅痛骂此人几百块钱

“蕾丝”是银元的别称。在那个年代，因为鲁迅的文章很重要，所以报纸编辑经常在排版时用花边把它们括起来，以吸引读者的注意。自然，鲁迅文章的稿费是最高的。这是那些攻击鲁迅的人用“花边文学”的说法讽刺鲁迅爱财如命的借口。没想到鲁迅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花边文学》，打了回去。但如果鲁迅真的一生都很重视经济自立，曾经起诉出版社要版税，而出版社又是鲁迅的学生，会不会有些颠覆对鲁迅的印象？

鲁迅的官司发生在上海。先从1927年他和许广平定居上海说起。鲁迅初到上海，既兴奋又不安。“兴奋”自然是多年梦想成真。他和许广平终于住在一起了。而“不安”是因为鲁迅不知道上海这座城市会如何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结合？

但鲁迅很快发现没必要担心，因为上海市民对鲁迅的私生活似乎兴趣不大，上海的新闻媒体也没有抓住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事实。鲁迅第一次和许广平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如果在北京把他的师生关系公之于众，他肯定会承受巨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于是他们约定鲁迅先去厦门大学教书，许广平回广东老家，一年后在广州见面。事实上，鲁迅到广州不到一年。不料，到广州不久，鲁迅就与中山大学顾颉刚等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不得不辞职。既然北京回不去了，对杭州这个“天堂”的鲁迅也没什么好印象，所以其他地方的鲁迅更加看不上，最后只好带着许广平去了上海。上海虽然有白色恐怖，但是住在租界还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上海有繁荣的文化市场和成熟的读者群。当时上海有几百家报刊杂志，占全国出版业的近九成，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二十多家报刊杂志，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上海还有大量从事专业写作，靠稿费为生的文人群体。很多都是鲁迅的朋友或者老乡，所以鲁迅能很快熟悉上海的文化氛围，更不用说没有地方发表点什么了。

当然，在上海生活并不容易。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而且鲁迅到了上海之后，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很快就决定不在高校教书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对于刚刚成家的鲁迅来说，完全靠写作来维持生活，真的很有压力，所以鲁迅给朋友们写了这样的感慨：“可是，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弄文学书。本拿到版税的时候很着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是杀人的时候了。想吃一顿平稳的饭是极其困难的。”明白了这一点，你也就明白鲁迅为什么要和拖欠版税的出版社打官司了。

为什么出版社欠鲁迅版税？本来鲁迅的作品基本都交给北新书店出版。老板叫李晓峰，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是鲁迅的学生，与鲁迅关系很好。李晓峰不是普通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加入著名新潮社，负责出版《新潮》。此后，他一直与鲁迅保持着联系。1925年，李晓峰在北京创办了北新书店，后来它搬到了上海。鲁迅对北新出版公司极为支持，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交给了北新出版公司。据统计，由北新出版社出版或发行，鲁迅翻译编辑的图书有39种。再版最多的14部新文学作品中，鲁迅占了6部，其中《呐喊》再版22部。到第14次的时候，拷贝数已经达到了43000份，这在当时是很惊人的。当然，李晓峰也很慷慨，给了鲁迅高达25%的版税，而当时其他出版社给的版税一般是12%。相比之下，今天，普通作者只能获得8%的版税，只有少数畅销书作者能获得10%以上的版税。鲁迅自然知道北新书局和李晓峰给他的特殊待遇，所以他说：“我以为我和北新不是势利眼的朋友所以直到去年，我再也不会把我的创作给任何人，除了未名社，一个老学生，忍不住”。

鲁迅到上海之前，与北新出版社关系很好，但稿费问题没有明确交代。鲁迅可能不好意思问，而且鲁迅在厦门和广州当教授的时候，收入很高，分别是400和500大洋，所以对稿费不太在意。李晓峰大概觉得鲁迅是老师，处理起来有些随意。比如，李晓峰有时听说鲁迅缺钱，马上送几百元，但鲁迅该拿多少不算。鲁迅在上海成家的时候，租房子、买家具、维持日常生活都要花钱，但鲁迅当时并没有多少积蓄。此外，鲁迅每月给母亲和在北京的原配妻子朱安寄生活费。最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鲁迅准备打官司之前，许广平已经怀孕，鲁迅要为孩子的出生做财务准备。1928年鲁迅每月稿费收入不足200元，显然远远不够。这是鲁迅下定决心与出版商打官司的直接原因。

当初鲁迅在北京的时候，北新出版公司付给鲁迅的版税一年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因为鲁迅当时作品不多，所以这些数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1926年至1927年鲁迅在厦门、广州时，收到的版税大大减少。1927年，只有470元。鲁迅到上海后，交给北新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九本，都很畅销。按说应该有不少版税。鲁迅为北新出版社主编两本杂志，应该有固定的编辑费。鲁迅也为北新出版社翻译过作品，也应该有版税收入。但恰恰相反，从鲁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北新给鲁迅的稿费每个月只有一两百元，有时还会拖欠。鲁迅对此当然不满意。当时正好有人写了一篇攻击鲁迅爱财的文章，说“鲁迅发财了，在北新每年有几万版税！”这提醒了鲁迅。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7月至8月，鲁迅一方面秘密调查北新所欠款情况，另一方面要求委托人聘请律师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根据《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和鲁迅的好朋友郁达夫的说法，北新书店的欠款金额在2万元左右。按照实际购买力，这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两百万元。事后看来，鲁迅索要的钱，占鲁迅全部稿费总收入的40%或者说是他一生总收入的近五分之一。所以，鲁迅与李晓峰的这场争论，对鲁迅来说，不仅仅是一件小事；此外，在c语言的历史中

但鲁迅一开始并不想和北新书店打版税官司。他觉得李晓峰人品不错，希望他能主动归还。其次，反正他们是师生关系。作为老师，你总是不愿意把学生告上法庭。第三，鲁迅更担心一旦双方对簿公堂，不仅师生关系可能破裂，自己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外界肯定会认为鲁迅是个财迷，重钱轻友。最后，鲁迅对官司实在不熟，更怕麻烦。比如他在1929年3月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认为最好不要叫我和北新谈判钱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交易，但现在我突然出现，造成的麻烦比预想的要多。”

尽管鲁迅一直写信索要版税，李晓峰却不能及时回信。请看鲁迅的相关信件：“巩俐孝丰似乎很忙，信件消失的情况并不少见。北方的新懒，和上海新书店的崛起，按照田言的公治，应该是颠倒的

"李晓峰是他的学生，他竟然称之为“巩俐小风”，他的不满溢于言表。而且传闻北新不仅拖欠鲁迅的版税，还拖欠很多作者的版税。有的作者甚至写信催促，北新连回信都没有。后来谣言越来越多，甚至说北新把作者的版税挪作他用。这些传到鲁迅那里，加深了他对李晓峰的不满。这一点在鲁迅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有所体现：“晓峰久未相见，甚少回信，我尽量不给他写信。华北新经济似乎很尴尬。有人说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开纱厂了。”。再比如鲁迅对北新的抱怨：“北新出版社穷极了。这个月我不会付任何版税。我会写信询问，但我不会回答。这种生意我打不过。真不知道自己身上长满痱子是什么感觉，嫁给别人，当官开厂。”请注意鲁迅信中的一句话：“这种来往是不能争的”，说明鲁迅此时已经有了与李晓峰彻底清算的想法。

到1929年8月，鲁迅的不满更加严重。他已经这样抱怨过了：“北新最近很麻木。我付的稿费一直拖欠了很久，写信问一下就再也不会发生了。投稿人大多比较穷，经常直接来找我，或者投诉，让我苦不堪言。很多生命都是在无偿的辛苦劳动中度过的，何必呢？”鲁迅不仅抱怨北新拖欠版税，还怀疑北新书店“学坏了”，可见鲁迅对北新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果然，4天后，8月11日，鲁迅向李晓峰发出了最后通牒。在那天给李晓峰的信中，鲁迅对李晓峰迟迟不回信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原信如下：

上一封我要求支付《奔流》的信是在上个月底，过了两个星期，我还是一个字都没收到。这是北新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它已经不在这些出版物中了。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的话一定要停编，因为即使我是员工，仆人，仆人，我早就应该收拾好我的书了。现在第四版已经编好了，然后就不编了，或者停，或者别人接手，随你便。

鲁迅终其一生，一直重视经济收入，努力争取经济独立。当时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工资每月200大洋，在当时属于中产阶级，因为当时北京市民每月二三十元就能维持小康水平。但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工资，鲁迅实际拿到的远比这个数额少。长子鲁迅负责养家糊口，每月寄一半工资到绍兴老家，承担周作人留学日本的费用。后来鲁迅的母亲、妻子、周作人、周兄弟都来了北京，鲁迅的担子更重了。据同样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说，他们的收入维持这个大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方面，收入往往不能及时到位；另一方面，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掌管财务，挥霍无度，入不敷出。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经常有他向朋友借钱的记录。而且这个时候的鲁迅，虽然发表了很多白话小说，稿费收入很少。鲁迅到上海后，稿费才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现在他知道出版商拖欠版税，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收回他们。

在鲁迅聘请好律师的那一天，也就是1929年8月12日，他终于收到了李晓峰的回信，其中包括给鲁迅的50元版税和50元编辑费，这更加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心。因为不仅版税50元，剪辑费也一直是100元，李晓峰没有任何解释就减到50元，鲁迅一气之下把钱退了回去。而且北新出版社为了赚钱，不仅把出版重点转移到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上，甚至在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上刊登低俗的性病广告，让鲁迅不堪其扰。晚上，他写信给李晓峰，要求停止编辑杂志以示抗议。信中明显流露出鲁迅的愤怒：“雇员和仆从虽一再发问却未能回答，早该收拾了。”

当时上海有一家四口。家庭月收入100元到200元被视为中产阶级，月收入60-50属于一般市民阶层，而收入不足30元的为贫困阶层。鲁迅的小家庭很快就要三口人了，还要一个保姆。孩子的出生和抚养，以及他在北京的母亲和前妻朱安的生活费等。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鲁迅一直热心帮助青年，买书，定期资助“左联”和一些文学社团，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鲁迅必须保证自己的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才能获得一个相对平和的生活环境。然而，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90多元。当然，他刚到上海时也没有更多的作品，但主要原因是北新出版社扣版税。

那么，李晓峰如何解释拖欠版税？首先，李晓峰感谢鲁迅对他的培养和信任。他说：鲁迅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就像老师的后院：一棵是枣树，一棵也是枣树。新出版社的成立和成功离不开老师们的支持。其次，李晓峰承认拖欠鲁迅稿费：“当时老师的书卖得很好，稿费还不止，已经作为书店出更多新书了。”至于为什么拖欠，李晓峰解释说，北新出版公司在被北京军阀查封时损失很大。搬到上海后，它不得不挪用部分作者版税进行投资。然而，就在鲁迅索要版税的这段时间，北新出版公司发布了一则广告，声称他们：“在短短的四年半时间里，以几千块钱的小本，今天出版了三百五十多本，售出三百万册，发行处三百多个，盈余近十万元。”如果这个广告是真的，那么北新出版社应该获利颇丰。当时盛传靠出版鲁迅作品发了财，甚至说李

李晓峰解释说，因为北新出版社专门出版新文学书籍，效益不好，广告当然会夸大其词。至于把出版重心转移到儿童读物和教科书上，是为了增加收入。他也知道这会引起鲁迅的不满：“从此以后，由于出版方向的改变和版税诉讼，教师对北新的偏爱转向了疏远。”最后，李晓峰说还有另一个具体原因。当时青年作家魏素媛住院急需用钱，未经同意挪用了鲁迅的版税。说起来，魏素媛也是鲁迅的学生，大概李晓峰觉得先挪用一下也没什么。不过，无论如何，李晓峰应该提前跟鲁迅打个招呼，对吧？那时他们俩都在上海。他们通常一起吃饭，写更多的信。即使李晓峰忙得见不到鲁迅，写信或派人向鲁迅说明情况也总是可以的。至于李晓峰为什么几次不回复鲁迅催要版税的信件，大概是觉得既然一时达不到鲁迅的要求，干脆就不理会了。或者他是不是在隐瞒什么，很难猜测。

说到版权保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被忽视。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是《大清著作权律》，由晚晴政府于1910年颁布，比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英国的《安娜法案》晚了200年。不仅内容极其简单，而且没有真正落实。直到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对私自重印、出版他人作品或假冒他人名义的出版者处以50元至500元罚款，有了一定的版权保护意识。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其中第23条明确规定：“著作权登记后，著作权人可以就他人抄袭、复制或者以其他方法侵害其利益提起诉讼。”请鲁迅的律师因为这第23条起诉李晓峰。只要李晓峰承认拖欠鲁迅的版税，鲁迅就会胜诉。鲁迅与律师商议后，决定于1929年8月25日正式起诉。

得知鲁迅要把自己送上法庭，李晓峰既惊讶又紧张。他很惊讶鲁迅会不顾自己的老师身份，和自己的学生打官司。他很紧张，因为他很清楚，拖欠鲁迅版税的事情如果被媒体公之于众，对北新书店是非常不利的。当时北新拖欠了很多人的会费。如果鲁迅赢了这场官司，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北新肯定会不知所措。李晓峰急忙写信给鲁迅要求和解，并随信附上一份版税。结果不仅钱被鲁迅退回，连面议的要求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李晓峰不得不冲到门口，请求和解。但鲁迅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我当老师之前，我给你写过几次信，但你都没有回信。现在我不得不去法庭承认我的错误。太晚了！请看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的表述：“老板今天来看我，不过是平常事。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去了”。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在信中还调侃自己：“最近打官司，真是落后的表现。”鲁迅本来被攻击为时代的落伍者，现在自称“落后于时代”，心情却明显轻松愉快。

眼看事情无法收拾，李晓峰只好向鲁迅的同乡郁达夫求助。他知道，在鲁迅的朋友圈里，如果还有谁，鲁迅是可以听的，那就是郁达夫。郁达夫当时回到了杭州，并在李晓峰的要求下赶回了上海。但鲁迅坚持要在法庭上见他，于是两次写信拒绝郁达夫的调解。直到郁达夫来拜访，说私下解决对大家都好，李晓峰多次表示愿意立即归还拖欠的版税。最后，律师也认为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再打官司。于是鲁迅答应先尝试庭外调解。

双方商定私下调解的时间为1929年8月25日下午，地点在鲁迅邀请的律师事务所。除了鲁迅、李晓峰和协调人郁达夫之外，双方的一些亲友也是见证人。事实上，整个谈判过程很顺利，因为李晓峰承认自己确实欠鲁迅版税，数额和鲁迅自己算的差不多，并承诺尽快归还。于是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内容有三：一、北新欠鲁迅18000多元版税，10个月付清，但实际是20个月后才付清；之后，北新每月付给鲁迅版税400元；第二，北新出版社持有的旧版鲁迅作品被鲁迅收回，也就是说北新出版社未经鲁迅同意，不能出版鲁迅以前的所有作品。第三，如果以后北新再出版鲁迅的新书，每一卷都要贴上鲁迅提供的邮票。这样，鲁迅就可以掌握书店的实际印数，作为收取版税的依据。总之，由于李晓峰满足了鲁迅的一切要求，鲁迅最后同意撤诉，他在信中也颇为满意：“小枫说今年要付给我一万元左右，这是真的，但所谓‘一切照我的话去做’是可笑的，因为我要求的是还我的版税，然后在书上盖两个章，这其实是必须的。”当然，在具体的处理上，鲁迅还是大度的。比如他只要求书店支付拖欠的版税，没有提出任何精神赔偿，也没有索要拖欠的利息。而且，在李晓峰表示一次付清确实有困难后，他也答应分期付款。

对于这次鲁迅与北新的版税之争，上海乃至其他地方的文化出版界都很关注。一是因为鲁迅的身份和名气，二是当时很多职业作家经常拖欠版税。这些人虽然拿不到鲁迅那样的高额版税，但如果有连续出版的作品，那么至少在上海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鲁迅最得意的两个学生，萧红和萧军，初到上海时几乎身无分文。但在鲁迅的推荐下出版小说后，他们很快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所以这些作家当然特别关注鲁迅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鲁迅最后的胜利也确实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比如《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其代表作中篇小说《二月》由春潮书店出版，为他赚取的版税高达20%。后来，北新出版公司还拖欠了刘亚子老师的版税。柳亚子之前有鲁迅案，当然是自找的。最后，北新还赔偿了拖欠的版税。

版税之争虽然以和解告终，但这期间鲁迅和林语堂大吵了一架。原来，在协商后的第三天，李晓峰邀请鲁迅和调解人郁达夫共进晚餐。作为对鲁迅的道歉，他为了避免尴尬，邀请了林语堂夫妇陪同。却发现饭桌上突然提到了张友松。这个张友松是李晓峰北大的同学。他想成立一家出版社。他几次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鲁迅也花了很多精力帮他整理书店。由于缺乏经验，张友松的书店很快就倒闭了。当时有人认为鲁迅与李晓峰的矛盾可能与张友松的恶作剧有关，鲁迅对此当然是非常忌讳的。所以，当有人提到张友松可能会兴风作浪，林语堂表示同意时，鲁迅以为林语堂是在嘲讽他交友不慎，过于看重金钱，立即站起来大声说：“我要作个声明！我要声明！唐，你在说什么？我跟北新的官司跟张友松没关系！”林语堂也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不是那个意思！”两个人谁也不让谁，竟然吵了起来。郁达夫见形势不妙，把林语堂拖出酒席，大家含泪分手。其实除了当时两人很可能都喝醉了之外，他们吵架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观念不同。尤其是两人都到了上海之后，林语堂开始提倡“幽默”的杂文，主张通过闲适的写作来间接、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鲁迅认为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是没有真正的幽默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林语堂认为鲁迅在与北新书店的版税纠纷中过于看重金钱，甚至与学生大打出手。他有点看不起鲁迅这样做。正巧酒席上两人意见不合，一场争吵在所难免。

况且经过这件事，鲁迅的书基本上交给了北新出版，而他和李晓峰的关系却不再像以前那么融洽，更多的是客气和礼貌，说起来很遗憾。就李晓峰本人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为中国出版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因为这件事被指“剥削鲁迅”，成了右派，但他一直保持沉默，从不为自己辩护。他于1971年9月在上海去世。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鲁迅认为知识分子要“独立”，就必须在经济上自立。这场纷争表明鲁迅那一代文人已经走出了“羞于谈钱”的道德尴尬，鲁迅对个人权益的维护显示了他的经济眼光。在既没有祖传家业，又没有仕途保障之后，知识分子必须扔掉虚假清高的面具，做一个光明正大，靠个人才华赚钱的现代文人。正如他所说，“钱，用优雅的话来说，就是经济，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自由是用钱买不到的，但可以用钱来卖。”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觉醒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鲁迅是他们的代表。今天我们谈论鲁迅，如果不谈善于维护自己版权的鲁迅，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鲁迅。

鲁迅比较有深度的话有：“猛兽永远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猛兽永远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这主要体现了一些独特和有能力的人总是更愿意独自行动，因为这类人的思想更加具有开阔性，更有野心和魄力，而一般的人则目光短浅的喜欢聚在一起保持不变，独创性比较低的。

2、“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把这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或者自己的行为准则，以此来警示自己不要畏惧别人的眼光和看法，要勇敢的做自己，坚持自己想要走的路，而不能够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

1、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2、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3、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4、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5、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在关心你的事。你是不是以为人人都在盯着你？其实，各人有各人的烦心事，没人管你这档事儿。

6、她的俗是骨子里的，开水烫都烫不掉。

7、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事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8、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9、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客房还多。

10、某人说他不装，从来没装过，你赶紧上去记住他长什么样，你见到不要脸本人了。

原文:

四铭在大街上看到两个女乞丐，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和个六七十岁的白女瞎眼的老妇。这老妇便是那姑娘的祖母。人们都说那姑娘是个孝女。讨得一点东西都献给祖母吃，宁肯自己饿肚子。四铭看了好半天，没有什么人肯布施。他有点愤愤然，但他自已却一钱也不给，只是呆看着那姑娘。

四铭发现有两个光棍对着那要饭的姑娘说：“阿发，你不要看这货色脏，你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呢！”四铭觉得有点不平，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走进商店买肥皂去了。

四铭挑了一块绿色肥皂，却坚持要打开来看看货色才肯付钱，伙计不依。旁边的几个学生看着四铭嘲笑似的说：“恶毒妇”（old fool）。这是鬼子话，四铭不懂，但知道是骂自己的。

旧到家里，四铭把绿色肥皂交给了自己的太太，对她说，以后你就用这个。四铭又把自己在街上的见闻告诉了妻子，之叫儿子在洋字典里查一查“恶毒妇”的意思。

儿子查不到。四铭便骂，我白花钱送你进学堂，连“恶毒妇”也不懂。接着又慷慨陈辞，骂了起来：现在的学生真是不成样，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什么学堂，简直应该统统关掉。

出处：出自近代作家鲁迅的《肥皂》。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肥皂》写于1924年，这时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五四”时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积淀在国民头脑中的封建伦理思想对于政治革命进程的巨大制约作用和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

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和提倡民主主义的新道德，是思想启蒙运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文学是宣传这种运动思想的有利工具，当时的很多作家都坚守着文学的这块阵地，向封建主义不断发起猛烈的攻击，做为文学革命旗手的鲁迅也把文学作为投枪和匕首向封建主义宣战。

《肥皂》通过场景呈现和戏剧性反讽，揭示了儒家伦理维护者的情色想象和潜藏在家庭伦理之下的个人情色欲望，从而解构了传统儒家伦理。

“肥皂”这一象征本体洁净的物品所在小说具体情境下潜藏的却是不道德的*邪思想，小说中所构建起的这一冲突无疑是怪诞而荒谬的，而这种荒谬加深了小说所具有的讽刺性，并且具备了现代性小说的特质，使这种讽刺具有了可超越一时一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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