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简介
李白的生平 李白是紧接着陈子昂把唐诗推上高峰的伟大诗人。他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他在诗歌上创造性的成就，把屈原开启的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推上了新的高潮。李白的诗歌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李白（ 701～762），字太白，行十二，绵州彰明（今江油）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及出生地，颇多异说，由于文献所限，看来短期内很难取得一致结论。学术是学界之共业 ，本着人人平等，服从真理，探讨尚可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上述问题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不论怎样，李白在蜀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这二十多年正是他的生长期，他的“文化基因”可说完全接受于蜀，而其气质性格亦形成于蜀，因而，我们说他是蜀人，按照通例，似可无须争辩。生前有集，已佚。北宋宋敏求辑有《李太白集》三十卷。清王琦辑注之《李太白全集》最通行。今出有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等。《旧唐书》一九○、《新唐书》二○二有传。 首先有必要清楚了解他的生平经历与创作。 他的一生，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蜀中成长时期（701～725） 这是他发蒙、读书、访学、修身、练才、立志的时期。“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游神仙。”（《感兴》）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反映了少年李白的勤奋。大约在十八岁左右，他更隐居于家乡之大匡山，潜心研读，并依盐亭隐士赵蕤学习。年二十，文坛大手笔苏頲由礼部尚书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此后，他又曾游成都，入峨嵋山，又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养奇禽千计。约在二十五岁，为了实现“四方之志”，他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沿江出峡。从此他步入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开始了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奋斗的人生里程。 在这一时期，他既吸收了丰富而深广的知识，培养自己具有广泛的才能，又确立了宏伟不凡的抱负。他学习的内容，相当广博，但最醉心于道家及纵横学。他从道家那里学来秕糠尘俗、遗世独立、追求自由的精神，从纵横家学习奇诡超常、通权达变的作风。他又好任侠，养成嫉恶如仇，轻财好义的个性。对儒家学说，他取其济世利民，而扬弃其拘执经典、墨守礼法。他不仅擅长诗赋文章，又习剑术，好游仙，通养生。他心目中最景仰的是家乡的大赋家司马相如，因为司马相如能以卓越的文才，受知遇于明主。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一生不屑于伏首场屋，而欲以逸才名动公卿，“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作帝王师的价值取向。他自比为超越凡鸟的大鹏，这种抱负成了他一生惊世骇俗的人生追求的动力。 他这一时期的著作留传下来的不多。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存最早的诗作：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诗中写景清幽绝俗，与仙境仿佛，自然渲染出戴道士的尘外高致，抒发了诗人无限倾慕之情。这是初作，出手不凡，显示出诗人才气惊人。他二十二岁在成都写的《登锦城散花楼》也很不错：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搂。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此诗描绘了古乃定部明丽富艳的气象，表达了诗人初至大都会的喜悦心情。这以后，他写了《登峨眉山 j》，赞美这如画的仙山，表明自己要寻仙学道，追求长生。长生之愿当然不能实现，但峨眉给他留下的印象大概是很深的，直到晚年他在诗还提列故乡的这座名山。而且他离蜀出峡时也恋恋不忘峨眉的月：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李白最擅长绝句，这是他七绝的首篇，里面一连用了五个地名，却无堆砌的痕迹，仍显得自然浑成，可见其用笔的高明。 交游婚娶及初入长安时期 （725～742） 开元十三年，季白出峡到了江陵，在那里结识了道教有名的人物司马承祯，受到了夸誉，他乃写《大鹏遇稀有鸟赋》以自喻。接着游江夏，泛洞庭，乡友吴指南死，白不胜悲哀，乃权殡湖侧。继游金陵、扬州、会稽。在扬州“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魂公子，悉皆济之。” （《上安州裴长史书》）两年后，再回江夏，丐贷为吴指南营葬。然后北游方城，南憩安陆。开元十、五年，李白二十七岁，在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定居于此。次年春，曾至江夏，送孟浩然游广陵。十八年，离安陆首次入京，隐居终南山，以求君主延顾，未能遂愿。二十年夏离长安，东游梁宋，仍归安陆。二十二年尝至襄州结识韩朝宗，又北游洛，与元丹丘隐嵩山，上太原。二十四年到了东鲁，寄家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眄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中间曾游洛阳、巴陵、南阳。天宝元年，名噪一时的李白由于玉真公主（玄宗妹，道教信徒，号持盈法师）的推荐，引起玄宗的注意，诏其入京。得到消息后，李白将子女安置在南陵（今安徽安陵县），满怀信心地再次到了长安。 李白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漫游和交友。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曾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上安州裴长史书》）他又“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可见他漫游也好，交友也好，甚至隐居也好，都是为了表现自己，扬誉朝野，耸动人主，以图大用。他结识的人的确不少，如玉真公主、卫尉张卿（张说之子张垍）这类贵戚，韩朝宗、裴长史这类方面大吏，司马承祯、元丹丘这类有名的道教隐士，孟浩然、王昌龄这类有名诗人，他们对于李白的荣显都起了较大的推挽作用。由于这样，李白才为玄宗所知。正如独孤及说的：“曏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 （《送李白之曹南序》）又李阳冰亦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草堂集序》）以一布衣而受人主礼遇，确乎罕见，李白为达到这一目的，花费了十六年的光阴。十六年，不可谓不长，如果李白走科举的路，凭恃他的才能，也许要不了这么久，早巳接近玄宗了，但他不愿那么做。他是大鹏，不是凡鸟，他常以司马相如、管仲、乐毅、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不世出的人物自拟，既然对自我价值有这么高的期许，他在选择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方面，也不得不异于庸众。这正如他所景仰的司相如所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异也。（《难蜀父老》）其实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可知他曾遭到“众口攒毁”，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由此也就明白他初次入京，无功而退，是很自然的。可是李白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有非常的抱负，还有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奋斗精神，绝不后退，于是他终于在天宝初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快意地再入长安。 李白在这一期间创作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蜀中时期。他不仅在创作题材上有了很大的开拓，而且在艺术上已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随着江水冲出了三峡，看见一个广阔奇异的新天地时，写出了不少山水诗。如《渡荆门送别》：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搂。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虽然看诗题是为送别而作，实际上却是写自己离乡出峡的感受。颔联写景壮阔，反映了诗人激动奔放的胸怀，向来与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旅夜书怀》）媲美。尾联很自在，细昧之可以体会到诗人对故乡深沉的爱。 此后，随着他的行程，他还写了像《秋下荆门》、《望庐山瀑布》、《横江词》、《太原早秋》、《东鲁门泛舟》、《游泰山》等诗，表达了他对不同地域山川景色的喜悦之情。其次，他还写了一些爱情题材的诗，如《乌夜啼》、《杨叛儿》、《长干行》、《江夏行》等，这些诗看得出受有西曲的影响，这应是他漫游中向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的结果。这些诗缠绵婉转，一往情深，十分动人，既表现了诗人对妇女的同情与尊重，也反映了诗人自身丰富细腻的情感，说明李白除了豪迈与旷达外，也是深有至情的，正是侠骨柔肠，刚柔兼具。他这时写的一些咏怀之作就表达了胸怀豪放的一面。如《嘲鲁儒》通过对腐儒的讥嘲反映了诗人济世经国的大志，而《襄阳歌》、〈江上吟〉等则抒发了壮志难酣的郁愤，他在诗中渲泄的对功名富贵的否定，反映了追求人身价值遇到障碍时的牢骚和旷达。试看《江上吟》：木兰之绁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 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如果了解李白的为人，便会意识到诗中的置洒载妓，并非颓废；鄙弃功名，亦非真意，歌颂屈原的不朽才是本怀，因此诗作仍在肯定自己。由此可以窥见李白在逆境中奋进而痛苦的心灵。另外他的赠友诗也坦露了自己的志趣，如《赠孟浩然》诗实际反映了李白“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高洁。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又可以见出他是多么珍重友情：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待诏翰林时期 （742～744） 李白既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奇白风骨，呼为谪仙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孟棨《本事诗·高逸》）此时李白被置翰林院，待诏供奉，未授正式官职。开初，玄宗慕其文名，礼遇甚隆，“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可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在天宝三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供奉翰林实际不到两年，离京仍是白身。他多年梦想的“愿为辅弼”的宏图破灭了。 虽然仅有两三年多，李白在京期间，心潮升涨跌落，感情喜乐哀怒，情绪的变化是很剧烈的。他这时的一些作品正反映了这种变化。他初入翰林、颇受器重，据说他曾制《出师诏》、《和蕃书》、《宣唐鸿猷》诸文，玄宗许以中书舍人 （见魏序及刘全白的《碣记》），但上述诸文今不存，难辨事实之真伪。他入宫曾制《清平调词三首》，《松窗录》记其本事，向来作为佳话流传。诗确是写得很出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据《本事诗》说，太白还应诏写作《宫中行乐词十首》 （今存八首），也是笔不停挥，顷刻立就，有如宿构。今录其二：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搂巢翡苹，珠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辈，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 飞燕在昭阳。 以上几首诗，写得浓艳华贵，风流旖旎，清新俊逸，自然天成，深合宫词体段。不过实际上李白只被当成文学弄臣，这倒非其初衷。他是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玄宗并没有重用之意。他此时内心很悲哀，《古风第十五》似乎就是此时所作：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再加上无端受到谗毁，他愤怒了。他决心离去，以待时机。《行路难》三首表达了此时复杂的感情。今选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筋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 !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极度苦闷中，本来嗜酒的李白更纵情酣饮，他是希望在酣醉中忘怀一切不快。他的《月下独酌四首》之一说：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明月才可以为自己作伴，可见李白多孤独，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环境多么黑暗！他只得离去。但他绝不相信自己的价值永无实现之日，他要养晦待时。他在《梁甫吟》中高唱道：“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堄屼当安之？”诸葛亮未遇时好为《梁甫吟》，李白认为自己也像未得志的诸葛亮，也像未遇文王的吕望，未受汉高祖重视的郦食其，叩帝阍而不得的屈原，可见他仍然焦灼地期待着明主以后会理解他，重用他，俾得风云际会，一层宏图。这种兀傲不屈的精神颇似屈原：不屈伏于小人，但忠于君主，绝不停止积极事功的追求，甚至这种追求在遭受打击下更强烈了。这种心态，已经种下他日后误从永王李璘东巡的因。对统治集团的幻想，终使他后来落入更大的悲剧之中。离京东游时期 （744～755） 李白出京这年是四十四岁。他首先东游洛阳，在那里会见了三十三岁的伟大诗人杜甫。两人像有“宿缘”，定交即亲如兄弟。接着他到陈留，又到汴州，与杜甫及另一大诗人高适相遇，三人同登吹台、琴台，纵猎大泽，饮酒赋诗，相得甚欢。杜甫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友情更为深挚。不久高适分手，李杜同游东鲁，同访名士李邕。之后李白又往齐州，请高天师为授道篆，然后他南下吴越，再往来于金陵、扬州、庐江一带，约数年之久。然后又北返东鲁，再西游梁宋。由于许氏夫人早死，他在梁园娶宗氏女。约在天宝十一载曾北游幽蓟，对当时边塞形势深表关注。次年返梁宋，又南游宣城、金陵等地，对时局颇为忧虑。 这段时间李白漫游各地，看似潇洒，其实内心很苦闷，很不平静。他既对社会现实深为不满，又为不得实现抱负而焦急。像《梁园吟》、《鸣皋歌送岑使君》、《赠从弟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相距西京》等都表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对朝政的腐败及小人的猖狂表示出极大的义愤： 这里不仅讥嘲以斗鸡而得幸的小人，还讽刺以开边衅升官的哥舒翰，更为李邕、裴敦复无端被李林甫杀害而感伤。奸佞得志，正人受谤，孔子在世亦不得施展才智，整个世风腐败污浊到了极点，诗人愤懑之余真想隐居。《将进酒》干脆鼓吹及时行乐，其实倒是透露了他在失意后对事功的追求更为执着：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而就在这种苦闷与彷徨中，整个社会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安史之乱暴发了。 避乱及流亡时期（755～762） 最高统治者腐化贪暴的行为很快结成了苦果，安禄山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发动叛乱。乱军南下，连陷两京，唐王朝岌岌可危。此时李白由宣城奔至当涂，再巾仰剡中避乱，不久又到庐山，隐居屏风叠以观时局。肃宗至德元年 （756年）冬，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巡，过庐山时慕李白高名，再三邀之入幕。李白虽已五十多岁，壮心犹在，接受了邀请。谁知李璘有割据野心，兵至金陵、润州，便遭阻击。李璘全军溃败，自身也被杀。李白在战乱中只身西逃，至浔阳自首，被拘狱中，后以崔涣、宋若思等人为之洗雪，乃得出狱。年底长流夜郎。大约在乾元元年（759年）春抵四川奉节时，获得赦免，旋即东下江夏，以后流连于宣城、金陵之间。上元二年（761年），白已六十—岁，闯李光弼拆帐出征东南，他还请缨讨贼，以病不果行。乃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宝应元年代宗即位，诏授左拾遗，未赴官而卒。李白终身仍为白衣。 李白是一个对国家人民永远都怀着热诚的赤子，就是在自己被弃置，不得不避乱隐居的情况下，而当一旦有报国的机会，他也会挺身而出。他又太少机心。他之误从永王，以此也。功名追求太切，恐怕也有关系。所以一当李璘招邀，他便认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时机到了，决定出山。他把自己比为高卧东山的谢安，要拯救苍生于乱世。他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选四）可以反映他这时的激动心情：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而且他仍是那么关心国家人民的休戚。乾元二年襄州出现兵变，他写了《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司马将军歌》等诗，反映战乱造成的灾祸和歌颂平叛的胜利。上元初他在豫章 （今江西南昌市）眼见征兵支前，他又写了《豫章行》，既同情人民，又鼓励讨贼，这种态度同当时杜甫的立场完全相同。就在上元二年他身体己渐衰弱时，听说李光弼出镇临淮，他还写诗表示请缨从军，以尽铅刀一割之效，可见他匡济之心无时或减。他在临终前作歌叹息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 游扶桑兮挂石 （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临路歌》） 李白的意义与影响 李白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一面旗帜。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只有杜甫可与相当。他的诗歌作品已经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考验，成为文学武库中的瑰宝。李白虽然离开我们上千年了，凭着他的作品，他依然栩栩如生。他的诗，不仅以其高度的艺术性，润泽着我们的心田，其文化精神，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仍然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多元一体”的思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文学家的思想都较复杂，那种思想信仰明显单一的极少。可是，复杂如李白这样的却并不多见。李白执着事功，“托意在经济”（《赠长安崔少府》），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重视“事君之道”、“荣亲之义”，这些明显是儒家思想。他爱好自由，颂巢由、庄子之清高，赞赏隐居避世的生活，鄙视名利，粃糠王侯，以大鹏自比，这些表现，又属于道家的影响。他还信道教，接受道箓，讲炼养之术，慕神仙之轻举。他又研究管晏之谈、帝王之术，讲纵横术，心仪范蠡、鲁仲连、郦食其之为人，有策士之风。另外，他对游侠也很景仰，曾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可见李白思想是“多元”的，他接受了历史上多方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思想或作风，相互之间确有矛盾，有的甚至于明显对立，那么，他们为甚么会在李白身上同时出现呢？只要细加考查，就会明白，原来李白接受这些思想的时候，已经按照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给以筛选、改造了。这样，原本对立矛盾的各个思想单元，到了他那里，已被分解，重新化合，形成一体了。如对于儒家，他主要取其经世济民，而否定其死守章句，迂阔无能，《嘲鲁儒》一诗足以为证。对道家，他信奉最深，但着重取其高世，渺视尘俗，笑傲王侯，使自己有高远的价值取向，而并不取其避世无为。他也不信长生之说，曾嘲笑秦始皇采不死药的荒诞，他的信从道教，一是养身，一是自遣。他歌颂游侠，是认为皓首穷经，于世无补，而勇武可立致功名。可见，李白的思想，既源之于诸家，又自加取舍，自成一体。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最录李白集》）此说庶几得之。正是由于李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能从传统思想中兼收广纳，取精用宏，这才使得他的精神世界，如此丰厚博大。李白诗歌内涵之所以那样丰富，同这是有密切关系的。 李白诗歌的文化内蕴极为深广，上面所说只是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不过仅此，已可见他的奇伟不凡。他的此种文化精神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但客观条件也极为重要。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历史文化的哺育，除了各家思想外，象屈原、建安文学，对他影响都很大。二是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代的最为辉煌的盛唐时期，他的奇逸高大，是离不开这一文化土壤的。而当他的价值取向既已形成，亲身走进社会时，盛世已经衰变。正是这种大转折造成他的人生悲剧，而悲剧使他演唱出了天才的诗歌。三是出生在四川，巴蜀文化难以避免的的封闭性，同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差异颇大，非正统化倾向明显，故多产奇异之人，所谓“无闻则已，闻则杰出”（魏颢《李翰林集序》），李白的奇特人格、精神，同家乡的水土是分不开的。 诗人李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人李白永垂不朽！
孟浩然简介
孟浩然（公元689～740）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曾隐居鹿门山。
隐居一段时间，又想有所作为，因而到长安寻觅机会。他的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名声一时传遍京师，可惜在仕途方面却阻碍重重，始终得不到朝廷重视，孟浩然受到莫大的打击，只得失意地回到鹿门山，悠游山水间。之后虽有一、两次机会，但可惜都没能施展才能。
公元740年，好朋友王昌龄来到襄阳，此时孟浩然背上生疽，己经快痊愈了，医生叮咛不可吃鱼虾等食物，可是老朋友相聚，饮酒聊天，无比欢乐，孟浩然竟忘了忌讳，吃了鲜鱼，结果病毒发作死亡。活到五十二岁。
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奇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现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但窜有别人作品。新、旧《唐书》有传。
李白的生平 作者：杨世明
李白是紧接着陈子昂把唐诗推上高峰的伟大诗人。他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他在诗歌上创造性的成就，把屈原开启的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推上了新的高潮。李白的诗歌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李白（ 701～762），字太白，行十二，绵州彰明（今江油）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及出生地，颇多异说，由于文献所限，看来短期内很难取得一致结论。学术是学界之共业 ，本着人人平等，服从真理，探讨尚可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上述问题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不论怎样，李白在蜀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这二十多年正是他的生长期，他的“文化基因”可说完全接受于蜀，而其气质性格亦形成于蜀，因而，我们说他是蜀人，按照通例，似可无须争辩。生前有集，已佚。北宋宋敏求辑有《李太白集》三十卷。清王琦辑注之《李太白全集》最通行。今出有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等。《旧唐书》一九○、《新唐书》二○二有传。
首先有必要清楚了解他的生平经历与创作。
他的一生，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蜀中成长时期（701～725
这是他发蒙、读书、访学、修身、练才、立志的时期。“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游神仙。”（《感兴》）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反映了少年李白的勤奋。大约在十八岁左右，他更隐居于家乡之大匡山，潜心研读，并依盐亭隐士赵蕤学习。年二十，文坛大手笔苏頲由礼部尚书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此后，他又曾游成都，入峨嵋山，又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养奇禽千计。约在二十五岁，为了实现“四方之志”，他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沿江出峡。从此他步入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开始了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奋斗的人生里程
在这一时期，他既吸收了丰富而深广的知识，培养自己具有广泛的才能，又确立了宏伟不凡的抱负。他学习的内容，相当广博，但最醉心于道家及纵横学。他从道家那里学来秕糠尘俗、遗世独立、追求自由的精神，从纵横家学习奇诡超常、通权达变的作风。他又好任侠，养成嫉恶如仇，轻财好义的个性。对儒家学说，他取其济世利民，而扬弃其拘执经典、墨守礼法。他不仅擅长诗赋文章，又习剑术，好游仙，通养生。他心目中最景仰的是家乡的大赋家司马相如，因为司马相如能以卓越的文才，受知遇于明主。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一生不屑于伏首场屋，而欲以逸才名动公卿，“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作帝王师的价值取向。他自比为超越凡鸟的大鹏，这种抱负成了他一生惊世骇俗的人生追求的动力。
他这一时期的著作留传下来的不多。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存最早的诗作：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诗中写景清幽绝俗，与仙境仿佛，自然渲染出戴道士的尘外高致，抒发了诗人无限倾慕之情。这是初作，出手不凡，显示出诗人才气惊人。他二十二岁在成都写的《登锦城散花楼》也很不错：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搂。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此诗描绘了古乃定部明丽富艳的气象，表达了诗人初至大都会的喜悦心情。这以后，他写了《登峨眉山 j》，赞美这如画的仙山，表明自己要寻仙学道，追求长生。长生之愿当然不能实现，但峨眉给他留下的印象大概是很深的，直到晚年他在诗还提列故乡的这座名山。而且他离蜀出峡时也恋恋不忘峨眉的月：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李白最擅长绝句，这是他七绝的首篇，里面一连用了五个地名，却无堆砌的痕迹，仍显得自然浑成，可见其用笔的高明。
交游婚娶及初入长安时期
开元十三年，季白出峡到了江陵，在那里结识了道教有名的人物司马承祯，受到了夸誉，他乃写《大鹏遇稀有鸟赋》以自喻。接着游江夏，泛洞庭，乡友吴指南死，白不胜悲哀，乃权殡湖侧。继游金陵、扬州、会稽。在扬州“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魂公子，悉皆济之。” （《上安州裴长史书》）两年后，再回江夏，丐贷为吴指南营葬。然后北游方城，南憩安陆。开元十、五年，李白二十七岁，在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定居于此。次年春，曾至江夏，送孟浩然游广陵。十八年，离安陆首次入京，隐居终南山，以求君主延顾，未能遂愿。二十年夏离长安，东游梁宋，仍归安陆。二十二年尝至襄州结识韩朝宗，又北游洛，与元丹丘隐嵩山，上太原。二十四年到了东鲁，寄家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眄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中间曾游洛阳、巴陵、南阳。天宝元年，名噪一时的李白由于玉真公主（玄宗妹，道教信徒，号持盈法师）的推荐，引起玄宗的注意，诏其入京。得到消息后，李白将子女安置在南陵（今安徽安陵县），满怀信心地再次到了长安。
李白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漫游和交友。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曾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上安州裴长史书》）他又“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可见他漫游也好，交友也好，甚至隐居也好，都是为了表现自己，扬誉朝野，耸动人主，以图大用。他结识的人的确不少，如玉真公主、卫尉张卿（张说之子张垍）这类贵戚，韩朝宗、裴长史这类方面大吏，司马承祯、元丹丘这类有名的道教隐士，孟浩然、王昌龄这类有名诗人，他们对于李白的荣显都起了较大的推挽作用。由于这样，李白才为玄宗所知。正如独孤及说的：“曏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 （《送李白之曹南序》）又李阳冰亦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草堂集序》）以一布衣而受人主礼遇，确乎罕见，李白为达到这一目的，花费了十六年的光阴。十六年，不可谓不长，如果李白走科举的路，凭恃他的才能，也许要不了这么久，早巳接近玄宗了，但他不愿那么做。他是大鹏，不是凡鸟，他常以司马相如、管仲、乐毅、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不世出的人物自拟，既然对自我价值有这么高的期许，他在选择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方面，也不得不异于庸众。这正如他所景仰的司相如所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异也。（《难蜀父老》）其实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可知他曾遭到“众口攒毁”，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由此也就明白他初次入京，无功而退，是很自然的。可是李白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有非常的抱负，还有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奋斗精神，绝不后退，于是他终于在天宝初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快意地再入长安。
李白在这一期间创作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蜀中时期。他不仅在创作题材上有了很大的开拓，而且在艺术上已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随着江水冲出了三峡，看见一个广阔奇异的新天地时，写出了不少山水诗。如《渡荆门送别》：
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搂。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虽然看诗题是为送别而作，实际上却是写自己离乡出峡的感受。颔联写景壮阔，反映了诗人激动奔放的胸怀，向来与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旅夜书怀》）媲美。尾联很自在，细昧之可以体会到诗人对故乡深沉的爱。
此后，随着他的行程，他还写了像《秋下荆门》、《望庐山瀑布》、《横江词》、《太原早秋》、《东鲁门泛舟》、《游泰山》等诗，表达了他对不同地域山川景色的喜悦之情。其次，他还写了一些爱情题材的诗，如《乌夜啼》、《杨叛儿》、《长干行》、《江夏行》等，这些诗看得出受有西曲的影响，这应是他漫游中向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的结果。这些诗缠绵婉转，一往情深，十分动人，既表现了诗人对妇女的同情与尊重，也反映了诗人自身丰富细腻的情感，说明李白除了豪迈与旷达外，也是深有至情的，正是侠骨柔肠，刚柔兼具。他这时写的一些咏怀之作就表达了胸怀豪放的一面。如《嘲鲁儒》通过对腐儒的讥嘲反映了诗人济世经国的大志，而《襄阳歌》、〈江上吟〉等则抒发了壮志难酣的郁愤，他在诗中渲泄的对功名富贵的否定，反映了追求人身价值遇到障碍时的牢骚和旷达。试看《江上吟》：
木兰之绁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
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如果了解李白的为人，便会意识到诗中的置洒载妓，并非颓废；鄙弃功名，亦非真意，歌颂屈原的不朽才是本怀，因此诗作仍在肯定自己。由此可以窥见李白在逆境中奋进而痛苦的心灵。另外他的赠友诗也坦露了自己的志趣，如《赠孟浩然》诗实际反映了李白“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高洁。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又可以见出他是多么珍重友情：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待诏翰林时期 （742～744）
李白既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奇白风骨，呼为谪仙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孟棨《本事诗·高逸》）此时李白被置翰林院，待诏供奉，未授正式官职。开初，玄宗慕其文名，礼遇甚隆，“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可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在天宝三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供奉翰林实际不到两年，离京仍是白身。他多年梦想的“愿为辅弼”的宏图破灭了。
虽然仅有两三年多，李白在京期间，心潮升涨跌落，感情喜乐哀怒，情绪的变化是很剧烈的。他这时的一些作品正反映了这种变化。他初入翰林、颇受器重，据说他曾制《出师诏》、《和蕃书》、《宣唐鸿猷》诸文，玄宗许以中书舍人 （见魏序及刘全白的《碣记》），但上述诸文今不存，难辨事实之真伪。他入宫曾制《清平调词三首》，《松窗录》记其本事，向来作为佳话流传。诗确是写得很出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据《本事诗》说，太白还应诏写作《宫中行乐词十首》 （今存八首），也是笔不停挥，顷刻立就，有如宿构。今录其二：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搂巢翡苹，珠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辈，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 飞燕在昭阳。
以上几首诗，写得浓艳华贵，风流旖旎，清新俊逸，自然天成，深合宫词体段。不过实际上李白只被当成文学弄臣，这倒非其初衷。他是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玄宗并没有重用之意。他此时内心很悲哀，《古风第十五》似乎就是此时所作：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再加上无端受到谗毁，他愤怒了。他决心离去，以待时机。《行路难》三首表达了此时复杂的感情。今选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筋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 !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极度苦闷中，本来嗜酒的李白更纵情酣饮，他是希望在酣醉中忘怀一切不快。他的《月下独酌四首》之一说：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明月才可以为自己作伴，可见李白多孤独，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环境多么黑暗！他只得离去。但他绝不相信自己的价值永无实现之日，他要养晦待时。他在《梁甫吟》中高唱道：“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堄屼当安之？”诸葛亮未遇时好为《梁甫吟》，李白认为自己也像未得志的诸葛亮，也像未遇文王的吕望，未受汉高祖重视的郦食其，叩帝阍而不得的屈原，可见他仍然焦灼地期待着明主以后会理解他，重用他，俾得风云际会，一层宏图。这种兀傲不屈的精神颇似屈原：不屈伏于小人，但忠于君主，绝不停止积极事功的追求，甚至这种追求在遭受打击下更强烈了。这种心态，已经种下他日后误从永王李璘东巡的因。对统治集团的幻想，终使他后来落入更大的悲剧之中。
离京东游时期 （744～755）
李白出京这年是四十四岁。他首先东游洛阳，在那里会见了三十三岁的伟大诗人杜甫。两人像有“宿缘”，定交即亲如兄弟。接着他到陈留，又到汴州，与杜甫及另一大诗人高适相遇，三人同登吹台、琴台，纵猎大泽，饮酒赋诗，相得甚欢。杜甫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友情更为深挚。不久高适分手，李杜同游东鲁，同访名士李邕。之后李白又往齐州，请高天师为授道篆，然后他南下吴越，再往来于金陵、扬州、庐江一带，约数年之久。然后又北返东鲁，再西游梁宋。由于许氏夫人早死，他在梁园娶宗氏女。约在天宝十一载曾北游幽蓟，对当时边塞形势深表关注。次年返梁宋，又南游宣城、金陵等地，对时局颇为忧虑。
这段时间李白漫游各地，看似潇洒，其实内心很苦闷，很不平静。他既对社会现实深为不满，又为不得实现抱负而焦急。像《梁园吟》、《鸣皋歌送岑使君》、《赠从弟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相距西京》等都表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对朝政的腐败及小人的猖狂表示出极大的义愤：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人生飘忽百年内，
且须酣畅万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黄金散尽交不成，
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
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
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里不仅讥嘲以斗鸡而得幸的小人，还讽刺以开边衅升官的哥舒翰，更为李邕、裴敦复无端被李林甫杀害而感伤。奸佞得志，正人受谤，孔子在世亦不得施展才智，整个世风腐败污浊到了极点，诗人愤懑之余真想隐居。《将进酒》干脆鼓吹及时行乐，其实倒是透露了他在失意后对事功的追求更为执着：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而就在这种苦闷与彷徨中，整个社会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安史之乱暴发了。
避乱及流亡时期（755～762）
最高统治者腐化贪暴的行为很快结成了苦果，安禄山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发动叛乱。乱军南下，连陷两京，唐王朝岌岌可危。此时李白由宣城奔至当涂，再巾仰剡中避乱，不久又到庐山，隐居屏风叠以观时局。肃宗至德元年 （756年）冬，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巡，过庐山时慕李白高名，再三邀之入幕。李白虽已五十多岁，壮心犹在，接受了邀请。谁知李璘有割据野心，兵至金陵、润州，便遭阻击。李璘全军溃败，自身也被杀。李白在战乱中只身西逃，至浔阳自首，被拘狱中，后以崔涣、宋若思等人为之洗雪，乃得出狱。年底长流夜郎。大约在乾元元年（759年）春抵四川奉节时，获得赦免，旋即东下江夏，以后流连于宣城、金陵之间。上元二年（761年），白已六十—岁，闯李光弼拆帐出征东南，他还请缨讨贼，以病不果行。乃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宝应元年代宗即位，诏授左拾遗，未赴官而卒。李白终身仍为白衣。
李白是一个对国家人民永远都怀着热诚的赤子，就是在自己被弃置，不得不避乱隐居的情况下，而当一旦有报国的机会，他也会挺身而出。他又太少机心。他之误从永王，以此也。功名追求太切，恐怕也有关系。所以一当李璘招邀，他便认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时机到了，决定出山。他把自己比为高卧东山的谢安，要拯救苍生于乱世。他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选四）可以反映他这时的激动心情：
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试取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由诗可知，李白初衷是拥戴永王经营南方，以江东作重镇，讨平叛军，西归长安与“二圣”相会。李白丝毫没有拥永王叛乱自立的的意思。可是李白毕竟太天真了，以至成了同室操戈的牺牲品。自己的匡济大志又一次破灭，他非常痛苦。他在自传性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曾叙述当时的形势和遭遇：
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
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
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
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
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反谪夜郎天。
除了因永王已成叛逆，不得不把他的再三敦请说成“迫胁”，其他叙述都是真实的。但李白的确是很达观的人 ，所以一旦他被赦免，得以东返，又快意忘忧了：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而且他仍是那么关心国家人民的休戚。乾元二年襄州出现兵变，他写了《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司马将军歌》等诗，反映战乱造成的灾祸和歌颂平叛的胜利。上元初他在豫章 （今江西南昌市）眼见征兵支前，他又写了《豫章行》，既同情人民，又鼓励讨贼，这种态度同当时杜甫的立场完全相同。就在上元二年他身体己渐衰弱时，听说李光弼出镇临淮，他还写诗表示请缨从军，以尽铅刀一割之效，可见他匡济之心无时或减。他在临终前作歌叹息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
游扶桑兮挂石 （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临路歌》）
他追求一生的抱负没有实现，但他仍然心雄万夫，认为自己还是一只“大鹏”。他认为他的遗憾，世无孔子，没有谁能理解。在封建社会，文学虽然早巳被人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要实现政治抱负，却非要作大官不可，文学只是政治的附庸。但李白没有料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政治上没有成功，记录他一生执着追求的诗歌，却使他永垂不朽。
转户口根据当事人投靠类型的不同（购房入户、夫妻投靠、就业挂靠等），所需要的资料和流程也会略有区别，建议详细询问户口迁入地的派出所户籍科。
办理户口迁移的一般程序（供参考）：
1，凡需要迁移户口的，必须由当事人提出申请；
2，提供当事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房屋产权证等资料；
3，并经过户口所在地村（居）委出具是否同意迁移的意见；
4，户口接收地村委或者居委会出具是否同意接收户口的意见；
5，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出《户口迁移证》；
6，携带上述资料，去户口迁入地派出所落户即可。
1999兔更佳结婚年龄
西西废
农村光棍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10年前，人们 到的是农村光棍作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问题，从妇女到暴力；10年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农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却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担忧下荒唐地开错了怪错了人。为农村适婚男性暖被窝的不该是女性，而是乡村振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人口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05 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者结婚难。一方面是人口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性别比，令处在婚姻阶梯末端的“丁男”择偶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经济与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光棍儿》剧照。
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背后：生女价值不如男
农村光棍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现在20岁至35岁的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间出生的。根据资料人口统计数据资料，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7，即每出生100个女性，对应着1077个男性。而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221，远高于103-107这一公认的正常比例。根据1953-1990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来农村人口性别显著增长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为何会出现这况？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计划生育之后，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从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以显著看出二胎及三胎以上胎次性别增长，如2010年数字分别为1303和1584。总人口数量的控制造成了农村性别失衡。
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是残余传统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主流的解释也侧重这一方面，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然而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经济与观念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女性的经济效益也不如男性，是显然的事实。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养老。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妇女”，包括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赋予妇女相同的权利、婚姻自由、对妇女的保护与抚养化等等，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然而父权本身并未打破，体现在不平等的工分制度、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未被打破、劳动分配未考虑到女性特殊权益等等。
总体而言，当时对男女平等的提倡更多是意义上的，而非经济上，即女性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权）。但客观上，妇女全面走向、参与劳动，为女性经济与思想的独立打下基础。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然而如果 在农村家庭的角度，即便在当时，生育女孩的价值仍然不如男孩。当女性承担起繁重农务的时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远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库的活一天能挣超过20工分，而在邻镇担任管理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来供全家开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严海蓉指出，“妇女”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主流话语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恢复“女性化”，妇女与家务之间的 被完全合理化。而农村地区情况更加恶劣。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男性恢复了家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
当时的认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妇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务与从事副产品工作的时间，而不用像过去那样，即使并不强壮的女性也要下地劳动。而事实上，学者Kelkar1983年在无锡做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妇女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妇女早上4点或更早就要起床，从事副产品生产10-12小时……同时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倒尿壶……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而生产交易所得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家庭与生产没有任何控制与决定权。”
此外，责任制本身也加强了男性的权威。工分制度式微后，农民秉承生产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的原则，但是工分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赚10个工分，女性8个工分）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亩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亩地。”（Kelka1983）对女性的歧视被制度化了。观念上，农村妇女对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几乎降为零。曾经妇女积极参加会议，以提高农村妇女意识与争取权益，而新经济下这些会议中断了。“妇女从早晚，根本没时间参加。”1983 年全国妇联承认，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一同推行的计划生育）忽略了妇女工作，男性权威观念复兴。（Kelka1983）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偏爱生男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地位或经济收益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
此外，农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提出农村集体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保障与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险相比差距悬殊。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差不多，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的数据，1982-2022 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 。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以上，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22 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22 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之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参考资料:
1、Hershatter, Gail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Ch 5 Far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Jiang, Quanbao, Sánchez-Barricarte, Jesús 2012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7 pp 2-15
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4、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38(4):383-410
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Yan Hairong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费孝通，2002[1939]，《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8、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 店
9、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
10、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学的分析”，《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Vol 28 No 3 160-169
11、，1955，“《中国农村的》的按语”
12、宋士云，“1949-1978 年中国农村保障制度”
13、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科 学文献出版社
14、严海蓉，2005，“的农村，空虚的主体”，《读书》7;74-83
15、严海蓉，2010a，“‘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 级之一”，《时代》6:103-120
16、严海蓉，2010b，“阶级的言说与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时代》6:121-139
1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以上就是与1999兔更佳结婚年龄相关内容，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分享。看完99年属兔女多大结婚好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规定：
二、依法为无户口人员登记常住户口
（一）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人员。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申请随父落户的非婚生育无户口人员，需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二）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户口人员。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向该助产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需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无户口人员或者其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可根据以上规定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