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尔滚~~

历史发展到今天，从自然关系到社会关系，从大自然的客观存在到人们因为某种历史需要而神化自然的时候，那么水始终是一个载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任何朝代都有自己对河的崇拜历史，并且各个朝代的皇帝对河的膜拜是古已有之历代相传的。这是一种神性的崇拜，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寄托。据记载：“舜居摄时祭河渎，而江河淮济为四渎周制祭河礼视诸候。秦始皇并天下，定祀河于临晋。汗宣帝神爵元年定以一岁王祠河渎。唐天宝六载封河渎为灵源公。清顺治三年，则封黄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也许，正因为浑河在人类面前所展示的撼天动地之势，才形成了努尔哈赤对浑河的叩拜和崇敬。

清代史籍有很多努尔哈赤临终前在浑河上情况的记载。《满洲实录》载：“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坐汤。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太子河而下。遣人召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艾家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国政及子孙遗命预有告诫，临终遂不言及。”

当时，从本溪清河温泉坐船顺太子河入浑河是顺流而下，虽然入浑河后坐船是逆流而上，但是回到沈阳皇宫也用不了几天的。由此可见，努尔哈赤从“大渐”至死是有充分时间布置后事的。但是现在看来，无论他是病重在浑河船上，还是没病，都完全不必让大妃来陪着滞留在浑河上而不入宫。那时定会有一个浑河的秘密在努尔哈赤的心中藏着。当时的情况是否应该这样设想：努尔哈赤与大妃相会之时并非已是生命垂危之际，而是招大妃阿巴亥到浑河上相陪，叙说他对浑河的崇敬和战败后心中的苦闷。相见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得很快，便没有留下什么遗训。而是与大妃谈论着浑河、天柱山入浑河之处的风水、浑河这条龙脉之水对他的天之相助，天之旨意；谈论着将来他们死后要一同埋葬在福陵这块风水宝地上。谈论着他们的孩子多尔滚的聪明；谈论着让阿巴亥好好的教养多尔滚；谈论着他的子孙后代必将战胜明朝、必将改天换地、必将逐鹿中原、一统江山。此时的努尔哈赤把心中的无限美好前麦和迁都沈阳的心中秘密完全告诉了阿巴亥，并以激动、迫切。寄托的心情，希望他的子孙万代都能稳坐在这条浑河龙脉之上，乘风破浪，永享千年。然而，努尔哈赤却在这兴奋之际内火攻心突然一命归天了。今天的这种设想是否成立呢？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解读、考证、推理。但是切切不可片面的否定这种设想。

清代史记有很多记载证明，从努尔哈赤病危至崩逝，中间尚有几天时间，努尔哈赤与大妃阿巴亥在浑河相见时，努尔哈赤气息尚存。并非如某些清代书中记载的那么匆忙，而是有充分时间谈话的。如果努尔哈赤召大妃到浑河来就是要留遗言给她，那么,努尔哈赤的临终安排阿巴亥应是最清楚的，可是阿巴亥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也就证明阿巴亥并没有得到遗言。那时的阿巴亥有“支吾不从”的表现，实际是她不想对众人说出努尔哈赤在浑河，在船上与她说了些什么。当时，以皇太极为首的众贝勒、大臣们问阿巴亥太祖是否留下什么遗言时，阿巴亥所谓“支吾不从”，无非是她拿不出来，也说不出来所谓“亲耳听到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言”。当时握有相当权力的皇太极，听到努尔哈赤身边的侍卫告之说，他曾片言几语的听到过努尔哈赤与大妃谈论死后要一同埋葬的“帝遗言”之后，也许皇太极在半信半疑“帝遗言”的情况下，命令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殉葬的。也许很有可能在阿巴亥听到让她与太祖一同殉葬的决定时，只好提出“有子尚幼不该从殉”的理由来推搪，甚至举出一些其他理由，始终不想说出努尔哈赤与她说的浑河秘密。也许在皇太极再三的逼迫下，阿巴亥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才只好将浑河的秘密告诉了皇太极。有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是八月庚戌，即十一日驾崩，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是八月辛亥，即十二日辰时自尽，已时即与努尔哈赤同出宫暂葬于沈阳城内西北角。”那么，有清史记载努尔哈赤立多尔滚为太子，皇太极属夺位的说法，现在看来应该进一步研究探讨。当时阿巴亥的孩子多尔滚才十二岁年龄尚小，还没有与皇太极争夺皇位的条件；而且，那时正是八旗大军对阵明朝军队的关键时刻，努尔哈赤也不可能立一位幼儿做皇帝去统领刚刚建立的八旗大军，显然阿已亥之死不是出于争夺皇位激烈斗争所为。无论我们后人的探索正确与否，看来当时显然是阿已亥向皇太极说了努尔哈赤没有与她留下“帝遗言”，也没有说他死后让多尔滚继承皇位的话。显然皇太极对乌喇纳喇氏阿巴亥逼迫殉葬，肯定是有一件大大的秘密恐怕她泄露。

那时，知道浑河龙脉的秘密也许只有三个人，即努尔哈赤、阿巴亥、皇太极，所以皇太极听后恐怕阿巴亥泄露天机，会冲了努尔哈赤选定的风水宝地的龙气，最后还是借用所谓的“帝遗言”，让阿巴亥死得不明不白，死得突然神秘。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八旗以努尔哈赤为最高统帅，各旗旗主均由努尔哈赤的亲信子侄担任，他们必须服从于努尔哈赤的统一指挥和调遣，这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重要因素。但是，各个旗主政治上平等，经济上独立，而且每个人都拥有很大的特权，他们都各置官属，各有人民，旗下人奉旗主为主，这使后金政权内部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八个独立的军政集团。八旗制的这些弊病，正好为以后八旗内部各旗旗主争夺汗位的斗争留下了隐患。 长期以来，对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问题，努尔哈赤是有过感受的。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曾一度把长子褚英立为嗣子，让褚英主持军国政务，以便培养他政治的能力。但褚英为人心胸褊狭，在诸贝勒大臣面前表现得十分专横跋扈、不能容人，他强迫他的弟弟们必须听他的话，不许将他说过的话告诉父汗努尔哈赤；他还到处扬言：凡与自己不好的弟弟和大臣，等他即汗位之后，均一律处死。褚英的这些行为被揭发以后，调查属实，努尔哈赤非常气愤，立褚英为嗣子的思想彻底动摇了。可是褚英并没有引为鉴戒，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仇恨努尔哈赤和揭发他的大臣及贝勒，并勾结私党，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暗地对天诅咒其父，把努尔哈赤和贝勒大臣的名字写在纸上，求天地显灵，让他们速死，然后把纸对天焚烧，努尔哈赤知道以后，一气之下，将褚英囚禁起来，并于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将他处死。

　　 褚英死后不久，努尔哈赤于天命元年建立后金政权的同时，特封次子代善、侄子阿敏、第五子莽古尔泰和第八子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国家政务均由他们四个人共同佐理，特别是其中的大贝勒代善，他虽身为武将，不善治理政务，但在诸子中居长，佐政多年也没有什么大的差错，所以，到天命五年初，努尔哈赤立嗣的思想已见成熟，决定立代善为汗位继承人，因此，他对诸贝勒大臣说：待我死后，要将我的幼子等及大福晋，托大阿哥照顾抚养。(《满文老档》)这里说的大阿哥就是指的代善，大福晋即乌拉那拉氏阿巴亥。

　　 可是，就在代善的嗣汗地位确立后不久，接连发生了几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庶妃代因扎(又叫泰察或塔音察)出回揭发代善与继母大福晋之间的暖昧关系，她说：大福晋(即阿巴亥)以酒食与大贝勒(即代善)者二，大贝勒皆受而食之；以与四贝勒(即皇太极)者一，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日必二三次遣人诣大贝勒家，而大福晋深夜私自出宫亦已二三次矣，似此迹近非礼，宜察之。(《满文老档》)努尔哈赤在调查此事中，又有大臣揭发说：汗宫内，不论是贝勒大臣宴会，还是相聚议事时，大福晋总是饰以金银、东珠，眼睛老是看着大贝勒。(同上)当时，努尔哈赤虽然十分愤恨大妃，曾一度要将她处死，但害怕家丑外扬，面子上不好看，更怕大妃幼小的孩子无人抚养，也不愿在这件事情上与代善闹僵，最后以大妃私匿财物为名，离弃大福晋，废之。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小妃子代因扎，竟敢如此大胆地揭发备受宠爱的大妃和刚刚确立的汗位继承人呢显然是实力雄厚，又有争立之心的皇子在背后捣鬼。皇太极清楚地知道：在努尔哈赤的诸子中，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除代善之外，还有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第十五子多铎和第八子皇太极自己。他们之中的莽古尔泰和德格类二人，性情粗暴，不为人拥护，不久前其生母继妃富察氏，曾因得罪努尔哈赤被赐死，这也直接影响了二人的政治声望，不可能立为嗣汗；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人，均为努尔哈赤最宠的大妃乌拉那拉氏阿巴亥所生，特别是多尔衮和多铎二人，备受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们年龄尚小(多尔衮九岁、多铎七岁)，政治上极不成熟，在诸子和大臣中也没什么威信，不论是谁，若立为嗣汗，努尔哈赤一时还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代善是皇太极争夺嗣汗地位的政敌，只有战胜代善，才有可能成为未来汗位的继承人。

　　 代善佐政多年，在八旗中，他和他的儿子岳托各领一旗，实力很强。又加褚英死后他居长，要把他搞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皇太极再三考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离间努尔哈赤与代善的关系。可是干这种事，皇太极不宜自己出面，最好是让努尔哈赤的妃子出面揭发，给人以争风吃醋的感觉，实际上是要达到打在大妃身上，而危及代善声望的目的。事情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代善在此事发生以后，威望扫地，完全失掉了努尔哈赤的信任。当然，皇太极的政治地位便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此事处理后不久，同年九月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努尔哈赤在调查代善次子硕托和阿敏之弟齐桑古二人企图逃亡投明未遂的事件时，发现代善听信后妻谗言，向来虐待前妻生的已经长大了的两个儿子岳托和硕托，并要亲手杀死硕托，才使硕托有逃跑之事。当时，努尔哈赤愤怒地对代善说：你也是前妻的儿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怎地被妻的口舌蒙蔽，虐待长大成人的儿子何况我之待你是特选良好的部民让你专管，你为什么不像我一般将优良的家臣赐给岳托、硕托呢你是被妻欺压而把卤劣的领民给年长的儿子，善良的领民归自己和让现在妻所生的年轻儿子专管吧!(冈田英弘《清太宗即位考实》)同时，又有莽古尔泰揭发说：我辈诸弟、诸子及国内诸大臣都怕兄嫂。(同上)努尔哈赤弄清楚事实真相以后，又斥责代善说：像你这样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随即废除代善的嗣汗地位，并夺其所领之民。

　　 代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八日杀死后妻，到努尔哈赤前请罪，并对天发誓说：不恪守父亲的教训，不听信三位弟弟……之忠言，误从妻谗，以致丧失父亲托付于我之大权，我乃手刃恶毒。一若我之鄙劣，多犯过错，罪当该杀，日后如果还存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之心，还抱着怨恨与敌意的话，甘愿受天谴地罚，不得善终。(《清太宗即位考实》)誓罢，写下誓言对天焚化。代善这样做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努尔哈赤的谅解，虽然废除了他的嗣汗地位，但仍保留他大贝勒的封爵和正红旗旗主的地位，而且，努尔哈赤也决定不再为后金汗位立继承人，改用八和硕贝勒共同治政的制度。此后不久，大妃与代善的暧昧关系问题也基本上弄清楚了，终因没什么大的差错，大妃得以复位，代善的地位也有所改善。

　　 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就汗位继承人问题，对八和硕贝勒指出：继承父为国主时，不要立强有力的人为主，如果强有力的人为国王时，仗恃他的力为主，恐怕天以为非。一人有些见识能及众人的共议吗你们八子为八王，如果八王共同商议，就没有失败。推举不拒绝你们八王话的人，继承你们的父为国主，如不听你们的话，不行止坦，你们八王就更换你们立的汗，拥立不拒绝你们的话的好人。(《满洲老档》)这里，努尔哈赤明确指出未来的国主(汗)要八和硕贝勒共同推选。这种推选汗王的方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为皇太极得即汗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失败，身染重病，同年七月在清河汤泉疗养时病情恶化，八月十一日死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时年六十八岁。死前曾派人召大妃乌拉那拉氏来见。据《清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曾留有遗诏让大妃殉死，日本传抄的《三朝实录》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记载的：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乌拉国满泰大贝勒女为大福晋。大福晋美丰仪而心未纯善，常拂上意，虽有机巧，皆为上英明所制，上知之，恐其后为乱于国，预以书遗诸贝勒日：\'我身后必令之殉。\'诸贝勒以遗令告大福晋，大福晋不欲以死，语支吾，诸贝勒坚请之，大福晋遂服礼服，饰以金玉、珠翠、珍宝之物，因涕泣谓诸贝勒日：\'吾年十二事先帝，丰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离也，但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幸恩养之。\'大福晋于辛亥辰刻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与上同殓。(《清列朝后妃传稿》)大妃的殉死，对皇太极的即位和以后的统治好处很大：第一，继天命五年整治大妃的事件以后，继续打击代善的势力，扫除即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第二，几年来，大妃的三个儿子都已成熟，均为八旗旗主，如果再有大妃的操纵，势力之大，后患之深，实为皇太极难容。因此就出现了迫使大妃殉葬之事。与大妃同时殉死的还有当初了解内情的庶妃代因扎和另一庶妃阿济根。

　　 经过这番较量，皇太极的地位相当巩固，继汗位的呼声也最高，终于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嗣父皇以登大位，改明年为天聪元年。

坠马跌伤而死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农历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顺治七年十二月（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顺治闻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东直门外，迎多尔衮奠。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义皇后。祔享太庙。

多尔衮是清初的一位重要人物，清初的一些历史疑案与他有关。电视剧《孝庄秘史》多次涉及了多尔衮。那么，电视剧描述的多尔衮形象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呢？了解真实的多尔衮有助于了解清初的历史，有助于推动对清代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多尔衮与“阿巴亥生殉”之谜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14子，为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所生。种种迹象表明，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中，皇太极与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曾联手诬告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等罪，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皇太极争位的主要对手代善被废太子之位，另一个对手莽古尔泰遭到了惨重打击；大福晋富察氏被努尔哈赤休弃，阿巴亥晋升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其子多尔衮三兄弟地位急遽上升，分别以14岁、8岁、6岁幼龄跻身八和硕额真之列。

努尔哈赤病故时，多尔衮兄弟已辖正黄、镶黄二旗和十五牛录，实力超过了三大贝勒，成为皇太极、代善之外惟一可能问鼎的力量。甚至有说遗诏虽列多人候选，努尔哈赤临终口谕则是传位多尔衮，暂由代善辅政。然在关键时刻，代善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皇太极为汗（事后得知，代善是被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连说服，接受了皇太极的交换条件）。尘埃落定，皇太极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率诸贝勒赶赴阿巴亥所居之处逼她自尽殉葬。阿巴亥身为后金国母，权倾朝野，且年富力强、精明机敏、胸怀大志，知晓皇太极、努尔哈赤、乃至后金军国的核心隐密，有她在，多尔衮的发展不堪设想。她只有死。

年幼的多尔衮既失父又丧母，且降居为受管辖、支配的一般贝勒行列。年长20岁的皇太极则恪守对阿巴亥“恩养”多尔衮兄弟的保证。他扶多尔衮作了镶白旗旗主，将两白旗纳入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而后，皇太极以兄长国君的身份，对多尔衮百般拉拢提携，使多尔衮24岁时被封为和硕睿亲王，26岁时授命大将军，统兵攻明，成长为大智大勇、军功卓绝的青年统帅。

多尔衮与“太后下嫁”之谜

1643年秋，皇太极病逝。新的皇位之争发生在两黄、正蓝三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两白旗及共议国政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之间。然关键时刻，多尔衮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先帝九子福临为帝，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这一决定使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他们打的是拥立皇子的旗号。豪格自行退出，且为无封号的继妃乌拉那喇氏所生。福临生母却是皇太极称帝后所封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庄妃上位虽有麟趾宫贵妃和她的儿子博木博果尔，但麟趾宫贵妃原为被俘获的蒙古林丹汗之妻，博木博果尔更幼，年方两岁。即摄政王的安排也无可非议——多尔衮放弃争位应得补偿；济尔哈朗虽中立，却支持过豪格。两白旗及多尔衮的支持者也能接受——他们的力量难以压倒对方，拥立年幼皇子，可以摄政做不是皇帝的皇帝。满族新建帝基一旦崩溃的危机竟以福临的即位轻轻化解了。福临是只有六岁的小皇帝，摄政王多尔衮、皇太后孝庄遂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二人关系引起诸多遐想和猜测，生发出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其共同话题，是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其他三大疑案是“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乾隆身世”）。

太后（即孝庄）有无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史家也各执所见。

“下嫁说”以为寡嫂嫁叔是满族习俗，为当时道德规范所承认，更何况多尔衮大权独揽、野心膨胀，孝庄为保全儿子的皇位，完全有可能采取下嫁之策。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入关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一直进加至“皇父”摄政王，试策、本章、旨意都改称其为“皇父”，且死后被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于太庙。二是清初张煌言“建夷宫词”中有“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三是孝庄死后没有葬皇太极，而是葬在远离盛京（沈阳）昭陵千里之遥的东陵“风水墙”之外。

“未嫁说”则以为满族既已入关，又志在天下，便不能不受汉族礼俗的制约。他们对“下嫁说”的依据一一提出商榷，认为“皇父”，等同“尚父”、“仲父”，是古时君主尊臣之称，并非君主本人的父亲，不足为证；张煌言虽与多尔衮同时，却是远离北京的南明抗清名臣，不排除抱有成见，以传言加想像挥洒成诗；清代不葬的皇后并非孝庄一人。如顺治孝惠后、雍正孝圣后等也未葬。从历史事实上看，皇太极五宫后妃中两名是原蒙古林丹汗之妻，三名为博尔济吉特氏——中宫皇后哲哲是孝庄亲姑，东宫宸妃海兰珠是孝庄亲姐。皇太极则只爱宸妃一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庄无宠有势。孝庄得不到皇太极的宠爱，与年龄相仿的多尔衮即便无私情，往来密切、心生爱慕之情，也全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多尔衮的妻子是孝庄的堂姐。孝庄有强大的势力，她的儿子福临被多尔衮拥立几乎是必然的。入关以后，无论孝庄下嫁多尔衮还是做了多尔衮的情妇，都是从儿子和儿子的皇位出发。后来，孝庄使首先揭发多尔衮罪行的苏克萨哈成为康熙四辅政之一。由此可以推知，将苏克萨哈所在正白旗抬入上三旗以削弱两白旗、加强两黄旗的措施，乃至最先清算多尔衮及其党羽的决策，实出她手。

多尔衮与清初的“重剿轻抚”弊政

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年）赴边外围猎时病死途中。多尔衮一死，年仅十四岁顺治帝立即亲政，不久便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悉行追夺所得封典，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顺治帝究竟与多尔衮有何深仇大恨呢？多尔衮罪名是“阴谋篡逆”，然多尔衮至死也未称帝。连乾隆帝都看到：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殓服僭用龙宾，证为觊觎，有是理乎！”顺治帝与多尔衮的矛盾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反映。

顺治帝原本是作为汉文化“皇子继承”和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一个折衷，被满文化的代表人物多尔衮推上皇帝宝座的。顺理成章，满文化不但主宰了清初的政局，也主宰了清初的宫廷。

从清初政局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击溃李自成数十万农民军的同时，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多尔衮又以颁布“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征服天下的序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江阴、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汉族人民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从清初宫廷看，君权旁落于代表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的多尔衮之手，孝庄为了维护儿子的皇位下嫁多尔衮；多尔衮且行“皇父”之权，主宰顺治婚姻，为他迎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并阻碍他对汉文化的学习；多尔衮本人因袭被汉族士人耻笑的满族旧俗——不仅在同太后关系上不检点，且幽禁豪格后公然册立其妻为妃。而顺治已在皇帝之位。这皇帝是汉文化意义上的皇帝。顺治不能容忍这一切，要求实现和证实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这是他与多尔衮水火不容的根本所在。

多尔衮率领他的民族驰入崭新世界，为多民族的冲融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在清初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法令”等弊政，则反映了多尔衮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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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父摄政，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衮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王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