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何时推行不结盟政策的？

一、不结盟运动和政策，可以追溯到1953年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斯里兰卡发表的一场演说中。尼赫鲁将一年前中国总理周恩来为处理中印两国政治分歧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之后在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与会的29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愿意卷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而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万隆会议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三、1961年9月，在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努力之下，由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五国发起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终于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共有25个国家的首脑参与了会议并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求签订国际性的裁军条约，消除经济不平衡，废除国际贸易中心的不等价交换。同时宣言还明确表态支持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突尼斯、古巴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四、1992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应邀率团出席了在雅加达举行的第10次首脑会议。会上，中国正式成为观察员国，同不结盟运动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 1960年到196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 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捕捉到了有利信息,并牢牢地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 中苏会谈,改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避重就轻,只泛泛地谈论了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就蕴涵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当时,苏联最高***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距在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个讲话被称为“勃氏绝唱”)。 “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1月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高层***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了苏方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这场因葬礼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逐渐转“晴”。 消除“三大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1982年10月起,负责与苏方谈判的中方工作人员就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这种各持己见的“聋子对话”整整进行了三年。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我已经82(岁)了,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1987年2月,中方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政治磋商同时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1964年和1969年的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1982年这次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谈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中方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谈判气氛与前两次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最高***会晤,中苏两国重修旧好 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中苏双方经过商定,两国外长分别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做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邓小平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邓小平庄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邓小平也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接着,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20多年后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邓小平接着强调说:历史上的账已讲过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我们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 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 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 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刘克明通过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 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个方面 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1997年10月,曾经 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担任过翻译的阎明复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 的因素”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 某种结构性失衡”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 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 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 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 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国军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 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 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 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叶自 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 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 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 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 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 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 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 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 不能成立”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 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 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 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 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 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 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 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并说,“中国***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在这方面的 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 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 系引向绝境”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 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 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 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 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 国的关系”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 系的

三 中苏两国***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 中,***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 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的个人 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 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 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 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为线 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 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 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 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的矛盾、 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与需要 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反个 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毛泽东,一是由于1958年 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 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毛泽东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 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 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的瓦解”在国际上,与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 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有意无 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毛泽东与 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 的关系”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 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 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 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 淡,乃至趋向分裂”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 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 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认为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 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 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 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 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 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 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 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 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 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 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 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 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 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 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 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 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 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而若非要从这 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 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 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