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的来历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县。它位于绍兴南邻，东有高耸云霄的四明山，西有陡峭险峻的太白山，富有神话色彩的天姥山在嵊县的南面，北面则是巍娥的雩山。清澈的剡溪穿过群山注入曹娥江。嵊县古称剡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民间文艺。溪山相映如画的秀丽景秀景象，在东南山水中久负盛名。古人称这里“气聚山川之秀，景开图画之奇”。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陆游、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汤显祖、袁枚等杰出诗人，都曾赤到这里游历，并留下了脍灸人口的诗篇。在嵊县一带，流行着“看牛山歌”、“三番十二朗”、“摇船调”等民间音乐，“辕门”、“十番”“绣球”等大型器乐，布龙、草龙、高跷、跳无常、舞狮、划龙船、仙鹤舞、翠瓶舞、回头拜、大头等民间舞蹈，还流行着绍兴大班“紫云班”、“新昌高腔”、“东阳滩簧”、“余姚滩簧”（即“鹦歌班”）等戏曲。徽戏和本地道士班组成的“目莲戏”、“孟姜班”以及佛曲“宣卷”等也很普遍。这些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艺术形式，五光十色，是越剧产生的肥沃土壤。

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这是一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是由民间艺人金其炳创造的。金其炳是嵊县西乡马塘村人，原是个农民。一八五二年的一天，他在田头晒谷场上唱几句新闻，每句的尾部都带有{工尺普}上的{四工合上尺}几个音，作为衬音拖腔。这种唱法，有点类似佛曲“宣卷”中每唱一两句就宣一声佛号“南无佛，南无弥陀佛”。不过，唱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佛无关，拖腔不能宣佛号，于是用上了{四工合上尺}。群众觉得曲调简洁流畅，灵活动听，便纷纷向金其炳学，不少人还正正经经地拜他为师。金其炳教出的一些徒弟，日后都成为有名的唱书艺人。这种曲调，就称为{四工唱书调}。 唱书，起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劳动之后，用唱书来进行娱乐，称为“田头唱书”。一八六零年前后，自娱性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政府由于加紧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加重了田赋捐税，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贫苦的各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开始用唱书作为弥补经济厄的手段。那时是一个人单独出门，大门，左肩背一个干粮袋，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敲着门槛作伴秦。沿北京时间卖唱，乞讨年糕、粽子。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清明播种之前，是一段农闲时期，会唱书的农民纷纷外出，从本县渐渐流入附近的东阳、义乌、桐庐一带。唱的内容一是小段，多是吉利话，当地叫“彩话”，譬如到了一家商店门口就唱“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之类；一是农村生活中的小故事，如《蚕姑娘》，唱姐妹二人在养蚕中的乐趣，《绣荷包》，唱美多娇和赵文标的热恋。后来，唱书艺人丢掉了旱烟袋，改用毛竹做起的尺板和毛竹做的笃鼓来伴奏，又从一人单独唱发展两个人搭档，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这个时期，称为“沿门唱书”。“沿门唱书”主要是在农村里，几年之后，民间艺人逐渐进入城镇茶楼，并且与茶楼订好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这时“沿门唱书”便 发 展 为 “落地唱书”。演唱的形式也相应地起了变化：主唱者前面放着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听众成分变成城镇居民，而且不只是一家一户，演唱的内容如仍是一些通俗的小段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于是增加了一些反映古代的生活的大书，包括才华佳人的爱情故事和帝王相处理军国大事的故事，俗称“武书”。当时有“文书走田庄，武书进茶坊”的说法。演唱长篇高，帮腔呆板，比较单调。艺人们在实践中寻求新的曲调。

一八八九年，艺人金艺堂在余杭县葫芦桥茶楼唱书。唱书之余，他还要修鞋子。一次，他修鞋时听到“湖州三跳”艺人卖唱，曲调比较舒缓，帮腔也较灵活，就耐心地听，偷偷地学，把“湖州三跳”的长处吸收过来，融化进{四工唱书调}之中，部帮腔用“呤吓呤呤吓”，所以称{呤吓调}。由于这种曲调吸收了“湖州三跳”的成分，所以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这种曲调，唱长篇书目比较灵活多变，适应性和表现力也较强。嵊县的艺人以剡溪为界，分为南、北两派，虽然共同奉金其炳为祖师，但演唱风格各有不同。{呤吓调}在 实践中也发展成{呤吓南调} 和 {呤吓北调}。{南调}比较粗犷激昂、爽郎明快，旋律进行多跳跃跌宕，书目多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中翻来，如《乌金记》、《桂花亭》等。{北调}则比较委婉舒缓，发音讲究音准确和口形变化，板式和曲调吸收了多方面的长处，比较丰富，变化较多，曲目则主要从“传书”如《珍珠塔》、《七美图》、《倭袍》等中翻编。到二十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演唱时，主唱者先拍净木，念定场诗；唱书不但伴以身段动作，还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区别出生、旦、净、末、丑五色嗓音。伴唱的人除帮腔外，还插入简短的对白；位奏也增加了“三跳板”。这时，称为“台里书”或“走台书”。以“田头唱书”到“沿门唱书”“落地唱书”，直到“走台书”，曲调逐渐丰富，表演成分增加，戏剧色彩日益浓厚，为越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一九零六年清明前的一天，嵊县的一批南派艺人在于潜县腊瓶村附近的茶楼唱书。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 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 里。他们有四个班共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 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空手人”，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 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 看。谁都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鱼这样的话会给东王村带来什么后果。然而，东王 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 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 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 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 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除留下一切由他担待，抬着棺村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事先派了一个手下人扮做卖烧 饼的到东王村侦察情况。这个探子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连忙回去报告。万金焕迫 不得已，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 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 人 们 又 称 之 为“的笃班”。一九0六年三月初三清明节，就成为越剧的诞生日。一场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小歌班”从出世的时候起就遭到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和斗争，并没有停止。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一九一零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 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戏”，不准演出。一九一三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 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 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哇！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一九一六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 的“新 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一九一八 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钜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零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共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共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 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到一九二一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三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包探、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云，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云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云替死。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越剧，它的前身是流行于浙江嵊县一带的“落地唱书”，至三十年代逐步发展成为“女子绍兴文戏”。

四十年代初女子越剧在上海蓬勃发展，在艺术上吸取了昆剧、话剧的营养，逐渐成熟。以袁雪芬、尹桂芳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较早地受到了中国***的关怀，在体制和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新编越剧《祥林嫂》的演出是越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正是这批老艺术家的勇于改革、积极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博采众长，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逐渐形成了各具艺术特色的越剧流派。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越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创作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等打批优秀剧目。

八十年代中期，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杭州成立，随之，浙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小百花”现象。一大批优秀“小百花”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如“二度”梅花奖获得者茅威涛，梅花奖得主周云鹃、吴凤花等，他们又代表了新一代的越剧艺人，在百花园里竞相绽放，预示着越剧事业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县。它位于绍兴南邻，东有高耸云霄的四明山，西有陡峭险峻的太白山，富有神话色彩的天姥山在嵊县的南面，北面则是巍娥的雩山。清澈的剡溪穿过群山注入曹娥江。嵊县古称剡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民间文艺。溪山相映如画的秀丽景秀景象，在东南山水中久负盛名。古人称这里“气聚山川之秀，景开图画之奇”。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陆游、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汤显祖、袁枚等杰出诗人，都曾赤到这里游历，并留下了脍灸人口的诗篇。在嵊县一带，流行着“看牛山歌”、“三番十二朗”、“摇船调”等民间音乐，“辕门”、“十番”“绣球”等大型器乐，布龙、草龙、高跷、跳无常、舞狮、划龙船、仙鹤舞、翠瓶舞、回头拜、大头等民间舞蹈，还流行着绍兴大班“紫云班”、“新昌高腔”、“东阳滩簧”、“余姚滩簧”（即“鹦歌班”）等戏曲。徽戏和本地道士班组成的“目莲戏”、“孟姜班”以及佛曲“宣卷”等也很普遍。这些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艺术形式，五光十色，是越剧产生的肥沃土壤。

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这是一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是由民间艺人金其炳创造的。金其炳是嵊县西乡马塘村人，原是个农民。一八五二年的一天，他在田头晒谷场上唱几句新闻，每句的尾部都带有{工尺普}上的{四工合上尺}几个音，作为衬音拖腔。这种唱法，有点类似佛曲“宣卷”中每唱一两句就宣一声佛号“南无佛，南无弥陀佛”。不过，唱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佛无关，拖腔不能宣佛号，于是用上了{四工合上尺}。群众觉得曲调简洁流畅，灵活动听，便纷纷向金其炳学，不少人还正正经经地拜他为师。金其炳教出的一些徒弟，日后都成为有名的唱书艺人。这种曲调，就称为{四工唱书调}。 唱书，起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劳动之后，用唱书来进行娱乐，称为“田头唱书”。一八六零年前后，自娱性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政府由于加紧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加重了田赋捐税，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贫苦的各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开始用唱书作为弥补经济厄的手段。那时是一个人单独出门，大门，左肩背一个干粮袋，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敲着门槛作伴秦。沿北京时间卖唱，乞讨年糕、粽子。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清明播种之前，是一段农闲时期，会唱书的农民纷纷外出，从本县渐渐流入附近的东阳、义乌、桐庐一带。唱的内容一是小段，多是吉利话，当地叫“彩话”，譬如到了一家商店门口就唱“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之类；一是农村生活中的小故事，如《蚕姑娘》，唱姐妹二人在养蚕中的乐趣，《绣荷包》，唱美多娇和赵文标的热恋。后来，唱书艺人丢掉了旱烟袋，改用毛竹做起的尺板和毛竹做的笃鼓来伴奏，又从一人单独唱发展两个人搭档，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这个时期，称为“沿门唱书”。“沿门唱书”主要是在农村里，几年之后，民间艺人逐渐进入城镇茶楼，并且与茶楼订好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这时“沿门唱书”便 发 展 为 “落地唱书”。演唱的形式也相应地起了变化：主唱者前面放着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听众成分变成城镇居民，而且不只是一家一户，演唱的内容如仍是一些通俗的小段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于是增加了一些反映古代的生活的大书，包括才华佳人的爱情故事和帝王相处理军国大事的故事，俗称“武书”。当时有“文书走田庄，武书进茶坊”的说法。演唱长篇高，帮腔呆板，比较单调。艺人们在实践中寻求新的曲调。

一八八九年，艺人金艺堂在余杭县葫芦桥茶楼唱书。唱书之余，他还要修鞋子。一次，他修鞋时听到“湖州三跳”艺人卖唱，曲调比较舒缓，帮腔也较灵活，就耐心地听，偷偷地学，把“湖州三跳”的长处吸收过来，融化进{四工唱书调}之中，部帮腔用“呤吓呤呤吓”，所以称{呤吓调}。由于这种曲调吸收了“湖州三跳”的成分，所以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这种曲调，唱长篇书目比较灵活多变，适应性和表现力也较强。嵊县的艺人以剡溪为界，分为南、北两派，虽然共同奉金其炳为祖师，但演唱风格各有不同。{呤吓调}在 实践中也发展成{呤吓南调} 和 {呤吓北调}。{南调}比较粗犷激昂、爽郎明快，旋律进行多跳跃跌宕，书目多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中翻来，如《乌金记》、《桂花亭》等。{北调}则比较委婉舒缓，发音讲究音准确和口形变化，板式和曲调吸收了多方面的长处，比较丰富，变化较多，曲目则主要从“传书”如《珍珠塔》、《七美图》、《倭袍》等中翻编。到二十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演唱时，主唱者先拍净木，念定场诗；唱书不但伴以身段动作，还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区别出生、旦、净、末、丑五色嗓音。伴唱的人除帮腔外，还插入简短的对白；位奏也增加了“三跳板”。这时，称为“台里书”或“走台书”。以“田头唱书”到“沿门唱书”“落地唱书”，直到“走台书”，曲调逐渐丰富，表演成分增加，戏剧色彩日益浓厚，为越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一九零六年清明前的一天，嵊县的一批南派艺人在于潜县腊瓶村附近的茶楼唱书。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 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 里。他们有四个班共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 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空手人”，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 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 看。谁都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鱼这样的话会给东王村带来什么后果。然而，东王 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 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 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 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 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除留下一切由他担待，抬着棺村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事先派了一个手下人扮做卖烧 饼的到东王村侦察情况。这个探子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连忙回去报告。万金焕迫 不得已，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 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 人 们 又 称 之 为“的笃班”。一九0六年三月初三清明节，就成为越剧的诞生日。一场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小歌班”从出世的时候起就遭到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和斗争，并没有停止。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一九一零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 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戏”，不准演出。一九一三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 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 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哇！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一九一六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 的“新 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一九一八 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钜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零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共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共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 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到一九二一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三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包探、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云，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云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云替死。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吴地童谣

　　(一)

　　上海有个小瘪三，手拿小洋伞，身穿茄克衫，前山不走走后山，跌得屁股粉粉碎，挂个电话两零三，请个医生猪头仨，票子看了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看看不来哉，快点送到上方山。

　　从前上海人是看不起苏州人的，这让我们苏州人心里很是不舒服。两地相隔不远，上海人凭啥看不起苏州人，回过头来想想那时我们苏州人的生活是比不过上海人。上海有大世界，南京路上，好白相的东西要比苏州多得多。但我们苏州人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上海人到苏州来听评弹原汁原味，十里洋场上的丝绸还是我们苏州的，苏州靠近太湖，有山有水，还有天下第一的园林，上海人有啥可以骄傲的，你们上海有啥了不起，上海滩上生产小瘪仨，形状猥琐，衣衫褴褛，摊台摊到脚沿跟上。这首童谣也算是抓住了上海人的小辫子，“上海小瘪仨”也成了我们童年时代童谣人物走廊里的经典人物，直到今天，许多童谣我已经忘记，但这一首还牢记在脑海里。站在今天来看，这首诙谐的童谣，实在是太狭隘了，苏州有苏州的特色，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啥人也用不着看不起啥人。

　　(二)

　　王先生，蹲野坑，呒不草纸喊爷娘，有仔草纸弄白相。

　　小时候在农村，小朋友突然大便急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个有坑的能避风的地方脱下裤子就拉，拉完才发现，草纸呒不，于是就声嘶力竭地喊爷娘，爷娘听见叫声把草纸拿来，急急得回去做事情了。小孩却还蹲在那儿，做事情一点也不带紧，拿仔草纸一门心思弄白相，直到小狗把他的屎吃完了，开始舔伊屁眼了，他才开始揩屁股。儿歌所反映的是儿童的做法，却常常用来讽刺那些做事磨烊功的成人，生产队时期，我们村的张阿毛，人家锄麦垄一天一亩地，他锄地一天三分地，队长对他很有看法，于是人家一天十二分人工，张阿毛只能拿七分人工。一个大男人一天只拿七分人工，就连一般的妇女都不如，难免会被人看不起，于是我们小孩在上工和下工的时候时常会当着他的面唱“王先生蹲野坑，呒不草纸喊爷娘，有仔草纸弄白相。”这首童谣尽管有点不上台面，但在今天还有它的激励意义，做事体不能像“王先生”，凡事要带紧，尤其是在生活节奏非常快的今天。

　　(三)

　　小麻子，拉车子，拉着一粒西瓜子，炒炒看，炒了一镬子，吃吃看，吃了一台子，拉拉看，拉了一裤子，到黄天荡里去汰裤子，看见一顶破帽子，戴戴看，活像个叫花子，被网船上人戳着一篙子。

　　从前的生活太苦了，凭着想象过日脚，丰富的想象是童谣创作的营养，它既反映了儿童的天真浪漫，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从一粒西瓜子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的落迫。那还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我们手里没有铜钿，嘴巴馋得不得了，茅草根也往嘴里嚼。

　　印象中我们追着一个满脸麻子的换糖老人，希望能用破鞋子、尼龙纸换点糖，老人小气，只给我我一点点，我们还要讨饶一点，老人不理我们，吹着竖笛走人，我们满村的孩子，跟在屁股后，极尽奚落之能事，我们高唱着这首儿歌，麻子仁厚，最后还是给我们分了每人一颗彩糖，我们吃着这糖，觉得格外的甜。我想今天的巧克力也吃不出这样的味道来。

　　(四)

　　掂掂撮撮，芝麻蜡烛，新官上桥，掮倌夹肉，夹脱哪只小王脚壳。

　　以前结婚新郎新娘坐的都是轿子，这气派绝不亚于今朝坐奔驰的感觉。气派一点的坐八抬大轿，但大多数人坐的都是四抬大轿。新郎要去迎娶新娘也得坐轿子，新郎身体结实，体重也不轻，上得轿来，抬轿人也就辛苦了，这结婚的规矩可多了，去迎取的路程再长，中间是不能有停留的，而且中途轿夫再累也不能换人，如果停留或换人，不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要骂山门，所以轿夫是辛苦的，为了让新郎新娘芝麻开花节节高，高堂红烛喜洋洋，再多的苦也受得。轿夫最苦苦在上桥，轿杠夹肉，肩膀红肿，所有脚趾的趾关节都酸疼，象被夹脱一般。童谣所反映的就是这一种情形。我小时候看见过一次人家用轿迎取新娘的婚礼，后来轿子被船取代了，轿夫成了摇堂船的堂倌，堂倌就要比轿夫抬轿轻松多了，已没有了那么多繁琐的规矩，把橹的捻绷的分两班，三里五里一换，就少了轿夫的夹肉之苦，但这首童谣依旧被我们传唱着。

　　（五）

　　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离天横塘，不喊冤枉。两记耳光，掀到里床。

　　计划经济时代，时常是寅吃卯粮，会精打细算的人家，勉强能够细水长流，而多数人家的粮食是青黄不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过日子是大手大脚，他们的人生主张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的日脚明朝再讲。我们村里的陆阿夯就是典型，冬至前夕，把家里所有的糯米都辗成了面粉，全部做了糕点，女人转来，很生气，把正在喝酒的陆阿夯打了两记耳光，陆阿夯酩酊大醉，哪里弄得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拿着酒杯居然在场上唱起了《双推磨》，几个老好婆，也都围着他说，拎弗清啊，拎弗清啊！于是陆阿夯又唱起了这首儿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会唱这首儿歌的。现在陆阿夯是不在人世了，但不知怎得，一唱起这首儿歌，我就会想起陆阿夯，陆阿夯，这是一个多么具有魏晋色彩的农民。有时想想，陆阿夯要是活到今天，这两记耳光是无论如何可以免哉。

　　（六）

　　阿姨长，阿姨短，阿姨头上顶只碗，碗里有块萝卜干，吃煞吃弗完。

　　理想状态的生活，就是有着源源不断的食物，但在二十年前，这样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多的人是在为了肚子而疲于奔命，更别说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了。那个时候，农村人的要求也并不高，只要天天有吃不完的萝卜干就满足了，但到了年终，生产队的帐册上，大多数的人家都是透支，于是天天有得吃萝卜干也成了梦想。只能用竹筷到咸菜缸里挑几根咸菜过饭，有时把酱油放入饭里吃，再奢侈一点就是掘块猪油饭里一搅和，就成了上等佳肴了。现在的孩子是再也不相信这样的童谣了，但写出来少能让我们回忆回忆过去，比照比照今朝，告诉人们，好日脚还在后头。

　　续:

　　姑苏小吃名堂多，味道香甜软酥糯。

　　生煎馒头蟹壳黄，老虎脚爪绞连棒。

　　千层饼、蛋石衣，大饼油条豆腐桨。

　　葱油花卷葱油饼，经济实惠都欣赏。

　　香菇菜包豆沙包，小笼馒头肉馒头。

　　六宜楼去买紧酵，油里一氽当心咬。

　　茶叶蛋、焐熟藕，大小馄饨加汤包。

　　高脚馒头搭姜饼，价钿便宜肚皮饱。

　　芝麻糊、糖芋艿，油氽散子白糖饺。

　　鸡鸭血汤豆腐花，春卷烧卖八宝饭。

　　糯米粢饭有夹心，各色浇头自己挑。

　　锅贴水饺香喷喷，桂花藕彩海棠糕。

　　臭豆腐干粢饭团，萝卜丝饼三角包。

　　蜜糕方糕条头糕，猪油年糕糖年糕。

　　汤团麻团粢毛团，双酿团子南瓜团。

　　酒酿园子甜酒酿，定胜糕来梅花糕。

　　笃笃笃笃卖糖粥，小囡吃仔勿想跑

　　赤豆粽子有营养，肉粽咸鲜味道好。

　　鸡头米、莲子羹，糖炒栗子桂花香。

　　枣泥麻饼是特产，卤汁豆腐干名气响。

　　观前街，卖痴呆：大官卖侬痴，大款卖侬呆，俏姐卖侬俏，瘪三卖侬瘪；现买尽多送，要赊随我来；不怕侬不还，白道黑道有干爹。虎丘阿妹卖白兰，枫桥阿婆卖青菜；乡下阿哥卖苦力，庙里菩萨卖未来；政府大门朝南开，里面供着财神爷……

　　[苏州玄妙观]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

　　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东判官手里拿块豆腐干，

　　西判官手里拿块老卜干；

　　东判官要吃西判官手里的老卜干，

　　西判官要吃东判官手里的豆腐干；

　　东判官勿肯拨西判官吃豆腐干，

　　西判官勿肯拨东判官吃老卜干。

　　[两只羊]

　　东边过来一只羊，

　　西边过来一只羊

　　一道来到小桥上,

　　你呀不让我,我呀不让你,

　　一道掉到河中央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初一、初二满街走。

　　康铃康铃马来哉,噶壁大姐转来哉。 买点啥个小菜茭白炒虾，田鸡踏杀老wo，老wo告状，告备和尚，和尚念经，念备观音 ，观音买布，买备姐夫，姐夫关门，关着一只苍蝇，苍蝇扒灰，扒着一只乌龟，乌龟搽屁，搽了我格手里，摊了奈个嘴里。

　　鸡鸡头，蓬蓬飞，

　　一飞飞到稻田里,

　　稻田里厢吃白米

　　大清老早，掼只书包；份量蛮重，作业要交；昨日夜里，老早困觉；节目再好，遥控器上交；为啥大人，比伲逍遥？（大人旁白：伲小辰光，没有看格！）等到长大，抱牢里困觉！七点钟出门，伲最勤劳；公交车上，牛奶面包；学堂升旗，大家立好；bpmf，全要记牢；课间休息，不好乱跑；中午吃饭，胃口蛮好；就是味道不及好婆烧的好！看见老师，要有礼貌；铅笔橡皮，能用就好；互相攀比，没有必要；身心健康，顶顶重要；帮助同学，不作兴乱打小报告；读书卖力，赛过帮爷娘赚钞票！

　　乌龟（音居）上街头，生意闹稠稠，尖锥尾巴橄榄头，胡椒眼睛骨溜溜。大乌龟哪哼叫？嘎！嘎！小乌龟捺哼叫？叽！叽！大小乌龟一淘叫，客客气气问你老板讨个铜板买药料，药杀乌龟开年勿来讨。

　　嗯呀嗯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游来游去捉蛤蟆，蛤蟆躲勒青草里，青草开花结牡丹，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姊姊做媒人，杏花园里铺行嫁，桃花园里结成亲，爹爹交我金桂子，姆妈交我水红裙，水红裙浪多个裥，裥裥全是玉蜻蜓，长手巾掼房门，短手巾揩茶盏，揩得茶盏亮晶晶，倒杯茶来请媒人，媒人说得三间园堂四间厅，络里晓得一间草棚两头门。

　　笃笃笃，买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子你格肉，还子你格壳。

　　老伯伯，洋钿借一百，开年还你九十九，打得你屁股扭勒扭。

　　正月初一吃圆子，二月里放鸽子，三月清明去买青团子，四月蚕宝宝上山结茧子，五月端午吃粽子，六月里摇扇子，七月莆扇拍蚊子，八月中秋剥剥西瓜子，九月登高去打梧桐子，十月剥开枣红小桔子，十一月太阳头里踢毽子，十二月年底搓圆子

　　吃味道来尝味道，天堂美食勿勿少，采芝斋的西瓜子，苏式糖果味道好。黄天源，糕团店，大方糕来寿桃糕。枣泥麻饼数木渎，卤汁豆腐干吃得你馋老老

　　这个经典的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外婆买条鱼来烧。

　　头勿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拉肚里豁虎跳。

　　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宝宝乐得哈哈笑。

　　笃笃笃，买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兹你格肉，还兹你格壳。

　　可惜吴侬软语就快失传了,现在的大街小巷哪还有正宗的苏州话,不要说小苏州,就是一些老苏州讲出来的也没那个原味了,而且有些音根本就不会发了或者说是发音不准,只能在苏州话里夹杂着些普通话现在的小孩子从小受到普通话的普及,本土方言就不会讲了,是很悲哀的事情多看看苏州电视台的山海经节目对训练我们的苏州话还是很有益的至于上海,上海人一概瞧不起嘴里不说阿啦,侬的所谓的外地人,别说苏州,全国各大城市就没被上海瞧得起过关于这个,建议去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的一篇名为上海人的文章,深刻剖析了上海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缺失

越剧，中国第二大剧种，有第二国剧之称，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艺术流派纷呈，公认的就有十三大流派之多。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广大南方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大部北方地区。

被公认的越剧流派有十三个，即袁雪芬派、范瑞娟派、尹桂芳派、傅全香派、徐玉兰派、戚雅仙派、王文娟派、陆锦花派、毕春芳派、张云霞派、吕瑞英派、金采风派、张桂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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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服饰的发展

越剧在小歌班初期，戏中角色的穿戴大多数借用生活中的衣衫、长袍、褂，扮官宦的也有用庙里的神像蟒袍。后来向绍兴大班行头主租用戏装，放在篾篓里，挑着走村跑镇，这是越剧最早出现的衣箱形式。

20世纪20至30年代绍兴文戏时期，受上海京剧衣箱制度影响，主要演员和群众演员的服装开始分开。主要演员穿“私彩行头”，由主要演员负责添置；一般演员及龙套、宫女等群众演员，穿“堂中行头”。

越剧服装设计开始于1943年，服装风格讲究轻柔、淡雅、清丽，后来成为我国戏曲服装中另一种服装风格样式。

古装衣是越剧的特色服装，在剧中年轻女子和中年妇女经常穿戴。上衣有水袖或本色连袖，外加云肩或飘带；长裙上搭配有短裙、或中裙、佩、腰带、玉饰。短、中、长裙又有折裥和无折裥之分。按身份不同，古装衣又分为仕女衣、民间衣、宫装衣。其特点是裙长衣短，胸腰收紧，形体分明。

—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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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简介

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越剧是盛开在江南的一朵奇葩。她以细腻的表演，委婉的唱腔和优雅的风格，令人陶醉。越剧虽然从诞生到现在还不足百年，但已是继京剧和梆子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剧种，也是浙江省内流传最广，深受欢迎的第一大剧种。

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州农村。最早是贫苦农民为了生计，使出善唱民歌小调的本领，沿门唱书以乞求施舍。后来，唱书进入城镇、茶楼、大户人家的厅堂，最后转为上台演出，这标志着越剧的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后，越剧从浙东山间走出，进入宁波、杭州、上海等城市。民间艺人不断创新，使越剧形成崭新而又独特的音乐风格，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和接受。在当时的上海，越剧风靡一时。

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姐妹，为了抗日救国，振兴中华，树起新的越剧的旗帜，对越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使越剧表演的题材内容有了突破性的改变。为筹集资金自建剧场《山河恋》义演，汇聚了“越剧十姐妹”，在越剧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越剧走上了全面繁荣发展之路，流派纷呈，名人辈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碧玉簪》等优秀剧目不断涌现，还被拍成**，在全国各地放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剧新秀不断崛起，出现了以茅威涛为代表的“小百花”和许多优秀剧目，如《五女拜寿》、《汉宫怨》等，标志着越剧又一辉煌时代的到来。

越剧起源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县。它位于绍兴南邻，东有高耸云霄的四明山，西有陡峭险峻的太白山，富有神话色彩的天姥山在嵊县的南面，北面则是巍娥的雩山。清澈的剡溪穿过群山注入曹娥江。嵊县古称剡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民间文艺。溪山相映如画的秀丽景秀景象，在东南山水中久负盛名。古人称这里“气聚山川之秀，景开图画之奇”。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陆游、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汤显祖、袁枚等杰出诗人，都曾赤到这里游历，并留下了脍灸人口的诗篇。在嵊县一带，流行着“看牛山歌”、“三番十二朗”、“摇船调”等民间音乐，“辕门”、“十番”“绣球”等大型器乐，布龙、草龙、高跷、跳无常、舞狮、划龙船、仙鹤舞、翠瓶舞、回头拜、大头等民间舞蹈，还流行着绍兴大班“紫云班”、“新昌高腔”、“东阳滩簧”、“余姚滩簧”（即“鹦歌班”）等戏曲。徽戏和本地道士班组成的“目莲戏”、“孟姜班”以及佛曲“宣卷”等也很普遍。这些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艺术形式，五光十色，是越剧产生的肥沃土壤。

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这是一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是由民间艺人金其炳创造的。金其炳是嵊县西乡马塘村人，原是个农民。一八五二年的一天，他在田头晒谷场上唱几句新闻，每句的尾部都带有{工尺普}上的{四工合上尺}几个音，作为衬音拖腔。这种唱法，有点类似佛曲“宣卷”中每唱一两句就宣一声佛号“南无佛，南无弥陀佛”。不过，唱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佛无关，拖腔不能宣佛号，于是用上了{四工合上尺}。群众觉得曲调简洁流畅，灵活动听，便纷纷向金其炳学，不少人还正正经经地拜他为师。金其炳教出的一些徒弟，日后都成为有名的唱书艺人。这种曲调，就称为{四工唱书调}。 唱书，起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劳动之后，用唱书来进行娱乐，称为“田头唱书”。一八六零年前后，自娱性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呢？原来清朝 由于加紧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加重了田赋捐税，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贫苦的各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开始用唱书作为弥补经济厄的手段。那时是一个人单独出门，大门，左肩背一个干粮袋，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敲着门槛作伴秦。沿北京时间卖唱，乞讨年糕、粽子。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清明播种之前，是一段农闲时期，会唱书的农民纷纷外出，从本县渐渐流入附近的东阳、义乌、桐庐一带。

唱的内容一是小段，多是吉利话，当地叫“彩话”，譬如到了一家商店门口就唱“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之类；一是农村生活中的小故事，如《蚕姑娘》，唱姐妹二人在养蚕中的乐趣，《绣荷包》，唱美多娇和赵文标的热恋。后来，唱书艺人丢掉了旱烟袋，改用毛竹做起的尺板和毛竹做的笃鼓来伴奏，又从一人单独唱发展两个人搭档，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这个时期，称为“沿门唱书”。“沿门唱书”主要是在农村里，几年之后，民间艺人逐渐进入城镇茶楼，并且与茶楼订好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这时“沿门唱书”便 发 展 为 “落地唱书”。演唱的形式也相应地起了变化：主唱者前面放着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听众成分变成城镇居民，而且不只是一家一户，演唱的内容如仍是一些通俗的小段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于是增加了一些反映古代的生活的大书，包括才华佳人的爱情故事和帝王相处理军国大事的故事，俗称“武书”。当时有“文书走田庄，武书进茶坊”的说法。演唱长篇高，帮腔呆板，比较单调。艺人们在实践中寻求新的曲调。

一八 ，艺人金艺堂在余杭县葫芦桥茶楼唱书。唱书之余，他还要修鞋子。一次，他修鞋时听到“湖州三跳”艺人卖唱，曲调比较舒缓，帮腔也较灵活，就耐心地听，偷偷地学，把“湖州三跳”的长处吸收过来，融化进{四工唱书调}之中，部帮腔用“呤吓呤呤吓”，所以称{呤吓调}。由于这种曲调吸收了“湖州三跳”的成分，所以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这种曲调，唱长篇书目比较灵活多变，适应性和表现力也较强。嵊县的艺人以剡溪为界，分为南、北两派，虽然共同奉金其炳为祖师，但演唱风格各有不同。{呤吓调}在 实践中也发展成{呤吓南调} 和 {呤吓北调}。{南调}比较粗犷激昂、爽郎明快，旋律进行多跳跃跌宕，书目多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中翻来，如《乌金记》、《桂花亭》等。{北调}则比较委婉舒缓，发音讲究音准确和口形变化，板式和曲调吸收了多方面的长处，比较丰富，变化较多，曲目则主要从“传书”如《珍珠塔》、《七美图》、《倭袍》等中翻编。到二十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演唱时，主唱者先拍净木，念定场诗；唱书不但伴以身段动作，还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区别出生、旦、净、末、丑五色嗓音。伴唱的人除帮腔外，还插入简短的对白；位奏也增加了“三跳板”。这时，称为“台里书”或“走台书”。以“田头唱书”到“沿门唱书”“落地唱书”，直到“走台书”，曲调逐渐丰富，表演成分增加，戏剧色彩日益浓厚，为越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一九零六年清明前的一天，嵊县的一批南派艺人在于潜县腊瓶村附近的茶楼唱书。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 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 里。他们有四个班共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 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空手人”，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 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 看。谁都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鱼这样的话会给东王村带来什么后果。然而，东王 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 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 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 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 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除留下一切由他担待，抬着棺村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事先派了一个手下人扮做卖烧 饼的到东王村侦察情况。这个探子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连忙回去报告。万金焕迫 不得已，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 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 人 们 又 称 之 为“的笃班”。一九0六年三月初三清明节，就成为越剧的诞生日。一场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小歌班”从出世的时候起就遭到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和斗争，并没有停止。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一九一零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 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戏”，不准演出。一九一三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 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 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哇！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一九一六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范瑞娟简介，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 的“新 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一九一八 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钜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范瑞娟简介，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零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共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共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 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到一九二一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

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三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包探、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云，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云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云替死。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越剧特色

越剧流派唱腔由曲调和唱法两大部分组成，在曲调的组织上，各派都有与众不同的手法和技巧，通过旋律、节奏以及板眼的变化，形成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别是起调，落调，句间、句尾的拖腔，以及旋律上不断反复、变化的特征乐汇和惯用音调等，更是体现各流派唱腔艺术特点的核心和关键。在演唱方法上，则大都集中在唱字、唱声、唱情等方面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通过发声、音色以及润腔装饰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韵味美。有些细微之处，还包括着不少为曲谱难以包容，也无法详尽记录的特殊演唱形态，却更能体现各流派唱腔的不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