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溥仪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问题

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

在二战之后本应该成为日本头号战犯的天皇，因为苏联日益强大，东西方冷战的铁幕也逐渐拉开，一个稳定的日本成为遏制苏联重要的砝码。所以在日本人心目当中具有无限崇高地位的裕仁天皇，在美国的首肯下是予以保留了，所以溥仪在法庭上意图揭发天皇罪行，这个行为当然不能获得批准，他马上被终止了作证，溥仪虽不知道这幕后的原委，但他还是长出了一口气，又被送回了苏联。

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中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的规定审判溥仪，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溥仪的人生极具戏剧性，啥事都不知道的时候，被慈禧太后选中为满清继承人，强行抱回宫中，没多久就登基为帝。

懵懵懂懂当了三年皇帝之后，迫于国内外的不利形势，隆裕以皇太后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带着溥仪退位，那时他才6岁。咱们的6岁刚会打酱油，人家的6岁都当了皇帝又退位了。

根据退位协议，满清皇室依然可以居住于紫禁城，溥仪在宫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不甘于亡国之君的命运，想要复兴满清，视日本人为最强外援，彼此勾结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出任皇帝。

但很快溥仪就发现日本人只把自己当成傀儡，他想要出逃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避难，却没成功。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所谓的“满洲国”毫无还手之力，随即覆灭。

8月11日，溥仪带着家属和亲信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赶紧跟着颁布《退位诏书》，然后计划逃到日本，日本答应庇护他。

19日，溥仪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侍从、一个医生准备搭飞机去日本，一行9人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时被苏军俘虏。其中没有皇后婉容，她被溥仪抛在大栗子沟。

苏军为什么恰巧知道他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点呢？

这是一个迷团。溥仪的侄子猜测，他们是被日本人给出卖了，日军关东军和苏军洽谈投降约定，溥仪是日本送给苏联的“诚意”。但这只是他的猜测，真假不知。

此后溥仪在苏联度过了五年的战俘生涯，先后被关押在苏联塔的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地。

羁押苏联这段期间，溥仪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呢？

这么说吧，苏联挺优待他，各方面都很照顾，他甚至不想离开了，多次向苏联上书，表示愿意永久留居苏联。

被押解到苏联的途中，溥仪其实是很忐忑的，他这样的身份，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很难想像，苏军对日军战俘可半点不客气。但出乎他预料的是，苏军对他及随行人员温和有礼，溥仪稍稍放了点心。

下机之后，溥仪更是收获了一个“惊喜”，莫洛可夫卡特别监狱竟然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会，宴会上鲜花、美酒什么都不缺，溥仪受到朋友般的招待。

更让溥仪吃惊的是，苏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每天都有好菜好饭。通常早餐是各种面包、咖啡、茶等，午餐是两菜一汤，菜色每顿都不一样，下午茶是茶和点心，晚餐是西餐，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等，非常的丰盛。

虽然无法和当皇帝时相比，但以他一个战俘的身份，这样的待遇算是超标准了。要知道，当时很多苏联百姓还饿着肚子呢。

后来听说他会弹琴，苏方还搬了一架钢琴给他闲时娱乐，并为他提供图书、报纸、收音机，配备专门的医生、护士、服务员等等。

他还能在监狱外面的河边和小树林里散步，很是惬意。说是坐牢，实质上跟疗养差不多。

据说几名女服务员年轻貌美，引得溥仪的随行人员心动不已，经常和她们打情骂俏，溥仪担心引起苏方的不满，一再禁止却效果不大，他已经不是皇帝了，权威直线下降，大家对他不再诚惶诚恐。

后来他只好请苏方将服务员换成长相一般的中年妇女，免得出桃色事件。

在色字上头，溥仪向来没什么兴趣。他太早接触男女之事，长大后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十分厌恶手下犯这方面的毛病。

尽管在苏联的生活很好，但已经吃过很多次亏的溥仪，还是对苏联保有戒心。

出逃时，溥仪这一行人的衣服、箱子夹层、各种随身物品中，带着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古董字画，有一个装**机的箱子夹层里就放了468件宝物。

这些东西，有的他拿出来贿赂苏方高层，请求不要将他引渡回国，他以为自己一回来就会被处死。

更多的被他分给亲戚们，不方便携带的毁坏或沉到了河里，这是因为不想让苏方知道他有这么多财富，害怕他们因财谋命。

在苏联的安排下，溥仪曾到远东军事法庭上，出庭对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时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指证。

1950年，经苏联和我方协商，溥仪被引渡回国。心虚的溥仪一开始惊恐万状，后来在新中国的改造下终于重获新生，由末代皇帝变成了社会上的一位“非常公民”

溥仪之所以会被关进监狱里，就是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交战，而他是日本满洲国的皇帝，所以当苏联进兵攻打日本时，溥仪也就在这场战争中被抓了。溥仪是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他的一生很是传奇，既经历了清朝时期，又经历了新中国时期，是悲惨也是幸运的。

溥仪的前半生生活的都比较艰难，清朝时期虽然贵为皇上，但其实只有一个皇帝的名字罢了，真正掌握实权的人则是慈禧。慈禧掌握着朝政大权，把溥仪的权力都架空了，并且还限制了他的自由，溥仪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清朝破败，溥仪也不再是皇帝了，直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溥仪又再次当上了皇帝，可是这次他仍然没有皇帝的实权，只能说是日本的傀儡，生活各方面都受到了日本军的控制，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自由。

溥仪在证人席上宣誓。

近期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整套书80卷、5万页、一千万字，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

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关键证人

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

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

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

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满满当当。

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惊弓之鸟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忽然出现，溥仪被俘。

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 着溥仪的神经。

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亲”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是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

见苏联人似乎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居留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

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苏联人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

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做答复。

迁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力内务局的几次传讯。

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日，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见身边苏联军官的交谈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

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你来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话说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先后共有五位妻子，他曾经对别人说过，自己的一生最宠祥贵人谭玉龄。

谭玉龄到底是谁，她真的很受宠吗？

谭玉龄是溥仪的祥贵人，她是满族贵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后，因为满人不吃香了，所以才改姓谭的。

要说谭玉龄也真是命苦，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没了母亲，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去世后，她一直跟着叔婶一起生活。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谭玉龄凡事谨慎，又让她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

没有了母亲的疼爱，使谭玉龄性格内向，少言寡语。

1937年，溥仪因婉容有不轨行为，而将她打入了冷宫，从此不再相见。

可怜的婉容自从做了皇后，就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夫妻生活，她的不轨举动完全是溥仪逼的。

当然那时候的溥仪是不会设身处地为婉容着想，在这个末代皇帝心中除了复辟还是复辟……

皇后婉容被打入了冷宫，淑妃文绣早在天津就与溥仪离婚了。

虽然溥仪早就已经退位了，但他仍是伪满州国的皇帝。

在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看来，一国之君哪能没有女人呢？

本来日本关东军想为溥仪找个日本女人为妃，可是溥仪说什么都不同意，日本关东军只能作罢了。

溥仪为了堵住日本关东军的嘴，也为了宫中必须要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摆设，他让亲属给自己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

谭玉龄不幸被选中了，她一生的不幸开始了。

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见到了谭玉龄。

当时的谭玉龄正在北京中学读书，这一年她才十七岁，是一个非常内秀的女孩子。

溥仪对谭玉龄颇为满意，他当即决定与这个女孩结婚。

谭玉龄与溥仪在长春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很简单，甚至外界都不知道溥仪结婚的事。

完婚后的谭玉龄住在缉熙楼楼下西侧。

溥仪册封谭玉龄为祥贵人，他希望这个女孩能给他带来吉祥。

当时溥仪32岁，谭玉龄17岁，这也算老夫少妻了。

谭玉龄入宫后，表面上看与溥仪的关系甚好，溥仪经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

从当时的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的照片中，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谭玉龄少女时的模样……

照片中一个满脸稚气的初中女学生站在花园中的“月亮门”前，她梳着齐脖短发，穿着上世纪30年代流行的短袖旗袍，白皙的脸上微露笑意。

而在照片的背面，是溥仪亲笔写下的几个字一一

“我的最亲爱的玉龄。”

照片背面的字体工整而秀气，这大概是溥仪写的最温柔的话了。

按照清朝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玉玲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谭玉龄并不是溥仪的妻子，她充其量只能算是溥仪的妾室。

谭玉龄离开了北京，远离了亲人，一个孤独地生活在伪满皇宫。

她对这样的安排别无选择，她的命运总是由别人决定的。

不过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小女孩怎能不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呢？

可是现在的谭玉龄是溥仪的女人，是祥贵人，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女孩了。

内向的谭玉龄从未表现出思念家人之情……

溥仪的侄儿“宫廷学生”毓之妻杨景竹在写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对谭玉玲的印象一一

在杨景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谭玉龄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同时也可以看出溥仪待谭玉龄并没有那么好。

溥仪是一个唯我独尊的男人，他自己可以发脾气，但别人只能笑脸相迎，谭玉龄跟着这样一个男人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有一次，当宫廷女眷纷纷奉诚祥贵人有福时，谭玉龄叹了一口气，悲伤地说道一一

“我还不是活受寡！”

众女眷听了谭玉龄的话后，纷纷闻之变色，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溥仪经常在中午时分到谭玉龄屋中闲谈玩乐，而到了入夜时分就抛下谭玉龄独自回去了。

溥仪与谭龄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苦很累。

不仅是谭玉龄，就是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和溥仪也没有夫妻之实。

当初文绣在天津与溥仪闹离婚时，就直言说自己入宫九载，未蒙宠幸，至今二十五岁还是一个老处女。

溥仪仪的确是有病，这种病使他无法行使夫权，也令他感到万分沮丧。

谭玉龄从小就生活在保守而传统的满人家庭，她虽然学习过新式教育，但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守旧的女人。

谭玉龄恪守封建礼教，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侍奉着溥仪，讨好着溥仪喜欢的人。

伪满皇宫中的下人都说祥贵人机灵，会做人，会藏事。

谭玉龄从不把心中的想法告诉别人，她对侍候自己的下人也从不亲近。

不仅如此，连从小抚养谭玉龄长大的婶娘偶尔来宫中看她时，谭玉龄也是恪守礼法，从不表示过份亲热。

这样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谭玉龄真的非常喜欢孩子，可她明白这辈子是不能了。

没有夫妻生活，不能生儿育女，不能回到家乡，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忍，什么都忍了……

在伪满皇宫这五年时光，谭玉龄就像养在笼中的鸟，抬头看天，低头伤神。

溥仪对顺从的谭玉龄很是满意，在他的心里这样的女人才是个好女人。

可怜谭玉龄的苦楚只能自己独自承受……

每天等待皇上的驾临，每日强颜欢笑地侍君，每夜孤独寂寞冷清，这就是祥贵人全部的生活了。

她心里流着泪，脸上露着笑容，整天戴着面具生活。

1942年8月13日，谭玉玲突然患病，经过中医治疗仍不见好转……

溥仪对谭玉龄的病很是焦虑，这时候 “帝室御用挂” 吉冈安直叫来当时长春市市立医院的院长日本医生小野寺为祥贵人治疗。

当时的溥仪已经心乱如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没有想到，小野寺医生为谭玉龄治疗后不久，谭玉龄便猝然去世了，年仅22岁。

谭玉龄的猝然离世，在当时是一个谜。

有人说她得了“伤寒”、也有人说她得了“膀胱炎”、还有人说她得了“感冒”，更甚者说她是消极治疗所致、也有些人说是错用药毒死的。

总之，零零散散，议论纷纷……

在当时还生出关于“谋杀者”的动机等等传言。

只不过，这种种说法只能是猜测，现在看来，已是无法解开的历史悬案！

而溥仪则始终认为是日本人害死了谭玉龄，这一点溥仪后来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出来举证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一一

“我的爱妻被吉冈中将害死了。”

溥仪指的爱妻就是谭玉龄了。

听到溥仪说出这样的话，全场人都沉静了下来。

溥仪悲愤地说道一一

“我的妻子当时二十三岁，我俩非常和睦，她常常对我说，如今不得已，只好忍耐，等到自由的日子到来，再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满洲。然而，她竟被日本人害死了！”

溥仪讲到这里的时候，语调已从悲哀转为了愤怒，他用手连续地击着台子，吼叫着一一

“我知道是谁干的，就是吉冈中将。”

溥仪的这番话震惊四座，但当法官要求溥仪拿出证据来时，溥仪手中并没有什么证据。

多少年之后，溥仪在写《我的前半生》时，同样坚持这样的观点一一

不过溥仪的第四任妻子，也就是福贵人李玉琴却认为谭玉龄是病死的，日本人没有必要毒杀她。

事实的真相已经无法考证了，谭玉龄死于华样年华，实在让人感到无比的惋惜。

溥仪对谭玉龄的死是悲哀的，这个女人在生前一切都顺从于他，这份感情还是有的……

祥贵人谭玉玲的丧礼极为隆重，整个长春市无人不晓。

直到了这个时候，长春的许多老百姓才知道皇上还纳过这样一位贵人。

谭玉玲死后，溥仪追封谭玉玲为 “明贤贵妃” ，并择定“吉日”举行了“册封”仪式，还亲自书写了 “封谭玉玲为明贤贵妃” 的谕旨。

溥仪的叔叔载涛从北京赶来主持丧事，溥仪又命家族和亲族人员载枢、毓慜、裕哲、恒润、润良、赵玉抚等为灵前穿孝人员。

1945年10月谭玉玲遗体火化后，骨灰运回北京，安放在溥修南官房的住所小东房。

溥仪特赦后，便把谭玉玲的骨灰盒接到自己家里。

失去的总是最好的，溥仪着实思念着谭玉龄，尽管和她只是挂名夫妻。

后来溥仪与李淑贤再婚了，因为李淑贤害怕谭玉龄的骨灰，溥仪这才决定把谭玉玲的骨灰盒送到侄儿小瑞（毓嵒）家存放。

据说溥仪在北京还见过谭玉龄的哥哥一面……

1967年，溥仪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

在生前，溥仪曾有意把谭玉龄的骨灰与自己死后合葬，但当时的环境无法使谭玉龄同溥仪安放在一起。

这位末代皇帝心中还是念着谭玉龄的，这也算是对逝者的一种安慰吧！

2006年9月2日，根据溥仪生前的遗愿，爱新觉罗的族人将存放在长春伪满皇宫的谭玉龄的骨灰领回，将与溥仪合葬在河北易县华龙皇家陵园。

末代皇妃谭玉龄终于与阔别64年的丈夫（末代皇帝溥仪）长眠在一起了。

只是，谭玉龄真的爱过溥仪吗？她真的愿意和溥仪合葬吗？

所有往事都己随风飘散，传奇背后隐藏着悲伤。

作者简介一一婉儿（婉㚥）：一个喜欢读书，痴迷历史的女子，爱写文章的小女子。什么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想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尘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兰自飘香！

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代皇帝，不过他并不是导致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因为他刚上位的时候，清朝就差不多已经快要灭亡了，他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上位之后，只是在皇位上待了几年时间，就被迫下台。溥仪童年并没有离开皇宫，而是继续在紫禁城里，以皇帝的身份居住。不仅如此，他每年还能从民国政府这里，拿到大量的退休金。小时候的溥仪无忧无虑，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尊贵的人。

长大以后才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尴尬的傀儡，他一心希望成为真正的皇帝，所以想方设法拉拢清朝的贵族们，希望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逐渐收复所有的权利和地位。不过，这样的想法特别愚蠢，经过革命的洗礼之后，老百姓再也不愿意承认封建王朝了，溥仪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一场空，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后来，溥仪还被一个军阀赶出皇宫，他不肯死心，投靠到日本人那边，希望借着日本人的力量，发动新一轮的战争，强行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那个时候，溥仪只是日本人旁边的一个傀儡，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选择投降，溥仪也以战犯的身份，被苏联方面抓起来，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时，溥仪被送去指证日本人，这也是溥仪这辈子最硬气的8天。

他在审判席上，与日本侵略者对骂，一个普通的审判椅，愣是让他做出了龙椅的感觉，溥仪皇帝在自己作证期间，非常详细的说出了，日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种种错事，而且还对日本高层领导进行指正，将他们送到了绞刑架上。之前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罪行的日本将领，在溥仪的执政下，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只能被迫承认罪行，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从这个角度来说，溥仪也算是为国家的抗战，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如果没有溥仪的话，那些日本军方的将领，或许还会继续厚着脸皮反抗，坚持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